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现代化样本。中国道路自身理论和实践空间的构建及其成功是一个客观事实。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为中国与世界历史的相互建构赋予了新的创造空间，也提出了从世界历史视野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任务。科学揭示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无疑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对于认识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自身问题的发现与解决，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历史叙事
现代性成为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热点，除了“西方话语的激励”①外，更为重要的是受中国问题所激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以加速现代化的努力，获得了巨大成功，综合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但贫富差距、生态破坏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与发展，折射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曲折与艰难。有学者指出：“中国正在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拒绝马克思就等于从一个方面拒绝吸取矫正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资源。”② 中国问题以及对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政策遭遇灾难性后果的关注与反思，促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升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干预社会现实的学术自觉。
论题首先聚焦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阐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勘破了现代性与资本逻辑的本质关联，明确地将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指向资本批判。有学者认为，“现代性作为现代世界之本质的根据，包含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由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勾连和共谋关系，所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一种双重批判,这一批判深入到资本的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③。离开资本的批判，现代性批判只是一种“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就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大相径庭。“资本仍然是当今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中介。如果淡化了这一本质性因素，对当今社会任何激进的现代性话语批判都会无意识地成为现实的共谋，语言的游戏只能是游戏的语言。”④
批判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与建构相统一的意旨。批判不是目的，目的是基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解读导向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有学者阐明了这一原则：“在当今中国作为民族复兴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唯有这样的批判——在原则高度上对现代性前提的澄清与界限的划定，方始有可能真正创造性地开启出我们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来。”⑤批判不是拒斥，而是扬弃。对中国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既包含对资本逻辑消极性一面的揭示，又包含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对资本采取辩证态度。有学者指出，在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既要贯彻现代性逻辑，但又不能“非反思地全盘接受，因为现代性控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影响，早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期就已显现出来。21世纪的中国发展只有以反思和诊断现代性的逻辑为前提，才不会重新落入现代性的陷阱之中”⑥。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一致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⑦。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初步结合过程中的问题作出的理论回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现代性问题的积极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⑧。中国现代性研究在党的创新理论阐释研究中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成为民族主义立场思考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思想界，既有在承认西方思想和知识的普遍主义性质前提下，把关于中国的知识上升到普遍主义的高度的努力，也有指向于完全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现代性”理论的构思。撇开立场的差异不言，中国现代性以及中国问题只能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为根据，通过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来说明和解决，因为在西方的现代性知识体系中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说明和解决的，这逐渐成为一个广泛的共识。
对于21世纪以来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性研究，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现实及其理想成为关于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当代性的一大契合点，不过，“在该问题上争论不少，但建树并不大”⑨。究其原因，经济的持续增长强化了资本和市场等因素的合法性存在，社会意识领域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异化的宽容也处于不断增强的态势。相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特殊敏感，不过，这份敏感并没有成为对于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内在动力，反而导向一种自觉的自我提醒，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度的距离。中国现代性的理论研究既难以形成正确的问题域，也难以进入问题的实质层面进行有效的规范性校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性研究新的展开，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现代化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所推动的结果，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与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相结合，使得中国在与世界历史相互建构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承诺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中国现代性研究新的展开，则直接归因于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提出，表明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新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理论话语，展开了新的一轮现代性研究。
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辨析成为关注和思考的首要问题，这一方面表明关涉中国现代性基本问题的研究仍然远未完成，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为阐释一种新的现代性提供理论依据的目的。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这“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⑩。总体上，在现代化与现代性关系上形成了两种解读。一种解读为表里之间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主要指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与世俗化等社会发展过程；而现代性则是一个历史与哲学概念，它不仅指明‘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重要发展时期，而且还确定了现代社会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抽象地说，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与运行机理，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外在表征及其发展过程”。{11} 一种解读为技术水平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用来描述技术水平的概念，即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和落实水平。所有地方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都需要完成现代化，在生产、生活、能源、管理、交通、信息、知识等方面达到现代科技的最大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普遍问题，是技术上可衡量的成就；现代性却是一个特殊问题，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或价值观问题。{12}有学者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现代化是主要用于说明物质文明进步的概念”，而“现代性是一个表达现代社会理性的概念”{13}，“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观念表达”{14}。
经过两个十年的探索和思考，现代性研究已经进入到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为主题的新阶段。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于以下几个论题：一是基于现代性的超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只有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能够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超越现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显现出来。”{15}二是揭示和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特征。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16}三是侧重于现代性的视角论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不仅赓续五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根脉，而且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必须从‘现代’与‘现代性’的历史演化入手，由此进展到何谓‘现代文明’的演化逻辑，阐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果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表达和理论旨归。”{17}新的成果启发了新的论题。社会主义现代性研究的进一步破题，不仅需要强化辩证法和问题意识，还需要深化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在规定和运行机理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逻辑关联的认识。
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过现代性概念，也没有明确讨论过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因为“马克思非常严格地把扬弃了现代性本身的人类文明形态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18}。但是，这不能否认他的思想中既蕴含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又蕴含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设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就是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和苦痛，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为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这一设想提供了实践空间。不过，实践要比设想丰富和复杂得多。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的结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留下许多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显露，激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的课题。其实，早在新世纪之初，就有学者提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问题，但细微观之，这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所提出，而人们至今尚未从整体上深入探讨的问题”{19}。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无疑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坚持世界历史视野。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近代以来在中国所呈现出的历史轨迹，都不是由自身的文化和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由于自身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实际地位，使得外部因素的影响不能不居于突出的位置。就此而言，西方中国研究的范式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论和帝国主义论等虽然各自有其明显的局限，但在方法论上有值得借鉴之处。基于世界历史视野，可以作出双重判定。第一，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有机构成。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描述西方现代化样貌的同时，揭示了这一力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0}作为东方古老大国，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就与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展开相关，只不过是以一个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被动加入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而已。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有机构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空间并存，构成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分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21}。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中国的现代化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中国的展开，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社会制度选择的必然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与之相对应，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也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2}。“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是新中国承继下来的历史遗产。迅速改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面貌，尽快实现现代化，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韦伯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路径，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23}。撇开对“先进国家成果”的具体分析，仅就技术层面来说，这一论点无疑是合理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化三改”反映了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维逻辑。现代化建设构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与建设现代化成为同义语。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以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为样板，建立了包括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体制。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开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等构成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和内在规定。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的探索曲折而艰辛，积累了不可忽视的若干认识。第一，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强调要“独立思考”，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24}。“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25}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概括而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实际的要求。
第二个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深刻反思，明确了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根本立场。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6}在彻底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积极的调适。第一，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定。这个判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27}。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之上。第二，作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决策。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的因素之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构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也同时了促成现代性问题的中国体验，客观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新的一轮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同富裕，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28}；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党的领导。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层面的调适过程伴随着上层建筑层面的反馈，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特点。
第三个历史时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主义的延续，展现出实践价值目标的韧性。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探索，加强了规范引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性新一轮建构中政治对经济反作用的强化。习近平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之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不仅“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而且“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29}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一方面突出表现为深化对资本逻辑的驾驭。习近平指出：“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30}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对资本活动空间的厘清、规范和对劳动的赋权与保护，有效抑制了资本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突出表现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不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而且表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一轮建构取得了重大进展。
基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结合三个历史时期的探索，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觉。当今世界总体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中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强但仍处于相对弱势的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筹划就具有鲜明的抗争意识和超越精神，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什么”的身份定位与价值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此深度地介入发展实践，维护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规范和引导资本积极作用的发挥，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理所应当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性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基本规定。第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调适不是思想向现实的简单迁就，而是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保持两者之间张力的平衡。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道路。正是通过辩证法的运用和历史理性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的同时，也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积极成果。
三、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若干价值规定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规定，需要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作出概括和提炼，社会主义现代性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别作出说明，本文侧重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揭示其中若干价值规定，并在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比较中加以辨析和阐明。
第一，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上，坚持两者相统一基础上的价值理性优先。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与理性主义堪称是相互拱卫、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关系。”{31}作为“世界的祛魅”和理性化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划分为两种类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一定意义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处于不断增强的趋势，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作用发挥。工具理性最终压倒了价值理性，以至于有的学者将工具理性理解为现代性两大基本要素之一。马克思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2}这是一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一种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并将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的探索，坚持工具理性服从和服务于价值理性。这一规定既有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必然要求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支撑。“儒家的目的理性主要表现在道德理性与道德人格上，它追求人格的自我实现与完善，其特点是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实现“万物一体”之仁”{33}。与之相一致，“君子不器”意味着工具理性的缺乏。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阶段，这些特点曾经作为批判的对象，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文化传统扮演起积极的角色，构成塑造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在承认和肯定工具理性的意义的同时，应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优先地位。这个价值理性“既指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个目的，又指个体与社会关系和谐这个目的，同时也指人与自然和谐这个目的”{34}。
第二，在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关系上，坚持两者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以个人独立为特征的社会“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35}。个体的主体性构成现代性的又一核心价值。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自我的发现”{36}和“人之个体的崛起”{37}相伴随的是人的扭曲发展，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泛滥，是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马克思设想的未来世界实现了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对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替代。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尊重和保障个体自由、尊严和权利，在此基础上保持集体的优先性地位。这不仅是克服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应对技术之于人类社会风险的必然要求。“人类困惑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化的技术‘座架’、‘装置’确实对个体的自由和主体性造成威胁和控制，对此不能用消极浪漫主义的批判去化解，只能在集体主义的主体中保持对技术的控制和自由。”{38}
第三，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效率一词最能表达资本的活力和动员力量。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9}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同时带来了贫富分化，效率与公平的分裂与对立。正如德里克指出的，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借此以达及全球，不仅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而且现代性的矛盾，包括对其普遍性主张的否定，都普遍化了。全球现代性可以承诺在全球范围内从过去的解放，包括从现代性自身历史中的解放，不过，它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都打了殖民印记，使过去的不平等永恒化了，同时创造了新的不平等”{40}。公平是社会主义对自身身份的基本定位，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中华民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诉求相契合。将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可谓抓住了两种社会形态的一个本质区别，同时也反映了效率与公平在社会主义问题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视野中，关于效率的理解基于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41}在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要尽快提高生产力的总量，厚植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科技以及工具理性的作用。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平问题不能等到社会贫富分化到一定阶段才去解决，必须把公平渗透于发展的整个过程与每个环节中”{42}，实现社会各阶层共享文明成果的过程与结果相统一。
第四，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坚持劳动优先。资本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过程中使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死劳动统治着活劳动，过去支配着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3}“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4} 资本每一步的解放，都意味着资本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意味着对劳动的奴役的深入。劳动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旨趣所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5}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获得的长期的合理性存在使得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社会主义现代性坚持劳动优先的原则。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46}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就是驾驭资本逻辑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或评价尺度就是尊重和保护劳动，冲抵对劳动的鄙视和厌恶，使劳动者越来越充分感受到主人的光荣和幸福。
第五，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上，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及其包含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对外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资本虽然将全球作为自己驰骋的空间，但在国内和国外的行为方式上有着明显区别。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47}19世纪中叶资本在全球的野蛮性和掠夺性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虽然构成社会制度的主要载体，但共产主义是全球性的事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解需要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48}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问题也日趋增多。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现代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作出双重审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在社会主义视域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具有一致性，应坚持两者的统一。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基本关系是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国家利益原则具有决定性地位。应始终坚持捍卫和维护国家利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是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向。应始终坚持国际主义，在全球性问题上秉持正确义利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履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的承诺。
四、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解的方法论原则
社会主义现代性内含丰富的辩证法，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确认识和把握，需要坚持和贯彻辩证法。
1.民族性与超越性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表达，蕴含理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独特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精神诉求，作为具有民族特征的价值系统，“具有超越历史的永久性价值和普遍性意义，不能仅由社会制度来决定或说明”{49}，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导致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被动的境地，这种状况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逐步呈现出一种反弹的趋势，其中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被简单否定的同情和理解，又有对作为积极的思想资源被遮蔽的反思和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得到了彰显，而且在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获得了越来越为主动的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并非仅仅是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其有着作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自身内在脉络，近代以后中国的变化，依然在中国文化上千年自身演化的历史延长线上。”{50}道路自信显著提升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基于民族性，中国现代性成为中华民族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后走向伟大复兴的显著标识。
当然，文化自信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自信，而不能简单地归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不予以严格的澄清和区分，就可能导致在现代性的民族性和超越性关系的认识上的混乱。只有基于超越性的维度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性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实践任务是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和苦难，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由此，中国现代性就逾越了多元现代性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就不能停留于多元现代性的层面，而必须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高度。超越既有技术性超越的方面又有价值性超越的方面，前者更多地与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相联系，后者则主要与中国现代性的本质相联系。基于超越性，中国现代性首要的意义就是对“历史终结论”的解构。苏联解体之后，在“历史终结论”的喧嚣声中，现代性强化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由此，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51}东方与西方的地理范畴早已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制度偏见，中国现代性在此以极大的历史主动深刻改变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格局。
2.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52}。在现代化的问题上，唯物史观始终坚持规律的一致性与道路的多样性相统一。在确认现代化源自西方的同时指明其不专属于西方，西方的现代性也并非不可以超越和质疑。客观的事实是，后发国家对西方的现代化方案并非照单全收，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决定了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如艾森斯塔特所言，“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动态”{53}。中国无疑是一个特殊性的典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都展现出一系列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需要从现代性多元判定和内在超越的双重视角加以透视。
中国现代性蕴含双重普遍性。一重是现代性的普遍性。“表达现代化社会一般特征的现代性可以说就不是学术界的主观任意的构造。现代化国家总会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等现代性的普遍特征。”{54}普遍性的强调首先是因为普遍主义的声明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表达，这一点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都概莫能外。问题的关键在于，特殊性的过度强调可能导向一种绝对的特殊，而与现代性的普遍性相分离。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有着较为稳定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内核，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也意味着更彻底地坚持现代性的普遍性。坚持多元现代性并非一味强调特殊性而取消普遍性，而是应首先坚守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价值”{55}。“理性的意义就在于建立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则。”{56} 侧重现代性的普遍性的视角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任务，既是世界文明进程的必经之途，又是对将中国道路视为所谓“另类”指责的正面回应。另一重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中国现代性虽然在话语上是一种特殊性表达，凸显的却是普遍性意义。中国现代性呈现出来的特色“是相对于社会主义这一共性的特色，而非脱离社会主义的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原生性特点”{57}，是一种新的更高的普遍性。关于这一特殊性话语的阐释只有基于社会主义这一共性而不能脱离这个共性，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严格地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导引在实践中尚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正是超越性实践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现实课题。
3.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
超越性的探索谈何容易，注定艰难而曲折。由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还不是已经充分实现和完成的状态，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把握应有与实有的关系，坚持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视角对其加以完善。这意味着坚持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最深刻的行动导引，将中国问题置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视野中加以确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现代性弊端”还是“现代性不足”，都是一种西方构造的镜像，不足以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是适应与超越的辩证统一，致力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和苦痛的缩短和减轻，是一种内在超越。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资本批判固然没有错，但是在中国问题的内在构成中并存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维空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国问题全然归为资本逻辑的消极后果，比如它还受到文化、制度等方面消极因素或单独或叠加的其他负面影响。因此，在确认资本逻辑消极影响的同时，还必须承认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促成资本逻辑的强化，这决定了基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立场的批判始终是双重批判。
从规范性的视角看，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高于权力逻辑，权力逻辑服从服务于资本逻辑。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后，“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奴隶”{5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逻辑具有相较于资本逻辑的优势地位，构成实现人的逻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基础。维护和保障权力逻辑积极作用的发挥，必须思考和解决如何保持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问题，这不仅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关，更与维护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关。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59}。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民族认同，构成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方针。应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关联为前提，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作为根本方向，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适当的地位，持续深入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申：“‘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考察政党性质的基本尺度。只有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与党的民主作风统一起来，才能在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的同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三者相互贯穿，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刻的规范性内涵。
（作者简介：吴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与意义研究”（项目编号：22ZA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4年第1期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