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曾经指出：“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没有像‘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精纺机那样，在生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如此大的改变。”对此，马克思指出：“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改变。”
在这里，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再由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由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最后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形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简记为“生产力—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
一、生产力决定论的争论
从上面的传导机制可以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并最终决定生活方式。这个结论可以看成是生产力决定论，但是，这里的“决定”只是表明一个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变化，前者是变化的主导者，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变化之间的联系就是一一对应的，特别是不意味着一种生产力只能决定或对应一种生产关系。否则，就会引起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质疑。毕竟，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生产力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样的生产方式也对应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例如，马克思指出：“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同一种生产方式同时对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封建行会的生产关系。
正如力的作用会遇到反作用一样，生产力决定论的传导机制并不排斥反向的作用，生活方式会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会反作用于生产力。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上述生产方式的反作用，不同于封建行会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初期的工场手工业才进一步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马克思在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就曾指出，资本“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在这里，资本这一生产关系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这样的反作用传导过程。进一步地，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增加了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从形式上从属转为实际上的从属，从而强化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决定。
也正是因为这种反作用尤其是负面的反作用的存在，生产力才会在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例如，由于当时英国的生产关系造成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极低，妨碍了英国人采用美国人发明的碎石机，毕竟人工碎石的成本比用碎石机便宜，从而制约了英国生产力在这方面的发展。这进一步表明上述生产力决定论中被决定的一方与决定的一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在决定与反作用的角力中不断调整的，从而使得这种对应关系难以做到一一对应。
但是，如果因为这种联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就以为生产力不能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其后果是，我们曾经以为在低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教训极为深刻。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从单个生产单位到社会生产的扩展过程，一旦生产力的发展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就几乎是唯一的，这时候只有这个唯一的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培育出来的生产关系能够容纳最多的或更多的生产力，其他的生产关系因为无法容纳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而与之产生矛盾，进而引发消除这些不再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使唯一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壮大的社会变革。正如工场手工业从初期发展起来之后，就完全脱离了行会手工业那一套一样。这就是马克思在“两个决不会”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事实上，以往人们对生产力决定论的争论，正是忽视了生产力的这种决定具有辩证发展的特点。
例如：唐昌黎认为，生产力决定论是一元决定论，人创造了生产力，其它全由生产力决定，人就不能再有其它的创造了。他进一步认为：“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发展。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最落后的俄国出现，接着又在生产力更为落后的中国产生。两国都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引起了革命，更不是生产力决定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对一元决定论提出了挑战。”在这里，唐昌黎虚构了一个生产力绝对决定论，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然后再列举并不绝对的事件来指责马克思，进而推翻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思想。但是，无论是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俄国十月革命，还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革命，但仍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革命，仍然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只是两个国家的这两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都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手里。俄国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二月革命的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行的，在俄国是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在中国是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对于俄国来说，俄国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了能够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基础，新经济政策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被中止了。对于新中国来说，没收官僚资本和得到苏联经济援助，使得新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了初始的物质基础，而要使这个物质基础正常地发挥作用，只有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才能做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了阻碍，于是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此可见，对于俄中两国来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产生，并没有违背生产力决定论，反而表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
列宁曾经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生产力决定论同样不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它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划定界限，不致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都唯心主义地推到人的主观意志上去。否则，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也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了。马克思正是在生产力决定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限定下才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有人认为，“‘生产力决定论’强调每一特定的生产力都要求特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但是，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磨就不能是蒸汽磨，事实上，他只是表明蒸汽磨产生的不可能是封建社会的，也就是说，高端的生产力不可能产生低端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在手推磨时期就已经出现，“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3。因此，低端的生产力可以嫁接高端的生产关系，并在高端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下发展成为高端的生产力或被高端的生产力所取代。如果不是这样，一些国家也就不可能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机制也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现代化了。
事实上，俄国人早就向马克思提出，能否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可以不一一对应的问题。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在这里，尽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但这仍然不妨碍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这是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俄国就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采用新经济政策来引进和占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生产力，就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为了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他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的设想。而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历史倒退，也是因为苏联的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了，导致苏联人开始羡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所羡慕的大多数是被美化出来的“空中楼阁”。苏联解体进一步证实了生产力决定论，尽管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与苏联相同甚至比苏联落后的生产力决不能维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原因仍然是，生产力决定论只是最终决定，并不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对应从蒸汽磨到电气磨、数控磨床等等发展相差达300多年（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今天）的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样可以对应发展程度相差很大的生产力。因此，这也意味着不是生产力提高了就一定会形成更高的生产关系，否则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矛盾冲突也就不会发生了。显然，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提升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无论如何，生产力决定论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否则高质量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除了生产力决定论，还有其他一些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历史合力论、多元决定论等等。这些决定论，看上去并没有直接否定生产力决定论，但是它们的提出，在实际上存在取代生产力决定论，从而间接否定和扭曲生产力决定论的问题。但是，这些决定论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推翻不了生产力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把经济因素作为说明社会历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依附于逻辑推理和演绎而忽视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与经济决定论相比，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生产力决定论，只是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中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对于历史上的一切现象，尤其是因为偶然性而出现的现象也起决定作用，从而不会像经济决定论那样机械地决定社会历史的变化。
被后人强加给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被视为对经济决定论的一个否定，它源自恩格斯的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如果我们通读原著中的上下文，就会注意到，恩格斯认为上述观点在论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时是处于第二位的，而处于第一位的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此，历史合力论不能否定经济的决定作用，而这个经济的决定作用不等于经济决定论，而应当像前面提到的列宁那样理解决定论。同时，历史合力的结果不表现为分散的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产物，而是表现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力量其实就是生产力，因而历史合力论也取代不了我们提到的生产力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提出了多元决定论。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来看，决定社会关系的因素，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且社会关系还会受到生活方式的反作用，如果从社会关系发展来看，它也不是一元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但是最根本的决定还是生产力决定。声称保卫马克思的阿尔都塞如果不是错误地把不同层级的决定并列到同一层级，就是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懂马克思为什么要把终身精力耗费在《资本论》上。
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导中介
斯大林提出：“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这是他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论述的误解。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处之外，马克思还曾写道：“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传导中介。
不过，斯大林之所以提出他的那个观点，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也到处都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词，这个词语中的“资本”二字就含有生产关系的意思。但是，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差别就好像商品与商品资本的差别一样，既然我们不能因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就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下的商品中都必然包含剩余价值，都隐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同样不应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就认为生产方式中包括生产关系，而应当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被生产关系修饰了或反作用了的生产方式。这恰恰符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的结论。同一种生产方式可以对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以对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取同样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线，这也就像商品可以是商品资本也可以不是商品资本。因此为了明确表明对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才在生产方式前面加上“资本主义”这个修饰语。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本身也会形成生产力，这也让人容易像斯大林一样产生误解。例如，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可见，协作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方式。但马克思又指出：“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这里，我们看到，协作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生产力，尽管我们通常把它看成生产方式。
不过，马克思还指出：“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这表明利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本身完全是两回事，从而不能直接把生产力归入生产方式，同时也表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不是一一对应的。因此，斯大林的上述论述是不能成立的，而吴易风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但是，尽管要通过生产方式这个传导中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还是成立的，这既是因为所有这些决定都只是从最终决定的意义上来说的，也是因为马克思曾经指出，“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可见，社会关系和其中的生产关系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郭冠清一方面认为，奴隶制、农奴制就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协作、工场手工业（还有机器大工业）都是生产方式。21其实，前者只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后者才是生产方式。就机器工业这种生产方式而言，它可以在资本家的控制下进行，也可以在工人联合体的控制下进行，这种不同的控制形式也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时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2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样的生产力在不同的劳资关系下形成为不同的生产方式。但它并不意味着生产力不起决定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方式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和生产关系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是以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高度上，原来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从原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出具有新的生产关系的新的生产方式，从而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更加深刻和彻底的变化以推动生产力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和区别
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十分密切，马克思曾经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社会关系，从而生产当事人彼此的社会地位，即生产关系本身，被生产出来，是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的结果。”23大概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谈到生产力决定论时往往只谈生产关系而不谈或少谈社会关系。
不过，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注意到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中提到的现象。他说：“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女性有了较大的就业范围……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恩格斯后来也指出：“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里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虽然受劳动组织改变的影响，与女性在就业时的生产关系有极大的关联，但还不能将其归入生产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区分了这两者，指出社会关系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后来，他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时写道：“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也就是把社会关系从人本身扩展到了人的创造物上，尽管这个创造物上的社会关系只是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但这也使得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由此可见，不能把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等同起来。社会关系包含生产关系，而且社会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关系。
有人根据毛泽东关于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等观点，提出了“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另一条蹊径：不是生产关系变革，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汇结合的社会关系变革，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之路”。这个说法揭示了毛泽东时期“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和做法的来源。但从历史实践的效果来看，这条蹊径并不好走。
事实上，社会关系的变革更适合革命时期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原始积累时指出：“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而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这些划时代的事情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变革，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发挥主要作用，以便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创造条件。不受法律保护又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得不与有产者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后者成为资本家，使自己成为雇佣工人。
而在原始积累过后，与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生产关系的变革或扩展起着主要作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
事实上，尽管社会关系的变革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上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它就只会像高利贷的破坏作用一样，只是瓦解旧的生产方式而不会造成新的生产方式，从而无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之后，资本家既不像地主那样借钱用于奢侈消费，也不像农民那样借钱应对不幸事件，而是借钱用于榨取利润，使得生息资本的利息一般不再超过平均利润率，不再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甚至必要劳动，高利贷也就不再成为生息资本的主要形式，借贷双方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前面已经提到生产关系是被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后来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9因此，在社会关系的变革或社会关系的主要变革已经完成也就是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需要关注的恰恰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出产品，而且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维持和扩大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进而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事实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忽视正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整个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时期的那一条蹊径最终没有走通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于当时过于关注生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而忽视了生产关系本身，导致推动生产力发展不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工作日时曾经写道：“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即引文中的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压榨、毛泽东提到的上层建筑——法律等）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
由于在传导机制或传导链条中是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因此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其基本经济制度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因为，只有建立在公有制企业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支撑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如果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只是被领导的和被支配的一方，那么他们在社会上也不可能或很难维持和拥有领导地位，从而也难以维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四、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能对应发展程度相差很大的生产力，那么在两者都同样对应的生产力水平面前，我们倾向于哪一个生产关系呢？这一方面取决于哪种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哪种生产关系能够通过社会关系更好地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关注生产力的发展，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决定生活方式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使极少数人赚钱，为此不惜让人民群众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两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关系。因此，只强调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于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学界必须要在继续关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关注生产力决定论的传导机制的最后承接者，也就是关注生活方式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毕竟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不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行，其历史判断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实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真正彰显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这也正是我们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全体人民群众摆脱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的历史功绩所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在这里，延长工作日导致工人一生多处于生产的时间，并造成工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生产方式附属物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使英国棉纺织业工人失业时，失业工人呼吁社会资助他们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移居国外。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市政当局把工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32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使资本家为了提高利润率，任意地把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工作场所，一场火灾就能造成大量工人逃离不及时而死伤严重。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国外学者研究“空间正义”问题，也是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生活方式。一些发达国家一线城市的环境卫生，还不如中国的三线城市。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里，只有灾荒之年才存在救济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一直在“享受”救济，领取免费食品。有人认为，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性”“优越性”，其实，这只不过表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达，仍然不能使人摆脱饥荒状态。其原因在于，这种社会关系只有在使一些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才能把自身维持下去。这是社会关系决定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
更重要的是，“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导致工人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弱化，也就自然成为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越来越要求有更高素质的劳动者。特别是“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33。显然，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更高级生活方式才能做到。实际上，只有富裕的生活方式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能够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方式，而且能够全面提升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活方式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正在于此。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为此，我们要保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关系，改善工人的生活方式，首先就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尤其是要安排好工人们在工作间隙的休息时间和休息场所或休息条件。事实上，如果一个城市仅仅在居住环境方面有较好的条件，但工厂车间里的工作环境恶劣，也是不宜被评为宜居城市的。其次，我们要全面依法治国，严格落实劳动法，缩短工作日，让劳动者有充足的家庭生活时间，使其本人和家庭成员的身心都能够得到健康发展。共同富裕绝不仅仅是大家都有钱，还要求大家都有时间花钱来享受美好生活。
当然，要实现共同富裕，改进生活方式，就必须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结语
列宁曾经指出：“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表明，社会主义应当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但是，学术界一直以来主要在乎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主要关注马克思所提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中的前面三个环节，对于后面两个环节的关注很少，存在理论研究不平衡现象。
而事实上，不仅改变贫穷的生活方式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动力，而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实际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所在。只有全面把握这个传导机制，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唯物史观，也才能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方式就必然会发生变化，而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从事生产和围绕生产的当事人之间的组织形态从而生产关系也要发生变化，进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能否摆脱贫穷，能否实现共同富裕。
今天，我们面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历史任务，实际上就是要抓好“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的两头，通过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来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方式。不过，从生产力到生活方式之间还有三个中间环节，为此，我们必须抓好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达成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上，更加平衡地对待“生产力—生活方式”传导机制的各个环节。
（作者简介：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20MYYA01）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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