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文豪：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论析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战无不胜的成功之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聚焦“因何化”“化什么”“如何化”“谁来化”等核心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科学的理论阐释，作出了重大的开创性贡献。本文从生成逻辑、核心要义、时代启示三个方面，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进行系统性建构和学理性分析，力求为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作出有益探索。
一、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阐释的生成逻辑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必然会遵循相应的生成逻辑，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同样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理论产物，有着严密的生成逻辑。
1.理论之根：生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同样如此，其生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直接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概念，但是在创立他们理论的过程中，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曾多次阐发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譬如，1869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书信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指出“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据此，他强调，“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1872年，马克思在提及自己提出的工人阶级最终夺取政权的理论时强调，这一理论的应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宣言》中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85年，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当谈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革命策略时，恩格斯指出，“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更是鲜明表达了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意向。他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论及不同国家和民族运用共产主义原则制定革命策略时尤其强调要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他批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几乎全是俄国味”，鼓励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论述，从更深层次折射出他们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者时曾深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他们“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逐渐形成和发展。
2.实践之源：生成于中国革命建设宏伟实践的孕育之中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都要历经特定时代条件下宏伟实践的孕育，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审思的产物。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同样是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实践是其生成的实践之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然而，作为诞生于西欧和俄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复杂难题提供具体的现成答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成为党面临的时代之问。幼年的党曾一度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生硬裁剪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犯下了各种右的和“左”的错误，既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又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付出惨痛代价。在此境遇下，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等的调查研究中敏锐把握了中国实际区别于西欧和俄国的独特性；他立足中国实际，深刻汲取大革命失败和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武装斗争屡遭碰壁的教训，勇于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系统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成功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新道路；在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中，他响亮地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呐喊，深刻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为人们在中国条件下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廓清了思想迷雾。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他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在这篇文献和此后多篇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内在机理、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表示“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面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时代之问，他郑重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带领全党为之付出艰辛努力。正是在破解各种时代之问的实践探索中，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逐渐形成、日渐丰富。
3.主体之力：生成于毛泽东优良的主体素质的催生之下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需要特定的理论和实践等客观条件外，还需要理论创立者自身所具备的优良主体素质等主观条件。考察一种思想理论的生成逻辑，不能忽视对理论创立者自身所具备的优良主体素质的分析。毛泽东个人所具备的优良主体素质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形成的主观条件。这些优良的主体素质，概括地说，集中表现在五大方面。
一是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展现出作为革命领袖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这是他破除重重羁绊、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精神支撑。二是务求真谛的理论修为。毛泽东十分注重从立场、观点和方法层面务求马克思主义真谛，这为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理论阐释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脚踏实地的务实品格。毛泽东之所以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刻认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脚踏中国大地，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实际了然于胸。四是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始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质疑教条主义“权威”，勇于打破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致力于开辟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以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和创新发展。五是扎实深厚的文化素养。毛泽东一生饱读诗书，其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无不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浸润，这对他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与时偕行”等思想为毛泽东体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提供了文化基础。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等的理性认知和娴熟驾驭，使他能够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
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阐释的核心要义
毛泽东聚焦“因何化”“化什么”“如何化”“谁来化”等核心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科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内在机理、实现途径和主体依托。
1.因何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依据
毛泽东善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哲学透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相互作用的必然性结论和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性要求。
第一，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相互作用的必然性结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从多方面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诸多光辉著作。《实践论》着重阐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详细阐发了认识过程的两次能动性飞跃，有力批判了教条主义重理论轻实践、经验主义重实践轻理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深刻指出这两种错误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矛盾论》重点说明和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精辟论述了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这一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以及“特殊—一般—特殊”的认识过程，深刻判明了作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作为特殊性的中国实际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这一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
第二，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性要求。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提出了理论发挥作用的三个条件：一是“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二是“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三是“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将这三个条件置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情境下进行分析，不难得知，“有客观存在的需要”是前提条件，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进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视野当中。然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有了可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中国需要，即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由可能变为现实。这就引出了理论发挥作用的另外两个条件，即让马克思主义“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同时让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具体而言，就是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亦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的革命实践，因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三个条件，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客观存在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伸。因而，可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条件性要求。
2.化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毛泽东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张力关系，着眼“思想力求成为现实”“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贯彻和运用，在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阐释中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第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体而言，就是将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再生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用以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譬如，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出色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其二，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将其和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譬如，毛泽东赋予《汉书》中的“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意蕴，借此阐释党的思想路线；用《老子》中的“不为天下先”、《左传》中的“退避三舍”、《礼记》中的“礼尚往来”阐释“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方针，都很好地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实际”一词通常一语双关，它既指真实的情况，又指人们的行动或实践。深刻分析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得知，“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至少应当包括三重含义。其一，使形成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对中国革命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抽象提升，使其成为反映中国革命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亦即“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其二，使中国革命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经验主义者“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因而，推进中国革命，必须重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革命实践活动减少盲目性、遵循规律性、体现科学性。其三，使中国真实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化。通过实践改造，推动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然状态”向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应然状态”转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归宿。
3.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
在精通应用中强化理论武装、在调查研究中考察中国实际、在有的放矢中进行探索创新，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
第一，在精通应用中强化理论武装。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深刻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为此，他多次为党员干部列出书单，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要求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中高级在职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需要尤为注意的是，强化理论武装，关键在于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弘扬正确的学风，毛泽东将这一问题视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和“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将其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加以强调，要求全党在精通与应用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其中，精通马克思主义，就要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马克思主义，就要以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总之，就是要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抛弃“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抛弃“死的马克思主义”；掌握“香的马克思主义”，抛弃“臭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在调查研究中考察中国实际。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基点，调查研究是考察中国实际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对“实际”这一概念有着科学界定。他指出：“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下，中国实际是一个面向丰富、指向多维的复杂概念，要想准确把握中国实际，必须对其进行全面调查和深入研究。系统审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中国实际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发现，他十分注重从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国际与国内、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维度对中国实际作出精确研判，为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考察中国实际作出了良好示范，提供了方法遵循。一是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既认真地研究现状，也认真地研究历史；二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既考察中国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等物质层面的因素，又考察中国的文化传承、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的因素；三是国际与国内相统一，将中国实际置于时代大背景和国际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深刻把握时代风云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四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以发展的眼光和精准的思维敏锐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演变，对中国实际作出与时俱进的科学判断。
第三，在有的放矢中进行探索创新。毛泽东用“有的放矢”来形象概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为此，要切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点，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创新。其中，进行理论的探索创新，就要着眼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对中国问题予以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进行实践的探索创新，就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和开辟出契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4.谁来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依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是一个无主语的概念表述，但是必须依托一定的主体力量才能推进。主体力量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等相关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毛泽东尤为注重通过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干部、领袖和理论家等杰出个体的作用来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认识。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核心。1941年5月，在建党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一重要论述，将党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对二者关系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会成为指导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取得执政地位，也无法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因此，从主体力量依托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靠。毛泽东充分贯彻唯物史观精神，真切肯定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他深刻指出：“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而“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因此，必须“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人民群众求教，“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系统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主体力量的发挥是相互依赖的。一方面，没有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实践创造的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就会因缺乏“原料”而无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马克思主义不为群众所掌握，也就无法转化为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丧失了意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丰富经验，还无法直接提升至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过程，才能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并且，人民群众也不会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力量，必须经过教育引导才能形成相应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而在这个加工改造和教育引导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扮演着“原料加工者”和“教育引导者”的角色，那么，人民群众则扮演着“原料生产者”和“实践推动者”的角色。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与人民群众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干部、领袖和理论家等杰出个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体。唯物史观在确认人民群众之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并不否认和忽视那些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列宁所言：“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应当说，历史的发展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同样也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项宏大的历史活动。因而，在确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毛泽东也并不否认和忽视干部、领袖和理论家等杰出个体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充分肯定杰出个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先进性，强调指出，“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高度重视发挥杰出个体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强调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因此，我们需要能够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并能够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家。
三、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阐释的时代启示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为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首创性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理论指针，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善于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当中获取智慧启迪。
1.逻辑起点：深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
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和经验总结，是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新时代，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深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一是要建立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新时代，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强调共产党人要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看家本领”，围绕“为何学”“学什么”“如何学”等理论学习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强化理论武装，就要以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指导，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建立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让理论学习成为全体党员的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从而切实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二是要增强理论创新的思想自觉。新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统揽“四个伟大”、进行治国理政，面临一系列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为此，必须要强化理论创新的思想自觉。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重大课题作出深刻分析和科学回答。三是要强化创新成果的宣传教育。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用创新成果武装自己，更要用创新成果武装群众，从而使理论掌握群众，继而使理论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为此，必须强化创新成果的宣传教育，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现实化阐释、通俗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立足基点：科学把握时代变局下的中国实际
毛泽东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因此，他十分注重通过调查研究研判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等中国国情的重要内容，始终立足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时代，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把握时代变局下的中国实际。一是要科学把握“两个大局”的互动关系。当今世界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世界发展面临着很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各种危机层出迭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赤字日渐涌现。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一方面，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出现的情况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等备受世界瞩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伴随“树大招风”效应的显现，中国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也面临着一系列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鉴于此，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充分观照世界大势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影响，精准研判“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二是要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转化，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历史性转化，是党开展工作的立足点、聚焦点和着力点。要精准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要科学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当前，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带领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破解了绝对贫困这一历史痼疾，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一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在此阶段，我们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必须牢牢立足这一新发展阶段，充分聚焦新发展阶段下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既不落后时代，也不超越阶段，始终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创新焦点：真切实现“两个结合”的协同共进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科学转化和灵活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新时代，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真切实现“两个结合”的协同共进。一是要实现“第一个结合”，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指导，系统总结中国实践经验、深刻汲取中国历史智慧、合理借鉴西方有益成果，对我们党推进的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践中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在“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要实现“第二个结合”，就要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将其思想精华和话语精华融入党的理论创新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当中。其一，系统性梳理。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滥觞源头、发展历程、演进脉络、思想流派、基本观点、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面貌的重要内容。其二，科学性提炼。科学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那些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文化精华，将其有机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之中。其三，创造性转化。着眼时代特点和发展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加工改造和革新更化，剔除其陈旧的思想意涵和表现形式，赋予其更具新时代意蕴的思想意涵和表现形式。四是创新性发展。着眼时代发展和治国理政的需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思想观点和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在守正创新、返本开新中续写中华文化新篇章，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4.实践重点：着力推动“中国道路”的深化拓展
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因此，他十分注重带领人民“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成功开辟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进行了艰辛探索、提供了重要基础。应当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新时代，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推动“中国道路”的深化拓展。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党百余来年道路探索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我们推进“中国道路”的深化拓展，需要着重在凸显鲜明特色、厚植比较优势、构建话语体系三大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出实招、求实效。一是凸显鲜明特色。立足时代前沿，深入推进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和文化弘扬，着力凸显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二是厚植比较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五大文明协调推进，“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日渐彰显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形态的比较优势。我们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统筹协调推进中进一步厚植“中国道路”的比较优势，努力实现“中国道路”对“西方道路”的全面超越。三是构建话语体系。必须着力打造出一批标识性、原创性的新概念、新表述和新范畴，构建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为“中国道路”的宣介和阐释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支撑，为“中国道路”的深化拓展消除舆论障碍。
（作者简介：武文豪，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3-20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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