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成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系统建构：一项思想史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诞生于古老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之中，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理论体系本质上虽属政治思想，但由于近代中国探索出了以政党政治统领并协调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共同转型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影响范围从诞生之初便突破了政治领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各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科学研究，既是理解近代中国革命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也是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准备。甚至可以说，缺少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只能是有很大缺憾的残缺不全的思想史。然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所辐射的领域太广，衍生出的思想内容跨越了多个层面，导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学术研究颇有力不从心之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意义重大，这一领域活跃着大批的研究者，近年来形成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但大量的学术成果之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衔接与推进关系，而是重复叙述、迁移套用，或是各说各话。究其原因，或在于学界尚未搭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知识结构，缺乏对这一理论的基础理论、中层理论、衍生思想的清晰划分。而研究者常不加甄别地将各个层次的庞杂思想和各个领域的实践经验一股脑塞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之下，致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模糊不清。
一般而言，特定学科的学术研究要基于明确的研究对象，利用相对稳定的概念工具和相对统一的研究方法，不断提出并解决新的问题，从而扩充既有的知识体系。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目前学界大致明确可将其划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两个层面，前者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后者强调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就发展历史而言，前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已经开始，后者则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得到毛泽东等人的系统建构进而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但唯有将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分类讨论，才有可能利用不同类别的方法展开针对性研究，因而这一区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术化”的必经之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目前形成了三类研究成果，其一是以长时段的宏观分析展现理论的变迁脉络，或是总结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或是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三次飞跃的重要意义；其二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形成的具体经验，将这些经验加以整理以形成大致的“理论体系”；其三是细致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内涵，或是围绕毛泽东思想等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与阐发，或是聚焦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演进历程进行思想史研究。相较于前两类研究多为规范性研究的情况而言，第三类研究注重搜集历史材料，逐渐出现了实证性研究的趋势，有望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学术化”与“学科化”的重要研究路径。其中，欧阳军喜等学者聚焦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理论著述展开的思想史研究，在细致分析历史文本的基础上考察历史人物思想与具体历史情境的互动，对本文颇具启示意义。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者，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成熟的核心推动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思想史研究理应从毛泽东的理论著述着手。狭义上的思想史研究注重围绕核心概念和重要论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考察概念与思想的历史来源与发展历程。较为广义的思想史则不仅注重考察思想本身的变迁，亦关注思想与具体历史情境的互动关系。基于广义思想史的视角，本文尝试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丰富的理论著述进行系统梳理。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石，随后又提出以革命阶段划分为代表的系列中层理论，进而在领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应用理论。此前，作者曾将哲学认识论与历史分期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双重核心结构加以讨论，本文则更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表述为基础理论、中层理论、应用理论的基本结构，旨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化”提供一种尝试性思路。以此为基础，未来可在这一结构框架中围绕各层理论开展更加深入的知识史与思想史考察，从而有效推进相关研究。
一、基础理论：矛盾特殊性与认识过程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出场，肇始于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驳。长征结束，中国共产党与中央红军完成了战略转移，但革命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尽管这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失败，但“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由于红四方面军未能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到达陕甘宁苏区的红军不足一万人。国民党调集了东北军、西北军、阎锡山控制的晋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对陕甘宁苏区形成包围之势。瓦窑堡会议达成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党内共识，但思想深处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反复思考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层原因。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批注：“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各项工作出现的失误，反映出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从“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层层剖析，逐渐意识到思想层面的关键问题在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不顾客观实际，造成了严重后果。然而他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为依据，自恃掌握了革命理论，反而以经验主义为名批评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革命策略的同志。在此情况下，反击教条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的理论工作。
毛泽东选择从认识论领域对教条主义发起攻击。从1936年开始，毛泽东集中阅读哲学著作，尤其关注认识论问题，并在1937年完成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均从这部著作中拆分而来。此时正是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前夜，也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奠定认识论基础的重要时刻。尽管此前毛泽东已经论述过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但多是经验性与策略性的总结，注重对具体革命路径的探讨，还没有深入到认识论这样基础的层面，难以对教条主义思想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核心主题，在于论证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实践论》围绕认识活动本身立论，探讨认识活动的过程性；《矛盾论》围绕认识对象立论，说明认识对象处在发展变化中，进而论证认识活动本身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矛盾论》构成了《实践论》的一个核心论证环节，《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基础文本。曾有研究者认为，《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核心的文本，与之相关联的《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对《实践论》的展开。”由于《矛盾论》经过多次修改且公开发表的时间较晚，从时间上看似乎《矛盾论》对《实践论》的论点进行了展开，但从两个文本的内容来看，将《矛盾论》视为《实践论》的基础文本更为准确。依此思路，本文首先分析《矛盾论》的核心论点与论证过程。
《矛盾论》开篇明确：“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教条主义者缺乏对现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意识，坚信既有的经典理论足以解释现实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可以直接用前人的教导来指导当前的具体工作。教条主义思想隐含着两个前提，其一是认为客观世界是静态的，客观世界或者是没有变化，或者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只是细枝末节的，彼此孤立的，不构成对经典理论的挑战；其二是认为某种理论已经对客观世界有了完整的和完美的解释，因此认识客观世界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前人的思想而非对现实境况进行研究。基于这两个潜在的思想认识，教条主义者坚信，现实世界的变化仅仅具有现象层面的意义，本质性的规律已经为经典理论所揭示，核心问题在于通过研究经典文献，找到变革现实世界的思想理论与具体方案。
《矛盾论》从三个层面对教条主义进行批驳，形成了层层推进的结构。第一是客观世界的性质问题，即宇宙观问题。《矛盾论》第一部分以“两种宇宙观”为题，指出将世界一切事物“看成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宇宙观，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辩证法的宇宙观相对立。尽管《矛盾论》没有详细论述辩证法的宇宙观，但由此可知，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客观世界处在永恒变动之中，这些变动有可能对经典理论构成重要挑战。经典理论所揭示的仅仅是客观世界的部分真理，要想获得变革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依靠背诵、研讨和解读既有理论并不足够，重要的是对现实中发生的变化进行新的调查与研究。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这样的发言：“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这段话清晰表明了毛泽东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既然客观世界永远处于变动之中，那就不能认为某一种理论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在《矛盾论》开篇，毛泽东论述了客观世界作为人类认识对象的基本特点，并基于客观世界永恒变动的基本性质进一步说明，一切理论都具有相对性，都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
既然客观世界处在永恒变化之中，那么，认识事物的变化便是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传统知识论将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知识作为认识对象，与此不同，《矛盾论》认为把握变动，找到变动的根本原因才是认识活动的关键。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或许是毛泽东从政治实践出发研究认识论，与传统知识论关注的研究对象不一致，亦可能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潜藏的归纳演绎法与观念论哲学在基本假设层面存在差异所致。就《矛盾论》的文本而言，毛泽东认为，应该将事物变化的原因作为认识对象展开认识活动。同时，“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此，认识活动要以事物内部的矛盾为主要的认识对象。对事物矛盾的认识，也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第二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为了探讨如何认识矛盾，毛泽东先后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过，对矛盾普遍性的论述只是“例行公事”，是服务于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的。按照一般的论证思路，“矛盾的普遍性”章节似乎应该说明认识对象的某些属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对这些属性进行研究后得到的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这样的观点恰恰为教条主义者所主张。在此，毛泽东没有展开矛盾普遍性与经典理论适用性的问题，而是直接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但矛盾的特殊性“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同时，“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可见，对矛盾普遍性的分析在此文之中并非重点，《矛盾论》的主题甚至可以被概括为“论矛盾的特殊性”。同时，如果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并列叙述，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教条主义者认为普遍性应该比特殊性重要，因为世界历史从欧洲到中国的演进本质上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历史过程，遵循着相同的演进规律。事实上，《矛盾论》没有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列讨论，而是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普遍性要通过特殊性才能表现出来。据此，对普遍性的研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对特殊性的研究则和革命实践密切相关。因此，认识活动的重心在于认识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特殊性构成了认识过程性的基础。研究特殊性，可以从中概括出普遍性。“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既然认识活动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内部矛盾，那么通过矛盾特殊性概括出矛盾普遍性之后，似乎可以说认识活动已经完成。然而毛泽东指出，这只是认识活动的第一步。因为新的事物还会继续出现，既有的普遍性知识没有将新事物的矛盾包含在内。将原有事物的普遍性知识直接用来描述新事物的性质是不正确的，在未经考察之前，无法确定新事物的特殊性是否可以被纳入到既有的普遍性知识之中。因此，认识活动还要继续下去，“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进而用其特殊性来补充丰富和发展普遍性知识。只有这样，既有的普遍性知识才能“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样的发展过程，构成了认识活动的两个阶段，即“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认识活动处在两个阶段永恒的往复前进中，从而构成了认识活动全过程。《实践论》将认识描述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性活动，《矛盾论》则说明认识活动在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永远交替前进，从而为认识过程性的观点奠定了微观基础。
第三是矛盾的阶段性问题。严格来说，矛盾的阶段性是矛盾特殊性更为细致的理论展开。相较于矛盾特殊性问题，毛泽东对矛盾阶段性的内涵做了更为复杂的讨论。矛盾阶段性大致有三种含义，其一是在事物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根本矛盾的激化进程影响了各种大小矛盾的变化，使得“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矛盾激化和演变的过程，有时迅速，有时漫长，有时直接，有时反复，可谓变化多端。其二是在事物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矛盾自然会产生明显的阶段性。毛泽东认为，事物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矛盾，例如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实践相对于理论所具有的主要矛盾性质，也可能发生变化。毛泽东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其三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发生转换的情况下，矛盾会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而且对矛盾进行阶段性分析将成为把握事物性质的前提条件。由于客观世界具有空间上的无限性和时间上的无穷性，因此完全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转换的可能。“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既然特殊性与普遍性会发生转换，那么如果不对矛盾的具体阶段进行分析，教条主义者坚持的普遍性知识就显得十分可疑了。矛盾的阶段性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尤其是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转化两个命题，会产生一系列深远的思想后果，值得深入探讨。由于矛盾的变化如此复杂，因此不能仅仅从某一经典理论出发来判断问题的性质，而必须对每一具体的矛盾“实行具体的分析”。因此，毛泽东指出，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要从总体上加以研究，还要“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认识对象具有特殊性，那么认识活动自然要经历从特殊性中总结普遍性，再用特殊性补足、修正或发展普遍性的过程。矛盾具有阶段性，那么认识活动自然要分阶段进行。因此，《矛盾论》已经从认识对象的角度论证了认识活动的过程性，这正是《实践论》的核心结论。但《实践论》没有重复这一论证过程，而是从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层面论证了认识活动的过程性。
认识活动的对象是矛盾，但运用何种方法才能获得对矛盾的准确认识呢？毛泽东发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实践”概念，认为实践是认识矛盾的关键方法。毛泽东认为，实践的形式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活动和艺术活动等等，但他并未对实践概念进行更本质的定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曾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重要论述：“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的问题，不是什么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其实践上去证明真理，即证明其思维之现实性与力，证明其此岸性。从实践游离了的思维之为现实的与否之争论，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对实践问题的极为关键的论述，毛泽东阅读此书时，对这段话做了如下批注：“说的很好”，“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可以看出，毛泽东使用的实践概念继承自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其含义较为广泛。毛泽东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启蒙运动：“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实践论》则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一切都必须在实践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实践成了衡量一切的第一尺度。
《实践论》强调，认识活动是一个依靠实践得出认识，用既有认识指导实践，再用新的实践来发展认识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是认识过程性的含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在实践上升为认识的环节，认识主体首先获得关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感觉层面的感性认识，随后将其组合为概念，依靠概念工具发展为理论，形成了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是毛泽东的认识论区别于经验主义的重要原因。在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环节，认识主体依靠既有的理性认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展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如果达到了预想的成果，那么说明既有的理性认识是可靠的，一个系统的认识过程就算完成了。不过，毛泽东认为，“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既有认识往往不够完全，或是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或是在开始实践活动时认识对象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认识主体需要再次将实践中得到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更新既有的理论。“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既然如此，将经典理论视为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核心依据，将研读经典理论看得比调查研究具体情况还要重要，就成为一种无视认识活动过程性的错误观念。通过对矛盾特殊性与认识过程性的分析，毛泽东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哲学基础，对教条主义思想形成了系统批判。
二、中层理论：革命阶段划分与历史分期
中层理论是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概念，用于描述那些介于宏大体系和微观知识之间的社会学理论。默顿指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类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只涉及“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研究中层理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宏大理论与社会中的具体现象存在较大距离，难以直接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而微观的实证研究又缺乏概括和抽象能力，常常陷入琐碎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如果仅有认识论这一基础理论，同样会与革命实践存在一定距离。那些非常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经验与方法，又难以为革命进程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时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因此，在完成认识论相关的著述后，毛泽东转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建构起划分中共革命阶段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模型。对革命阶段的划分使得中共革命的历史阶段得到清晰界定，进而规定了革命的对象、目标与基本策略，为具体工作提供了统一而清晰的方向指引。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对革命阶段的划分，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层理论。当然，社会学中的中层理论概念强调“与观察到的资料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证属性，而本文则仅在中层理论介于宏大理论与微观分析之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不强调其实证性。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质上是规范性的政治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注重研究历史，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传统。不过，在1939年以前，中共党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看法并不统一，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存在多种知识形态。1929年，瞿秋白曾在莫斯科建立“中国党史研究室”，向全党征集历史回忆录，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中共革命史料。1931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搜集红军的战史材料。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分别叙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争史。不过这些工作均未尝试对整个中国近代史进行考察。直到1939年，以大规模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为契机，毛泽东开始系统建构分析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1939年以前，中共对五四运动关注较少，此时恰逢大批知识青年进入陕甘宁边区，有必要对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重要事件进行系统阐释。为此，毛泽东在《解放》杂志发表文章《五四运动》，提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章随即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分析，列举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个阶段。不同的革命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以后”。可以看出，毛泽东有意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期标准。但这一思考并不系统，同时缺乏一个用以划分不同历史阶段的关键概念。到了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完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找到了划分历史阶段的关键概念——新民主主义，确立了以五四运动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分水岭的基本观点。至此，毛泽东划分中共革命阶段和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历史分期的思想基本成熟，并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基本共识。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革命阶段的划分与近代史的分期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革命阶段变化是造成历史分期的原因，历史时期的转移与革命阶段的变化同步进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革命阶段与历史分期的论述，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判断，即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革命阶段是历史分期的标准。
基于此前提，毛泽东提出了划分革命阶段和对近代史进行分期的理论模型。在革命阶段层面，中国革命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进阶段之中，旧民主主义革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便将开始。在历史分期层面，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及未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开启为三个重要节点，划分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多个文本中对上述分期方式进行了细致表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而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由于中国革命坚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呈现出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形态，并且革命的方向是朝向社会主义的，因而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论》再次说明了上述观点后，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阶段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任务，“要办两件事情，要换两回朝。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近代史分期模型为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提供基本框架的同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勾勒出中共革命的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第一步，便是开展“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的路线图中，“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毛泽东建立革命阶段划分和历史分期的模型，不仅是一个认识历史的工具，而且发挥着对中共革命进行方向导引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革命阶段划分和历史分期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阶段划分与历史分期可被视为一种中层理论，是因为历史分期既不像认识论那样具有理论的统摄性，又不像具体的工作经验那样缺乏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指导意义。一方面，毛泽东提出的历史阶段划分，仅仅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具有解释力。如果革命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就需要基于具体的历史过程，重新进行历史分期。如果历史的时间有了较大的延展，就有可能需要基于新的历史阶段调整历史分期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革命阶段的确立作为深层次的思想意识，规定着革命的目标与方向，因而对处在特定革命阶段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项工作均具有指导意义。因此，革命阶段划分与历史分期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较为典型的一种中层理论。当然，除了历史分期外，还有哪些理论符合中层理论的特点，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
三、应用理论：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政策策略。这些政策策略先于政治实践提出，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试与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理论，与具体工作的经验总结并不一致。这些政策策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认识论的原则，围绕中心工作与各项具体工作从理论与经验层面进行研究探索形成的成果。因此，可以将这些政策策略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应用理论。基础理论与中层理论旨在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为分析问题提供一般性的思考方法，应用理论则要对现实政治中面临的重大难题给出具体的理论解释与方法指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军事、统战、根据地建设、文艺工作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应用理论。篇幅所限，本文难以对所有应用理论进行全景式论述，仅以统一战线理论和游击战争理论为例作简要分析。
统一战线理论是典型的应用理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视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先是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结束后走出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随后又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渐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准备了条件，其贡献不可谓不大。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是抗战时期中共统战工作得到全党重视并接连取得成绩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局面。毛泽东意识到，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尤其是针对国民党上层和以东北军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或可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出困境的关键一招。然而，要想与昔日的仇敌建立合作关系并非易事，一方面需要得到党内的认可，另一方面需要得到统战对象的支持。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探索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背景。概括而言，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也就是统战工作必要性的问题；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
围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问题，毛泽东从现实处境和革命阶段两条路径展开分析。首先，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酷环境。长征结束时，国民党的政权已经初步稳定，“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国民党成为全国性政党，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地带；国民党的军队是现代化的军队，“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与之相比，“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共产党的政权还是地方性的政权，“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在这种局面下，以硬碰硬的方式继续与国民党作战，只能造成中共力量的损失。与此同时，日本的侵略行径，使得建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入侵的任务变得更为必要和愈加急迫。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未依照某种经典理论规划革命路线，而是从政治局势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现实处境进而确定革命策略。其次，支撑统一战线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对革命阶段的划分。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处在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此阶段，革命的主要目标在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与中间派、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自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应有之义。基于以上两条路径的分析，在统一战线与关门主义的策略选择中，毛泽东明确主张：“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可以看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革命阶段划分这一中层理论，构成了统一战争合法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理论和中层理论，对于应用理论有着潜在的指导作用。
围绕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毛泽东做了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分析。在理论层面，毛泽东讨论了阶级与民族的关系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间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围绕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建立的。在瓦窑堡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旨在建立工农政权，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阶级解放。由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共产党同时面对着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双重任务。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迅速做出决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国家，应从工农共和国调整为人民共和国，以强化中共革命的民族解放性质。1943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由此，中共与国民党等政治力量在抵抗日本入侵实现民族解放层面便具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这就为国民党等政治力量承认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理论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在统一战线中也应该掌握领导权。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事实上还不能实现。因此，在实践层面，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自缚手脚的主张。掌握领导权是理论层面的追求，是未来的目标，坚持独立自主则是当前必须坚持的原则。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在这里，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表述，既是矛盾特殊性与矛盾阶段性理论的具体应用，也体现了革命阶段划分的中层理论。
游击战争理论同样是重要而典型的应用理论。游击战争理论的核心，在于将作为战术的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层面加以组织和部署。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组织的多场大规模阵地战均以失败告终。在此艰难局面中，中国共产党如何组织有效抵抗，如何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的答案是，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在八路军即将开赴华北开展敌后抗战时，毛泽东向华北党组织发出指示：“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战争持续近一年后，毛泽东先后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与实施方法进行了细致论述。
首先，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游击战争在敌后抗战中可以具有战略地位。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因而在战争进程中日本占地甚广，却兵力不足，出现大片权力真空的地带。日本无法在短期内控制这些地带，这些地带也难以在短期内发展成为对日反攻的基地。因此，这场战争必然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战争的长期性与日军无法有效控制大片地带这两个因素，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时间基础与空间基础。因此，游击战争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性的作战战术，还可以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和多种发展前景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全面抗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做出了这样精准的战略判断，显示了摆脱教条主义后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洞察能力。毛泽东建构游击战争理论的出发点，不是某种军事理论，也不是某些概念与逻辑分析，而是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和战争的实际进程。这是毛泽东在具体问题之中运用“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的体现。
第二，将游击战争视为核心战略，意味着需要通过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争之所以是战略部署，就在于其不仅以配合正规作战或消耗日军为目标，而是关系到党组织建设、政权发展、战争胜负与整个革命前途。要以游击战争为支点撬动诸多环节，关键在于创造广泛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因此，游击战争“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根据地是持久作战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与战争目的就失掉了执行的依托”。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发展党组织，建设政权，进而持续扩大武装力量，实现持久抗战。开辟并巩固根据地，需要具备三个关键要素。其一是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充分发动民众，建立军民一体的战争体制，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而使得游击战争成为人民战争、群众战争。以人民战争为指导思想，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正规军-游击队-群众团体”的军事动员系统，对民众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动员。其二是以多种形式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要想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没有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实现根据地的巩固与长期坚持。其三是划分出游击区与根据地。有时要在根据地周围建立游击区以巩固根据地，有时要推动游击区转化为根据地，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则要使根据地转变为游击区以避免被敌军完全消灭。依照此思路，晋察冀边区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又进一步划分出巩固区、游击区、接敌区，有的地方还划分出两面政权地区。通过从接敌区到游击区再到根据地的转变，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点一滴地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大片领土。将创建根据地作为实现游击战争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是在复杂局势中抓住主要矛盾这一思想的具体运用。对根据地、游击区、接敌区的划分，则是矛盾特殊性思想在游击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第三，游击战争具有阶段性，在适当时机游击战争应朝向运动战发展。1938年5月，在游击战争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已经规划了游击战的发展方向，论述了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所需的前提条件。通过游击战争，以根据地建设促进军队人数的增加，同时提高游击部队的质量，就能为实现转变创造条件。为了准备这两个条件，需要反对只顾地方利益的地方主义和不顾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主义，在建设好根据地的同时，逐步提高军事力量，使得游击部队转变为正规军。这是矛盾阶段性思想的典型运用。
余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胡乔木所说：“错误的理论，可以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迅速归于失败，而正确的理论，却在最困难的关头挽救党，使革命逐步地走向高潮。”无论是基础理论、中层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对中国的革命进程与社会发展均起到了不同层面的指导作用。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内容确定后，1939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成立。游击战争理论的创立，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坚持均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就中层理论来说，毛泽东确定的历史分期，至今依旧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框架。基础理论的影响就更为深刻，在历史转折关头，“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常常成为党员干部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认识，做出关键的历史决断。可以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系统建构，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指导。当然，不同层级的理论具有不同的稳定性。基础理论最为稳定，几乎少有改变，应用理论则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便需要及时调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统一战线理论便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转变，游击战争理论也随着运动战、阵地战和战略决战的渐次展开而逐渐成为历史。革命阶段划分与历史分期则长期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总体而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划分为基础理论、中层理论、应用理论三个层面，厘清这一政治理论的内在结构，或将有助于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促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各个要素的细致分析。
（作者简介：熊成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共思想史、中共干部教育史）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3-16 09:50:00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