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中国道路”正是其带领中国人民在成立新中国的基础上，坚定“走自己的路”建设国家的思想和实践结晶。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正式以历史决议的形式确立并提出“中国道路”命题。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创、推进与拓展“中国道路”的结构布局及其演进与逻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从中国共产党视角出发研究“中国道路”命题，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人关于开创、推进与拓展“中国道路”思想的研究及其比较；二是针对“中国道路”本质内涵、历史演进、价值与意义的研究；三是针对“中国道路”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等相近概念的关联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学术成果中，将“中国道路”等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二者兼有之的成果较多，而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少见，更缺乏将这五个方面统筹纳入“中国道路”结构布局进行系统考察的成果。因此，有必要从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等叙事主线层面，尝试对“中国道路”命题的叙事及话语表达进行学理化研究。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规定“中国道路”基础轨道的叙事话语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一般认为，这场现代化运动发轫于16世纪前后的西欧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包括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封建制度的解体、民族国家的崛起、日心说的诞生、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科技革命等在内的一系列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地理、科技等方面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现代化运动开始在西欧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使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社会与民族都无可避免地受到波及。起初，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不可避免地嵌入到现代化运动之中，致使人们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把现代化运动同资本主义运动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体两面的事物。正是基于这样的嵌合逻辑及认知观念，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深刻反映着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贪婪、压榨、征服、掠夺的逻辑本性和价值取向，这也是为什么将“野蛮扩张”的外衣披在现代化运动之上的原因所在。
作为东方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老中国，在封建专制政权腐朽统治与僵化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下，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在内的发展水平均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成果。等到现代化运动第一次浪潮在西方世界完成之后，中国便无法抗拒现代化运动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野蛮冲击而被迫卷入其中，成为资本主义假披“人类现代化”外衣展开掠夺、扩张与殖民下的牺牲品。从此，现代化就被嵌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并无法同其割裂开来，如何在中国探寻出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进而使其从危难与挫折之中得到拯救，自然就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无数先驱者矢志不渝的憧憬与追求。这样一来，实现中国现代化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基础轨道，意在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摆脱落后面貌，进而使得中国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或者说现代化国家成功进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鉴于资本主义发展与现代化运动同频共振的迷惑性，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基础轨道一直都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图景来叙事的。作为探索实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产儿”，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密不可分，承袭着塑造中国现代化建设方向与框架及其实现道路的历史性任务。至此，同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社会主义现代化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基础轨道的叙事图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鉴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处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无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图景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都未能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应用场域内得到实效性呈现，整个社会的发展仍停留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状态。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构成了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基础轨道叙事的唯一图景。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建构上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是尚未能摆脱教条式思维从而把现代化同社会主义的统一关系真正处理好；二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形态局限在“四个现代化”这样一种器物现代化层面；三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形态即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战略设想的时间间隔要求太短、实现目标设置太高。加之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此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正在曲折道路上艰难行进着。中国真正把现代化同社会主义辩证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形态系统融合起来并进行科学规划与拓展，从而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概念，是改革开放之后实现的。事实上，正是在此意义上，标志着“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完成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从亦步亦趋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再到坚定走“中国道路”这一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伟大转变及崭新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成为“中国道路”基础轨道叙事的崭新图景，这就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会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而得以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与拓展至今，其理论体系及话语表达已经得以初步架构。从显著特色结构及表现样态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政党领导力量及政治方向看，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框架及独特意蕴看，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世界政治意义及伟大使命看，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上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态不断发展、细化与完善，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和国内国际两大横向战略规划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时空维度布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态的最新成果。从而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既符合人类现代化一般特征又立足中国国情的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的具象性现代化。而中国要通往这样一种具象性现代化，就需在现代化运动中探索抉择出一条独具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因为人类现代化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模式是千篇一律的，这往往取决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选择的政党领导力量以及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及话语表达，自然就成为规定“中国道路”基础轨道的叙事话语。
需要注意的是，从现代化在中国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三个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但三者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尤其是从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并无本质和内涵上的差异。换言之，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三种现代化，而是内在统一、逻辑一贯的同一种现代化，即共同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所讲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样，皆可作为规定“中国道路”基础轨道的叙事话语。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作为展示“中国道路”文明形态的叙事话语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使中国被迫卷入到现代化运动浪潮之中，同时也让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所创造的灿烂文明陷入蒙尘的劫难之中。这也正是为什么一直将实现现代化国家与民族复兴作为中国社会探索正确发展道路及其不断完善的目标主线的原因所在。这种独特的历史逻辑，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现代化叙事主线同民族复兴叙事主线之间的密切交集，其中以二者的生成同源性、目标同向性、道路同程性最具标志性。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叙事主线同民族复兴叙事主线是完全一样的话语表达系统，二者的侧重视角与倾向是有所差异的。具体来看，现代化叙事主线是以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为侧重视角的，其中生产力又是这条叙事主线中最活跃、最革命且最中心的构成要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及其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引起的深刻适应性变化，会为一切文明发展以及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民族复兴叙事主线则是以掸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文明成果由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压迫所带来的“厚重尘土”、并在此根基上建构中华文明崭新形态为侧重视角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的文明形态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把下文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叙事主线置于这样一种逻辑理路中，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二者的终极价值目标都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来，之所以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道路”基础轨道，并用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这条基础轨道叙事图景的逻辑与缘由便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也正是由于民族复兴叙事主线的侧重视角，决定了民族复兴叙事主线的起源时间和叙事脉络均不同于现代化叙事主线。一般意义上讲，民族复兴叙事主线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炎黄时期所创造的农耕文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进入到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中国拥有着先进的农耕经济基础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持续兴盛、文化长久繁荣、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清朝乾隆末年。建立在这种局面之上的农耕文明或者说中华传统文明自然也就“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期间又以汉唐宋和康乾盛世文明为中华传统文明的光辉典范。毫无疑问，当中华传统文明的建立根基特别是农耕经济基础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时，中华传统文明注定要落后于现代化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鉴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逻辑本性和价值取向，对于本已落后的中华传统文明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此时既要面对中华传统文明由领先转向落后的既定事实，又无法使中华传统文明摆脱由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殖民压迫所带来的“文明蒙尘”的悲惨命运。这样一来，在中国场域内，现代化叙事主线与民族复兴叙事主线的起源时间就清晰了：前者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篇的，后者则是从炎帝和黄帝时期所创造的农耕文明讲起的。从而呈现出民族复兴叙事主线出场的逻辑缘由及其链条，即中华文明在古代处于领先地位、在近代陷入“蒙尘”困境、在现代再次复兴。
同时，这种逻辑缘由及其链条的特性又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独特的叙事脉络，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摹绘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复兴轮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站起来”作为民族复兴轮廓的第一步，这同把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作为开创“中国道路”的逻辑缘由是完全一致的。正因如此，“站起来”的愿景目标，自然也就在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这个根基性问题得以真正解决之际便实现了。中华民族由此朝向复兴轮廓的第二步即“富起来”迈进，只不过迈进的初始进程是异常艰难和曲折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推动中华民族踏上“富起来”的道路，是从拉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序幕开始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就是说，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刻反映的是“富起来”复兴轮廓逐步实现的历史进程，而这个历史进程又是和“中国道路”成功开创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步调完全一致的。
当前，中华民族已经成功迈入到复兴轮廓的第三步即“强起来”阶段，待到这个阶段完成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愿景得以实现之时。回溯过去，无论是“站起来”还是“富起来”的复兴轮廓，都是一个区间轮廓且有着明确的完成节点及其标志，这些完成节点及其标志又是同现代化在中国的演进逻辑与时代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且同频共振的。显然，作为复兴轮廓的第三步，“强起来”亦是如此。至于它的完成节点及其标志，可根据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形态即“两步走”战略安排加以预测，从而推断出其答案亦是本世纪中叶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构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为今后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出场的深层逻辑。总的来看，中华民族踏上的“富起来”和“强起来”道路就是“中国道路”，通往着中华民族在现代所创造的且能够处于盛世地位的中华文明。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自然就成了展示“中国道路”文明形态的叙事话语。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汉唐宋和康乾盛世，不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建构一种现代形态的崭新中华文明，亦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反过来，这种崭新文明成果又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彰显“中国道路”鲜明底色的叙事话语
无论是现代化叙事主线还是民族复兴叙事主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叙事的，这相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叙事方向而言，既是一个重大突破又是一个质的飞跃。更进一步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致力于实现的现代化国家与建构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属性的，由此推动着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主旋律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价值取向走上良性互动的道路。如前所述，现代化在中国的历史开端和中华文明陷入“蒙尘”的困境，皆因资本主义的逻辑本性和价值取向所致。这样一来，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政权和中华民国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各个统治政权，均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压榨、侵略与控制中国的“代言人”，而作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滋生的阶级及其力量，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种最具代表性且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一经形成，同样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两种鲜明的属性特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的培植力量而言，他们表现出了妥协性与软弱性的面孔；反过来，对于国内其他阶级及其力量而言，他们又把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本性和价值取向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依靠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力量来拯救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选择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范式及其阶级基础，才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化的危难之中拯救出来。这种价值范式及其阶级基础得以逐渐明晰，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的。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便转向运用科学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加之列宁在这一时期向全世界所作出的郑重宣示，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这时的他们毫不怀疑，殖民化的中国或者说落后的中国是完全可以从苏维埃俄国及其无产阶级力量那里获得帮助的，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结果的外部条件。如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充满着苏维埃俄国的味道”，烙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印记。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选择“走苏联人的路”的革命和建设模式，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即便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其终极价值目标及其意识形态属性在本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追求并无不同，这是一个无法抹杀与否认的客观事实。也即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前两个时期内，不管是“走苏联人的路”还是“走自己的路”来开创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始终不变的底色。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走自己的路”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从而在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概念。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所使用的表述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所不同的，总体呈现出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尤为值得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将“有”字去掉，是为了彰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多年建设已初具成效；二是将“的”去掉，是为了在更加促进“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凸显“中国特色”的意蕴。此后，从党的十七大开始一直到党的二十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都是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的鲜明主题。这一方面可以向全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色；另一方面更能向世界鲜明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并非是以往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之所以会如此强调，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为了避免陷入“社会主义是否终结”或“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这种“意识形态混战”的陷阱之中。虽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事实上，从今天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的一个典范。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传统社会主义而言，究竟“特色”在哪里？对此，国内学术界已有深入研究和思考。归纳而言，可以从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对外战略等方面来予以理解，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变革传统社会主义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的僵化与高度集权，对外战略上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闭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上述这些方面变革后的宏伟成就正是“中国特色”的具象化体现。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变革传统社会主义进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式就是“改革开放”。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而把摆脱“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拒绝“改旗易帜”的邪路有机统一起来。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便清晰了，二者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本质上都是为了沿着“中国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不过，由“中国道路”所建构的崭新文明形态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着特定的属性色彩。正基于此，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中一个本质要求。综上，“中国道路”既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中国道路”的鲜明底色。
四、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作为诠释“中国道路”发展动力的叙事话语
中国改革开放道路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发展动力。进一步讲，这是一种由内生型与外生型动力组合而成的复合式发展动力，其中“改革”在于激活内生型动力，“开放”在于引入外生型动力，二者实现了内生型与外生型动力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改革”和“开放”之间本质上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有机统一体。诚如邓小平所言，“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这种全方位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道路”得以发展的内生型与外生型动力在彼此促进中共同增强，使得“中国道路”走上了一条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从而推动“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这里所讲的“活”，从内涵上说，就是“活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本质上说，就是“活了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中国才有了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局面及宏伟成就，以上正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与要求。
所谓“改革”，亦即是对内改革，这是一种全面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同样也包括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诚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成功之处及其最大成果就在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这是一个无法掩盖与反驳的客观事实。不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经济发展奇迹”的取得，既离不开对僵化与高度集权的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也离不开对僵化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前者而言，这是决定改革开放能否迈出实质性步伐的首要条件，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来中国的一切变革与发展及其宏伟成就便都无从谈起，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开端就是对其重要性最好的诠释。时至今日，习近平仍在反复强调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处于“总开关”的突出位置。就后者而言，这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获得实质性成效的关键所在，毕竟“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断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正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从今天的眼光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领域的现代化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离开其中任何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会偏离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这既有理论基因可依照、又有发展逻辑可遵循、更有实践经验可借鉴；同时，若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就必须持之以恒协调推进各自对应领域的体制改革，架起中国式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当然，也必须要认识到，知易行难，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生产力仍不发达外，还存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问题。”为此，习近平在执政伊始就坚定表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所谓“开放”，亦即是对外开放或对外改革，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其中不仅包括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更包括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开放。一言以蔽之，“开放”的对象是整个世界所有类型的国家。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即便是在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大门也并没有完全关闭，反倒是逐渐把“学习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同“卖国主义”“崇洋媚外”等完全关联起来，致使整个社会都患上了“谈资色变”的心理症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打开同“资本主义阵营”交流的大门正是“开放”尤为关键的要素。毕竟，从当时的实际结果看，除军事领域外，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发展领域内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往往都掌握在资本主义阵营国家那里，而这些也正是中国所欠缺且亟须学习的。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不过，这种学习与引进并不是照抄照搬、盲目拿来的，而是要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有条件、有计划、有选择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辩证统一，就是这个国情与实际最为核心的内容。因此，“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这也从侧面证明，“对外开放”抑或说“学习国外”同“独立自主”并非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理路，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概言之，作为蓬勃掀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浪潮、重燃起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改革开放，其核心要义就是要一方面破除传统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上的僵化与高度集权；另一方面摒弃传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封闭状态。以前者来推动后者，通过后者来倒逼前者，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及其良性互动，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中国道路”接续取得宏伟成就的不竭动力和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所言，实践经验充分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这就注定了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只有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将二者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统一起来，“中国道路”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型与外生型动力。
五、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书写“中国道路”胸怀天下的叙事话语
中国要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改革开放来持续注入强大的内生型与外生型动力，而改革开放正是在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应运而生的。这意味着，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在中国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改革开放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在逻辑上注定是与和平发展不可分割的。事实上，改革开放及其在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领域的宏伟成就，既是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产物”，也同样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的“实践者”。诚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宣示的那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由此体现出“中国道路”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气魄，也即是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书写“中国道路”胸怀天下的叙事话语。这是审视“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维度，有助于应对和化解“中国威胁论”“强国必霸论”等偏激论调。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文化基因来“滋养”的。西方世界前期经历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繁荣和中世纪文明，后期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之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优胜劣汰思想，加之他们对宗教的狂热和财富的强烈追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殖民主义与独裁霸权的文化基因。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四海之内皆一家、兼善天下、包容互惠、协和万邦等理念已成为中华文明的血脉根基和思想精髓。由此构成了中西方文化基因的重要分野，注定中西方发展道路有着根本不同的走向。正如习近平所讲：“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反观西方世界，每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发展，都离不开对殖民地进行残酷的掠夺与征服。即便他们也在鼓吹“世界主义”，但毕竟又还是受“滋养”于殖民主义与独裁霸权的文化基因。因此，他们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以“打得的”为有道理，体现着能力即公理的处世之道。只有中华民族以“不讲打”为好道德的心理，才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历史记忆来“加持”的。千百年来，正是在上述文化基因的“滋养”下，中华民族围绕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形成了胸怀天下的精神品质，使得中国一直是一个崇尚和平、主张平等的国家。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阐述的那样，“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之际，一向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却惨遭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奴役，并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内饱受强权欺压与蹂躏。正是这样截然相反的历史记忆，双向“加持”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发展的憧憬和对战乱冲突的痛恨。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指导思想来“驱动”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认知逻辑中，战争并非是人类社会诞生之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这一特定阶段时所衍生的历史现象。在他们看来，只要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中，“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战争就不会消灭。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消灭私有制、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所创造的共产主义社会，注定是一个把和平作为国际原则的新社会。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无疑是不存在战争问题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虽能为俄国创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条件，但不能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列宁等人所盼望的程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建立。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时空关系呈现出由历时性朝共时性的转向。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场景，从而促成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思想在列宁实践视域中的产生。对于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建设实践而言，这既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又为今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范式。
正基于此，纵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依旧提出并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努力同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的合作互利关系。可以说，正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发展，并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一道形成一股强大的和平力量，“和平与发展”才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奋力前行，勾勒着人类政治实践合作共赢的发展轨迹。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又以深邃的历史思考、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气魄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把“走和平发展道路”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中一项中国特色，正是对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诠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别注重破解社会结构的冲突性与对抗性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便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和谐”的基因。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对外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由此书写着“中国道路”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气魄。即便是在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今天，这条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道路”也必将被坚持到底，努力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六、结语
综上可知，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和平发展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内在耦合体，构成了以“中国道路”推动中国长远发展这个同一历史进程中多维不同的叙事主线。由此也就决定了，作为各条叙事主线的“道路话语”，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建设实践中同“中国道路”保持着内在一致性，只是它们各自侧重的叙事方向及其核心要义有所不同，由此形成了当今世界发展道路上的中国实践与中国逻辑。换言之，上述这些道路，并不是“五条道路”，而是内在统一、逻辑一贯的同一条道路，即共同指向“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的同时，不断运用系统思维科学设计着“中国道路”的体系架构及其理论内涵。如今中国正沿着“中国道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规模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阔步迈进。
（作者简介：张润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梁宵，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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