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绘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形成、来源与逻辑-品论天涯网

贾绘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形成、来源与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叙事体系由多种要素和内容构成，从具体要素看包括叙事话语、叙事逻辑、叙事文本等，从内容上看不仅包括国家叙事、国际叙事，而且包括理论叙事、实践叙事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属于理论叙事话语，既是中国话语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和党的百年奋斗实践，鲜明地展现了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分析和研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形成、来源与逻辑，不仅对深刻把握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内涵和实质，提升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充分阐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形成历程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总体看，主要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为主题展开，其突出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进行创造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在中国的“语境化”，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叙事话语。“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既表明了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话语的失语，也是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在中国的“出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等成为最初话语文本载体。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概念和范畴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要内容。叙事话语是理论表达的方式和形式，“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是“立得住、站得稳、攻不破”的规律、道理和逻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批判了右倾和“左”倾错误，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时结合中华历史文化，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叙事话语，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创新树立了典范和榜样。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人民民主专政”等叙事话语，既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又植根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创新内容。

　　第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叙事话语，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为主题展开，其突出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革命叙事话语的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叙事话语。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特点的叙事话语。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为基础形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建构性和奠基性”叙事话语，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确定和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本为基础，提出的“统筹兼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内部矛盾”等，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领域的叙事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左”的错误影响，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曲折，反映在叙事话语中就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叙事话语，但是这一阶段提出的“商品经济”“包产到户”等，成为新时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要来源，同时这一阶段一些“左”的叙事话语，也从反面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建构提供了重要教训。

　　第三，从改革开放开启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在原有叙事话语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展开，其突出成就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提出和建构了改革开放叙事话语，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和改革开放前的“革命话语”难以满足巨大社会变革和理论创新需求。中国共产党从具体实际出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叙事话语创新。这一阶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发展和创新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改革开放开启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左”的叙事话语的同时，“论证改革的‘前因’与‘后果’，诠释改革的理论支撑、实践基础、历史依据与国际视野，阐释改革的目的、目标、路径与策略”，形成了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为核心的有吸引力、说服力的叙事话语，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叙事话语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二是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这一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执政为民”“三个文明”“以德治国”等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叙事话语。三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形成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叙事话语。总体看，这一阶段形成了层次清晰、相互支撑、相互论证、逻辑自洽的叙事话语，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内在逻辑的展开，既坚持了叙事话语的延续性和一贯性，也实现了叙事话语的重大创新。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大创新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主题展开，其突出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回答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梦”“以人民为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自我革命”等话语，以宏大的叙事线索和宽广的话语视域，极大地创新和丰富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不仅体现在提出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表述，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叙事话语体系，而且重视提升国际话语权，着力解决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这一阶段叙事话语的显著特色在于：一是重视讲好中国故事，强化生活叙事话语。习近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理念，力求“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二是重视价值引导，强化理想叙事话语。习近平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力量。他不仅强调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且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目标。三是重视国际话语权，强化国际叙事话语。习近平强调：“应该承认，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我们总的是生手，在很多场合还是人云亦云，甚至存在舍己芸人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提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等新的概念和范畴，而且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要来源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建构需要整合诸多话语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实践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广大人民群众话语以及国外其他先进文明话语等，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重要来源。

　　第一，马克思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基本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性叙事话语和分析方式。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系统的话语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些话语成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分析社会的科学方法，也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形成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观察、思考中国问题的立场、价值和理念。马克思主义话语运用于中国就必须结合具体实际进行改革与拓展，但是不能失去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历史使命感，尤其是立场、价值和理念。邓小平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习近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三是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构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合法意识形态话语基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关于共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等叙事话语，具有政治性、群众性和凝聚性，对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引领。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就失去了基础，就会削弱它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二，中国实践话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恩格斯又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从来不是来自书斋里的苦思冥想或凭空虚构，也不是一种闭门造车式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逻辑演绎，而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深入回答和阐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鲜活实践经验的话语呈现。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武装割据、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无不是总结和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诸如农业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话语，成为富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叙事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叙事话语，既适应新时代实践发展需要，又是总结新时代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产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实践过程中，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一系列根本不同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崭新文化和文明系统，也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一系列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富有民族特色的叙事话语体系。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既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毛泽东指出：“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中借鉴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话语。比如，邓小平借用《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提出“小康社会”这一中国特色的新概念，表达“中国式的现代化”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江泽民文选》中使用的成语近千条，在《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篇约4000字的讲话中，就用了30多个成语。胡锦涛提出的“和谐”概念，是先秦典籍《尚书舜典》中“八音克谐，无相伦也，神人以和”和《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习近平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这就造就了他独具特色的叙事话语风格。他用“政之所幸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等描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用“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等表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表示整体战略思维；用“既要养血润燥、化瘀化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表达改革要辩证施治；等。这些完全中国化时代化的叙事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相得益彰，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又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第四，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如果仅仅包括抽象的理论话语，就不足以在实践中发挥话语的解释、凝聚、感召和引领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叙事话语的生活逻辑。毛泽东指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后来者创新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典范。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强调向群众学习，使语言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从而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融入到了群众的社会生活。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讲透了实践论的核心；“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讲清楚了真理标准问题。另外，还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杀出一条血路来”等，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寓意深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善于运用明白晓畅、平实质朴的生活话语，与人民群众交流最关心的问题，比如运用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打赢脱贫攻坚战”“打铁必须自身硬”“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老虎’‘苍蝇’一起打”等话语。习近平指出，“群众的思想最鲜活、语言最生动。深入群众，你就来到了智慧的大课堂、语言的大课堂，我们的文件、讲话、文章就可以有的放矢”。这些人民群众的生活话语，有利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走向群众、掌握群众和武装群众，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五，西方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话语。西方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话语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存在根本区别，但是也有部分叙事话语经过批判借鉴和内涵重释，构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来源。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针对外国语言，他提出，要反对照搬或滥用外国的语言，但是也要吸收外国语言中对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不仅现在我们的语汇中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而且还要继续吸收它们的新鲜用语。他举例说，“干部”这个词就是从外国语言中学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叙事话语也是基于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辩证认识和扬弃创新之上形成的，如对“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公平法治”等叙事话语内容在一定层面的肯定，由此转化性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等叙事话语。当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更多地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坚持和发展，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建设的一般性规律。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第六，国内国际学术创新话语。学术创新话语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逻辑自洽、具有说服力的基础。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系列基于实践紧迫需要而产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实践标准讨论、市场经济争论等，都是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对推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创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创新时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又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些论断充分阐明了科学技术进步对叙事话语创新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吸收最新学术创新成就。最新学术创新成就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对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包括提出新概念、提供新论证和新数据等，也包括对理论的深层阐释、深度发挥、话语建构和广泛传播等。比如，“软实力”是西方政治学话语，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习近平强调：“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六个来源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话语是基本来源，提供了基础话语和分析方法；中国实践话语是中国实践的凝练表达，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语境化”的集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是中国思维和话语的重要载体，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重要来源；人民群众的话语、西方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话语以及国内国际学术话语是重要补充。六个话语来源相互补充、互为一体，共同构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话语。

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内在逻辑

　　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不是话语的任意堆积和无序摆放，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按照一定的逻辑组成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之间相互论证的“艺术整体”。这种内在逻辑具体可表述为：以实践为基础、以国情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参照、以大众化为取向。

　　第一，以实践为基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的话语表达，它的根本基础是中国实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实践在理论叙事话语创新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和概括新的叙事话语，揭示中国实践运动规律，深刻阐释中国实践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等问题，而且强调实践是检验叙事话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毛泽东批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提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的重要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讲，百年来党领导中国实践的伟大变革和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持续坚持、坚定推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呈现出“实践先行”的重要特质，即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同时持续总结实践经验，建构新的叙事话语。

　　第二，以国情为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也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和依据中国国情，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叙事”和达到“叙事”目的，使理论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立足中国国情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叙事话语构建的前提是理论构建，而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包括历史基础、实践条件、具体环境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具体环境才能创造适合具体国情的崭新理论。习近平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时提出，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同时，理论诠释也需要依据中国国情进行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阐释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邓小平在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何从农村开始时指出：“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始终立足中国实际，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比如，针对有人质疑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习近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习近平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发展和创新是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开始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就是围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叙事话语体系。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基本问题以及由基本问题形成的问题群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展开，提出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比如为谁革命、如何革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基本问题，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问题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和回答，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概念、范畴、表述，形成了适应新时代的叙事话语。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第四，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阐明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政治立场和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人民”，形成了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表达，揭示了党的百年奋斗初心和永葆活力的秘诀，不仅是党坚持人民立场的生动表达，更鲜明体现在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人民至上”这一话语表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使我们始终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将“人民”话语引向了国际话语场，提出“为人类福祉”“人类幸福”“全球治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造福世界人民的理念、策略，实现了国内叙事话语与国际叙事话语的高度融通、浑然一体。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五，以时代为参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任何理论的叙事话语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理论叙事话语。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只有适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反映时代要求，富有时代气息，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同与国际社会的支持。毛泽东坚持帝国主义论，把“革命”“解放”等作为叙事话语的核心，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判断，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目的，将对外开放作为改革手段，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改革的外部条件，正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诉求的折射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我国发展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高度关注全球性问题，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推动全球治理中实现叙事话语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第六，以大众化为取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能否顺利推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力求使理论叙事话语适合大众的文化水平、话语习惯、思维方式，用最明白的方式把道理告诉群众。毛泽东曾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强调：“‘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比如，他提出“抢钱司令”“卖国贼”“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等具有鲜明贬义形象的词语，用于描绘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同时，还有“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小资产阶级形象以及“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本小利微，吃着不够”等半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事件。习近平也反对照搬马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阐述生动活泼的实践，经常用群众喜闻乐见和富有感染力的话语阐释。比如，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来比喻发展道路的选择要符合具体国情；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生动阐述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准；用“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说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这些叙述话语充满着生活气息，贴近群众思想情感。通俗化、生活化、大众化的话语取向，符合群众生活叙事逻辑，拉近了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强化了理论传播和教育效果，为推进中国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群众支持。

　　总之，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形成历程、重要来源和内在逻辑，是研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前提下，以实践为基础、以国情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参照、以大众化为取向，持续概括和凝练中国实践经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人民群众话语等其他话语资源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充分阐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具有现实意义。除了三个基本问题之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研究还包括叙事话语的文本载体、政治立场、思维方式以及话语技巧等，它们相互作用，互为一体，体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规律，共同构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叙事话语的研究内容。

　　（作者简介：贾绘泽，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3-03-09 10: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