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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迪米洛·贾凯: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字号+作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3-01-28 10:25 评论(创建话题)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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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迪米洛·贾凯: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对于那些习惯于在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谈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来说,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会遇到不小的困难。
  首先,这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不同认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指导实践的方法论。然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习惯于分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某些具体方面,或者说其中非常独特的方面。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另一种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理论语料库,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其次,这部分地源自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在西方,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愈发薄弱了。
  最后,还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差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而不是主要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基础(就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那样)。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习近平强调,理论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捍卫其免于遭受各种性质的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同步的,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习近平还引用了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这句话,同时深刻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需要结合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这样,实践与理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互动,理论结合具体的实践得到发展,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7日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思想体系中,还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凝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新理论探索。
  在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系的贡献进行分析。其中,至少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这个思想体系的目的是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整体性概括一条复杂的历史道路,突出其进步性,同时又不忽视该进程中所发生的深刻转折;第二,所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提到的思想、理论或概念,都不仅仅是政策的结晶,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2013年11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治理成果、所遭遇的治理挑战,进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对什么是“重大问题”也有非常明确的解释,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不能一劳永逸,而且过去取得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成果,也使中国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布哈林进行了争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我们“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缺乏成文的预定解决方案以及直面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挑战的需要,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优秀成果持开放态度。
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2014年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后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在习近平的讲话和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家的名言。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了精彩深刻的阐释,其中的一些价值观和思想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在内涵上是一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在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讲了这样一句值得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深思的话,“马克思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四、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2019年,《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篇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题。
  关于矛盾这一概念,习近平说,“中国人早就知道矛盾的概念,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也是解读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则,正如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重申的那样:“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中,优先目标发挥着指示性的重要作用。目标根据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来确定,而矛盾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显著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这些条理分明的哲学分析解释了习近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系统性。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阶段的改革开放仍在继续,“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最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能够根据习近平著作中的一系列系统概念,在理论上构建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框架。“现代化经济”是由一套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系统(创新的产业系统、公平的收入分配系统等)组成的。习近平指出,“以上几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这样的系统理论也适用于与贫困作斗争的工具框架,其中包括八个彼此协作的子系统。同样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系统性工作,也包括八个子系统。
  除了对系统和子系统的理论建构之外,还有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法”。习近平指出:“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明确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具有“大局观”的要求。从改革到创新的政策,从国家安全到教育,再到外交工作等各领域,习近平都要求采取“整体方法”。
五、科学把握当代世界的大趋势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习近平将其概括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变化蕴含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一部分与中国自身有关,一部分具有外部性质;有些与经济和社会有关,有些则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关。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企图逆转这一潮流的保护主义应受到谴责且终将失败。同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能够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和过程”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能够为我们提供恰当理解当今时代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还提到了“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其他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面对这些趋势,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定义为“普遍安全”的理念,摒弃“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普遍主义,即“文明……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它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以及有关文明的单一模式的主张。共存、交流互鉴的逻辑远远胜过“优越论”的逻辑。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立场。它根源于中国有权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主张,源于中国的历史。“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
  共存这一概念包含着合作的理念,但是,合作并不排斥竞争。习近平的著作中对竞争的考察分析意义重大。在谈到继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时,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此后,他又强调,“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习近平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作了更具普遍意义的表述,“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那么今天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习近平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是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以下要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这里不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但需着重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意味着,无论是土地所有权,还是众多不能向私有制转化的企业组织(其中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但并非排他性的),仍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即在战略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按劳分配是主要分配方式,但同时与其他分配方式并存,包括基于除劳动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此背景下,市场和国家的作用都得到加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要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格局,强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必须与“科学高效的政府宏观调控”齐头并进。
  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
  这些陈述应该被理解为对中国制度两个重要方面的强调。第一个方面,意味着国家经济和社会战略方面的权力归属于国家。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及对这一组织制度的有效落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相辅相成。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有效性方面,而且体现在决策的内容中。从这个角度而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尤为重要。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将彻底消除城乡之间、阶级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显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中国正处于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不能超越阶段做事情,但也不能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七、结语
  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贡献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认为还有必要进行以下总结。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非静态的、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二,实践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过程。理论形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修正,并继续指导新的实践,同时成功的实践被融入并巩固于制度之中。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治理方式和辩证哲学方法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沃土。
  第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习近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方法论,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其核心范畴是矛盾、关系、制度和系统性。特别重要的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系统性的概念,在一个以矛盾为发展引擎的世界中,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整体。习近平的辩证法和系统性方法在具体应用于中国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治理时,尤为引人瞩目。
  第五,习近平认为,当代世界具有不可逆转的开放、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应更加平衡和民主化。因此,他一方面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倒退封闭和帝国主义式的霸权妄想;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尊重差异、以共存和国际合作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理想,确定了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的目标。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必须说明的是,这并非源于面对西方的自卑感,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与自主、发展与自强、开放与包容。
  第六,事实上,合作不可能排除制度竞争。习近平指出了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体系组成的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即便不同所有制形式和不同分配方式并存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依然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中国共产党能够保证决策的有效性及其执行的效率,而其指导思想及实践都体现了不以追求私有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观。因此,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在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于建设一个不受资产阶级利益主导并能够自主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习近平强调的中国的制度优势中,有一些特征——国家的角色和共产党的领导——竟然成为西方批评者的目标,这不是巧合。
  (作者:弗拉迪米洛·贾凯(Vladimiro Giacché),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政治文化协会副主席)
  (译者:李凯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21&ZD023)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3-01-28 1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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