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在研究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时，通常以习近平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5·18讲话”）为依据，将习近平阐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必须坚持的原则，概括为表述各异的“六观”或者“八观”，认为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篇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文本中，还包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这个部分，且在《求是》编辑部的评论性文章中明确指出，“以党的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党的领导统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内容”。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学界通常指明的“六观”或者“八观”，还应明确“党的领导”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应有的地位，这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到体认。一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国家的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层面。《党章》在“总纲”部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宪法》在“序言”中也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二是党的重要报告和习近平的重要文稿层面。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均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的表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时指出，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重要文稿中也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党的领导”，例如，“5·18讲话”的第四部分专门阐述了“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别要求“加强组织领导”以及“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行动安排层面。例如，我国要构建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坚持党的领导”放在了首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方面，也将“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放在了首位。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重要报告和总书记的重要文稿，具体的战略部署和行动安排这三个层面都对“党的领导”反复强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议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性。
对此，本文试图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总议题，从本质意涵、政治逻辑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初步归纳和阐述。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的本质意涵
由于“5·18讲话”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因此，要探究“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意涵，理应在这篇标志性文献中寻找。而该篇文献的第四部分的标题为“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这似乎应成为我们进行释义的重要依据，但是，该部分主要阐述的是“怎么做”层面的问题，即如何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而在阐释“怎么做”之前，还必须探讨更为初始的“是什么”的问题，这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坚持“党的领导”进行规范性释义。笔者认为，《党章》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此最具凝练性和准确性的表达，正是我们必须加以阐释的核心性命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表达。这一命题中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客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作用对象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导目标是建成美丽中国。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在谈到“什么叫领导”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回答：“领导就是服务。”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就是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诉求，从而满足其生态需要，维护其生态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也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建成美丽中国的中长远目标，而且要自觉地让生态文明的建设行走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无论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生态环境的修复，都必须与共产主义同向同行，不能偏离这个终极目标，要明确我们不仅要建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而且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也是生态文明的前缀“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所在。
在上述中国共产党“质的规定性”的规约性之下，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意涵扩展为如下更为本质性的界定：中国共产党制定体现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致力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并走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
在“5·18讲话”的第四部分“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习近平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出发，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而从整体视角看，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然也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和挑战，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要克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从这一事业要处理的关系复杂性看，其要面对的将是：涉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涉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意义上不同治理对象的关系问题，涉及国家、省市县和城市、乡村之间不同治理区域的关系问题，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不同治理主体的关系问题。要让不同治理领域、治理对象、治理区域和治理主体协同推进，就需要一个“核心”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习近平曾形象地指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哪个领域、哪个对象、哪个区域、哪个主体弱化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事业就难以推进，甚至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一些极其复杂和艰巨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面前，习近平都强调了“党的领导”这一重要功能。例如，涉及十一省市的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在工作力度上就是要推动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上，党中央成立的领导小组也要“统筹指导、协调推进”相关重点工作。这也是目前学界论证的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这是从治理层面的有效性角度展开论证，即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宏观和微观问题，必须以“党的领导”办法加以协调解决，属于治理的技术性层面的论证，凸显的是“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方面的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治理环境、修复环境的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在谈到节约问题时，就曾指出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他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5·18讲话”中，习近平也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那么，我们在此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同“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方面的意义不同，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何政治意义。对此问题的追问可以具体转化为：从中国共产党“质的规定性”出发，“党的领导”为什么能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为什么能够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这涉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立场和定力问题。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讲，坚持“党的领导”，本身就意味着坚持社会主义，因为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而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党的领导”所确保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是如何体现的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其基本立场，那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秉持政党性质和初心使命，才能在资本增殖和环境保护的博弈中，确保环境保护历史主动地位和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坚定立场；生态优美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同样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秉持政党性质和初心使命，才能带动人民群众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具体说来，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在资本增殖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中，在驾驭资本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维护人民群众生态利益的坚定立场。
立场，是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立场不同，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资本增殖和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中，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自始至终都站在资本增殖的立场上，要么牺牲生态环境以确保资本增殖的无限性，要么美其名曰“保护生态环境”，实则将生态环境转变成资本积累的重要战略场域，当环境保护和资本增殖发生冲突时则滑向资本增殖，维护的是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益。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根本宗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推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来获得自身的解放，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并未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谋幸福是其初心使命。最初，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人民的生态幸福也被纳入其中，因此，中国共产党既要为人民谋求物质方面的幸福，也要为人民谋求生态方面的幸福。资本增殖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民的物质幸福提供条件，但是，当其与环境保护相冲突时，由于为人民谋求生态幸福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因此，主动地驾驭资本，将其引导到真正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就此而言，认清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资本增殖和环境保护两难选择中对环境保护的主动选择，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心使命上的坚定立场。
环境污染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取收益，这就产生了环境污染的受益者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受损者，就污染企业作为受益者而言，据大量的文献研究，与之相对应的污染受损者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后者的弱势地位，在利益冲突中处于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立场上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主动地驾驭资本，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就此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设立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专章，为了体现对污染受害者的倾斜保护，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就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主动选择，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心使命上的坚定立场。
第二，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在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位阶逐步提高，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治理行动，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治理行为，理应得到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人类在基本把握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原因基础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理应很清晰，问题理应得以解决。但显然情况远比此复杂得多。从国内层面来看，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已经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物质幸福和生态幸福都成为幸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在人民幸福结构中的权重并不是对等的，由于当前生态幸福的享有与个体的收入状况相联系，以及有些环境问题的危害具有隐蔽、长远的特点，因此，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人更关心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物质满足程度，生态意识还无法自动觉醒。从国际层面来看，自1972年联合国召开首次人类环境会议至今，尽管各国达成了不少的环境保护协议，但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重大问题上的谈判依旧举步维艰，有关气候变化的具有约束性作用的立法和制度仍然不足。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提出了自然资源私有化、商品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等举措，在服务资本增殖的根本宗旨下，并未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和人类文明的远景规划来考虑问题，最终导致环境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具有历史趋势的客观性，而且需要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需要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规律后的自觉行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承担起了推动这种自觉行动的领导责任，其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身，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这一规律，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时至今日，“党的领导”依旧在发挥同样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逐步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位阶，以此来确保此项行动的持续性。回望百年路，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位阶逐渐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还从人类文明兴衰成败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由此来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临时性策略，而且是一项长久的战略事业。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位阶，来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从而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的战略定力。
上述对为什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讨论，也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优势，即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才正确处理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效率和公平正义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多、周期长、难度大，没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和周详的部署就难以完成，因而是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牵涉面广、触及社会各方的经济利益和生态权益，因而又是一个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模式下展开的，在博弈与制衡的缺乏理性包容的“否决政治”环境下难以高效地推进，同时，又以资本增殖为国家发展的宗旨，资产阶级政党以裹挟民意、绑架国家利益为代价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广大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生态权益遭到破坏，因此，是缺乏效率和公平正义的活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不仅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统揽全局，协调各方，而且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依法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下，让不同利益群体都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是既有效率又彰显公平正义的建设活动。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优势和重要政治保障，这一优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成功和顺利进行就能自动实现，我们要将一事物本身的优势和一事物优势的发挥区别开来，前者由该事物的本质决定，后者则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作用。
“5·18讲话”中“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侧重从以下三点展开论述。一是在“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方面，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规矩。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不折不扣地、坚定有力地完成各项改革任务，而这有赖于各地区各部门从政治责任的高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及其所展开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有效地贯彻执行。二是在“党的领导”的制度建设方面，必须落实党政主体责任制度和构建考核评价体系。要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要在生态环境治理上避免走上错误的方向，必须在有关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决策流程方面建立好决策前的党委集体讨论制度，从而确保党对生态环境治理方向的政治把关，必须在有关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决策执行方面建立好考核评价制度，特别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并造成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责任人依法追责。三是在“党的领导”的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军。落实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打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就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性而言，这支队伍的“政治强”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意味着这支队伍要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并能辨别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潮，同这些错误思潮展开思想斗争，同时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效执行力和正确方向性。
“党的领导”优势作用的发挥，从党内自身建设来看，受制于自身完善的程度，而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看，还受制于党对自身这一优势的掌握运用是否得当，而其评判标准当然是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为此，我们不仅要明确要达成什么目标，而且要明确达成目标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样态。如前所述，从达成的目标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是建成美丽中国，同时又不能偏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达成目标过程中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样态看，必须是领导与追随的关系，不是强制性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民群众中的部分成员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眼前的现实利益，暂时看不到、意识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的甚至为了自己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有意忽略更为长远和根本的生态利益，此时，针对前者，党要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针对后者，党则要采取约束性手段让其为实现自己的生态利益而奋斗。那么，要达成美丽中国的目标、不偏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要通过“规划引领、制度规约、宣传吸纳”的方式，恰当地掌握运用“党的领导”这一优势，从而使其充分发挥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一是以前瞻性的科学规划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行动。规划是党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对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谋划和战略性安排，是全体社会成员最大共识的表达，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起到引导和约束作用。2017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和各地区制定好行动计划，确保到2020年生态环境总体改善，他指出：“‘大气十条’已到收官之年，国务院要制定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确定具体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确保三年取得更大成效。各地区要针对本地突出环境问题，制定各有重点的工作方案，确保2020年本地区生态环境总体改善。”习近平谈到的“作战计划”只是广义上的“规划”的一种，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均作了规划。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即“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规划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其中，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两个阶段性目标，一是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二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可以说，两个报告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设定，就是党的宏观层面的总体规划，而为了实现这一规划，党就必须进行中观层面的战略部署，包括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最终，为了推进这些战略部署，还需在微观层面进行具体计划和安排，此层面的计划多、涉及面广，比如，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等。宏观、中观、微观的规划做出以后，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共同行动起来完成既定目标，而这种目标在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约束性力量，即从“落实”的意义上强制或者“倒逼”全体社会成员为这些目标共同奋斗。
二是以制度性环境规约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制度性环境是指由各种不同的具体制度所构成的规范结构和规范基础之和。领导主体必须首先依据、遵循制度性环境展开活动，其中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在基本规范上具体界定活动的性质和取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这一活动过程中，要确保党的“质的规定性”不变，就必须在自己确立的制度性环境下活动，对自己形成规约性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通常我们认为这是要求在其他四个建设过程中“添加”生态文明建设要素，但一事物“融入”另一事物，就意味着两个事物的交相融合。就此而言，我们要注意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制度、价值理念和政策举措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规约作用。具体说来，其一，生态文明建设要在经济制度性环境下活动，即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关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习近平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指出，“国有企业要带头保护环境、承担社会责任”；要不断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绿色金融为生态产业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绿色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绿色金融领域风险，防止资本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保护广大劳动者的生态权益。其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政治制度性环境下活动，即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点工作领域，开展执法检查，定期听取并审议同级政府工作情况报告”；要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要积极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完善环境事项公开制度，保障人民对环境问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各层次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其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文化制度性环境下活动，即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注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其四，生态文明建设要在社会制度性环境下活动，即要牢固树立“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将人民的环境权益和发展权益结合起来，推进生态扶贫，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契机，为人民提供更多生态就业岗位。
三是以共鸣性宣传话语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列宁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对其他居民的政治影响”。宣传是一个政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进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在其周围紧随其行动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宣传思想工作，就是以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共鸣性宣传话语，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全局作出贡献，反过来，广大人民群众受党的宣传熏陶，长期沉浸于其中，有利于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意志并由此展开行动，最终，党的宣传工作形成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引导效应。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观念展示和价值输出，渲染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氛围，并以强大的思想动员能力和统合能力展开宣讲、学习和交流活动，以压倒性的态势影响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习近平同志任总书记后首赴外地考察时就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担忧实际上已经开始向社会传递了要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信息，并强调了此问题的紧迫性。此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借助报纸、电视、微电影、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介展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价值观念和口号，展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破坏等反面案例，展示连续几轮中央环保督察组相关案例的整改跟进情况，展示基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和典型创新经验，最终在群众中形成情境化响应，推动群众自觉行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先进性，率先垂范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生态环境维度，以情感性的氛围影响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同样如此，2018年4月2日习近平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引领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植树，踏踏实实抓好绿化工程，丰富义务植树尽责形式”。“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党员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迎难而上率先示范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比如右玉精神、塞罕坝精神等，会感染广大人民群众，党通过宣传其中孕育的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等精神内核，让广大群众感受其中的坚强党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进而形成对党的高度信任和情感依托，最终转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坚持“党的领导”的总议题包含着本质意涵、政治逻辑、实现方式三个相互联系的分议题，深刻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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