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平、曹建海：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循环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财政数据来看，政策已做出明显响应，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保、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的合计超过12.4万亿元，占总支出的比重达41.3%，达到近年峰值。然而，实现紧密结合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对社会保障相关的财政投入，或是调整各类支出比例，而应重视构建制度化的循环机制，破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两类投资紧密结合面临的张力 观察近年来我国的投资实践，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需要重点弥合三个方面的张力。 一是技术替代加速与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的张力。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领域的技术改造投资持续高速增长。2024年，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9.2%，远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表明投资于物的技术升级正在快速推进。然而，与物质资本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业市场的吸纳能力并未同步提升。2025年，16—24岁不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一度在16%—18%的区间波动，处于较高水平。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过去主要影响蓝领群体的技术替代效应已经延伸至白领群体。技术排斥效应正在扩大，而受冲击群体的再就业和技能转换渠道却不够畅通。 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滞后、错配与“过度教育”并存的张力。《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3年城镇人均人力资本约为505万元，农村约124万元，城镇占全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超过91%，城乡差距仍呈扩大之势。多项研究还发现，劳动者的实际受教育水平超过了工作岗位所需的“过度教育”现象日趋普遍。这意味着部分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走低，折射出市场信号失灵的问题。一方面，大量高校毕业生找不到与专业匹配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却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领域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5年披露的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供求比接近1∶10。 三是制度分割与激励缺失导致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张力。当前，我国在投资决策与管理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分割。投资于物的审批权限与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分属不同部门，这种条块分割的格局往往导致在重大产业项目获批时，对人的投入未能作为前置要件被纳入考量范围。如2025年，政府引导基金大规模投向硬科技领域，但资金主要集中在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与之配套的人力资本投入却缺乏刚性约束。其结果就是，投资于物的效率大打折扣，高额的物质资本投入难以有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此外，从企业微观行为来看，“通用培训投入不足”问题在我国同样存在。企业更愿意投资于专用性技能培训，因为这类培训的收益可以被企业内部化；而对于通用性技能培训，由于劳动者可能跳槽带走技能，企业投资意愿明显不足。这种微观激励缺失，在制度层面形成了与宏观分割相似的困境，二者共同构成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的第三重张力。 以核心构件设计搭建循环机制 针对上述三重张力，需要设计包含四个核心构件的循环机制，使物的投资与人的投资能够相互牵引、彼此强化。 第一，信号机制：适配性监测与信息反馈。循环机制的起点，是让物与人的状态变动能够被及时感知、量化和传递。可将行业投资增速、技能人才缺口、高校毕业生专业分布、岗位求人倍率等多维数据加以整合，进而编制“产业—人才适配指数”。当某行业出现“投资高速增长+技能缺口显著”的信号组合时，系统即触发预警，借此纠正信息不对称，向个人、企业和教育机构传递更准确的收益率信号。 第二，协同机制：投资决策的前端捆绑。单纯的信号提示并不充分，必须在资源配置的决策环节建立刚性联动。对于享受政府补贴的产业项目，应要求其在投资计划中同步提交人才培育方案，并将培训经费纳入项目总预算。通过在重大项目审批环节嵌入人才配套的硬性约束，推动投资于人的总体规模得到实质性提升。 第三，适应机制：可迁移技能的模块化培育。面对技术变迁的高度不确定性，对人的投资必须跳出“专用技能”的短视逻辑。可以考虑将复杂的职业技能分解为标准化、可叠加的技能单元，由劳动者通过终身学习自主搭配组合。在现有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技能模块认证体系。 第四，韧性机制：社会风险分担体系。其设计要旨在于“内部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使个体的学习决策更趋近于社会最优水平。具体路径包括建立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将现有的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职业培训补贴等分散资源加以整合，形成可携带的“技能升级资金池”。同时，逐步将生育、养育、照护等成本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范畴，缓解家庭在人力资本投资上面临的预算约束。 以制度环境支撑循环机制运转 循环机制的有效运转，最终需要制度环境提供支撑。具体而言，要在五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保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第一，构建国家层面的物—人适配监测预警体系。可由发展改革委牵头、多部委共同编制“产业—人才适配指数”，按季度向社会发布评估报告。监测指标应涵盖物质投资增长率、技能人才供求比、相关专业招生与就业质量等关键变量。对触发预警信号的行业，及时启动配套调整措施。 第二，推行“人随物走”的审批制度改革。在重大产业项目的审批环节，增设人力资本配套的刚性要求。凡享受政府支持的产业项目，投资计划须同步明确人才培育方案及预算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应率先执行此项制度，并逐步推广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的产业项目。 第三，实施面向全民的可迁移技能培育计划。在国家层面制定通用技能模块标准，重点覆盖数字素养、数据分析、人机协作、项目管理等可迁移领域。在教育支出中，可单独设立可迁移技能培育专项，支持各类劳动者根据市场信号自主选择培训内容。 第四，建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账户。为每一位劳动者建立终身学习账户，将失业保险基金、职业培训补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工具有机整合，赋予个人依据市场信号自主选择培训项目与时间的权利。账户资金可跨地区、跨行业携带，真正实现“跟人走”。 第五，改革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将人才配套率、技能匹配度、就业质量等反映人力资本投资成效的指标，纳入产业园区和重大项目的绩效评价范畴。从考核“指挥棒”上引导地方政府由单纯的“招商引资”转向“引资与引智并重”，从根本上改变“重物轻人”的激励结构。 总之，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循环机制，不是简单的财政支出比例调整，而是一场涉及决策机制、激励结构和制度环境的深层变革。只有打通信号传递、前端协同、技能适配和风险分担四个环节，才能真正实现物的投资与人的投资相互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6年9月21日）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