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聃、李金徽：陈云长征著作中蕴含的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陈云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亲历者与领导者之一，不仅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通过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等人，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他参加了红军长征。”“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近年来，随着长征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陈云对于长征的贡献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当前，学界对于陈云长征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宣传作用和史料价值的挖掘方面，而对其蕴含的长征精神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深入挖掘陈云长征著作中蕴含的长征精神，对于理解长征精神内涵，激活长征精神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陈云长征著作中蕴含的长征精神 长征是一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它所孕育的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一论断为我们全面理解陈云长征著作中所蕴含的长征精神提供了具体指导。 （一）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长征绝非简单的军事转移，而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陈云长征著作揭示了理想信念对于红军克服困难、坚定向前所起到的支撑作用。首先，理想信念为红军突破长征中的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军途中，天冷风大山高路狭。红军翻越崇山峻岭，在泥深过膝的地方穿行，经受严酷自然环境考验的同时还要应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然而，红军战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将昂扬意志凝聚为战斗力量，在浴血鏖战中“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其次，理想信念赋予了红军克服内心迷茫和动摇的精神定力。面对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始终信仰坚定、斗志昂扬、百折不挠，就在于他们始终坚守崇高理想，坚信自身是“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让红军将士自觉超越个人得失与生死利害，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独立和革命事业之中，始终以家国大义为先，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陈云长征著作生动记载了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突破重围、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闯出生路的壮阔历程，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精神力量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句诗不仅是对长征壮阔历程的诗意概括，更是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精神的艺术表达。陈云在《见闻录》中通过对具体事例的描写，展现了这一精神的深刻内涵。强渡大渡河时，陈云记录下十七名勇士拿着武器驾着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即便面对敌军密集的火力依然“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直至抵达河之北岸，“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这一壮举使安顺场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飞夺泸定桥时，陈云又描写了在敌人火力猛攻下“双手抓住铁索前进”的红军，最终在前锋连掩护下全军过桥的场景。这些细节真实再现了红军在枪林弹雨中所展现的不畏生死、一往无前战斗精神。此外，陈云著作还展现了这一精神从个体觉悟升华为集体特质的过程。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与尾追之敌血战疆场，但是敌人切断了他们与大部队的联系。为了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最后“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更为感人的是，陈云著作记述了在火线上受伤的红军，在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颓丧呼号，而是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的场景。与此同时，陈云在文章中还假借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感叹道：“赤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这些记载都印证了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 （三）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长征最终能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应对和解决长征途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提纲》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首先，著作揭示了教条主义违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危害。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将军事指挥变成“纸上谈兵”，“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使红军遭受了沉重打击。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时，用红军“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的比喻形象地解释了什么是教条主义，明确指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脱离战场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著作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态度纠正错误的全过程。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从此“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陈云在著作中强调，遵义会议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结束了错误路线统治，解决的不只是反对阵地战、前线突击等军事问题，而且是路线问题，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发展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原则带来的转变。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著作系统记录了红军在军事行动、处理个体与集体关系以及民族关系中所体现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品质。在军事行动方面，长征精神被外化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陈云在《见闻录》中记述巧渡金沙江时道：红军仅凭六只破烂之船就巧渡金沙江，在有限的条件下保持内部秩序井然，“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这里的组织船夫绝非命令式调度，而是团结船工从而赢得船工的主动配合。正如歌词中写道：“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与此同时，陈云对于遵义会议的相关描写，也很好地展现了长征精神中的大局意识。陈云在《报告》中，记载了党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时召开的遵义会议，始终坚持从革命的前途大局出发，不仅“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更“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不仅如此，陈云在《提纲》中也进一步指出遵义会议使党内“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在民族关系方面，长征精神表现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红军进入贵州后，积极团结苗族群众，反对军阀压迫，将粮食、枪械等物资分配给苗族同胞，“处处给苗家以利益”。这些举措使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展现了超越民族界限的团结互助情谊。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长征精神内涵。正如陈云在著作中感叹“赤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陈云在其长征著作中，翔实记载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往来互动，生动展现了党和红军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其中，一切为了群众，是红军坚守初心、践行为民情怀的根本遵循。在途经民族地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军队纪律，与沿途百姓间建立起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见闻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途中一位老妇带着孩童，因全年收成尽数缴纳地租，无以为生，饥寒交迫而瘫倒路旁。毛泽东见状上前询问缘由，随后从身上脱下一件毛衣，并从行李中取出一条布被单送给老人，并吩咐随行人员送去一斗白米，老妇深受感动，“连连道谢含笑而去”。这些鲜活细节充分印证，红军自始至终心系百姓疾苦，始终把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摆在突出位置。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红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力量根基。陈云在向国际社会汇报时明确指出，红军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粮食补给方面，红军所需物资“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伤员安置方面，红军把不便随军转移的伤员托付给沿途百姓照料，待伤势痊愈后，百姓又主动将其护送归队，正如其文中记述，“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正是这种心系群众、团结群众的自觉坚守，让红军在长征途中赢得了沿途民众的衷心拥护与大力支持，为长征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 二、陈云长征著作的当代价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陈云长征著作既是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史料，也是深刻把握长征精神的有效载体。其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理解长征精神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文献依据，还在于蕴含其中的丰富精神内涵，为我们继承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提供珍贵史料，为准确理解长征精神筑牢历史之基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特质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陈云长征著作用真实可信的史料，为我们准确理解长征精神提供有力帮助；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将抽象的精神具象化，使读者能够直观感受长征精神的独特魅力，拓展人们对长征精神的认识深度。 一方面，陈云依据亲身经历撰写的长征相关著作，为阐释和弘扬长征精神提供了珍贵而权威的史料支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陈云在其著作中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分析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也分析了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陈云长征著作是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重要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关于长征前期筹备工作，陈云在《报告》中记录为，预先“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并“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此外，著作中还大量记述了红军长征途中攻坚克难的具体历程，生动诠释了红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于纠正自身错误的宝贵品格。陈云在《报告》中直言，长征初期因政治动员不够充分，“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致使“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党和红军及时发现问题、迅速调整完善，进入长征第二阶段后，广大红军战士已然明晰西征的目标和方向，明确了“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的作战任务。这种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的自觉和担当，深刻诠释了长征精神中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核心要义。 另一方面，陈云长征著作语言通俗质朴、叙事平实接地气，为大众理解和认同长征精神提供了便利条件。陈云著作摒弃空洞生硬的说教模式，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叙事笔法记述长征史实。例如《见闻录》中记载的龙云献图典故：云南军阀龙云本想派车，向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运送急需的军用地图及大批军需物资，却未曾料到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所运物资及随行卫兵尽数被红军截获。事后，“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赤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相关珍贵物资均为红军享受，以至于“赤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这一鲜活叙事，将红军身处艰难险境却依旧豁达开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具象化，使读者在品读史实过程中，深刻体悟蕴含其中的长征精神。由此可见，陈云长征著作以质朴平实的语言、生动鲜活的叙事手法，增强了历史叙事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进而帮助大众更为深刻地理解长征精神。 （二）留存红色记忆，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注入情感之力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是我们不忘初心、继往开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内在要求与精神支撑。陈云以饱含深情的文字记录长征史实、定格长征记忆，为后人铭记历史来路、赓续红色根脉提供了鲜活史料，也为新时代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砥砺奋进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 一方面，陈云长征著作所载的翔实史实，为当代继承弘扬长征精神提供了具象化的行为参照。长征精神并非抽象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蕴藏在长征无数感人史实与英雄事迹之中的精神瑰宝。陈云在《见闻录》中记载，红军内部“真是与兵士同甘苦”，无论是“饮食一律平等”，还是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都体现出“赤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不仅如此，红军之间还“相亲相爱”，以至于“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与此同时，红军纪律严明、作风清正，军中杜绝赌博、吸食鸦片等不良习气，“未闻有军官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这些真实记载直观展现出红军内部官兵平等、作风优良、干部廉洁自律的良好风貌，为当代人体悟长征精神、践行优良传统提供了实践范本。此外，著作翔实记述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行军经历，生动刻画了红军身处极端恶劣环境下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长征途中地势险峻，红军接连翻越重重高山，出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的艰难行军景象。为提振队伍士气，政治部宣传队借助留声机播放乐曲，以此鼓舞军心。部队在歌声中“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这段文字真实还原了红军翻越崇山峻岭时，身体和意志经受的严峻考验，彰显了红军不畏艰险、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陈云长征著作以诸多真实鲜活的事例，将抽象的长征精神具象化，激励人们直面各类风险挑战，保持定力，坚定向前。 另一方面，陈云长征著作通过饱含温情的历史细节，深化了大众对长征精神的情感认同。这份温情首先体现在红军内部真挚的人文关怀上。《见闻录》记载，徐特立“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对待俘虏，不仅由“朱德亲自召集谈话，多方安慰”，还让其自由选择去留，“愿留赤军者留在赤军，不愿者就给川资送出赤军区域”。这些记述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抹黑红军的不实谣言，直观展现了红军具有的“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尽显革命队伍的情感温度。其次，这种情感也体现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友善上。途经彝族聚居区时，红军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真诚相待消解了民族隔阂，使得“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真诚友善的互动，深刻诠释了长征精神中的民族团结理念与军民鱼水情谊，为传承长征精神筑牢了情感根基。 （三）依托鲜活文本，为广泛弘扬长征精神拓展传播途径 “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并“坚持不懈地发扬光大，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长征精神的永续传承，离不开有效载体的支撑。陈云长征著作既是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文本依托，也为新时代弘扬长征精神拓宽了实践路径。 一方面，陈云长征著作打破了国内外信息壁垒，拓宽了长征精神的传播范围，为当代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国内层面，《见闻录》客观刻画人物形象，记述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且待人谦和；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言谈毫无傲慢之意。对两位革命领袖平实谦逊的描写，还原了红军领导人质朴亲和的本来面貌，有助于改变外界对红军的固有偏见与刻板印象。在国际层面，《报告》系统梳理长征关键节点和重要进程，使共产国际得以了解长征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对此高度评价：“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外国党的这类材料。”著作向世界展现出“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的鲜明形象。著作真实记录了红军在困境中彰显的强大组织力和顽强意志品格，为长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赞誉与支持。这些著作在当时起到了融通内外、争取认同的重要作用，提升了长征及其精神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也为当下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向世界立体展现中国形象提供了宝贵参照。 另一方面，陈云长征著作以生动直观的典型案例，为当代弘扬长征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范本。著作将具象可感的历史故事，凝练为“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进行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的重要教材”。《见闻录》记载红军途经西延山脉争取民心的史实，为弘扬长征精神提供了生动范例。广西军阀派人假冒红军纵火烧毁镇上房屋与粮食，红军识破阴谋后，主动协助百姓灭火，并用没收土豪的钱财救济受灾群众，由此赢得民心，吸引百余名当地群众踊跃加入红军队伍。正如书中感叹：军阀的恶行反而“助赤军以取得民心乎”。这一案例深刻诠释了“军民鱼水情深”的真谛，彰显了红军面对敌人的造谣污蔑时，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的宗旨本色，也为党史学习教育、践行群众路线、凝聚民心民意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见闻录》还指出，红军获得民众支持并非依靠强制手段，而是凭借守纪律、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红军将抽象军纪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实际行动，凸显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深刻阐明了红军赢得民心的根本逻辑，极具说服力与感染力。著作把长征精神融入真实叙事中，使具象情节浸润人心，彰显出恒久的现实教育价值。 三、依托陈云长征著作，构建弘扬长征精神的现实路径 陈云长征著作既是记录红军长征史实的珍贵文献，亦是新时代开展思想宣传工作与文化传播工作的优质范本。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陈云长征著作的价值，我们要进一步夯实史实根基、优化叙事范式，为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坚实支撑。 （一）依托长征文献，传承长征精神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陈云长征著作作为记录长征历史的珍贵文本，不仅保存了历史记忆、防止历史被遗忘，也成为教育党员、激励群众的生动教材。“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我们要高度重视以陈云长征著作为代表的长征文献的整理、保护与研究，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其一，加强长征文献与文物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工作，为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奠定坚实基础。“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陈云长征著作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长征的路线、战役、重要会议等重要内容，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播长征知识提供了可靠史料。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不少史料和文物已经散失和消失了，一些亲历者相继过世了”，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一方面，要增强预防和抢救意识，系统开展长征史料的普查与收集工作，广泛搜集散落在民间的长征文献、文物，防止珍贵史料遗失湮没。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长征资源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搜集到的长征资源进行数字化修复、建档与存储，建立全面系统的长征资源数据库。总之，应将长征精神的传承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确保其历史真实性、面貌完整性与文化延续性。 其二，充分发挥长征资源的育人功能，使长征精神融入血脉、化为行动。“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做到“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传统”，就要“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充分领会以陈云长征著作为代表的红色资源中所蕴含的长征精神，使其成为滋养心灵、提升党性的生动教材。同时，要创新教育实践方法，积极探索沉浸式、互动式的新模式，构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发微党课、红色短视频等，让红色故事跨屏传播。总之，应针对不同群体，将这些珍贵文献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素材，“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 （二）聚焦微观叙事，创新话语表达，激活长征精神 “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陈云长征著作打破了传统政治话语重理论、轻表达的倾向，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长征途中的见闻与感受，极大地优化了宣传效果。新时代弘扬长征精神，应转变传播理念，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实提升长征精神的感召力与亲和力。 其一，要坚持内容为王，聚焦微观叙事，挖掘有血有肉的长征历史细节，提升长征精神的感召力。陈云在长征著作中没有空谈抽象的革命理论，而是通过描写红军将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事迹、党的领袖爱民如子的亲民形象等，将长征历史具象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引发读者强烈共鸣。基于此，一方面要善于从小切口入手，让历史有温度。弘扬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于宏大叙事，还应深入挖掘长征著作中的历史细节，寻找那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故事，“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人民群众切身感受长征精神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情怀升华，让精神有高度。善于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把大道理融入小故事，在叙事中将宏大历史背景与微观个体命运巧妙融合，把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牺牲奉献等精神内核熔铸于具体的人、事、物之中，使得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将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二，要创新话语表达，转换叙事视角，增强主流话语的亲和力。陈云长征著作运用通俗易懂、平实真诚的语言风格，有效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这种深入群众的叙事方式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提供了重要遵循。一方面，要转换叙事视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新的舆论环境下，传统单向度的宣传模式已难以适应受众需求，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真正做到“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创新语言风格，推进政治话语的大众化转型。弘扬长征精神时应摒弃照本宣科的说教，善于用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阐释深刻理论。通过挖掘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的表达方式，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生动化，使长征精神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精神滋养，从而切实增强主流话语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做到既有高度又接地气，便于大家学习、理解和接受。 （三）塑造大党形象，在坚持自我革命中弘扬长征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陈云长征著作通过对党和红军真实面貌的刻画，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在国际舞台上成功塑造了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新时代必须主动出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并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向世人展示一个“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 其一，要主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破立并举，抢占舆论制高点。“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长征途中，陈云在《报告》中记录了红军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情况，例如每个战士都随身携带一截粉笔，在走过的地方至少写三条标语；通过给群众讲解红军的性质和奋斗目标，让群众认识到红军“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的事实，起到了扭转舆论风向的作用。面对复杂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我们应破立两手抓。一方面，要敢于“破”，以斗争精神粉碎错误思潮。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污蔑抹黑，我们要主动出击，对各种抹黑党的错误言论进行有力回击，敢于亮剑。另一方面，要善于“立”，以强大引领能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阐释党的执政理念和历史贡献，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在多元多变的舆论场上立起党的精神旗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建设好、维护好大党形象。 其二，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提纲》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对于军事领导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不仅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也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展示了一个敢于直面问题、具有强大纠错能力的政党形象。新时代展示大党形象，必须兼顾历史的厚度与时代的活力，将自我革命贯穿始终。一方面，要立足于党的深厚历史，彰显自省基因。中国共产党历来具有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因此要讲好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故事，让世人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成熟政党，增强大党公信力。另一方面，要彰显时代活力，深化自我革命；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总之，通过连接历史与现实，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焕发无限生机与活力。 （四）掌握话语主动权，向世界讲好长征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陈云长征著作打破了国民党对红军的信息封锁，向共产国际讲述了长征，成功争取到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进入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我们必须掌握国际话语权，坚持中国故事由自己讲述、中国形象由自己塑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其一，要坚持自己讲的主体自觉，提升自主叙事的主动性，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长期以来，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我弱”态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误以为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事实上，早在斯诺1936年7月采访毛泽东之前的1936年3月，《见闻录》就已在巴黎发表并在莫斯科出版。陈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比西方记者更早地向世界讲述长征，打破了当时外界对红军的认知空白与偏见。这种主动发声的主体自觉，为破解当前国际舆论场上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借鉴。新时代要掌握国际话语权、讲好长征故事，一方面要增强敢讲的底气，打破路径依赖。“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不能把定义中国的权利交给他人，而应主动走上国际舞台，抢占舆论阵地，有力批驳歪曲中国的言论，牢牢掌握解释中国发展、阐述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增强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提升善讲的能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鲜明展示长征故事背后的思想与精神力量，实现用中国理论剖析实践、用中国实践滋养理论的良性互动，从而“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 其二，要立足中国实际，增强内容自信，提升国际话语权。陈云长征著作立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和精神风貌，讲述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由此可见，讲好中国故事归根到底要立足于中国。一方面，要在中国实践中寻找宝贵素材。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最丰富和宝贵的素材库。我们要加强宣传阐释，向世界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用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理论提供有力注脚。另一方面，要提炼中华文化精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价值共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讲述长征故事时，要注重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找寻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美好梦想的相通之处，让中华文化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智慧，成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认知认同的“催化剂”，让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 余论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陈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其著作所承载的长征精神内核与新长征路上的价值追求深度契合。当前，“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将陈云长征著作中蕴含的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内生动力，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来源：《长征学刊》2026年第3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