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新、类成文：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包含人民主体话语、人民民主话语、为人民服务话语、群众路线话语等多种表达形态，具有鲜明理论特色和丰富思想内涵。其中，“人民”无疑是这一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 概念是话语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话语体系则是围绕一定思想主题形成的有机整体，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不同层次内容，并在特定语境中呈现出相应的语义与语用功能。正是在具体整体性中，概念获得其确定的意义形态，因此，只有在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的整体框架中，才能较为准确地揭示“人民”概念的思想内涵。笔者认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话语建构逻辑的理解，而且对于把握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形成机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自觉，亦具有理论意义。 一、人民话语的确立：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的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体系中形成、以阶级分析理论为核心的话语形态，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基础。在同资产阶级“人民”话语的思想交锋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对立，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阶级话语形态。列宁在这一理论框架内进一步发展出以劳动人民为政治主体的革命话语，并强调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成就、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到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但在其理论语境中，农民总体上被视为缺乏稳定政治独立性的阶层。在分析法国小农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认为只有在其社会经济地位发生转变并趋近于无产阶级时，才可能形成稳定的革命力量。列宁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尖锐化、社会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往往呈现出“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政治特征。总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结构中，农民虽被纳入革命联盟视野，但并未被确立为具有独立历史能动性的主体。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提升了中国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农民阶级不仅被视为重要同盟力量，而且被确认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阶级话语逐步转化为以“人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话语形态，使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获得了新的理论表达形式和实践展开方式。 毛泽东是在中国独特语境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是话语生成与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任何话语的形成与表达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实践场域。恩格斯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毛泽东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些论述均指向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马克思主义话语只有嵌入特定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语境，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转化，才能成为现实的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指导，但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工人运动的历史条件，无法预设不同国家的具体现实。因此，毛泽东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考察中，毛泽东发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呈现出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明显不同的阶级格局：一方面，无产阶级虽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并逐步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但其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时存在明显的动摇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在长期的阶级压迫与经济剥削之下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和反抗意识。正是在这一具体语境中，毛泽东重新认识并评价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多次强调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基础性作用，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系统分析，毛泽东将农民确立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以农村为依托、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展开方式。 毛泽东在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中重塑了“人民”概念。“人民”概念被视为“扭转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用以表征共同政治利益与历史目标的重要范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在阶级结构框架内界定政治主体不同，毛泽东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将政治立场与革命实践条件纳入考量，使“人民”这一概念超越了单一阶级语义。在概念表达方式上，毛泽东充分考虑“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一现实条件，选择以“敌、我、友”的方式进行区分与阐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指革命阵营及其领导力量，“朋友”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团结的社会阶层，“敌人”则是革命斗争的对象。从内容上看，“我们”与“朋友”共同构成“人民”范畴的基本内容。由于“朋友”范围的界定始终取决于具体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斗争形势，“人民”概念便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与动态性。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正是在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将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联合的社会阶层纳入“人民”范畴，通过政治立场的重新划分，使原本可能分散的社会力量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形成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阶级话语向人民话语的创新发展。 围绕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话语内容进行系统创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建立了层次分明的人民话语体系。总体而言，这一话语体系可以从历史观、价值取向、制度构想和实践路径四个层面加以把握，体现出理论与实践、价值目标与实现方式之间的内在统一。在历史观层面，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将革命主体从抽象的阶级范畴具体化为具有历史能动性的人民主体，并通过统一战线增强这一主体的现实力量，从而奠定了人民话语体系的基础。在价值层面，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宗旨，使人民利益成为衡量一切政策与实践活动的最高标准，从而构成人民话语体系的价值内核。在制度层面，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将革命理论转化为关于国家政权性质与政治结构的制度表达，形成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话语框架。在实践路径层面，毛泽东围绕如何正确领导人民以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工作方法论，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与解决方式作出系统阐述，从而为人民话语体系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展开方式。上述各个层面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阶级话语向人民话语转化的完整形态。 二、人民主体的确立：民族复兴依靠力量的理论表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实践所回应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一历史主题构成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形成的重要实践背景和价值指向。 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首先必须明确革命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历史主体。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提出必须“唤起民众”。然而，受所处历史条件与阶级立场影响，孙中山未能在实践中充分调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未能完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在组织和动员层面存在明显局限。毛泽东在系统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民话语，对革命主体力量加以明确界定。他以“人民—敌人”的话语分析框架对社会力量进行政治划分，在界定主体身份的同时确立政治立场，并通过统一战线策略对“人民”范畴进行整合与扩展。在此基础上，分散的社会阶层被转化为具有共同政治目标和行动方向的革命力量，从而为民族复兴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主体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这一革命语境中，人民就是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强调人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并通过人民战争的形式展开。因此，一切革命实践首先取决于如何界定“人民”的内涵以及哪些社会力量属于“人民”。通过人民话语体系，毛泽东对“人民”的范畴作出了具体界定，重新划分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身份，使各阶层在革命进程中获得明确的立场定位，也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团结对象与斗争对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人民”范畴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将国家危亡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以道德标准区分“君子”与“小人”，寄希望于“君子”拯救“小人”。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将底层劳工称为“民众”，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通过广泛联合实现民族解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大革命时期，随着工人运动屡次受挫，毛泽东逐步认识到，革命不能仅依靠无产阶级自身力量，而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系统分析中国农民的数量规模及其革命性特征基础上，他提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忠实同盟军的重要论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巩固红色政权，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革命动力的阶级构成，指出：“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判断表明，在新的阶级关系格局下，革命力量的构成具有阶段性和策略性调整的特点。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基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毛泽东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在这一背景下，“人民”的范畴被扩展为一切参加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体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性与包容性。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则被明确界定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述阶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推翻“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任务。由此可见，“人民”概念的内涵随着革命阶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阶级构成始终围绕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展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国家工业化奠定制度与物质基础。这一时期，革命的实践样态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逐步转向生产关系改造和生产力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建设取代革命战争成为中心任务，革命语境逐步向建设语境转换，人民由革命动员的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与此前以革命对象划分为主的界定方式相比，此时“人民”范畴进一步扩大。在理论与实践表述中，“人民”与“群众”概念更加紧密结合，强调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党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开展经济建设。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同时强调经济建设高度依赖发挥人民群众力量，“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这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更是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和实践创造的过程。因此，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制定符合人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政策，以增强其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系统阐述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确立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发展主体力量的理论判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人民立场与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话语建构话语体系是意义建构与价值表达的理论系统，基本功能在于阐明政治立场、界定价值取向并形成社会认同。毛泽东通过系统建构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话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政治立场和价值旨归。通过对“人民”概念的界定和运用，毛泽东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立场的政治属性，强调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活动必须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路线传统。在此基础上，“人民”话语不仅成为凝聚政治共识的重要载体，而且构成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理论标识。它既确立了党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又塑造了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政治形象，从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价值立场、组织原则和实践取向上的独特政治优势。 毛泽东通过以“人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政党性质决定着政党的根本属性与发展方向，也规定着其政治实践的行动逻辑与价值取向。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通常以争取并维持执政地位为主要目标，其成员多由社会上层或政治精英构成。在利益博弈机制的驱动下，这类政党往往围绕权力分配展开激烈竞争，难以超越集团利益局限，从而制约了其实现社会整体福祉的能力。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局限性，并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与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列宁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先锋队政党理论，强调“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重要命题。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先锋队”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这一论断不仅拓展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的内涵，而且在民族解放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中国共产党更为广泛的历史使命，构成后来“两个先锋队”理论的早期表达。党的七大进一步从组织属性和代表性维度完整界定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通过人民话语的系统表达，毛泽东将党的先锋队性质与人民立场有机结合，既强调其阶级先进性，又突出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品格。正如后来概括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毛泽东通过以“人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贯穿始终的人民立场。“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政党的政治立场决定其价值取向和实践方向，不同政党基于不同立场开展政治活动，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形态与运行逻辑。资产阶级政党以个人主义和利益优先为价值基础，强调个体权利与集团利益表达，并以竞争性利益博弈为基本运行方式。在这种政治逻辑下，政党之间及其所依托的利益集团相互制衡，政治过程呈现出较强的对抗性，容易陷入结构性竞争甚至过度博弈。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即确立了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取向的政治立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构成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通过构建人民话语体系，毛泽东将人民立场深嵌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形态、工作作风，塑造了党的根本政治思维方式。在制度形态上，毛泽东以人民立场指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方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通过制度命名和政治表达强化人民主体地位，逐步确立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体系，从制度上体现了人民立场的根本取向。在工作作风层面，毛泽东提出并系统阐发“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将其确立为党的根本工作方法。他强调“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并将这一认识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由此，人民立场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上，而且体现于具体实践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此理论基础上，新时代进一步鲜明提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这既是对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的继承，也是对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与发展。 通过以“人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利益政治运行逻辑下，资产阶级政党往往将“特殊利益”塑造为“普遍利益”，其政治实践在客观上更多服务于社会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价值指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所建构的人民话语体系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取向。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早已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从话语形成和理论表达的角度来看，“为人民服务”这一明确表述最早出现于1939年毛泽东与张闻天的通信。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首次对这一命题作出系统阐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述将为人民服务提升为党和军队的根本性质与根本目的。此后，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为人民服务”。在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的讲话中，他首次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45年，在党的七大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正式提出并系统论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七大将“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从而实现了由实践原则向制度规范的转化。从“为人民服务”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语深化，不仅体现为语义程度的加强，更标志着这一宗旨由一般价值倡导上升为具有组织约束力的政治原则。1957年，毛泽东批评部分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的现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重申了这一宗旨的实践要求。在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基础上，新时代进一步强调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为民担当，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既是对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价值内涵的深化发展。 四、话语延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源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话语表达形态和传播载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系统性语言建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 从历史源流来看，毛泽东建构的人民话语体系，可以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思想源头和价值基础。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立场和实践指向的话语建构方式，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在意识形态立场、价值取向和建构路径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奠基性资源。 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奠定了鲜明的人民底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巴赫金指出：“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这些论断揭示了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特定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达和传播。在这一理论逻辑下，毛泽东建构的人民话语体系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形成和发展全过程，塑造了党的方针政策表达的基本范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其最为鲜明的特征。在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的深刻影响下，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命题，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利益在实践评价中的根本地位。江泽民强调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明了执政为民的根本遵循。胡锦涛提出并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目标。习近平进一步深化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认识，提出并系统阐释“人民至上”理念，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党的全部工作都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人民立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一贯延续与时代升华。 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蕴含的思想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议题设置的重要基础。话语内容回答“说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是话语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集中体现了其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和价值取向的理论思考，其中关于人民中心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核心命题，至今仍是中国政治理论的重要议题和思想资源。在继承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重要概念和价值取向基础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结合新历史条件进行时代化表达，持续推进理论的创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的构建原则与表达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根本指引。话语构建原则与表达方式回答“如何表达”这一问题，直接关系话语实践的展开路径。其中，话语构建原则从根本上规定着话语的立场和性质。在构建人民话语体系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理论方法观察社会、分析问题，坚持以实事求是原则推进革命和建设实践。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坚持，使人民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话语表达方式决定着话语能否表达得透彻、生动，产生感染力。正如有学者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形式问题，而实际关涉到话语内容的阐释和理解”。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表达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取向。毛泽东强调“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构建人民话语体系的原则与方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根据。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语言表达层面，既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又注重运用生活化表达方式，使理论阐释更加生动鲜活，体现了对人民话语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人民话语体系形成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跨越历史阶段的持续影响力。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这一话语体系不断展现新的生命力，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为民情怀与鲜明的价值立场。毛泽东通过人民话语体系表达党的政治意志，凝聚社会共识，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优势，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进入新时代，面对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话语表达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要求加快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重要源头，毛泽东所构建的人民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深厚思想资源和方法启示。 作者简介：李佑新，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类成文，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2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