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毛泽东如何总结革命战争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代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解读

重视总结经验，善于总结经验，作为一种重要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已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鲜明特点与政治优势。1965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李宗仁和程思远时直陈：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譬如我们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以后，总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继续乘胜前进，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解放战争期间，通过代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各类电文（当前被收入《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军事年谱》的核心篇目，多系该时期毛泽东代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各类电文；甚至，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重要文献中，同期收录篇目中的电文占比也相对较高；这是本文立足电报考察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经验的历史缘起和文献依据）。毛泽东引导全军“取得经验”，及时“总结经验”“检讨经验”，指示全党“学习经验”，据以形成对解放军作战经验的及时总结、持续总结和系统总结。毛泽东代发电文及其总结经验的事实，无疑提供了典型考察样本。“历来党内的重要文电，一般都由毛泽东自己起草”，而毛泽东本人一直力主“要及时与不断”总结经验。本文以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代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为中心，尝试深化毛泽东总结战争经验的既有研究，以期提供一定借鉴。 一、毛泽东始终重视总结战争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进入决定命运的关键阶段。在力量对比、战争形态与战略任务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既有斗争实践中提炼规律、转化经验，并将分散的战例上升为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战略原则，成为关系战争走向的核心问题之一。毛泽东通过代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大量电文，在指挥战争的同时构建起一套以“取得经验—总结经验—检讨经验—学习经验”为基本环节的经验生成机制，使战争实践与理论升华形成互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经验总结不再是战后回顾，而成为贯穿战争全过程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 （一）引导全党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取得经验”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曾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各野战军和各省市委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出，因“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应该“主要地是依掌写电报，发通令”来推行政策和开展工作。纵观整个解放战争，毛泽东不仅做出如上要求，而且始终身体力行。 引导全党“求得经验”是为有所创造，以便应对新的时代任务和斗争形势带来的挑战。1946年6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成为解放区军民高度关注的“中心问题”。此前，经抗日战争时期的作战，我们党已积累了重要斗争经验。然而，面对如何调整全党整体战略部署，特别是逐步从“思想上”和“作战形式上”加速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借以因应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游击战到正规战转变的多重需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力主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积极引导全党“取得经验”，据以“提高战力”，推动“更好作战”。毛泽东通过代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大量电文，形成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及时总结、持续总结和系统总结，进而鼓励全党全军“取得经验”，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通过及时开创并总结新的作战经验，应对复杂形势下多元战略战术的要求。1946年5月，毛泽东致电林彪，告知“顽军在四平方面准备使用坦克，望研究破敌之术”，这是基于东北城市防御作战需要而提出的新的战术攻关课题。随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军区首长，指示各大战略单位“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此事甚为重要，望唤起全军注意”。他同时强调，黄色炸药要成为重要攻城武器，要向矿工学习如何使用炸药，各兵团要专门配置使用炸药的技术人员，“并望各军区速总结自己的经验电告”中央。6月10日，太行二分区部队攻克山西太谷阳邑镇，毛泽东旋即循此战例致电各战区首长，既告知以“组织工兵在步兵火力掩护下，突然接近，施行爆炸，爆破敌据点，全歼敌两连”的成功经验，又要求“全军每旅每团均组织工兵爆破部队，收储大量黄色炸药，造成我军攻城技术之新纪录”。次日，他再度致电陈毅等人，要求将攻克泰安、枣庄、德州等处的攻城经验，“尤其是使用黄色炸药及工兵组织之经验总结电告”。 第二，通过引导和创制新的技战术经验攻取城市，及时反映我们党在分散兵力游击作战向集中兵力运动作战方向的重要调整。全党全军在战争每一阶段都面临新课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从现实需要出发进行经验“开发”。基于战略过渡和战略防御阶段的实力对比与攻守态势，这种调整还需要综合考量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因此，从“分散游击”到牢固树立“无后方作战”思想经验的取得，为推动我们党顺利完成各阶段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为各阶段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经验保障。立足转向城市作战、创新分散游击作战以及开辟无后方作战等相继出现的战争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从战争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开发经验”“获取经验”之外，还需要有意识地从制度上确立全党上下“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反对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反对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的规范，为实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战略任务提供经验保障。 （二）把握战争规律，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经验”是为有所发现，以便能在转化传统经验的过程中更新党的经验系统。如何指导战争，关键在于把握军事规律，而将规律运用于战争指导，就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在指导战争中同时推进经验总结和推广工作。 毛泽东认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及至解放战争，有论者感叹：“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这种“转移”，在毛泽东看来，既应吸收用得着的经验和拒绝用不着的经验，更应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经验。 第一，在代为中央起草电文时，毛泽东注重积极“转化”和“增加”经验，而且重视摆出“经验证明”，阐释战争制胜的“基本原因”，借以为全党提供最新的经验指导和规律总结。比如，关于“一般地是运动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略战术指针，毛泽东将个中经验加以总结并指示全党，这是从既定战略部署和实际战况出发，对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作战原则的具体化阐释。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足战略、战役和战术多重维度对解放战争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以及对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的规律性认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取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敦促上下“检讨经验”，借助有序的政治机制矫正并深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指示各部“学习经验”是为有所参照，力求获得更权威的普遍教育和定向指导。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党曾在肃反问题、政策问题和打仗问题上犯过错误、吃过败仗，但“犯了错误不可怕，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就能发挥“非同小可”的作用。一年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尽管我们党已取得十年内战和敌后抗战的丰富经验，但在新的战争态势和斗争任务下，也难免会碰钉子、走弯路和犯错误。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督促和帮助全党全军“检讨经验”，重视“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以期能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和获得新的胜利做好精神与物质准备。 从根本上讲，检讨经验是通过反思过往的经验事实，特别是从总结失败的教训或检视存在的不足出发，据以在实践中引为鉴戒的思想与组织活动。从毛泽东代为中央制发的电文中不难发现，正是在领导和指导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全党逐步创制出一种上下并行互动、左右交叉互鉴的检讨经验机制。就其典型而论是立于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经验检讨。例如，1946年9月，为强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代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站在战略全局层面进行检讨：当前，我军许多干部在平时赞成这一原则，一到临战就不能加以应用，“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对此，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到，“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除对这一原则性问题加以省思，战时具体战役战术中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检视最多的。 （三）重视引导“学习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系列电文中引导全党取得经验、及时总结经验、敦促检讨经验，极大推动成功经验转化为全党全军的行动指针。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检讨经验、学习经验，最终均为了帮助全党全军习得经验，据以指导战争和争取胜利。至于如何学习经验，依据现实斗争需要和经验内容特质，毛泽东频繁规划和指示“学习之道”。其中，既有立于战略全局的经验通报及其普遍性学习要求，也有基于战役战术需要的定向指引，以及督促参考仿照的专门意见。虽然个中学习的范围、内容和要求多有不同，但推动经验总结成果落地生效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 一是在面对权重较高或影响面广的经验内容时，毛泽东常立足于战略全局的高度，将具体经验通过电文通报全党全军，或将下级上报中央的重要总结加以批转，使其上升为能够体现中共中央（军委）意志，并且具有普遍执行意义的经验指示。二是通过对下级来电经验内容作出简单肯定性评价后，直接转发给全党全军学习参考或仿照办理。三是为给具体战役战斗提供直接参照，在代为中央起草电文时，毛泽东重视指示下级作战部门学习各种“范例”。四是在战略战术层面督促学习经验外，在作战心理上，毛泽东尤为注重以典型战例鼓舞斗争意志。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战略、战术和心理等多个层面，为全党开展经验学习互鉴确立了方针，这也成为全军得以把握战争规律和掌握战争主动，全力推动解放战争快速取胜的关键。“毛主席是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的奇观，关键在于毛泽东借助电报及时总结作战经验，进而全面、深入和系统领导战争。从求得经验、总结经验、检讨经验到最后学习经验，毛泽东对解放战争作战经验的及时总结、持续总结和系统总结，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也时刻以对战争的规律性认识来指导战争，以对具体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调适战略战术，推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二、战略原则与战术创新的形成如果说前一部分揭示的是毛泽东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构建经验总结机制的总体图景，那么，在具体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究竟获取和总结了哪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这些经验如何从战役战术层面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价值的作战原则？又如何通过制度化方式转化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认知？围绕上述问题，有必要系统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获取、总结和检讨的战争经验。 （一）分散游击在综合考量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情势之下，如何获取“分散游击”的经验，成为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 实践证明，“分散游击”是我们党坚持并获取长期战争和频繁战斗胜利，特别是实现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所必须持守的方针，毛泽东一度认为此乃我们党寻求战略上伟大胜利之根本。事实上，它确实是破解国民党全面进攻的有效策略，以至于蒋介石随后被迫调整策略，转而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因势利导，立即向相关部队求证能否“以一部钳制其一路，而以主力大胆打其另一路”的战法予以破解。待胡宗南以12个旅进攻延安，毛泽东立即通告聂荣臻等人并指示：当面对顽军（类似在山东战场上）的“密集平推、稳扎稳打、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时，各战区“作战不论在什么也地方、只要能消灭敌人，就是对于他区的配合。并望认真总结作战中的经验教训，以利更好作战”。及至青化砭战役获胜，毛泽东专门致电彭德怀等人，再度强调面对“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战法，须耐心长期疲困、消耗它，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同时，他进一步肯定了彭德怀攻击蟠龙的计划，认为“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如此通过实践甚至以试错方式来求取经验，还多见于毛泽东致林彪、刘伯承等人的电报，意在宽慰并启发他们尽管“作战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以及“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 （二）无后方作战随着战略反攻阶段到来，如何牢固树立“无后方作战”思想，开始成为全军的新课题。此乃实现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继而彻底扭转战略局面的关键。为此，1947年10月，毛泽东致电各战区首长，在通报西北战场情况及经验之余，提出“即俘即补”的战略指针，并要求“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须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事实上，战略反攻阶段的现实问题远不止处理好作战、补给和修整间的关系这么简单，一系列诸如沙漠作战和抗御寒冷等具体经验诉求，也进入解放军求解的范围，这就要求我们党能立足制度建设，有序确立“取得经验”的常效机制，据以应对繁复战事及其在战略战术上的经验诉求。因此，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迫在眉睫。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又在3月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对报告制度予以补充规定。8月，他再度致电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和分局，具体规定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的详细内容；同期，毛泽东批转了东北局执行报告制度的检讨电以及中央复电，强调以制度化的方式持续“取得经验”，是全党实现“由小规模的地方性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全国性正规战争，由局部性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的“中心环节”。 （三）“一般地是运动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军在战略调整及防御阶段的战略战术指针，主要是“一般地是运动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不只是在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转变前我们党的一种策略选择，而更为一种深远的战略考量。1946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作战并取得胜利，毛泽东随即致电刘伯承等人并告各战区首长，将个中经验加以总结并指示全党：“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同时“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战获得歼敌两个师的胜果，关键在于坚持以多胜少的原则（以11个团对垒敌军3个团）。这种总结，是毛泽东从既定战略部署和实际战况出发，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具体阐释。 一周后，毛泽东又致电山东、华中解放区领导人，并告知各解放区党委、各师各纵队首长。该电专举苏北鱼沟战役（军力对比7:2）和苏中如皋西南战役（军力对比10:2）取胜的“好例”，来分析“集中大力打敌一部”的好处（全局上“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进而要求各部“普遍采用”，并照此“规划一切”。论及此法要髓，仍在于集中兵力促成全歼和速决，此举既有助于解决战斗资源和兵员匮乏问题，也能最大限度保存自己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这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术要点。同期，除对苏中经验进行总结外，在致大同前线的电报中，毛泽东还用定陶战役“经验告诉我（他）们”两点：一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歼敌一至两个团，提振我军士气，引起敌人恐慌，得手后再各个歼灭；二是做五至七天长期战斗准备，逐一消灭各部强敌。个中经验指示，虽然与陇海路战役经验别无二致，实际却包含了对变化中的战争形势新的思考与准备。甚至，1946年9月13日，在代为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刘邓军作战经验的通报”电后，毛泽东于次日再度致电刘邓二人，指示“要学会集中优势打击一点的战法”，借以在面对强敌时能疲劳消耗敌人，集中打其弱点，并以充分修整来确保主动。刘邓二人本是定陶战役的指挥官，而且还是这场战役取胜经验的最初总结者，毛泽东先后两发电报，并非仅为深化对定陶战役经验的总结，同样是包含了对未来战争经验事实的前瞻性研判。 为了能在全军进一步强化上述作战原则，1946年9月和10月，毛泽东还两次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从多个层面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进行了系统阐释。他指出：该原则并非是在内战中提出，而是我军十余年来的优良传统；抗战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当前我军作战方法须应势而变，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敌占优势时，更应如此）；同时，过去三月歼敌25个旅，经验已证明这一原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而必须同时部署于战役和战术两个层面。该指示发出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要求所属各部应乘休整机会开干部会进行传达，以求得“坚定长期作战信心”之效。不久，在东北战场新开岭战役和北满、东满的系列作战中，这一指示得以有效贯彻。面对接踵而至的胜利，毛泽东除继续肯定在战役和战术上集中兵力的价值外，还着重说明了“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取胜之道”的客观经验事实。上述文电，是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作战原则在战略战术层面的全面拓展，也为接下来应对国民党军战略策略调整（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按照既定战略战术部署，在延安和山东两个关键战场，解放军先后歼灭胡宗南部135旅和张灵甫部整编74师。对前一战果，毛泽东认为证明了两点：一是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二是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对后一胜利，他认为也“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胜利”。对此战法，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蘑菇”战术，即将顽敌磨得精疲力竭后趁机消灭。上述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在帮助我军有效推动战略调整之际，使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47年6月发起鲁西南战役后，有机会对全军一年来作战经验进行总结，并就第二年战略方针加以指示，进而对全军作战经验作出“十大军事原则”的科学概括。这三次总结，成为我们党有效破解战略进攻阶段“如何将夺取城市与歼敌有生力量相结合，如何使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如何使作战和休整相结合，如何使后方补充和取之于敌、取之于当地相结合”等新课题的重要经验参照。 随着战事推进，毛泽东持续作出新的战争分析与经验总结。其中，既有如在致电彭德怀时所强调的，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的胜利，“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也有如在给中原野战军电报中对攻打黄百韬和黄维两部的总结，同样强调“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还有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用战斗解决的天津方式，用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和有意地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待后改编的绥远方式”。上述种种，含括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足战略、战役和战术多重维度对解放战争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以及对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的规律性认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取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作战原则的检讨学习与制度化战争经验的价值，并不止于对既往战例的回顾，而在于通过检讨与反思，使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作战原则和组织规范。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战争形势愈发复杂严峻，局部失利与战术偏差在所难免。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出现问题，而在于如何面对问题、如何总结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化学习避免重复错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强调取得经验的重要性，更高度重视对失误的检讨和对作战原则的再确认，持续开展总结、检讨、学习，使人民军队不断培养自我修正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持续反思中，若干具有全局意义的作战原则得到巩固和深化，也使战争经验真正上升为战略自觉。 （一）总结和检讨经验一是检讨打没有准备和没有把握的仗，导致诸如贺龙所率独立第五旅未能攻克波罗的教训，刘邓大军连续作战四十天未得休息而不能坚持的教训，杨罗杨军两纵队因缺粮丧失歼敌机会的教训，东北地区沙后所、王道屯作战中采用错误战法的问题等。对此，毛泽东在往来电文中一再警示各部，要减少不必要的性急、不打无准备之仗。 二是检讨未能贯彻集中优势兵力的作战原则，导致诸如山东战场青驼寺战斗错失歼敌74师时机，西北战场攻打合水不利，东北战场搞不清主攻方向等状况。毛泽东强调要从中吸取教训，既要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又要估计到每次军事行动中的多种可能性。 三是检讨部队因胜利而产生轻敌等思想偏向。尽管中央已转发第二野战军有关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并要求在全军加以说明和教育——当前已经没有辽西、淮海之类的大仗要打，但敌人还在挣扎、战争还在继续，因而“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尤其是当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在消灭福建沿海岛屿顽军的作战中，还是发生攻击金门失利的教训。毛泽东告诫全军：解放战争行将结束，各级领导干部更“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除上述几个维度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部从特定战例出发，自行检讨经验得失。例如，1947年10月，为能在全军确立“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他一方面提出应以西北战场经验为学习典范，另一方面又要求各部首长研究在各自所属部队的干部中，是否存在“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夫、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借以在全军牢固树立“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的信念。在战术层面，这种“耳提面命”式的检讨要求实则更多。1947年10月，因王新亭围攻运城失利，毛泽东专门致电相关人等，直陈“攻运城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只要“虚心研究经验”，便能获胜。王新亭随即总结经验，调整以坑道爆破、多路突击的战法，顺利攻克运城。1948年6月，在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中，毛泽东询问各部是否采用小组攻击、坑道爆炸或地道斗争等新战法进行攻城作战，同时特别追问“是否已召集师以上干部会检讨作战经验”，并强调此举“具有很大意义”。1949年底，鉴于进攻金门失利的教训，在制定夺取海南岛的作战计划时，他专门电示林彪“必须研究这一教训”，并指示各作战部队“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解放战争战事频仍，来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日常文电虽可以及时帮助和指示各部检讨经验，但也难以做到全盘掌控和逐一指导。有鉴于此，确立一种常态化的自我检讨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足两点予以解决。 第一，规定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检讨经验。1946年12月，中央军委曾发出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明确要求各部要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核心内容包括“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进行检查和总结”，意图通过深刻检讨获得实战经验，借以“适应长期战争和频繁战斗的需要”。1947年初，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负责人，要求从给定的两个基本条件出发，“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争取打好“大歼灭战”；同年5月，他致电中原军区负责人及全体同志，提出在郑位三、李先念的领导下，“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1948年7月，在给中原野战军的电文中，他又要求所属部队应在进入雨季修整期的四十天内“检讨教训”。不难发现，如上要求定期检讨的对象，其实并不完全是失败的教训，还包括各部阶段性经验教训的综合总结。这种检讨，实质上是一种“鉴往开来”式的经验系统总结和组织学习行为。 第二，确立党内报告制度。这二者初衷，都是“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此类报告的核心，一是要求将下级向中央报告的行为本身，视作全党“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二是要求将各部落实政策和策略之结果的“自我检讨向我们（中央）作报告”。至于如何撰写报告，毛泽东在致全军的电报中也有严格规范：一是提出可以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报告为“榜样”，二是强调在内容上应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三是指示将“一切有价值的、足为各兵团及各军区取法的电报”，及时转发给各部参考。上述检讨经验机制的创设，确保了各部经验得以汇聚和流动，这使及时、持续和系统的经验检讨与信息交互成为可能，对各战区经验共享和协同作战大有裨益。 （二）坚持“学习经验”，鼓舞斗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战略、战术和心理多个层面，为全党开展经验学习互鉴确立指针，这成为全军上下得以把握战争规律和掌握战争主动，全力推动解放战争快速取胜的关键。 第一，通报成功经验。毛泽东注重将成功经验通过电文通报全党全军，体现中共中央（军委）意志，进而发挥普遍执行的意义。 1946 年7月和8月，毛泽东两次致电各中央局、各军区并转各师及纵队首长，通报陈赓部和粟裕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成功经验，并作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的指示，以及“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的要求。在此类文电中，他既对来电所述经验进行二度总结，又在给予肯定和褒扬后，作出具体学习和实际执行的要求。此类电文及要求还包括：1947年8月，致电刘伯承、陈毅、陈赓、彭德怀等各战区主要负责人，告知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我军必须同时注意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1948年1月，批转邓子恢渤海整军经验报告至全军，要求“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并强调此乃“加强部队团结，防止军阀主义，提高战斗力的最好制度”。这种经由毛泽东并以中央名义通报和批转的经验内容，具备了在全党全军层面执行的规范意义，已不只是扩大了电文的受文对象范围。 第二，肯定下级来电经验，重视对下级来电经验内容作肯定性评价后转发全党全军学习参考。1946年11月，毛泽东将刘伯承等人所报滑县战役简报转发各战略区参考；1948年2月，向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转发邓小平对新区土改政策的补充意见，强调“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同年11月，转发彭德怀争取俘虏工作总结给“各处参考”，并将东北野战军戌齐作战经过报告“转发各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1949年1月，将华东野战军整顿纪律报告电“转发全军参考”。在转发过程中，毛泽东虽未对相关经验做出如前详细说明和深化总结，但这些局部经验经权威认定和领袖推介后，势必对解放战争产生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将极大推动一地成功经验转化为全党全军的行动指针。 第三，强调发挥范例的示范作用。比如，在作战方法上，为准备平汉战役以及山东和华中作战，毛泽东于1945年先后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新四军，提出应利用上党战役经验，集中兵力，连续多次作战，据以获取胜利；1946年4月，为指导东北战场作战，两度致电林彪等人，先是要求学习邯郸战役经验，激励所属各部“多日反复肉搏战斗”，后是指示学习詹才芳在绥中作战中的破路经验，做好城市防御作战；同年5月和7月，先后致电萧华和张鼎丞等人，指示在保卫本溪等地的作战中，进攻时应集中兵力，防守时应学习四平范例，坚持以少对多，死守不退。以上范例均发生在战略调整阶段，此时解放战争尚未正式开打，这些电文恰好说明中共中央对典型“战例”的重视，弥补新战略形势下斗争经验不足的有效手段。及至内战全面爆发，相关电文中的学习“范例”与学习指示更是有增无减。例如，1947年1月，毛泽东电示陈毅“应以宿东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1948年7月，电示徐向前应采用山东部队攻城方法，争取在十天内外夺取太原；1948年12月，电示粟裕等人应以东北战场攻打廖耀湘兵团的战法为参考，大胆插人敌各军之间，以利歼敌。借助推广典型战例及其成功经验，促进了各战区作战经验的移植与参考，有助于在不用“遥制”的情况下，中央仍可以对战争实施全局擘画和定向指导。 第四，在作战方针上，不同战区作战经验亦可以互鉴。对此，毛泽东也是先予以概括和肯定，后给出明确学习指示。1946年7月，毛泽东致电张鼎丞等人，以“粟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为例证，指示华中军区“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1947年2月，致电聂荣臻等人，鼓励所属各部“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借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6月和10月，面对顽军采用重兵集结战法，致电陈毅、林彪等人，提出应以延安和关内战场经验为借鉴，坚持分路出击、分散作战的方针；1948年末，为解决战略决战阶段的战役部署问题，致电粟裕、杨得志等人，指示应仿照济南战役和徐蚌作战中随战随补、随补随战、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来保持作战部队兵员充足、士气旺盛，据以连续作战和大量歼敌。借助上层渠道推动作战经验的上下互联和左右互鉴，中共中央实现了作战方针的及时调整和统一部署，这相比于战术经验互鉴来说，对整个战争影响更为深远。 除在战略战术层面督促学习经验外，在作战心理上，毛泽东也特别注重以典型战例鼓舞斗争意志。例如，在遭遇顽军重兵对垒、歼敌困难而又屡有分兵和性急之弊时，仅在1947年4月，就曾先后致电彭德怀、陈毅、粟裕等人，宽慰其“要有极大忍耐心”，忍耐待机，“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1948年2月，为部署平绥战役作战，致电聂荣臻、杨得志、林彪等人，要求在作战行动中系统学习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没有常备民夫，长时间内没有弹药及新兵的后方接济，而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要拿林罗军敢于在零下三十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占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向一切指战员说明”，“绝不要向任何保守倾向让步，保证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1949年9月，在策划定海作战方案时，致电中共华东局要“采取慎重态度”“力戒骄傲轻敌”。 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党多年来“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作战经验的总结过程，无疑是可供学习和参照的范例。进入新时代，全党高度重视毛泽东总结经验的方法论，既积极继承，又充分发展。如在“取得经验”问题上，习近平强调“可以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在“总结经验”问题上，党中央认为务必要“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在“检讨经验”问题上，“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已在党内形成共识，“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更成为党的政治自觉。在“学习经验”问题上，全党始终笃信并践行“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政治信念。这充分说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毛泽东关于总结作战经验的成功经验，已成为党的宝贵传统。 作者简介：陈东，安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2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