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哲学基础——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6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现实、未来之问作出学理性阐释，构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迫切任务。这一任务面临的首要挑战，源自长期以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系统性扭曲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在哲学层面上完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确立中国式现代化自主阐释的理论自信与方法自觉。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面临的西方挑战西方话语体系深藏着基于西方特殊历史变迁轨迹而形成的碎片化与割裂化的历史视角、线性史观与历史目的论的史观基础，以及文明优越论的叙事底色，试图实现对后发国家的思想支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方话语体系主要围绕动力来源、路径选择和世界影响三大核心问题，构建霸权性思维框架和知识体系，以消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性、合法性与和平性。 (一)碎片化、割裂化的历史视角西方话语体系碎片化、割裂化的历史视角与西方历史转型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变迁密切相关。19世纪后，西方为论证其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的合法性，迫切需要将非西方世界塑造为停滞、落后、需要被启蒙和拯救的对象。于是，启蒙时代西方思想家对中华文明的赞美被“停滞论”“专制论”取代。从19世纪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历史的断言，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列文森以“冲击-反应”范式、“传统-现代”范式等否定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论证，都服务于这一大的叙事转向。 在此叙事转向中，西方话语体系将中西文明置于传统-现代、落后-先进的简单框架中，以西方社会历史变迁轨迹为标准，或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与之类似的现象，或预判中国的发展方向，由此导致在动力来源问题上遮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路径选择问题上质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及在世界影响问题上强行用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污名化。 就动力来源问题而言，西方话语体系往往聚焦于中西现代化出现“时差”的19世纪这一历史横断面，以“与西方在19世纪实现了现代化相比，中国错在哪里”为设问方式来展开叙事。其采取的方法往往是找出一个或多个中西差别，将这个或这些差别指认为中西在19世纪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被学者们或指认为经济因素，或指认为制度因素，或指认为文化因素，或指认为社会因素，或指认为宗教因素等，不一而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范式。费正清认为，19世纪中国的阶级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阻滞因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动力只能来源于外部。基于这一逻辑理路，他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解释为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冲击的反应。在他看来，对于西方的这一冲击，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国人的反应是，它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人的反应是，它是“仿效的榜样”;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反应是，它是进行革命的“思想来源”。(参见费正清，第132页) “冲击-反应”范式深刻塑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知基模和偏狭视野。柯文指出：“尽管作为严肃的学术分析框架，冲击-回应取向的鼎盛时期是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但是它对教科书和其他大学教学资料的影响则至今不衰。”(柯文，第117页)伊懋可从传统后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技术停滞”问题入手，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传统后期的中国经济力量发展的方式，使得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难”(伊懋可，第315页),并认为这一陷阱“几乎不可能通过内部力量发生改变”(同上，第312页)。“减轻并且打破中国的‘高水平平衡陷阱’,是近代西方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同上，第315页)彭慕兰从“中国、欧洲为何在19世纪分道扬镳”问题入手，提出了中国通过“劳动力密集程度日益提高的手段来解决生态不堪负荷的问题”(彭慕兰，第321页),越发远离欧洲式工业化的“大分流说”。这些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的共同性远远大于观点上的差异性，即都以中西现代化出现“时差”的历史时期为立足点，无视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剥夺中国现代化叙事的主体性。这种无视中华文明整体性、片面截取中西现代化出现“时差”的历史时期为立足点的历史视角，无疑是碎片化、割裂化的。 (二)线性史观与历史目的论西方话语体系中深嵌着一种线性史观与历史目的论——人类社会历史必将沿着单一轨道，朝着资本主义预定的终点不断发展——后者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实现了完成形态。黑格尔将历史运动的机制解释为，“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黑格尔，第394页)。人的能动性被消解在绝对理性的神秘显现中，后者规定了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在这一历史哲学中，西方的现代化形态被视为绝对理性在历史中的最高实现形式，具有普遍必然性，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共同归宿。“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神话的史观根源即在于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谓这一历史哲学在当代的理论回响。 就路径选择问题而言，这种历史哲学突出地表现在西方消解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的两种论调中。一种论调是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将资本主义“视为由来已久且普遍化的人类实践的自然成果”(伍德，第20页),进而指责一切未能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人为因素阻滞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这种论调采用的具体方法是，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相同的因素，如商业化、资本主义萌芽等，质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在这一逻辑理路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曲折和挑战皆被归因于路径选择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另一种论调则是以西方历史进程延长线上的抽象的社会主义为参照概念，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相似之处，进而质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论调采用的具体方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采纳，断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模式因引入市场与资本而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连续性。 上述两种论调，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重新塞回“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话语框架中，进而想要消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独创性和超越性。 (三)文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分立的文明优越论西方之所以对自身文明感到优越，是因为西方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文明，物质丰富和经济繁荣被视为西方文明优越的证明。正如雷迅马指出的，“他们认为自己已达到了现代化的顶峰，而他们正是站在这个顶峰上看世界”(雷迅马，第95页),进而“从文化方面在‘先进’国家和他们试图要分析的发展中世界之间划下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同上，第100页)。文明优越论构成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叙事底色，并以两种不同取向呈现出来。 一种取向是以文明的时代性抹杀文明的民族性。该取向基于西方文明率先实现现代化而在时代性方面表现出的先进性，抹杀、否定其他文明的民族性(如历史文化传统等)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能动性作用，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亨廷顿，第52页)。例如，西方话语体系往往基于近代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的时代性问题，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视为要追赶西方的“先进”而必须否定和抛弃的东西，这与路径选择问题上的“现代化=西方化”相互佐证。从韦伯到列文森，尽管已经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与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迥异，但是仍然未能超出将对文明的价值评判与现代化先后顺序挂钩的思维框架，认为中国只有以西方为范本才能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另一种取向则是以文明的民族性差异遮蔽文明的时代性矛盾。鉴于“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同上，第20页),其“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同上，第201页),亨廷顿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与其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相伴随，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应该予以模仿的榜样，将构成21世纪世界冲突的重要根源。文明冲突论将文明的多样化视为落后对先进、野蛮对文明的冲击，其潜在观点是，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形式都在西方，东方文明对自身文明特殊性的认同将给世界带来冲突和动荡。这种论调的实质是，以文明的民族性差异否定人类文明具有的共同价值，遮蔽现代世界冲突的深层根源——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时代性矛盾。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资本确立其对社会支配性地位的进程。资本系统性地利用文明的民族性差异在世界各地制造动荡和冲突，将其转化为增殖的机遇，从根本上破坏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基础。 因此，以文明优越论为叙事底色的西方话语体系，不仅无法正确评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的现代化模式的重大意义和世界影响，而且消解了在文明互鉴中破解人类文明危机的可能。 我们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被既成体系的细分化框架吸收，成为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补充。中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处境主要根源于此。突破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狭隘历史视角、错误史观基础和叙事取向，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首要前提。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方法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11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要求我们以大历史观突破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设问方式和理论框架，为正确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提供方法论支撑。 (一)在中华文明历史脉络和世界历史时代进程的纵横交错中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从大历史观的理论视野出发，一方面，我们要突破西方话语体系聚焦某一历史片段、否定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质疑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碎片化视角，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西方冲击的纵横交错中，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线。所谓中西历史碰撞前产生的现代化“时差”,本质上是中西文明基于各自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节奏而产生的时序差异，而非中西文明落后与先进的二元对立。彭慕兰将中国在16—19世纪人口的高增长称为中国“在供养人民、创造技能等方面的一场‘东亚奇迹’,其经济成就完全比得上‘欧洲(的工业化)奇迹’”(彭慕兰，第12页)。19世纪的西方冲击是中华文明在自我发展的历史脉络中遭遇的外部挑战，而非其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近代以来，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但未能拯救民族危亡，这恰恰证明了主导西方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无法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来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线是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和开创新局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要突破西方话语体系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对立看待，消解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的割裂化视角，在中华文明赓续演进和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交织交融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76页)大历史观要求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和历史必然性；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转化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的激活，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二)在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活动的辩证关系中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从大历史观的理论方法出发，首先要以辩证方法取代形而上学方法，在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西方话语体系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割裂、对立起来，以“现代化=西方化”否定人类现代化路径和形态多样化的可能性，其运用的方法本质上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4页)的形而上学方法。从这一方法出发，西方从未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中华文明作为“活的机体”之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辩证过程，就此而言，这一形而上学方法成为西方难以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根源。质疑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或是社会主义连续性的西方论调，正是因为没有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有机体的现实情况，而将判断建基于西方现代化进程形成的知识体系之上。正如沟口雄三所言，“作为他们认识对象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产生自西方的历史理论中的观念性知识。他们并未从现实情况出发探讨过‘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沟口雄三，第11页) 其次要在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活动的辩证关系中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内在逻辑。与线性史观和历史目的论相区别，唯物史观在历史规律和人的能动性活动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机制。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4页)“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到底以物质生产为根本，因此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表现为“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同上),在历史运动中，“经济关系……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同上，第649页)。能否推动历史与经济运动沿着相同方向运动，成为人的能动性活动是否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中华民族在19世纪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应对在社会内部矛盾作用和西方冲击下社会有机体陷入“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危机。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为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大历史观使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内在逻辑深植于中国共产党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社会有机体实现与经济运动沿相同方向运动，使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历史能动性和文化主体性之中。 (三)以大历史观为基础，创新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设问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2页)以大历史观为方法论基础，要求我们创新设问方式和理论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现实、未来之问作出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阐释。 在动力来源问题上，要突破西方叙事中“中国错在哪里”的设问方式，打破“冲击-反应”“传统-现代”的理论框架，超越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相同的因素来证明中国也有或中国没有的研究理路，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辩证关系中，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应对国内外复杂挑战，化被动为主动，成功找回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节奏。 在路径选择问题上，要突破西方叙事中“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设问方式，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框架，超越以西方现代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为标准来质疑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的研究理路，在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动性、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合乎历史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有何历史渊源，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文化内涵，以及由此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优势。 在世界影响问题上，要突破西方叙事中“中国没有理由不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的设问方式，打破“东方与西方分立”的理论框架，超越用文明的时代性抹杀文明的民族性、以文化差异遮蔽世界冲突的深层根源的叙事取向，在生产方式的作用机理与文明特性的辩证关系中，揭示当今世界冲突的深层根源，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之处，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超越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跨越文明冲突的藩篱，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三重维度以创新的设问方式和理论框架为分析框架，从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世界影响三重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作出学理性阐释，是构建具有自主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着力点。 (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文明“活的机体”的自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习近平，第2页)作为中华文明“活的机体”的自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经济的必然性”发起，因外部冲击而变得异常复杂曲折，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回应挑战、开创新局、实现自我发展的现代化。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深植于中华文明自我发展的“经济的必然性”中。唯物史观认为，在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运动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4页),“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同上，第649页)。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形成的“经济的必然性”。19世纪的中华文明已经进入自我扬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经济运动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那么“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参见同上，第610页)正如钱穆所言，“民变四起，屡扑屡兴”,纵使满清政府费大气力将其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参见钱穆，第166-167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晚清政府实行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变革，但这些变革皆不能阻止其垮台，深层根源在于未能从“经济的必然性”维度推动社会向能够提供先进生产力的社会有机体全面变迁。西方冲击只是一个外部条件，它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而起作用。 第二，西方冲击是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历史主线的外部变量。在封建社会逐渐解体、中华文明已经进入自我扬弃之际，西方冲击把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使中国陷入现代化的被动局面。沟口雄三认为：“在中国将陷入最为混乱状态的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而言，极为不幸的是：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一未曾遭遇过的大敌为了占有市场而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带来了更大的混乱。”(沟口雄三，第100页)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对于近代中国与经济运动“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国家权力，帝国主义将其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支柱和反动同盟。这使得以帝国主义形式存在的西方冲击增大了中国人民以革命力量清除现代化障碍的阻力，也增加了中华文明自我扬弃的难度。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入侵加速摧毁了近代中国的旧经济结构，但由于这种加速来自外部，中国内部尚没有新的大工业结构予以补充，“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危机加剧。对此，恩格斯曾作出过精准预测：“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第170页)帝国主义列强非但不支持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而“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这就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动荡。由此可见，西方的冲击绝非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西方列强试图用暴力方式扭曲、扰乱并阻碍中华文明自我发展的进程。 第三，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找回自我发展节奏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旧的社会有机体在社会内部矛盾作用下的衰败解体，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构成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面对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历史境遇(条件),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孕育、滋养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优秀品格，为中国式现代化扭转“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钱穆指出，在变动中的“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钱穆，第56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372页),以对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文明在扭转“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被动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09页)“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33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领导中国人民清除现代化进程的内外障碍，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深植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和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辩证关系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五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的生命力的支撑下，克服外部冲击干扰、重新找回中华文明自我发展节奏的成果，从源头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旧邦新命”实现路径的历史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第5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文化主动，以“两个结合”走出的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现代化新路，并由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开创的合规律性的现代化新路。对于东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能路径，恩格斯曾以俄国为例提出了三种构想：第一种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波及俄国之前完成工业化；第二种是“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厂英国支配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27页);第三种是找到“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同上，第629页)。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构想”是对马克思晚年所说的“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6页)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中国改变被支配命运的有效途径。 与建立在西方历史变迁轨迹延长线上的抽象的社会主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并存中满足社会对更高水平生产力的需求，又要避免陷入资本逻辑统摄社会生产而造成的西方现代性困境。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经受得住历史运动中“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4页)“经济运动”作用机制的检验。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指出实现“第三种构想”的具体方式，而20世纪9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则给了西方强化“现代化=西方化”的借口，使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低潮。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把组织现代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形式，成为实现恩格斯所说的“第三种构想”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归人民所有”相统一为内在逻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9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危机，使中国以符合历史规律的方式实现不断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80页),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又避免了许多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页)的现代化困境，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以及“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的超越。(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6页)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把握文化主动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第1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从众多西方思潮中脱颖而出，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而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沟口雄三认为：“社会主义的土壤在中国，作为民间的社会机制、生活伦理以及政治上的统治理念本来就是存在的。”(沟口雄三，第124页)中国共产党把握文化主动，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彼此契合转化为相互结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由此产生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参见习近平，第6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现代化进程，塑造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鲜明地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 从物质文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彼此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从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到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不断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好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6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页),超越了少数国家富有、多数国家贫穷，少数人富有、多数人贫穷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从政治文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彼此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具体落实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从精神文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仁、贵和、尊礼、利群等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彼此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96页),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为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从社会文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讲信修睦、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与马克思主义反对把人看作孤立个体，主张共同体理念彼此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效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2页),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形成生机勃勃、井然有序的良好社会风貌。 从生态文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自然观彼此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58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谈治国理论》第5卷，第81页)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起来的中国决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并且能够为应对人类现代性问题、跨越文明冲突的藩篱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源上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亨廷顿主张：“所有其他大国……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亨廷顿，第205页)从唯物史观来看，“国强必霸”的扩张主义路径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支配逻辑存在结构性关联，后者需要将他国作为成本转嫁地和价值实现场，以他国的落后与依附为代价实现繁荣。马克思揭示出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内在具有“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63页)的无法避免的矛盾，这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在一国、一地的范围内维持其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其扩张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9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西方当代的霸权行径皆根源于此。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归人民所有”相统一，构建起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机制，无需通过扩张转移内部矛盾，无需依靠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压迫、掠夺实现发展，从根源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的扩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32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逻辑在国际关系上的必然延伸和逻辑展开。它证明了现代化进程完全可以摒弃以他国的落后与依附为代价的殖民掠夺和霸权行径，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应对人类现代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在人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与文明的关系四个维度展现出应对人类现代性问题的独特优势。 从人自身的维度看，“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432页),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以人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78页),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推动人类文明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共享、和谐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对“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0页),社会表现为“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霍布斯，第95页)的西方现代化的根本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了推进现代化发展的磅礴伟力，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超越对抗性发展模式的新选择。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农业文明对自然的被动依从，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野蛮征服，实现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运行规律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辩证统一，为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现代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并存、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克服了“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背后的排他性、对抗性的零和思维与狭隘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助力和新贡献，实现了顺应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的历史大势同追求人类共同福祉的统一，为跨越文明冲突的藩篱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不仅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77页)提供了现实力量支撑，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发展方向，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明历史脉络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交织交融中，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回应挑战过程中实现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历史能动性和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中国理论，构建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12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