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及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一论述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相关研究或从“两个结合”角度研究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或从纯理论角度概括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有从毛泽东早期经典著述角度研读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探索，为我们从著述细读中研究毛泽东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廓开了研究空间，从而能够以小见大地去理解这一宏大的理论叙事。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此我们以这一时期全面记录毛泽东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从而反映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的《毛泽东年谱》（第4—9卷）（以下简称“《年谱》”）为载体，通过文本分析深入探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背景下，毛泽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思考、实践及其贡献，以期全面而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何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并对新时代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所裨益。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素材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思考、实践及其独特贡献，我们选择了《年谱》中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录为文本分析对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言“文化”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中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既包括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重要观念以及集中体现这些观念的各种制度、习俗，还包括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具体指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 文本分析属于质性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通过审查资料和解释资料，从中发现概念、建立理论、获得理解和贡献知识。本研究基本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资料中产生理论框架。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从下往上不断地进行浓缩，将不同概念和观点整合、生成一个整体。第二，对理论保持敏感。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现有的理论、前人的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敏感，注意捕捉建构新理论的线索。第三，不断地进行比较。需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理论与理论之间不断进行对比，提炼出相关的类属及其属性。第四，理论抽样的方法。选择资料、建立初始编码、经过聚焦编码，开展理论编码。第五，灵活运用文献。使用有关的文献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同时又不要过多使用前人的理论，做到量体裁衣，而不是削足适履。第六，理论性评价。对抽象出来的概念与理论进行检核与评价。 经过仔细检阅《年谱》中1949年至1976年间毛泽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思考和实践的文本，筛选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论的所犯错误的数据，共整理出289条。从内容看，包括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论背景“两个结合”的思考24条、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政策以及相关文艺政策62条、传统文化改造包括知识分子改造29条、传承与发展重点领域28条、传统文化修养43条、传统文化评论61条、优秀传统文化实践42条。从形式看，有讲话、谈话、信函、电报、批示、指示、致词、题词、参观、视察等多种方式。从场合看，国内场合261条，外事场合28条，其中有关中西文化比较以及对传统手工艺品的高度评价，开启了我们党的领袖在中外文化比较中论述文化自信和重视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河。从时间看，1949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67条；1957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建设开端时期，有137条；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及其调整时期，有85条，具体每年记录条目数见下图。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录条目数图  数据来源：根据《毛泽东年谱》（第4—9卷）整理 这289条记录，从第一条1949年1月16日以电报形式，要求在战斗中保护文化古迹，到第289条1976年8月26日，索要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充分说明了毛泽东这一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二、编码办法要从资料中抽象出理论，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中包括三个阶段的编码。 （一）初始编码初始编码是扎根理论建模的第一步，以文本为基础展开。本文将《年谱》中289条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初始编码，以字母M标识。为了保证编码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对289条文本逐字逐句逐段精读，按照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背景、传承与发展政策及相关文艺政策、传统文化改造包括知识分子队伍改造、传承与发展重点关注领域（戏曲、中医药等）以及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文艺及其中重要人物）的掌握、评价与运用等方面，全方位分析毛泽东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不遗漏任何有价值词句，掌握其核心思想和关键意思，对这些论述进行精简、提炼、概括并保留基本观点，由此形成289条初始编码（M1、M2、……、M289）。 以第97条为例。1958年6月29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毛泽东说：“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中国古代一些人，如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初始编码为：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要和自己独创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M97）。再如第143条，1960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在客人提出关于利用中国文化遗产问题时，毛泽东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初始编码为：对中国文化遗产要有批判、有区别利用（M143）。 （二）聚焦编码聚焦编码是编码的第二个阶段，这些代码比初始编码更具有指向性、选择性和概括性，使之表现出更加清晰的类属，以字母J标识。为了保证编码的准确性，使之更有利于抽象理论，笔者对照原始文本对初始编码进行一定修正和完善，形成了289条聚焦编码（J1、J2……J289）。 如第34条，1953年2月19日约李雪峰、李先念等谈话。在谈到民族形式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民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初始编码为反对落后的民族形式（M34），聚焦编码为传统文化形式要创新发展（J34）。再如第259条，1974年10月13日到达长沙，听工作人员阅读《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佚书，在第二号、第三号汉墓中还发掘出竹简、彩绘帛画等大批珍贵文物的消息。毛泽东说：“他们干了一件大好事，挖出这么多宝贝东西，了不起啊！中华民族的历史了不起啊！”初始编码：为长沙出土珍贵文物感到自豪（M259），聚焦编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到自信（J259) （三）理论编码理论编码是以聚焦编码的理论类属进行进一步概括抽象，逐步形成理论的过程。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两个结合”理论背景（字母T代表）、传承与发展政策及相关政策（字母Z代表）、旧文化改造包括知识分子改造（字母F代表）、传承与发展重点领域（字母Y代表）、传统文化修养（字母G代表）、传统文化评论（字母P代表）、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字母D代表）等七大模块对聚焦编码进行全面深层扫描分析并逐个归类，使之具有明显的理论抽象价值，逐级编码示例见下表。   （四）理论饱和度检测通过编码比较分析，再次翻检《年谱》文本时未能识别出新的概念或范畴，因此可以认为此次编码的概念化或范畴化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状态，能较为全面地呈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的主要概念及核心要素。 三、文本分析所得通过对本文进行编码，分析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继承与弘扬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制定并实施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相关政策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Z6）为繁荣新中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关于如何推陈出新，毛泽东曾作出这样的阐释：“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M170) 毛泽东认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M143）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要有收有放，要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Z29）从文化内容看，传统思想观念必须加以批判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然后才能传承发展。“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Z48）从文化形式角度来看，则要区别对待。一方面毛泽东从文艺的人民性出发，强调文化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出：“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Z25）另一方面，若是落后的、保守的民族形式则需要改造：“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Z26），“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Z16）。这反映着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但致力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初衷。 在具体的实施方面，从有形文化遗产看，中国共产党人随时随地都十分注重对各种文物的保护。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通过电报、布告等方式号令在军事行动中保护文化古迹（Z1）、文化教育机关（Z2），国家建设也要注意保护文化遗址（Z19）。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也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Z51）。“至于古迹，并非所有的古迹都不要。凡是可以保存的都保存。”（Z30）对于珍贵的实物毛泽东更是爱惜有加，1952年批示重新裱褙朋友献赠的画卷《清明上河图》以免虫蚀和霉坏。（Z8）毛泽东也比较注意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作用，重视博物馆对人民群众的教育认识功能。1953年他提议建个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认为这是极有意义的。（Z17)1958年他在参观安徽省博物馆后指出：“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Z32）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来看，毛泽东早在1960年会见斯诺时就称赞过中国工匠们的雕刻等手工艺技术（Z36），足见其在非遗保护方面的远见与卓识。 （二）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中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改造，首先进行了旧式教育改革，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说：“现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进步力量还小，马列主义的力量比起资本主义的力量来要小得多。旧式学校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新式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教育改革要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配合好。”（F2）在毛泽东心目中，“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F27）。 其次，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文化建设重点在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在全国人口中仅占很小比例。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发挥所长，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活动是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F9）“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F19）虽然有的地方做法比较粗糙，有的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更是把问题提到政治上的尖锐程度，以致批判中出现过于片面、武断的情况，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总的来说，在新旧社会转变时期帮助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通过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也符合国家建设的要求。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后，“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F17）。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投身现实斗争，在“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基本方针指导下，通过对旧文艺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改革，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创作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再次，在对传统文化改造中，党在思想领域进行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如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讨论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从而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M50) 最后，在制度方面破旧立新，一批旧的社会制度被废止，一批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相继确立。土地制度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营工矿企业通过民主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合生产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颁布实行新婚姻法，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道德观念逐步确立（F1）；拔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诸如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设庄赌博等各种痼疾；文字改革、扫盲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城乡文化发展（F14）。毛泽东论述道：“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F16）制度的活力释放年轻的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豪情，不断焕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勇气。 （三）在某些重点领域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谱》关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戏曲和中医的批判利用分别有21条、7条记录。 关于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毛泽东最重要的指示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Z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解放区曾产生过秧歌剧《兄妹开荒》、新编评剧《逼上梁山》、新歌剧《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延续这一朝气蓬勃的文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戏曲的改革和促进。他提出：“促进戏剧改进的往往是外行，是看戏的。”（Y6）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戏曲的整体判断是“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Y15）。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1963年11月，他接连两次批评《戏剧报》和文化部，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Y16）毛泽东提出，要改革剧团和剧目。（Y15）他还特别重视京剧改革，多次观看现代京剧并作评价，肯定了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彭真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京剧一定要从服务对象、表演对象、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统一等几个方面改革；第二，京剧要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二是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Y18）毛泽东也比较重视地方剧改革，当听到演员们反映，现在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又不像歌剧。毛泽东说：“各个地方剧种要有自己的特色，不然，要那么多的地方戏干什么？”（Y25）据《年谱》记载，毛泽东外出视察时还观看过川剧、花鼓戏、豫剧、越剧、婺剧、绍剧、昆曲等多种地方剧种。 关于中医的传承与发展，首先要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1953年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Y1）他指示：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Y2）他还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要从思想作风上转变，要尊重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只有尊重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Y3）其次要采取批判接受的态度。中医毕竟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对这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则应分析批判。（Y1）毛泽东还指示：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科学中去，更好地为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Y2）再次，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Y1），西医也要向中医学习（Y3）。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Y4）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Y10）最后，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Y3）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建立中国自己的新医学、新药学。（Y4）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Y5）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Y8）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四）增强传统文化修养是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要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对其掌握与了解，才能胸有成竹。因此，优秀传统文化的修为就显得格外重要。毛泽东古典文化修养十分深厚，素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倍加珍爱，临终前还在借阅《容斋随笔》。（G43）在国内视察时，毛泽东每到一处就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比如，1952年视察郑州时，他指出，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危害人民的害河。（Z13）为把黄河治理好，他深夜查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了解黄河泛滥史。（Z12)1958年成都会议前后，毛泽东叮嘱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Z31）他还批示：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G1)1970年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嘱咐他，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劝他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T22）毛泽东不仅自己博览群书，他还向其他领导人荐读古籍，1959年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彭德怀、周恩来阅读(G5),1963年送各同志阅《史记·项羽本纪》(G13),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毛泽东也把《楚辞集注》作为礼物送给了他(G15）。 要以科学的标准评论传统文化。《年谱》记载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文艺作品及其作家、重要历史人物等评价多达61条，他始终坚持以人民性、历史性、时代性和中西比较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 以人民性评论传统文化。在评价中国历史、历史人物时，人民性是重要的标尺，核心在于分析其是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M143）有了如此的辩证眼光，毛泽东在评价中国教育史时就显得特别公允，“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F27）。 以历史性评论传统文化。毛泽东在谈到如何评价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时说：“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M143）用唯物史观来评价历史大事和历史人物，就是要把它们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判断，是否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是否对未来影响深远，是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成败的重要标尺。毛泽东曾用一首七律来评价秦始皇：“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P48）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第一人，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大事。毛泽东说道：“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P54）这样的评价就显得更为客观公正。 以时代性评论传统文化。毛泽东在评价过去的历史与人物时常常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我为主的标准去衡量，正如毛泽东对文化的定义，“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现代价值相适应、符合现代需要的东西才是值得继承与发展的。“我们并不崇拜成吉思汗。我们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夫子。我们只崇拜孙中山，因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P19）“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P34）“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P43）由此可见，推动革命、促进社会进步、发展新文化是毛泽东臧否历史人物重要的关键词。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彰显着一代伟人独特的历史大局视角。 以中西比较评论传统文化。1964年会见新西兰友人威尔科克斯和夫人时，毛泽东阐述了东、西方哲学经过斗争而发展：“真理是错误骂出来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骂出来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骂出来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经过斗争都有发展。古代哲学的发展可以从古代希腊讲起，在中国是从春秋战国讲起的。”（P29)1965年在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讲到东、西方人神关系的认识都有相似性——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中国到处有神。神的组织总是按照人的组织来建立的。人有皇帝，天上也有皇帝，人有文官，天上也有文官，人有武官，是打仗的，天上就有天兵天将，都是按照人的模型做成的。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P38)1973年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在详细询问了埃及历史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历史，并对秦始皇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为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P49）毛泽东以多维视角进行批判性思考，在比较思维、逆向思维的评判中建构中国人的历史自信。 （五）躬身践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毛泽东传统文化素养深厚，信手拈来一个典故便使复杂国际形势化繁为简，使现代的事古今通变，深奥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年谱》共记录了42条用典，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用典评论国际形势，清晰明朗而不至于雾里看花。1961年12月毛泽东用《西厢记》中的唱词“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辞甘”阐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欺软怕硬行径而采取的应有态度。（D23)1963年他用《红楼梦》王熙凤的话“大有大的难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苏联与美国所处的形势。（D30)1973年11月毛泽东又用谚语“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比喻苏美之间的关系。（D41) 二是用典评论当代的事，达到借古喻今的目的。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告诫领导同志，不能官气太重，要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学封建社会“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D6）同年，他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时，用唐朝刘知几史才三长“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特别提醒同志们应该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提高这种识别力具有极端的重要性。（D8）毛泽东还用三国曹操谋士郭嘉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的故事，告诉地方党委书记在方法上要多谋善断、当机立断（D12）；用春秋时期秦穆公在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提醒：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D16）。 三是用典评论深奥的事，做到深入浅出。关于战略方面，为告诫各级领导同志面对大好形势可能产生的骄傲情绪，1973年毛泽东指示：我们要仿造明朝建国前朱升给朱元璋提出的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号。（D39）毛泽东这一典故化用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在战术方面，1963年毛泽东用老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分析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问题，“如果是围城就要十倍兵力，如果是野战就要五倍兵力，在具体的战术动作上就不止了，就要占绝对优势”（D27）。经毛泽东如此用典，重大的战略战术问题就显得浅显生动了。 此外，在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上，毛泽东的书法也堪称一绝，大气磅礴、布局严谨，笔法既遒劲刚健、又出神入化，体现着他博大的心胸和非凡的浪漫主义豪情，毛体字成为中国现代书法艺术的独特现象。1961年毛泽东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赠庐山管理局党委（G10);1963年还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一幅曹操《龟虽寿》相赠（G14）。 四、结论与讨论本文通过对《年谱》的深入研读，获取毛泽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论述、思考和实践，通过泛读、精读、反复读，从初级编码、聚焦编码到理论编码，不断归纳、抽象，整体思维、系统把握，并参考《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等著作内容，开阔研究视野，不断询问自己，倾听文本的声音，思考人在文化之中，其言行自然而然受到文化观念、制度等影响的同时，人又在如何改造文化、建设文化，使其传承向前发展；思考党的领袖仍然面临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创造历史的难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思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处的文化环境、在党的百年历史中对文化规律性认识的阶段性特征，等等。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步探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也为当下“两个结合”理论作出了最鲜明的注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方面的实践探索中，制定并实施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相关政策，一大批古迹、文物得到保护，对旧的文化形态、制度进行了改革，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通过批判唯心主义、学习唯物主义，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戏曲、中药等重点文化遗产领域的继承与发展也得以顺利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尤其是取得了诸如“双百”方针等在现阶段仍然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创新成果。 当然，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对内面临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无古人壮举，对外面临抗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压迫，积极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严峻任务，并且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文艺工作干预过多、忽视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邓小平后来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呈现在纠正‘左’倾错误和‘左’的认识不断强化之间的摇摆状态”，特别是对待文化遗产表现出的历史复杂性，其结果是“双百”方针、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文艺政策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或一些政策在疾风暴雨运动式实施中变形走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现理想和现实、政策和实际的某些脱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方面比如文物古迹的保护较好，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形态方面否定批判较多。这也符合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从否定批判到理性看待再到高度评价演进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结论。但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习近平也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也开始注意调整政策，改变近十年文艺界“八亿人民八个戏”和文坛的困难局面，批示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出版一批中外历史书和科学方面的工具书，恢复和创办一些期刊（Z54）；“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Z276）。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深刻把握这一论述精神，就要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取得的重要成绩、出现的挫折和失误，能够从正反两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思想基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由此，我们进一步思考影响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因素。一是与政治的关系。文化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属性，要充分认识到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意义、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稳脚跟的重要性，进而在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程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二是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情况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认识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导致后来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强调“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来解决文艺问题，传统文化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要准确把握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三是与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应当逐步认识与掌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相互契合、双向奔赴，进一步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空间，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文化基础。四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文化建设重点在人，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也在人，而知识分子在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激发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力，调动其积极性，能够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述思考内容在本文涉及还不多，是今后研究延伸的领域。此外，本文仅从《年谱》一书研读，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遗漏。未来会借助更多的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论述，研究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折探索，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厚重。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5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