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浩宇：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事业的探索和实践，并且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出一条独立自主进行文化建设的道路。研究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道路的认识，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探索独立自主进行文化建设的历程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品格，从不依附盲从他人。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主张治学上的独立研究。1917年夏，毛泽东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批评中国旧学的弊病“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倡导具有批判精神的治学之法。同年8月，毛泽东致黎锦熙长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提出“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的愿望。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文化思想上独立自主的主张，源于他对宇宙间事物内部运动自主性的认识。例如，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认为：“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 1919 年，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文化独立自主的主张。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便提出学术上的“澈底研究”，并直呼“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这里，“传说和迷信”不只是禁锢思想的封建文化，更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强权文化，体现了毛泽东为寻求“新思潮”而不惧权威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文化主张，体现了浓厚的“与封建决裂”的思想特征。1919年11月，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被迫自杀，引起当时社会舆论的热议。次日，毛泽东发表评论：“昨日的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毛泽东由个体事件上升到对整个封建制度的鞭挞，体现了他对整个封建文化体系的反思。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根本目的是创造一种新文化。对此，毛泽东在为文化书社所写的宣言中直言：“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不仅需要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且也需要进行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着力推动政治运动和军事运动的同时，也注重结合实际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1925年11月，毛泽东答复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时，着重提出了对于文化事业的要求——“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的号召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的。当时，农民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80%，其中自耕农约占50%，半自耕农约占20%，佃农约占30%。可见，在社会科学上研究清楚农民问题，对于推进当时的革命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不仅将农民作为文化上的研究对象，还主张将农民作为文化主体本身，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封建社会下“文化畸形”的状况其原因正在于“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而在革命运动中，湖南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办夜学”“办农民学校”运动，使得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毛泽东对此大为称赞。农村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于摆脱地主阶级的“文化统治”，开展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化“围剿”。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从两个方面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一方面，以“左联”为平台，开辟广大的革命文化阵地。当时，“左联”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开展了工作，先后主办了《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学》等许多种刊物，领军人物鲁迅更是发表了大量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文章，锋芒直指蒋介石及其帝国主义反动派。鲁迅还特别强调符合中国实际的文艺道路。1936年，鲁迅给“托”派陈仲山写了一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批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文艺形式，提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鲁迅和“左联”的战斗为打破文化“围剿”、巩固党的文化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毛泽东后来评价：“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主张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1930年，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教条主义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甘苏区之后，毛泽东尤其提倡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社会科学读物，以此来开展根据地的文化建设。1936年10月，毛泽东给叶剑英、刘鼎写信，吩咐“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在普及这些文化读物时，特地强调“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1937年5月，毛泽东更是直接提出，在根据地“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毛泽东关于反文化“围剿”的主张，构成了其文化建设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于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文化建设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文化纲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上独立自主的主张。一方面，面对外来文化要保持批判性和独立性。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吸收其他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益成分。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另一方面，要批判性吸收传统文化。对这一点，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在提出独立的文化纲领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确保文化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为巩固无产阶级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毛泽东十分重视工农干部的理论学习，并且以自主的文化教材建设作为重要抓手。1942年，新华书店出版了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人编写的干部教育教材《文化课本》，这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指出“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并且称赞“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推动了文化上的复兴，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肯定，指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直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苏联文化建设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封建文化残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西方文化仍充斥着中国社会角落，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并以此来保障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例如，在党的八大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强调通过党内教育克服队伍中的缺点。另一方面，延续延安时期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创作思想，实行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道路的“双百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提到了学习苏联中的自主性问题，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区别于斯大林时期的文化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批判了苏联文化建设方法的教条主义、命令主义，再次强调：“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明确提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独立自主地开展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在领导开展文化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形成了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思想。其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鲜明特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旗帜和灵魂，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坐标和科学指南，确保文化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独立自主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更不是放弃原则的自我封闭。毛泽东在探寻文化建设道路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崭新的观念形态。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传入，使得毛泽东等早期革命者逐渐摆脱了对旧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转向探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既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也是文化教育中所需要普及的重要内容。对此，毛泽东指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思想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他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毛泽东肯定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做法，认可其先进性和革命性。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文化“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毛泽东指出：“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一度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批评道：“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而，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文化建设之路。1957年，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就提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教条主义，指出“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强调不采取苏联的文化教育政策。 （二）坚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独立自主品格，植根于其早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体认。早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系统研读了《尚书》《左传》等典籍，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并为之作批注时，毛泽东以古代先贤为榜样，自明心志：“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可以看出，毛泽东很早就具有了自强不息、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也为他之后的文化建设主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延安时期开展文化建设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学习，特别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在文化上只知盲从西方，“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的人，毛泽东批判道：“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谈及具体的文化工作时，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毛泽东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同时，并不是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而是保持了相当的自主性，批判性继承历史遗产的精华。1944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当时，传统文化影响人民群众最深的就是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总的来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性继承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主张对其中落后的部分加以改造。对于多数群众因文化水平低而受落后思想束缚的状况，毛泽东积极推动扫盲运动，使群众逐渐摒弃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此外，毛泽东还主张以新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工作者，使他们向人民群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例如，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回忆：“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在文化建设上，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同样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文化创造的主体上，毛泽东坚持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体。封建社会存在“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传统等级观念，认为底层群众不能创造也不能享有文化成果。毛泽东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十分肯定农民独立自主办夜学的做法，并设想“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在回顾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源泉，他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在文化建设服务的对象上，毛泽东主张文化政策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1941年5月，《新中华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主要执笔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要求“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并且提出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尊重知识分子、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实施公务人员两小时学习制等一系列文化政策，辐射群体十分广泛。1944年3月，毛泽东专门论及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提出：“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搞识字组、唱歌、春联等活动的对象并非文艺家或知识分子，而是广大欠缺文化教育的基层群众，这充分体现了文化教育政策的人民性。同年10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面对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情，毛泽东特别强调文化普及的重点是广大农民群众。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文盲率仍高达95%以上。对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农民文化教育，在农村实行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广设乡村中学和职业中学，大力开展农村扫盲。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中华民族好的东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发扬光大春联、年画、戏曲等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加快推广广播、电影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文化形式。 三、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地开展文化建设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但他的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十分重要。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对文化领导权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在于民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他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凝聚人心，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实践证明，文化领导权是党的重要政治优势，是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径，是党领导人民战胜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难险阻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摆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对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为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确保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武装，将文化领导权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布局，形成文化治理合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昌盛。 （二）以“两个结合”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发展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独立自主的思想不仅强调党对文化的领导权，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是毛泽东等人的理论和实践结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的农民问题相结合。他批判王明等人“言必称马列”的脱离实际倾向，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求理论必须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将“第一个结合”拓展至文化领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并主张以唯物辩证法分析文化遗产。 这一时期，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但其文化思想中已体现“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例如，毛泽东将《实践论》《矛盾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与中国传统知行观、辩证法思想相贯通，使深奥的理论转化为群众可理解的“中国话语”。而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推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实需要相融合。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造陕北民间说书为革命宣传工具，将“白毛仙姑”的传说改造为《白毛女》等革命戏曲，实现了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表态“重视民族的东西”，要求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理论物质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如果说毛泽东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那么“两个结合”则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内核上的契合。例如，将“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理想、“知行合一”与实践认识论、“和合共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升华。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更要因应时代变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筑牢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文化形态。 （三）根据时代变化不断提出新的文化使命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独立自主思想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调文化使命必须回应时代需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这种时代要求下，毛泽东提出文化战线的核心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面对旧社会遗留的封建文化、买办文化，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改造的主张。一方面，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等措施清除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另一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激发文化活力和创造力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党的文化使命聚焦于巩固新生政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国情变化，赋予文化工作新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论断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将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发展文化事业产业，提供文化公共服务，建立网络文化综合治理体系，筑牢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标识性概念，文化建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从建党之初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历史主动精神赋予文化工作新的使命。新时代新征程上，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立足“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顺应科技革命与文明互鉴的历史潮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回答好文化使命的时代问卷。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5期 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