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卓 贺大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凝聚：少数民族干部成长叙事

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习近平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提出要通过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来推动这一意识的形成和巩固。国家民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进一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在强调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应在政策执行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与内化。在这一叙事背景下，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历程不仅是国家政策执行的实践途径，更是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通过个体成长得以建构的理想视角。少数民族干部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任，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也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实践的缩影。他们个人成长不仅是独立的发展过程，还受特定历史时期、政策背景、家庭环境等多重因素深刻影响；个人成长历程不仅是时间线上的连续事件，更是个体在历史、政策和社会结构中的多维互动过程。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历程不仅塑造了其身份，而且通过社会互动与政策实施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此，本文将聚焦少数民族干部的个人成长，探讨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建构与内化。具体来说，即社会历史事件、教育背景、职业发展等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制，也能通过个人成长与国家政策的互动，展现政策的长期社会效应。一、个人与共同体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建构并内化的，本文首先需要介绍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要素以及它在解释个人身份建构中的作用。其次，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核心概念，需要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背景及其在不同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通过回顾现有研究，可以明确在国家政策与个人经历交互作用下，少数民族干部如何在生命历程中内化集体意识，进而能够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设和研究路径。（一）个人成长与共同体关系的理论借鉴生命历程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移民研究。托马斯（W.I.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通过外来移民的口述资料、信件和报纸等材料，研究了移民的社会变化和生活轨迹。这一研究关注个人经历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启发了后续生命历程理论的定性研究传统。与早期生活史研究不同，生命历程理论经过诸多学者细化，逐渐从研究个人生活史转向关注个人生命与社会历史变迁、社会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套更为精细的分析模型。在生命历程理论中，个人成长不再仅作为背景材料，而是被视为重要分析框架。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在于解读个人在不同时机所做的选择，以及生命阶段的顺序与重大生活事件如何交互作用。这一理论强调个人经历的时序性与社会脉络的互动，尤其是在历史变迁和社会结构影响下，个体如何在其生命轨迹中不断调整与应对。生命历程理论有四个核心要素：时间与地点、社会联结与网络、个体选择与控制、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这些要素共同揭示了生命历程中时序性与社会脉络的复杂关系。首先，时间与地点强调个体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时间节点和地域环境对个人成长历程具有深远影响；社会联结与网络关注个体如何通过家庭、社区、职业等社会关系网塑造其身份认同；个人选择与控制则表明个人在面对生命事件时的自主决策与应对策略；而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突出了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经济危机、政策变革等）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然而，生命历程理论并不局限于个人选择和经验，而是尝试在个人与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寻找解释。个人并不独立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而生活，反而常常通过对社会期望的反应，塑造自身生平发展轨迹。此外，生命历程的相互联系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特点。个人的生命历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与他人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例如，一段婚姻的破裂可能不仅影响夫妻双方的生活计划，还会对孩子的教育、社交网络产生深远影响。正是通过这样的社会联结，个人的生命事件与共同体的运行息息相关，共同体不仅塑造了个人生活阶段安排，而且影响了个人应对策略和选择。在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下，个人经历不仅是个体化过程，还与社会性时间密切相关。社会性时间指的是个人在社会角色中遵循的时间规范，这种时间规范通过社会活动、仪式或符号进行表达，体现了共同体的集体意志。社会性时间不仅影响个人在生命阶段中的活动内容，而且在社会整体上反映了共同体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性时间研究能够揭示个人经历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层互动，通过观察共同体内部秩序的稳定性，了解社会制度如何通过时间节点的安排塑造个人生命历程。在本文中，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解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提供了动态框架。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生涯不仅受个人选择影响，还与国家政策、社会变迁等因素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民族地区政策等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成为这些干部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深刻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与社会认同。通过生命历程理论，我们能够揭示少数民族干部如何在其职业生涯中，通过与历史事件和社会结构的互动，逐步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集体性宏大叙事，其建构既依赖于国家政策，也通过个人成长经历和生命历程具体呈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将抽象的集体意识转化为具体的个人行动，并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使这一意识逐步渗透到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生命历程，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故事，成为展示这一意识在社会实践中如何被内化的有效途径。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政策执行者，其个人成长经历反映了国家政策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从而将集体意识具象化到个人行为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民族政策、社会治理和群体意识的构建，较少关注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例如，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团结与融合。这类研究更多强调政策的宏观层面和群体意识的演变，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究个人是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内化这一意识。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共同体意识的个人体现者和传播者。通过对这些个人生命故事的探讨，可以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通过个人经历从群体层面转向个人内化。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的交织在意识形成与内化中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构成受到个体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的深刻影响，而这些文化心理因素通过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经历和实践得以强化。”少数民族干部的生命故事，展示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与家庭、社区、国家政策互动，逐步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个体的家庭背景、教育路径和职业选择成为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干部的认同过程。少数民族干部的个人成长叙事不仅是职业发展路径，而且是国家历史叙事的一部分。有学者在探讨民族共同体意识运行机理时指出，日常社会场域中的张力通过个体行为和选择得以化解，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干部的个人叙事，正是这种场域张力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适应与选择过程。他们的身份认同通过与家庭、社区以及国家政策的互动不断被重塑，最终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同时，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叙事不仅反映了他们在国家政策实施中的角色，还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通过个人生活经历得到巩固。有学者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了不同群体之间互信与合作，提出这些信任与合作通过个体行动得以实现，从而增强了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表明，个人在社区中的传播与实践，对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干部通过生命历程和日常实践，在具体社会场景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路径，成为集体意识个体化的重要体现。（三）少数民族干部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路径的双重角色在本文研究中，少数民族干部不仅作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少数民族干部的个人成长叙事，能够展示个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承载了国家与群体的期望；另一方面，他们是这一意识内化和传播的主体，通过自身成长历程，展示了群体意识在个人层面的深刻影响。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历程具有独特研究价值，因为他们的生命历程不仅是个人发展的故事，而且直接反映了国家政策、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的紧密联系。他们作为国家政策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经历了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转变，如改革开放、民族地区发展政策、扶贫攻坚等。这些历史事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轨迹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分析他们的个人成长叙事，能够清晰看到国家政策如何通过个人具体经历得以体现与落实。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少数民族干部的经历具有特殊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职业生涯中执行并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身份与职业角色又使自身成为政策的受益者和参与者。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使他们成长经历成为理解国家宏观政策如何在个人层面起作用的重要窗口。他们的生命历程不仅反映了国家的宏观叙事，而且揭示了个人如何通过政策实施过程内化和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叙事不仅是研究对象，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路径。通过分析他们的个人成长叙事，研究者能够发现个人与国家政策、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互动过程。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历程展示了个人与群体意识建构的双向关系：一方面，个人通过国家政策和历史事件的影响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经历又为群体意识的传播和深化提供了具体路径。“个体叙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记录，而且是集体意识构建的具体体现。在少数民族干部成长历程中，历史事件、社会变迁、家庭背景等因素通过“个体叙事”得以展现，而这些因素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作用，则进一步反映了群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因此，“个体叙事”可以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个人生活中具体化、内化并最终得以深化。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历程提供了一个观察国家政策如何通过个人命运得以落实的独特视角。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面对的挑战、选择与适应，正是国家宏观政策在个人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通过对“个体叙事”的解读，可以揭示出个人与国家、群体之间的双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身份认同通过与国家政策的接触、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逐渐内化为群体意识。由此，可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个人层面建构、传播、内化。二、通过个人成长解码共同体意识：民族干部访谈的研究路径访谈少数民族干部是回答本问研究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访谈，研究者能够获取民族干部的生命历程叙事，展示该群体在职业生涯关键节点上如何与国家发展政策相交织。少数民族干部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个人经历不仅反映了国家政策的影响，而且展示了这些政策如何在个人成长中被内化。通过访谈，可深入了解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如何通过政治教育、工作经验和社会互动，逐步提升与强固国家认同，特别是在面对政策变迁和社会变动时的适应与反应。与书面记录或统计数据不同，访谈能够捕捉到受访者主观体验和情感认同，展现他们在面对具体历史事件和政策变化时的心理历程。少数民族干部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政策变迁，这些变迁不仅塑造了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通过访谈，研究者能够深入探讨这些复杂的个人经历，揭示他们个人成长与国家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相互关系。质性访谈能够深入挖掘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事件、情感反应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通过与少数民族干部的深度对话，研究者能够了解他们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在面临政策转变、社会变迁和再教育等转折点时的反应。访谈法能够揭示个人经历中的复杂性，这往往无法通过书面记录或定量数据充分展现。少数民族干部在成长过程中，不仅要面对社会和职业中的常规挑战，而且要应对国家政策变动和民族身份转变。访谈能够捕捉到这些微妙的情感转折与身份认同的变化，展示个体如何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内化国家共同体意识。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开放性问题让受访者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事件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半结构化访谈的灵活性允许研究者在预定问题框架内深入挖掘受访者的个人经历和主观感受。访谈问题主要集中于受访者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职业发展、政策变迁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与不同民族的互动逐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访谈数据将通过编码和主题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首先，研究者将对访谈内容进行初步编码，提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概念和模式。编码过程将重点关注受访者个人经历中的转折点，如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再教育机会的获取、政策变化的应对等。对这些转折点的分析，可以揭示少数民族干部在个人发展不同阶段形成国家认同感，以及这些认同感如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互交织。研究者将在编码后通过主题分析识别出“个体叙事”中的共同体意识建构机制。主题分析的核心在于揭示个人经历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如受访者如何描述自身的身份认同变化、如何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他们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情感反应和思想转变。本研究数据收集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从2023年5月至2023年8月期间对8名少数民族干部进行了深入访谈和观察。这些受访者来自中国西南地区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和行政职能部门，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访谈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通过初始受访者的推荐，逐步扩展到其他符合条件的干部。研究对象涵盖壮族、苗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群体，包括教育、文化、民政等不同职能部门的干部，确保样本的多样性。访谈问题涵盖成长背景、政策影响、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事件、与其他民族的互动经验，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等主题。每位受访者接受2至3次访谈，每次访谈持续1.5至2小时，所有访谈均经受访者同意并录音。研究者还参与受访者日常工作和社区活动，观察他们在实际情境中如何与其他干部和普通群众互动，如何在具体社会实践中表达和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者使用NVivo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通过聚类分析提取出关键主题。通过对受访者叙事的聚类分析，能够识别出一些代表性模式，例如少数民族干部如何通过艰苦奋斗的职业经历内化国家认同，政策变迁如何影响其身份认同等。最终，研究将结合这些个体叙事，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少数民族干部生命历程中的建构过程。三、命运的交织：少数民族干部的生命历程与国家认同的共鸣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过程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的成长轨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通过具体的个人得以实践和深化。（一）政策脉动：在国家叙事中成长少数民族干部从童年时期开始，便深受家庭、学校和工作环境影响，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这些阶段逐步建立和强化。许多干部在访谈中提到，尽管他们在家庭中接受的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教育，但家庭同时向他们传递了对国家的忠诚与认同。“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村子里都是苗族人，大家的生活习惯都差不多。虽然我父母他们不识字，但每次村里广播播放国家新闻时，他们都很认真地听，还让我也跟着一起听。我就从小觉得，虽然我们是苗族，但也是中国人，国家的事和我们有关系。”这种来自家庭的早期影响，不仅让少数民族干部在童年时期建立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还通过国家新闻、政策等外部信息逐渐产生了国家认同的雏形。这种认同随着他们的成长，尤其是在学校教育和职业经历中逐渐得以强化。在青少年时期，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干部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场所。2008年，国家颁布《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并在2009年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全国小学阶段的考查以及中考、高考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考试范围。国家还十分重视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鼓励他们准确理解和积极宣传民族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推动创作更多宣传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作品。同时，国家严格管理出版物、广播影视作品及互联网内容，防止出现损害民族团结、伤害民族感情的内容。访谈中，多位干部提到，他们在学校中接受了系统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他们投身公共事业的热情。“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每周都会举行升旗仪式，老师们给我们讲国家的历史和英模人物的故事，尤其是革命时期的英雄事迹，给我印象很深。我记得当时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就说，我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做事。后来初中毕业后，我决定报考县里的中专，走上这条路，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学校教育中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还是一种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逐渐使他们增强了个人信念，推动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为国家和民族服务。走上工作岗位后，少数民族干部与国家政策的接触更加直接，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扶贫政策等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执行这些政策，还通过实践逐步增强了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正赶上国家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那段时间的政策特别多，涉及我们民族地区的发展。我当时负责教育领域的工作，经常和其他民族的干部一起讨论怎么落实政策，怎么帮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努力，也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我们每次开会讨论政策时，都是围绕着怎么让国家和民族一起变得更好。”少数民族干部不仅成为国家政策的实践者，而且通过实际工作经验加深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体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依存”的思想观念。许多受访者提到，他们在具体工作中逐渐意识到，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而民族政策的实施不仅是为了某一个民族，更是为了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进步。“记得我们92年去L县大寨做民调的时候，群众已经很能信任我们了，他们那个寨子条件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我们过去总要找个本地少民的同志，现在像我和WYY，两个人一个侗族，一个土家族，跟他们也都不搭界，但是这些寨子里的群众一样和我们讲话、吃饭，现在那些年纪大的群众也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都是兄弟民族。”通过这些经历，少数民族干部逐渐将职业生涯实践经验与国家整体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对国家的深刻认同。（二）成长中的涅槃：生命历程中的身份认同转折少数民族干部身份认同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个人经历积累和特定关键事件发生逐步演化。每个干部的成长过程都有其独特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在他们不同生命阶段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们逐渐完成从对个人和民族的忠诚，向对国家整体的忠诚和认同的转变。一位受访者谈到，自己在童年时期对国家认同的模糊意识，直到进入大学后才真正清晰起来：“我小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是土家族，家里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民族的人，因为村子里都是土家族嘛。后来我考上了省里的大学，第一次和不同民族的同学在一起生活。我记得当时班上有汉族、壮族、瑶族的同学，大家都相处得挺好，其实大家都没啥不一样的，就同根同源嘛，一样来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有了认识。”这种经历不仅让受访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逐渐清晰，更在其个人认同的转折点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与不同民族同学的交流与互动，他的身份认同从单一的民族归属感，转向更广泛的国家认同。另一位受访者在谈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转折时，深刻描述了当时的感受：“我在乡镇工作了很多年，最初只是想着为自己民族的村民们服务。可是有一次，我被派到东部沿海地区挂职学习，亲眼看到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我们家乡的差距。当时我意识到，国家政策对我们的支持是多么重要，而我们少民干部的责任不仅仅是帮助自己的民族，还要为国家的整体发展贡献力量。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认识到自己不仅是苗族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种挂职经历不仅让受访者看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更深刻影响了他对国家的认同度与责任感。通过这一关键事件，他的身份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仅关注个人或民族利益，而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此外，许多受访者在谈到执行政策时，也提到民族政策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国家始终坚持将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最终依靠发展才能实现。多年来，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根据不同时期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工作方针并作出战略部署。在政策、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国家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推动其发展。国家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加快发展步伐，牢牢抓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一位干部在谈到扶贫工作时说道：“当我亲自去那些贫困村做扶贫工作时，才真正感受到国家政策的力量。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只是在为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服务，但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这不仅是少数民族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就是只有整个国家发展好了，少数民族才能真正受益。所以，我的工作不只是为我们民族，而是为整个国家一起进步。”这一经历展示了少数民族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如何逐渐完成身份认同的转变。他们从最初的服务民族逐步转向为国家整体服务，这不仅是职业角色的变化，更是内在身份认同的涅槃。少数民族干部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成长历程中，经历了多次身份认同的转折。这些转折点通常发生在个人经历重大事件时，如跨区域的学习和工作、国家政策的执行与实践等。这些关键事件促使他们从最初对个人或民族的忠诚，逐步过渡到对国家的忠诚与认同。这种认同的转变，正是他们在生命历程中的涅槃，通过一系列实践和思索，最终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三）历史回响：个体叙事中的国家意象个人经历与国家历史事件紧密交织，形成少数民族干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宏大叙事中的重要节点，也是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这些历史事件在个人叙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成为他们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一位受访者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经历时说道：“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村里的发展一下子有了很大的转变。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乡里来了很多专家，帮助我们村子发展经济，搞产业扶贫。我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国家的政策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对国家的信任‘蹭’一下子就上来了。”在这位受访者的成长叙事中，改革开放不仅是国家战略，更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塑造了他对国家的深刻认同。他通过个人实践，见证了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具体成效，增强了对国家的忠诚与归属感。另一位受访者谈到21世纪初民族地区政策对他的影响：“当时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到‘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国家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非常大。那几年，我亲身参与了很多项目，看到村里一天天发生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真觉得不仅是在为自己工作，为挣钱，真是在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用的事情。”“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受访者的叙事中，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关键事件。这不仅改变了他所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格局，而且深刻影响了他的身份认同。他从最初仅关注民族地区发展，逐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国家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这种历史事件与个人成长的交织，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更为深刻的认同。此外，一位受访者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对他的深远影响：“那次地震真的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国家真的是我们所有民族共同的家。当时各民族的干部、志愿者都冲到了前线，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从各地赶来，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帮灾区重建。我不仅看到了国家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民族之间的那种团结。说实话，也正是在那种灾难面前，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变得特别强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那种感觉。”通过亲身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受访者深刻体会到了国家在民族团结和共同体意识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事件成为他个人成长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节点，使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更加坚定。在许多受访者的叙事中，历史事件的回响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标志，也深刻影响了他们个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重大历史事件如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以及自然灾害等，都是少数民族干部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节点，这些事件在他们的个人叙事中不断被提及，成为他们深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键。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叙事与国家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他们通过经历和参与重大历史事件，逐渐形成对国家的深刻认同。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更通过个人成长和实践，使他们的身份认同逐渐与国家意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四、历程与归属：共同体意识内化之路在个体生命历程中，重大事件与关键时刻不仅塑造了个人职业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过程中，生命时间的流动与国家政策、社会互动密切交织，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内化。少数民族干部在不同生命阶段通过关键事件、制度安排和社会联结，逐步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干部个人成长轨迹，也展示了国家在政策层面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持续影响个人的共同体意识建构。（一）时间的烙印：关键事件与个体身份的重塑不同个人对同一公共事件的体验和影响是多样的，关键事件在每个人生命时间轴上所发挥的作用因人而异。少数民族干部生命历程中经历的关键事件，如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等，不仅塑造了他们的职业轨迹，还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这些事件成为他们个人经历的转折点，也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少数民族干部在职业生涯中经历的重要政策转折点，往往被他们视为个人生命历程的转折点。例如，一位受访者谈到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时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那时候政策一下子放开了，感觉整个社会都在往前冲。我们村本来挺穷的，国家开始给政策、给资金支持村里的项目。我那个时候主要负责这些项目，能看到乡亲们的生活一点点变好，自己也特别有干劲。我当时就觉得，国家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作为少数民族干部，也有责任带着大家一起干好。”对于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而言，像改革开放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他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核心记忆。这些事件塑造了他们对国家的情感共鸣，制度化解读和经验模式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党和国家把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为了让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切实利益，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优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深加工项目、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利益补偿，引导和鼓励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到民族地区投资、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等，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一位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道：“我那会儿刚调到少数民族县工作，正赶上西部大开发。国家投了很多钱到我们这些民族地区，搞基建、修路、建学校。我那时候才明白，国家的发展真的和我们个人息息相关。我觉得自己不是单纯在为民族地区工作，而是在为整个国家做贡献。”这段经历展示了他在职业生涯中的身份认同转变，从最初专注于地方事务，到逐步融入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这种转变不仅源自他对政策执行的亲身参与，还源于集体记忆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参与政策执行的经历往往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在艰苦环境下的工作经历。一位受访者说：“我们刚来这边做民族工作的时候，这里根本没有房子，住的全是埋在半截土里的地窨子，喝的是又咸又涩的苦水。”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强化了他对国家的依赖和认同感，而这些记忆通过社会交往和符号表征被进一步强化，最终融入他的生命故事。社会交往和符号表征，反映出少数民族干部的生命故事嵌入更广泛的社会记忆中。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提到的“挂职深造”经历，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发展事件，也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就高度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专门创办了多所民族院校，并通过设立干部训练班、开办民族班以及实施定向招录公务员等措施，确保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选拔能够有序推进。尤其是国家定期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考察、挂职锻炼，不断提升他们的素质和眼界。无论少数民族干部是否亲身经历过这些深造学习，“挂职学习”这一符号逐渐成为干部们普遍认同的标志性事件，代表了干部们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一位受访者说：“出去挂职，一个是视野开阔了，方便看清楚问题的本质，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那么生硬，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我认为国家让干部们挂职，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是一种支持。我之前去粤中南区参观，就很有震撼。我们这边生产队还是早上叫出工，晚上叫收工，人家早就开始小组评分制了。所以像这些东西都很有启发。反正每次参观回来，思想都要提高一步。”国家通过多方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发展，特别是“西部之光”计划等专项培养工作，推动少数民族干部不仅在地方服务，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发挥更大作用。尽管少数民族干部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有所差异，但通过共同的挂职学习和历史经验，他们逐步融合在一起，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少数民族干部的生命故事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成长历程，也通过国家政策的推动，逐步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奠定了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二）制度的引力：从年龄线到资格线的命运书写制度化路径通过规范化机制推动了少数民族干部成长，加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这些机制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引导，更是将他们置于广泛的社会系统，强化了他们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年龄线与资格线作为两种重要的制度工具，在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生涯和身份认同塑造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年龄逐渐成为规范个人成长轨迹的核心机制。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通过制度化年龄段划分，明确了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角色。在访谈中，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提到，他们在年轻时并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职业选择和发展更多受个人际遇影响。“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明确的规定。那个时候就是听上级安排，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那会儿也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到什么位置，只想着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到省里工作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自己也能够到省里工作。”随着国家逐步推进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计划，少数民族干部职业发展路径被规范化，尤其是通过“骨干计划”等政策的实施，年龄线成为促进干部成长的关键机制之一。依托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高层次骨干人才。少数民族干部从年轻时就被明确规划了职业发展方向，通过返校深造和党校培训，逐步走向各级领导岗位。年轻干部通过教育系统、返校深造等机制，能够明确职业发展路径。这不仅帮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进步的预期，也逐渐形成对国家的忠诚与对共同体的认同。骨干计划每年根据国家需求招生，少数民族干部在学校期间就已经得到系统职业引导。在这样的制度下，干部们不仅能够清楚看到未来发展路径，还能够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通过返校或深造进一步提升各方面素质。在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发展中，资格线作为一种制度化路径，通过社会分类系统规范了他们的成长轨迹。少数民族干部的任职资格并非基于个人经历，而是通过文化系统、教育系统和党群系统的认定来实现的。首先，成为民族干部的首要条件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不仅考察了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也考验政治觉悟和党性。“我大四的时候参加了公务员考试，那个时候我知道，要想进入政府工作，特别是要成为一名民族干部，考试是第一道关卡。当时复习了几个月，考上之后特别高兴。后来我被分配到我们这边的那个X村，从基层做起，主要是负责一些基础的行政事务。”通过考试获得资格的干部进入规范化职业发展轨道，且随着工作年限的积累，还需接受定期培训和考核，以提升政治素养和管理能力。国家通过党校、中央民族干部学院等机构不断对干部进行再教育，使其不仅提升了业务能力，也强化了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度。一位干部回忆道：“每隔几年，我们就会被送去培训，不管是业务知识，还是政治觉悟的提升，都必须通过考核才能获得升职的机会。”通过这些培训，干部们不断强化自己作为国家行政人员的身份，逐渐将个人职业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相结合。资格线不仅规范了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发展，而且通过这种资格的获取和维持使他们在职场中形成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感。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风险管理系统，国家保障了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稳定性。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干部通过资格线的制度化路径逐渐从个人的成长转向集体认同，内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通过年龄线与资格线的制度化路径，少数民族干部在职业生涯中逐步完成了身份转型和共同体意识内化。这些规范化机制不仅帮助干部们有序成长，而且通过职业生涯规划和群体资格获取，使他们逐步形成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感。制度的引力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少数民族干部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关键路径。（三）关系的纽带：社会联结与共同体意识的强化少数民族干部在职业生涯中的社会联结，尤其是家庭和职业联结，扮演着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角色。在家庭层面，尽管现代社会中家庭与邻里、社区的外部联结有所弱化，但家庭内部的紧密情感联系却变得更为重要。通过这些家庭内部的互动，个人逐渐在情感和价值观上形成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例如，某些民族干部在访谈中提到，家庭成员对其政治觉悟和职业选择的支持，对他们度过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节点起了重要作用。一位受访者回忆道：“我小时候我们村子里的干部帮了我们家很多，那个时候我妈生病，村里也没大夫，村干部帮我们联系医院，真是帮我们渡过难关了。后来我就说我也要做这种工作，我父母也都特别支持。”这种家庭内部的情感支持，潜移默化地将国家的集体认同融入个人成长的生命历程，并通过家庭内部的互动得到不断强化。在职业联结方面，民族干部在日常工作中的高频次互动也是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个人在进入某一职业群体时，不仅需要具备相应技能，还要认同该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通过与同事、领导和下属持续互动，民族干部逐渐熟悉了国家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并内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一位受访者说道：“到八〇年，土建六队开始搞建筑盖楼，把土坯房拆了，把职工搬到单身楼了，我们才有机会一个人住，之前都是三五人住一块，汉、回、土家族都是混住。大家每天在一起工作、解决问题，时间长了，真就跟一家人一样。”通过与不同民族同事的合作，少数民族干部逐渐将个人的职业责任与国家的民族团结目标紧密结合。这种“兄弟民族”的叙事，体现了民族干部在职业互动中逐步内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跨民族的信任和合作，不仅在工作中被不断强化，还通过日常的叙述和回忆，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还是职业群体中的互动与合作，少数民族干部通过这些社会联结，逐渐将个人的职业成长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探讨了少数民族干部在职业生涯和成长过程中如何逐步建构、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时间与地点、社会关系网络、个体选择与历史事件的互动，本文揭示了少数民族干部如何在个人生命历程中逐步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刻认同。第一，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在动态变化中建构和强化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干部的认同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历一系列关键历史事件、社会互动和个人选择后逐步形成的。通过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如公务员考试、党校培训、政策执行等，少数民族干部不仅提升了专业能力，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国家教育与引导。无论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基层工作，还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干部们通过与其他民族干部的合作、互动与信任，不断强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二，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经历展现了时间和地点对构建认同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干部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经历了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民族团结政策等重大社会事件，这些事件成为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转折点。通过这些经历，干部们不仅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与支持，更通过实际的工作和生活感受到国家政策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第三，社会关系网络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少数民族干部通过家庭、职业群体和跨民族的社会互动，不断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庭的情感支持为他们的职业选择提供了重要精神动力，而职业群体的互动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干部们通过与其他民族干部的合作，形成跨越民族界限的信任与合作网络，这种“兄弟民族”的叙事在日常工作中被不断强化，成为他们内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跨民族的合作与交流，不仅巩固了干部们的职业身份，也让他们在情感上与国家整体达成深刻的共鸣。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与就业支持。教育是推动少数民族干部成长和内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干部职业发展往往与其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支持力度，尤其是在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资源和机会。通过“骨干计划”等政策，国家已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但未来应继续扩大教育覆盖面，特别是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和留学机会，让更多少数民族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此外，国家还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支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职业指导。通过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企业合作，国家可建立少数民族青年就业保障机制，确保他们能顺利进入职场，并通过工作实践逐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加就业机会，不仅有助于少数民族干部的职业发展，还能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第二，建立长效机制，激励少数民族干部成长与发展。政策的长期实施与引导，对少数民族干部的认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时，应保持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政策调整，确保少数民族干部能够在稳定的政策环境中逐步内化对国家的忠诚与认同。此外，国家还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实施的监督和反馈机制，确保政策真正落实到位，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领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少数民族干部认同国家的重要基础。通过定期的政策评估和调整，国家可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并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政策内容，推动少数民族干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此外，为巩固少数民族干部成长与发展，国家应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确保少数民族干部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通过建立完善的晋升机制、定期的职业培训和评估体系，国家可以激励少数民族干部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政治素养，逐步成长为能够肩负民族团结重任的领导者。第三，加强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网络建设。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网络建设，特别是在职业和生活层面，促进不同民族干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多元文化融合和社会互动，少数民族干部可以在跨民族合作中逐步消除偏见与隔阂，形成更为牢固的兄弟民族关系。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民族团结相关政策，鼓励不同民族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进行更多的互动和合作。例如，通过联合工作小组、跨民族交流项目、民族干部轮岗等方式，增强不同民族干部之间的互动和信任，推动各民族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共同目标和责任感。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干部培训和教育体系中增加跨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帮助干部们更好理解不同民族文化习俗，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综上所述，本文尝试揭示少数民族干部在成长与职业生涯中如何逐步建构、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过程不仅受到国家政策、教育与社会互动的长期影响，还通过家庭和职业联结而不断强化。为进一步巩固这一认同感，国家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就业支持，推动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网络建设，并确保政策的稳定性与长期性。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少数民族干部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发展与巩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也为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作者简介：吴越卓，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贺大伟，安徽财经大学讲师）网络编辑：同心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