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辉 张方方：西方“话语陷阱”的意识形态透视及其中国应对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国际舆论领域中的话语霸权和媒体垄断地位，频繁发表仇华、反华言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威胁论”到苏东剧变后的“历史终结论”；从20世纪末的“中国崩溃论”到21世纪初的“中国威胁论”，再到近年来的“中国危机论”“中国殖民论”“中国责任论”等等，美西方国家可谓是竭尽西化、分化中国之能事。更令人担忧的是，美西方国家还利用“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话语陷阱”学说，将反华言论与仇华观点隐匿于其中，意图以此达到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117要想根本解决“失语挨骂”的问题，就不得不正视美西方国家利用“话语陷阱”抹黑、诋毁中国的卑劣行径。这就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辨析西方“话语陷阱”的意识形态症候，在系统论证其典型样态、衍生根源和本质意图的基础上明确其矫治进路，进而拨开笼罩在西方“话语陷阱”上的层层意识形态迷雾，避免落入美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设置的“话语陷阱”。一、西方“话语陷阱”的典型样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道路较量的时局下，美西方国家精心打造的“话语陷阱”学说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其以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为起点，在此基础上贬抑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就此来看，在众多西方“话语陷阱”中，以质疑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而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修昔底德陷阱”、以贬低中国发展前景而喧嚷“中国崩溃论”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而鼓噪“中国危机论”的“塔西佗陷阱”和以诋毁中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而叫嚣“中国责任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较为典型。（一）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权力争斗的描述，常被应用于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以分析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冲突。现实中，部分西方学者深受其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往往不自觉地以“修昔底德陷阱”为框架来分析和预测当前的中美关系。他们表面上看似担忧中美两国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实则在言辞间充满了“中国威胁”的暗示。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鼓吹的“黄祸论”，到朝鲜战争时期渲染的“军事威胁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近年来再度掀起的“修昔底德陷阱”，美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的考量，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炒作“中国威胁论”已成为美西方国家开展反华政治实践的一种常态。然而，“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2]269，“修昔底德陷阱”本是对特殊历史事件的经验性描述，而非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发生冲突的铁律。事实上，美西方国家炒作“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是因战略误判而陷入的主观臆想，且这种臆想通常源于他们对霸权地位的追求、对相对国家实力衰落的恐惧以及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敌视。反观中国，不论是与欧美等传统强国进行交往，还是与新兴的亚洲国家展开对话，都始终立足于更加开放、包容、合作的国际视野，坚定不移地贯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原则，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为，更彰显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因而，面对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作的实际努力，美西方国家试图借用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谎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二）喧嚷“中国崩溃论”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描绘的是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因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无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最终导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状况。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世界银行2007年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该报告指出：“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3]5。客观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经济增长停滞、居民收入水平徘徊等困境，如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与之相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的挑战愈加凸显，经济增速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首次滑落至8%以下。于是，美西方国家借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的间隙，大肆宣扬中国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动能不足，正面临“巨大风险”，借此抛出所谓的“中国经济见顶论”。但实际情况是，“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4]59。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1%，经济增速连续多年稳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超过30%，稳居世界第一。[5]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中国经济稳健前行，从而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应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唱衰。（三）鼓噪“中国危机论”的“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一术语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对此，习近平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6]35一般而言，这一理论多用于公共治理领域，用来描述政府行为失当所导致的公信力丧失以及对此公众所产生的信任危机。现实中，部分美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客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却频繁提及“塔西佗陷阱”，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公信力缺失问题与“塔西佗陷阱”等同，试图营造出一种中国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假象。诚然，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多元社会文化的碰撞、多样社会关系的交织和多种社会问题的叠加，无疑会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公信力带来冲击和挑战。但在面对社会矛盾时，我们党和政府并未选择逃避或漠视，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方案与措施来加以解决。比如，我们党和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更加注重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政策更加符合时代需求、更加贴近民生；在工作推进中，更加强调精细化、系统化和高效化，确保每一项政策都能真正落到实处；在成果评估时，通过建立完善评估机制，除了对政策的短期效果进行监测外，还对其长期影响进行估量，以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长远效益。这些全方位、多层次的政府工作体系的构建，不仅是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的外在表现，而且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关系深化巩固的内在彰显。《2024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特别分析：信任与政府方法学》显示，“中国信任”继续称冠全球，在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上，中国高达85%，远远超出全球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美英两国仅为40%、30%。[7]这就进一步表明，美西方国家用“塔西佗陷阱”抹黑中国正面临严重信任危机的言论纯属主观臆测。（四）叫嚣“中国责任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最初源自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成因的分析，其核心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金德尔伯格认为，尽管美国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取代了英国，但由于美国不愿或无法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8]348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将这一观点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用来表示对中国崛起后不愿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责任的担忧。[9]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常以自身利益为至高准则坐享全球化成果，却让后发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风险。然而，部分西方学者却罔顾事实，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据此要求中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主张中国填补美西方国家留下的责任空缺，补充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这种竭力鼓吹“中国责任论”的“捧杀”论调，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实际上，近年来美国的经贸和外交政策处处显露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政治孤立主义的倾向。这些开历史倒车的举措，深刻揭示了美国企图逃避承担全球共同发展责任的丑恶嘴脸，也直接映射出其“美国优先”的政治理念。与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彰显并践行着与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大国担当。习近平明确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10]262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三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行动中，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以实际行动破解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出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难题。二、西方“话语陷阱”的生成机理西方“话语陷阱”的形成、演变与发展都有着特定的根源。尽管西方“话语陷阱”在存在样态上表现出多样化的形式，但其衍生逻辑与形成机制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究其生成机理而言，西方“话语陷阱”不仅遵循着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式，而且包含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情结，且具有极力维护霸权秩序的现实诉求与战略意图。（一）形而上学思维的认知缺陷纵观西方哲学史，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论”以来，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渐以形成。随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理念论”，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11]3，进一步奠定了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基础。后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将这一思维模式推向了极致，他以“绝对理念”[12]362为核心构筑的整个思想体系成为近代形而上学的巅峰。可以说，从古典哲学到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底色。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就以独到的洞察力揭示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困境，并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超越。但是，作为“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13]1003，马克思的学说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来自资产阶级的联合打压和曲解，未能在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即使在现代哲学中，‘摈弃形而上学’的口号也并没有使形而上学真正消除，它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14]，而在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这一思维模式依然大行其道。在认识论层面，这种先验的、僵化的、教条的形而上学观点容易陷入经验论、独断论和不可知论的泥沼。而这一思维模式的内在缺陷，又导致部分美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通常以抽象、片面、静止和对立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更确切而言，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认知固化是美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产生认知偏差的思想根源之一，也是其在社会科学理论领域设定理论陷阱和话语陷阱的内在根由之一。特别是在评判中国问题上，他们习惯于用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和“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臆测中国崛起会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将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遇到的暂时性困难上升为系统性的制度缺陷，甚至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视为即将崩溃的征兆，从而在国际舆论中大肆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二）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作祟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图式中，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截然对立，前者是文明、先进和现代的“同义词”，后者则是野蛮、落后和专制的“代名词”。“东方”概念的演绎，则最为直接地诠释了西方国家以自身为轴心构建世界秩序的现实图景。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解释说：“因此东方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曾经知道、去过、征服过的区域和未曾知道、去过、征服过的区域。基督教完成了对东方内部主要区域的划分：近东和远东……”[15]73。除了这一地理和文化划分外，西方中心主义还衍生出3种新的话语论调，即种族学意义上的“民族优越论”、价值观意义上的“民主先进论”和话语权意义上的“文化优秀论”。正是基于这些话语论调，西方学者建构起了一种所谓“中心——外围”“西方——东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试图通过对思想文化定义权、评判权和领导权的垄断，进而确证发达国家占据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显然，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旨在论证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其基本思路是将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以西方的知识、话语和规则作为标准，将与之不同的他者进行比较、规训和同化。而这种“以我为主”的惯性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的任性”；遵循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则，就意味着要用“普世价值”及其话语体系作为定义和评判的标准。以此观之，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学者为何在冷战结束后高呼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16]9，也就不难发现美西方国家为何只能看到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并围绕部分问题对其进行道德指责，甚至是编造一系列“话语陷阱”对其开展政治攻击。所以，无论是形式变换还是内容调整，西方“话语陷阱”暴露出美西方国家制定话语规则、设置话语标准、争夺话语权力等真实意图，也折射了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视界。（三）维护霸权秩序的现实诉求在美西方国家看来，经济强盛必然带来政治崛起，进而引发军事扩张。正是基于这种认知，西方舆论界不断滋生对“中国是否会称霸？”“中国何时会扩张？”的担忧与疑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昔日的“黄祸论”早已演变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统治论”。实际上，无论是愈加增多的担忧疑虑，还是乱花迷眼的“话语陷阱”，都与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扮演国际规则制定者和世界秩序主导者的角色联系密切，更与其巩固现有资本主义霸权秩序的目的密不可分。当然，西方“话语陷阱”的频繁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彰显出美西方国家力量的衰落及其霸权地位的脆弱性。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曾坦言：“在18世纪的欧洲作家卢梭、孟德斯鸠、柏克和吉本的著作中就可以发现衰落之忧。”[17]9只不过当时的“衰落之忧”，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贫富分化、殖民掠夺等问题是否会阻滞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如今，美西方国家内部乱象频发，贫富差距、族群矛盾、生态污染等社会问题愈加恶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愈发凸显；外部绝对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关系和外交影响力下降，国际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霸权衰落的前夕抑或初期，也正是忧愁情绪最浓烈、内心最低落敏感的时候。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美西方国家早有的那种“衰落之忧”无疑变得更加强烈。但问题在于，处于此阶段的美西方国家不仅缺乏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而且秉持“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深陷自我中心主义的情结，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并精心炮制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谬论邪说影射或明示中国。就此而言，制造“话语陷阱”是美西方国家内心焦虑的鲜明体现，更是其坚决维护资本主义霸权秩序的现实手段。三、西方“话语陷阱”的本质意图西方“话语陷阱”是美西方国家采取的一种高度结构化、深具政治内涵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在国际交往中，美西方国家通过设置各种“话语陷阱”来对中国进行舆论抹黑、文化殖民和政治孤立，其根本目的在于转嫁国内社会矛盾、强化对外意识形态渗透以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不仅如此，美西方国家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先发优势而长期占据着国际秩序的解释权，其设置的“话语陷阱”背后更有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用意。（一）美西方国家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惯用伎俩利用“话语陷阱”以混淆舆论和民众视线，是美西方国家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的一贯手法。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不断显露，阶级固化、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愈发严重。为了缓和国内紧张局势，美西方国家通常利用外部因素特别是“中国因素”来干扰公众的注意力，甚至将炒作“中国话题”作为其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美西方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话语宣传，就是这一策略的集中展现。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美西方国家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面对经济陷入衰退、永久性失业人数明显增加、难民潮罢工潮不断出现等难题，美西方国家虽急于解决却又缺乏体制创新能力，于是选择把国内社会矛盾向外转移，将疫情暴发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譬如，在疫情暴发原因上，他们通过鼓噪“‘功夫病毒’‘武汉病毒’‘中国病毒’”[18]等恶毒言论，无端指责中国制造并泄露了新冠病毒。个别国家还就疫情溯源问题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压，借此将疫情溯源政治化。在抗疫效果上，他们无视客观事实，频频渲染“中国隐瞒论”，以此掩盖自身应对疫情不力、抗疫效果不佳的真实原因。此外，在抗疫援助方面，他们将中国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壮举污蔑为“中国赎罪论”，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不过是在“赎罪”和“道歉”。这些言论显然与事实相悖，恰恰体现了美西方国家在解决国内矛盾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也暴露出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和虚伪面目。也正是通过炒作“中国话题”的方式，美西方国家可以更大程度上凝聚遏华、制华共识，进而联合反华联盟一致向中国转嫁矛盾。这种卑劣手段显然是美西方国家无力应对国内社会矛盾的现实表现。（二）美西方国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美西方国家在对外战略中经常性地融入强烈的意识形态叙事，其所精心炮制的“话语陷阱”，根本目的就是遏制他国崛起、颠覆他国政权以维护自身霸权。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美西方国家便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并通过构造一系列“话语陷阱”的方式对华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而这一行径恰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提到的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案相一致。尼克松坦言：“在下一个世纪，进行公开侵略战争的代价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则将具有决定性意义。”[19]43现实中，美西方国家制造的“话语陷阱”看似是用学术话语分析现实政治，且展现出极具专业性、政治性、权威性的特点，实则是其进行对外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型隐蔽手段。与其他对外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一样，美西方国家编造的“话语陷阱”学说旨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贬低抹黑中国政府形象及其发展道路，意图最终以一种“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的方式，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目的。概言之，“话语陷阱”是当前美西方国家进行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手段，其影响力与破坏力不容小觑。苏联作为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之一，正是在所谓“公开性”“利益多元论”“人道主义”等话语的意识形态渗透下逐步走向变色、改制，最终陷入全面瓦解的深渊。现如今，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施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同时，还借助“话语陷阱”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试图以和平演变苏联的方式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为此，揭露并批判美西方国家以“话语陷阱”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质与危害，成为维护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应然之举。（三）美西方国家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工具毛泽东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0]153现实中，美西方国家在运用舆论工具推动政权更迭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对峙，再到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我们都能窥见美西方国家通过宣传媒体巧妙操控舆论，并用以精心设置“话语陷阱”的痕迹。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更是直接助长了其以舆论战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嚣张气焰。在面对中国崛起而深感危机的情况下，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华开展舆论战的力度，蓄意制造热点、爆点舆情炒作“中国问题”，借此试图引诱中国政权易手、政体更迭。他们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科技、生态等多个领域，除了惯例性地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话语陷阱”外，还加大了对中国展开舆论攻击和舆情围剿的力度。如鼓吹所谓的“武汉肺炎”“口罩外交”“新疆黑棉花”等，就是美西方国家通过操纵舆论来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发展的典型例证。通常而言，美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散播虚假谣言、控制信息时效、激化民众仇恨情绪、以新兴科技提高炒作效率、以结交盟友制造炒作声势等途径对华开展舆论战。这些舆论战不仅会导致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出现隔阂，影响中国社会内部的团结稳定；而且还会单方面引起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误解误判，损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破坏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见，无论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美西方国家这种借助类似“话语陷阱”进行舆论炒作的行为，对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均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谨慎看待、准确识破美西方国家以“话语陷阱”发动舆论战的真相，并积极建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四、西方“话语陷阱”的中国应对当前，在阔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征程上，跳出美西方国家蓄意埋设的种种“话语陷阱”，对于摆脱“失语挨骂”的话语困境、扭转“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以及维护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4]317然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体系并非一时之功，需要在优化话语生产、创新话语方式、拓展话语场域、坚定话语自信上绵绵用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阐释力、感染力、传播力和引领力，进而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优化话语生产以提升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阐释力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180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凭借控制全球媒体、主导国际舆论等优势不断对外推广其价值观，并由此形成了制度性话语霸权。在中西方话语权较量愈趋激烈的当下，要打破美西方国家的制度性话语霸权，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对西方理论体系、西方话语叙事的依附，着力提高话语生产能力、优化话语生产内容。单从话语生产来看，话语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将生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则离不开“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而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德行高、视野广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这既要求在宏观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项目的支持力度，为培育数量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提供政策保障和平台支撑；又要求在微观层面充分考虑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岗位聘用、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环节优先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倾斜。此外，还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造出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概念或话语范畴。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标识性话语，不仅为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而且也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讴歌时代、讴歌人民的作品树立了话语典范。当然，也要加强对新时代标识性话语的产生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从中领略其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以生产出更多的话语资源。为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述，美西方国家设置“话语陷阱”的背后有着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作支撑，这就决定了应对西方“话语陷阱”绝不能仅仅依靠话语体系自身的建设。所以，要坚持联系辩证地看待“三大体系”的相互关系，不断将党的创新话语学理化，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深化对创新话语的研究和论证，使得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有着充分的理论支撑，为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更多的话语资源。（二）创新话语方式以激发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感染力在思想舆论领域，任何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传播总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1]151这就意味着，如果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贴近生活、不亲近群众，那么势必会陷入“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话语困境，其凝聚力、引领力也将大打折扣。鉴于此，创新和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已成为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感染力、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愈加青睐以生活化、故事性为叙事特征的话语表达方式。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体获取与传播信息的便捷性、时效性日趋增强，各种话语表达方式的融合趋势不断加速，这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通俗化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当前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情况来看，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尚存在话语表达方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比如一些官方媒体理论传播时较浓的政治性话语、学术性话语意味，就一度阻滞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习近平强调，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2]149这就要求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过程中要注重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着力促进学术话语向群众话语的转变、历史话语向时代话语的融合、民族话语向世界话语的对接，进而增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时效性。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用“打铁还需自身硬”“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大白话”，形象地说明党的政策方针的核心诉求，也使得党的创新理论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面向未来，我们要不断赋予主流意识形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和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即要用群众所熟知且易于接受的语言释疑解惑、析理释道，进而在提升普通民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情感认同与心理认同中增强其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思想自觉。当然，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还要以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性、权威性为底线，唯此才能确保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内容不变质、建设道路不改向。（三）拓展话语场域以增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传播力话语场域是话语体系“作用广度”的外在体现，通过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应对“话语陷阱”，自然离不开话语场域的拓展。“地理大发现”以来，资产阶级不断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功建立了世界市场，使各国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精神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传播，正是得益于世界市场的开辟。这就表明，要提升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使其为普通民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还需要持续不断地拓展其传播场域。如果按照话语媒介的类型划分，话语场域可分为以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等为主的传统媒体场域和以各类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场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话语传播主要依赖于传统媒体，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话语传播逐渐向新兴媒体转移。可以说，网络新媒体已成为各国开展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进入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在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媒介等方面已有明显改观。然而，由于抢占话语先机不及时、应用新兴媒体技术能力不足，外加美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渠道时常受阻，话语辐射范围也经常受限。为此，面向国内，除了要继续巩固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外，还应牢牢把握新兴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加大对新媒体技术的研发、投入、应用和监督力度，发挥其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反映人民群众呼声的正向作用。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新兴媒体在进行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时要力争做到精准传播，即根据受众群体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安排内容，以此提高受众群体对于党的创新理论的共鸣感和共情度，进而占领思想舆论领域信息传播的制高点。面向世界，针对当前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窘境，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刻不容缓。这就要求我们要统筹整合国际传播的人力、财物、设备等，积极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的对外传播平台矩阵，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等多种渠道，在搭建立体话语网络中增强媒体传播实效，真正推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进而增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四）坚定话语自信以展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引领力面对当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现实情形，我们必须坚定话语自信，切实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习近平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1]115经过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就决定了此时的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不能缺席更不应失声。我们理应树立这样的话语自信，把中国发展进步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话语自信的深厚根基在于坚定的文化自信。众所周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其蕴含的深邃思想观念、丰富人文情怀、崇高道德规范，构成了文化自信的价值硬核。因此，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滋养文化自信的原料，是提振话语自信、破除西方话语迷思的基点所在。自建党以来，我们党就十分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话语资源进行理论创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都是“两个结合”的典型例证。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话语资源，进而为坚定话语自信奠定扎实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话语自信的现实依据在于强大的综合国力。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双重提升，不断促使着话语自信的生成和确立。诚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3]551总之，中国发展所取得的物质和文化成果，在支撑并厚植中国话语自信的同时，也使得美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的谣言不攻自破。今天，站在新的起点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我们更要将坚定话语自信落于实际行动，在同美西方国家编织“话语陷阱”、煽动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切实展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引领力。总之，西方“话语陷阱”绝非简单的修辞游戏，而是美西方国家维护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发展的精致话术。作为美西方国家经过精心构筑的认知操控系统和价值评估系统，西方“话语陷阱”亦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其运作逻辑深嵌于国际秩序的权力肌理之中。这就表明，面对国际舆论格局中日趋激烈的话语权之争，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加紧，我们要自觉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准确辨识并有效批判美西方国家炮制的“话语陷阱”，进而防范噪音杂音扰乱视听、谬论错论混淆黑白。当前，立足于实现“两个巩固”的目标任务，解构西方“话语陷阱”需要超越简单的语义辨析和观点罗列，直指其背后的权力生产机制，戳穿其妄图借助话语霸权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虚伪本质，真正将中国发展进步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逐渐提升解读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作者简介：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络编辑：同心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