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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思考始于青年时期，较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早得多。长期以来在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中，人们主要是对后者进行研究，党的二十大之后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对毛泽东文明思想的探讨主要是领域性的，而对其中国现代文明的探索及贡献少有问津。实际上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探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使中国现代文明扎根于传统文明土壤，又使传统天下为公的文明传统赓续弘扬。本文试图以“第二个结合”为视角揭示其奠基性贡献，为新征程上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智慧和启迪。
一、方向与方位：开觉中国现代文明理想的时代领航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相统一，在时代领航中开觉中国现代文明理想。
现代化本为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精神，却因资本主义固有弊端而阻碍世界历史发展，并使自身沦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逻辑开辟世界历史，将近代中国推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支配性罗网；中华民族因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和掠夺瓜分，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探寻真理，从器物、制度、文化层层深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不仅未找到强国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在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无不惨败，彻底打碎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迷梦。西方殖民统治的目的并非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不可能；战争与掠夺暴露出帝国主义的野蛮本性，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不可行。中国效仿西方现代化的挫败和西方阻止中国现代化的失败，都源于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彼此割裂，前者忽视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后者则无视中国而唯有自身的普遍性。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以真正的时代精神开创新的世界历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物史观批判，指引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共产主义方向，1848年《共产党宣言》向世界宣告“两个必然”。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标志着作为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从天上来到地上，使人类进入创造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把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的空间失衡，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历史和逻辑上判定为“近代化”，在中国人长期迷茫困惑之际“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社会主义以时代精神在中国广泛传播，指引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沿着社会主义的航向前进，关键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体融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遍性是与人类历史同步伐的社会主义，特殊性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宜的中国具体实际。青年毛泽东既立足中国传统文明把握时代精神，又立足时代精神把准中国传统文明的前途方向，在普遍与特殊相统一中坚定社会主义文明理想。
第一，倡导个性自由解放，把握现代社会人类精神。
向现代转型意味着消除传统社会“人的依赖性”，追求个人的个性、独立性和自我实现，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人类普遍精神。青年毛泽东在亲历新文化运动中解放思想，提出个性解放的现实个人主义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前者强调人的绝对价值，是自我实现的前提；后者强调自我实现的方式，是自我实现的关键。现实个人主义的目的在自我实现，“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具体就自我实现的内容而言，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豪杰乃自我实现的表率，即本性充分发达之人：“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人之本性受命于天，人尽其性而与天齐。青年毛泽东用传统文化阐释包尔生伦理思想，又将传统“心学”理想转化为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确立了反对封建专制具有现代高度的思想原则。“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盲从他人是非必然受他人奴役，无独立心则无作为人的现代性。现实个人主义虽是“心物二元论”，但不可否认其所追求的独立人格和自我实现，饱含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内蕴，体现了毛泽东对现代社会人类精神的敏锐把握，对其探索中国现代文明有着根源性意义。
第二，明辨中西文化优劣，提倡会合中西文明精华。
自主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内核，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稀缺的因子。毛泽东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经典，稍长逐步广泛涉略西学，胸怀天下以采撷人类文明精髓。1913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受杨昌济东西文明结合观影响，提出熔铸中西文明的主张。东方文明实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占有半壁。中西文明各有其优劣，中国传统“三纲五常”压抑个性，西方“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因而必须同时改造以实现“东西文明会合”。青年毛泽东主张汲取中西文化精华，与倡导“全盘西化”的陈独秀截然不同，但又认为“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相异于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论，又指出“以孔子为中心”乃自大的思想。“全盘西化”彻底否定传统，摒弃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本位”固守传统，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辛亥革命失败后向封建传统专制倒退，出现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欧化”“西化”思潮；欧洲列强尖锐矛盾非世界大战无法止熄，促使梁启超转而提出“弘扬孔学”。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将“现代性总是与传统相对立”淋漓展现，却无法以二元对立阻碍中西文化共铸中国现代文明。
第三，顺应世界历史大势，确立社会主义文明方向。
十月革命的爆发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开启了社会主义新的世界历史。李大钊最早从十月革命洞见新文明的世界曙光，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展望“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随着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在中国传播，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天下为公文明传统的新生希望。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兴趣极大，1920年他称赞“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既是理论选择的主义信仰问题，又是大势所趋的时代精神问题。毛泽东因思想实验失败而与种种新思潮新学说彻底决裂，但到1920年3月仍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无济于事，毛泽东深感改良一途绝无希望。1920年秋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指出，“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从理论和实践上领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性和现实必要性。1921年初在新民学会年会上，毛泽东不仅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目的，而且极力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标志着毛泽东顺应世界历史大势而最终确立社会主义文明方向。
第四，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社会主义文明理想。
毛泽东坚定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理想，既源于其对人类现代化的时代精神之把握，又离不开其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文化之理解。社会主义文明理想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相融相通，而后者正是毛泽东毕生所追慕并不懈追求的。受康有为“大同三世说”影响，1917年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伦理学原理〉批注》则说：“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毛泽东选择并坚定社会主义，正是用传统“大同”观念解读社会主义，1917年称其为“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1920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如果说这种理解还具有天人合一的古蕴古色，那么随着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取代，社会主义理想也转化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事业。因而现代社会的“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同时又以各民族国家命运与共为要。正是由于将民族独立摆在首要位置，毛泽东找到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道，而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康有为《大同书》与张鲁“五斗米道”的结果一样，但都是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因子。
青年毛泽东以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为引领，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确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理想。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毛泽东并非机械照搬俄国社会主义，而是经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创造性领会和把握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始终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前见优势，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随着作为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撒播在中国大地上、撒种于共产党人心中，时代文明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广大中国人民创造现代文明主体性的激情。
二、基点与基地：开源中国现代文明力量的思想解放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增强自身主体性自觉与发挥自身主体性力量相统一，在思想解放中开源中国现代文明力量。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理想，唯有依赖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扫除障碍。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1919年青年毛泽东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惊世论断，以其对人民主体性力量的深刻揭示，将长期“干着奴隶的生活”的中国人猛然惊醒；揭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强的根源，将“知识”的思想解放作用摆在首位。革命既是改造人民群众主观世界的思想解放，又依赖于思想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伟力，从而规定着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并非对其进行群众史观的理论论证，而是以中国农民革命的实践效果作明证。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几万万农民冲决传统“四条绳索”的罗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几个月之内干成孙中山四十年未竟之事。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体力量，“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首在解放和赢得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赢得了农民就赢得了天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始终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涌现解放思想的中国人民。1925年毛泽东即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指引和帮助群众自由解放。这并非中国共产党自封自许，亦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而成，而是非人民群众公认不可。中国共产党由第三国际帮助成立，“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不仅理论准备不足、革命经验不足，尤其“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处理革命面临的重大和紧急问题。在革命武装方面思想落后而消极无为，致使大革命在白色恐怖面前无力反击，1927年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最致命的是放弃两个方面的革命领导权，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从根本上使党陷于被动地位。如何由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的理论武装，用革命的理论武装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成为毛泽东以革命现代性通向中国现代文明的关键问题。
第一，引领推翻三座大山的解放事业，朝着革命的方向彻底解放思想。
推翻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革命的源头活水。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从唯物史观考察，没有革命的运动，就不会有革命的思想，更不会有指导革命的理论。全心全意为着革命的“大我”而彻底工作，“小我”才会从思想上朝着革命的方向奔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解了阶级剥削关系和自身历史任务，“这时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中国革命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武装斗争，而不是为着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党内斗争。然而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的领袖多是“搞家长制的”，对持不同和反对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和致命打击。家长制并不仅仅是个人工作作风问题，在根本上是缺乏对封建专制遗毒的思想清洗，更未摆脱“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支配；不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必须彻底清除的障碍。中国共产党要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地解放思想，必须始终做到“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第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体性。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掌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才能不断解放思想而不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总结党领导革命经验教训，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第一个结合”，实际上包含“第二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强调“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树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确立了拥有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立场，即马克思所说“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毛泽东创作《实践论》时将其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批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主义“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把实践确立为第一的和首要的观点。以实践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回归“改变世界”的本性，又使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主体性自觉。毛泽东从实践的观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对中华民族智慧做出了“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从党的理论创新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体性。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清除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根源。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的在于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危害。《实践论》直接针对的就是“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不“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言必称希腊”而忘记“自己的祖宗”，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整个事业。1981年通过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教条主义是党内长期存在的敌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和武装全党，使其从“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教条主义以理论文本、上级决议、他者经验为评判标准，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而且压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性。毛泽东将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进行创造性转换，立足客观实际推进全党思想解放，根本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为全党主体性的发挥指明原则和方法。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将全党团结凝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使全党成为像一个家庭那样的共同体，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统一了全党思想、意志、行动。
第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
毛泽东将民族解放与个性解放合而为一，强调“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不论实现哪种解放，都受制于革命主体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又使人民日用不觉的传统观念向现代转化，成为人民群众能学会用的思想武装。1938年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时，就强调“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八股作为主要内容，要求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在于前者“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旨在创造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中国现代文化。1940年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个“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文化。毛泽东从建设中国现代文明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旨在把人民群众从封建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旦变成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必将从根本上扭转被压迫剥削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想解放的基地，是构筑自己力量基点的枢纽。1945年毛泽东面向未来总结抗战经验，自问自答道：“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是独立自主，党要把主体性力量立于实事求是之上，在自身思想解放中促进人民群众思想解放，形成人民群众支持拥护党的领导的磅礴力量。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第一个结合”，自觉践行和推进“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贯通，为不断开辟中国道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根基。
三、步骤与步伐：开辟中国现代文明道路的历史主动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人类发展基本规律同中国社会发展最大可能性相统一，在历史主动中开辟中国现代文明道路。
中国实现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历史自信。唯物史观是毛泽东历史自信的理论源泉，1921年初毛泽东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从革命论、阶级论、专政论、战略和策略论、政党论等五个方面，初步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奋斗终生。1926年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阅读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了解其“八分法”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在克服传统循环史观和进化论史观局限性的同时，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毛泽东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经验，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坚定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信心，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纵览自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人类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
历史自信只是对历史方向和趋向的总体确信，缺乏将其化为实践的具体步骤。历史主动克服历史自信囿于自身的弊端，通过开辟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理想。历史主动遵循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毛泽东熟悉马克思主义“五形态”理论，但更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第二个结合”深化“第一个结合”，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历史主动与“盲目”和“自发”相对，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革命都是自发的。历史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革命前途、步骤、条件看得非常清楚，既是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品格，更是最大可能性的革命品格。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为“上篇与下篇”，提出我国现代化战略构想“两步走”，都具体生动彰显了我们党的历史主动精神。毛泽东以历史主动谋划超常规发展，既反对尾巴主义和慢性病，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是“在面对存在中超越实存”的最大可能现实性，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步伐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理想。
第一，接续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传承中华优秀文明传统。
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理想，关键在于接续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这是通达并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又是近代以来赓续弘扬中华文明的唯一通途。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从未间断，传承中华文明就是我们扎根历史的主动精神，1938年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文明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不能割裂、否定、虚无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从我国农业大国的历史文化事实出发，创新性发展墨法思想的“农战”精神，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辟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开辟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关系和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仅使中华民族跨入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康庄大道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而且使中华文明传统适应接续开辟的革命道路并不断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第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创造，使中华民族以历史主动精神从封建落后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革命功利主义者创造历史的高瞻远瞩，也是毛泽东对传统功利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墨子主张“志功合一”，是中国古代朴素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批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唯心流毒，1943年创造性提出“革命的功利主义”命题，强调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相统一，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相一致。革命功利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以“革命性”反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唯心论，以“效果论”反对伪善者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目的是经过民主革命而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我们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既“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又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更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取得了遵循规律亦步亦趋所无法达到的最优效果，以道路开辟的伟大实践具体诠释了革命功利主义的深刻内涵。
第三，引导和利用好资本主义，超前谋划迈向社会主义。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跨入社会主义，最重要最棘手的在于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优势，又要引导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为跨入社会主义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体，与社会主义前途既对立又统一。1937年毛泽东《矛盾论》阐释矛盾的对立统一法则，并对《汉书》典故“相反相成”进行创造性转化，为辩证对待资本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广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中国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上的列宁主义因素，毛泽东援引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中的论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系列讲话中，不仅剖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而且制定了规范和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以历史主动精神超前植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东方道路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为中国人民主动跨入社会主义准备了初步发展的现代文明条件。
第四，与错误政治路线作斗争，规避中国革命发展歧途。
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方位，坚定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沿着正确路线发展。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既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又反对王明的“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割裂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对无产阶级领导缺乏信心而使历史主动精神陷入宿命论；“一次革命论”混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之间的界限，夸大无产阶级力量而使历史主动精神陷入唯意志论。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真理性，科学阐述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驳斥党内外错误政治路线，旨在规避中国革命发展歧途。1939年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相互衔接而不分割；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妄想迅速消灭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妄想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都不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中国现代文明理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充分利用中国革命现实条件，又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是“两个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在“第一个结合”中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际，避免道路开辟犯教条主义和民粹主义错误；又以“第二个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免道路开辟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开辟出一条使中华民族跨越历史时空的唯一正确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提供了改天换地的宝贵经验。
四、理念与理路：开建中国现代文明形态的实践探索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天下为公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统一，在实践探索中开建中国现代文明形态。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是对天下为公大道文明传统的赓续弘扬。“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先贤的文明理想，儒家不仅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典据，而且希冀天下为公的文明秩序永世长存化育八方。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天下为公”的“公”，即“共”的意思，《吕氏春秋》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人人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历史地沉积为“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传统。毛泽东自幼诵读“四书”“五经”，但又生长在家国天下文明秩序崩坏断裂时代。家国天下的文明秩序与西方工业文明急遽碰撞，结果“中国虽未曾亡国，却已经亡了‘天下’”。“亡天下”意味着“天下为公”沦为“天下为私”，以现代“力”的秩序取代传统“礼”的秩序，致使近代国人思想空虚腐败至极，在西方这位“老师”面前屡战屡败。重新使天下为公的文明传统焕发生机，并成为中华民族“立国之根本”，已然成为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
传统天下为公的大道文明向现代转换，关键是拥有天下为公的现代国家。传统家国天下的文明秩序断裂，使“国”的地位从边缘升至中心。将传统文明型国家立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天下为公的文明理想方有复活可能。近代中国备受三座大山的残酷统治，非争取民族独立不可能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早在二大就已确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目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不仅提出并建立局部执政的共和国，而且将天下为公理念贯彻共和国建设各方面。1940年毛泽东引用中国老话“有饭大家吃”，指出“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勾画了“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美好蓝图。毛泽东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协同推进，充分彰显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共有共建共享理路。
第一，确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最为广泛深刻的变革。
文明形态从天下为私复归天下为公，根本在于确立人人独立平等的社会结构，关键在于创建天下为公的制度体系。中国天下为公的文明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也就是经过“第二个结合”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的改造首先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从制度上为实现天下为公的文明新生奠定经济基础。经济上的公有制依赖于政治上的民主制，1944年毛泽东即指出：“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毛泽东领导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从制度上为天下为公的文明新生提供了政治保证。毛泽东还探索制定了各方面具体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公有制度相统一，构成新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先进性就在于让天下为公的大道文明从制度上在中国重生，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第二，以工业化促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明演进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迫切要求，必须以工业化促进全面现代化。1944年毛泽东分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根源，就在于中国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工业。1949年毛泽东在历史交汇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战略谋划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受司马迁、桑弘羊、王符、颜元、郑观应等重商思想影响，1957年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经十年探索，于1963年正式确立“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化”战略格局。在“四个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工业现代化是重点，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国防现代化是保障，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四个现代化”突出四个重要领域，四者同时并行、相互促进，但没有工业现代化，其它方面现代化不可想象。1964年毛泽东审阅《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根本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以“四个现代化”推进全面现代化，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践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凝聚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
文明主体从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的人，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必须以文化现代化引领人的现代化。我们党自成立起即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着力解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1961年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意味着一心一意、竭尽全力，反对无视人民利益的个人主义，发展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为着共同目的，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形成为人民服务的共同体。“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伦理原则。个人以集体的方式存在，又依赖于集体生存发展；集体由独立的个人联合而成，又依赖于个人的共同进步。集体主义主张“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又坚持“集体伦理优先”原则，反对不顾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集体主义与人的本性相一致，1943年毛泽东指出“社会性”是人的唯一特性。集体主义是对传统儒道伦理精神的综合创新和现代转换，成为了建设中国现代文明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的核心密码。
第四，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为人类进步谋求永久和平。
文明使命从民族解放转向人类解放，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国担当，必须以胸怀天下的格局引领世界和平发展。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合”文化长期浸入灵魂，1936年毛泽东就展望“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全世界表明“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战争，但并不害怕战争。战争并非解决冲突的文明之道，亦非免受战争拖累的自保之策。但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时代，民族战争无疑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否则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毛泽东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战争，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平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和标志，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和条件，1963年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担负着促进世界和平的责任。千百年来人类梦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就需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联合和团结。毛泽东以兼济天下的宽广胸怀谋求世界和平发展，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创造。毛泽东坚持“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天下为公理念在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中一以贯之，既超越资本逻辑导致的“物的依赖性”和“人的依赖性”，不断朝着人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理想迈进；又重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秩序，使“世界大同”不再局限于一国一族的美好愿景，而延伸至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广阔的文明空间。
五、结语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在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第二个结合”。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于一体，既在坚守“魂脉”中赋予中华优秀文明鲜明时代品格和现代价值指向，又在赓续文化“根脉”中赋予中国现代文明鲜明民族特色和深厚历史底蕴。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从“第二个结合”深层次汲取毛泽东思想智慧，以高质量发展推进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未竟事业。
网络编辑：慧慧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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