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断解放思想中实现党的理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和党的理论创新步伐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得到推进。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为何被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开启的思想解放有丰富内涵和理论所指。本文主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四对关系，具体阐释“第二个结合”在这四个问题域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
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第二个结合”推动了思想解放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历史条件，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土生土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它们分别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和理论谱系。显然，这种简单地以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或异质文化与本民族文化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否定二者可以通过交融互鉴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并非相互排斥或彼此否定的对立关系，它们不仅在价值主张和文化追求等方面高度契合，而且能够在高度契合的基础上实现互相成就，共同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获得充实的文化生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契合的。“第二个结合”明确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各异，但“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二者尤其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层面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等思想观念，突出反映了中国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例如，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中华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高度契合；在天下观方面，马克思主义追求的“自由人联合体”与中华文化主张的“协和万邦”高度契合；在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主义突出的“共产主义”与中华文化追求的“天下大同”高度契合；等等。除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层面，在担当精神、政治观念、社会理想等方面，二者也高度契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两者都反对抽象人性论，都主张在整体性、社会性视域中把握人的本质。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表明，二者在中国的结合不是外部强制作用下的机械硬凑，而是建立在内在契合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了共产党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而且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和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互相成就，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激活了古老中华文明，使其得以在现代文明背景下赓续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型和生命更新。近代以后，中华文明遭遇外来文明的严重冲击。从社会形态视角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分属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曾面临极其严峻的文明危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被先进中国人所接受并成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通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伟大社会革命，使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改造，从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基因激活，使得中华文明由传统转型到现代，在现代文明中得以接续发展。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弃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陈旧因素和保守性质，以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形式内容创新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文化支撑。中国人民由此克服了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形成的文化自卑心理，树立起对本民族文明文化的高度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新篇。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在中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要求，背后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提供了历史文化沃土。正是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作用，才推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证明，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枝繁叶茂，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中。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不断开辟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心中改变了外来文化的面貌，其文化生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得到充实，真正成为扎根中国大地成长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彰显出日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人民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以更加积极的思想文化主动，在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中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实践。
其三，两者互相成就所指向的目标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非单向度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主动走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而中国化；也不仅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走向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现现代化。二者是双向奔赴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中互相成就。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所对应的便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三个概念本质上是一致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超越了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建立在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交融基础上的。这就明确要求我们在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必须克服二元对立的单向度思维，而应从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就在于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
二、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第二个结合”推动了思想解放
受限于“传统—现代”绝对两分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传统常常被人视为现代的对立面且同现代相对抗的存在，代表的是与现代背道而驰的倒退趋势，凡是不属于现代的东西都可能被贴上传统的标签以示区分。具体而言，在时间界定上，传统被理解为过去的、陈旧的、腐朽的，现代被理解为当下的、崭新的、合理的；在空间划分上，传统被理解为区域性的、封闭的、保守的，现代被理解为普遍的、开放的、可拓展的；在性质认定上，传统被等同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的；现代则被等同为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这些观点割裂了传统与现代在时空上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在内容要素上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事实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根本无一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是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的”，不能强行制造传统与现代的敌对互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并不是绝对的独立或断裂，而是在诸多方面互相作用、兼容乃至补充的。
大体来讲，传统与现代之间至少有三种关系。一是否定性关系。有些传统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制度模式及文明形态等截然对立（如封建思想、专制制度、腐朽价值等），阻碍历史向现代文明史转向，延滞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当今时代，部分传统的不利因素在现代社会的遗留滞存，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进步是有否定性影响的。我们不能在思维中将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优秀文化，而无视其中延传下来的糟粕，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否定性因素保持清醒认知，避免陷入文化复古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认知误区。二是肯定性关系。有些传统（比如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民族意识）是现代化的资源，为现代化的推进奠定最深沉的文化根基和历史积淀，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建构。我们也不能在思维中将传统文化简单地理解为现代化的负担，而否定其中潜在的积极因素，要避免文化激进主义的认知误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是以全面否定历史文化传统为前提的，而是以延续并创新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的精髓内核为基础的，要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同现代化的一般性有机统一起来。三是可兼容关系。有些传统（比如语言、文字、艺术）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条件或补充，同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内容要素、发展趋势并行不悖，不妨碍各民族国家对现代化模式的理解与探索，并且能够为各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在此意义上，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可以兼容的，也是可以相互依存的。因此不能抽象地谈论传统是现代化的负担抑或资源，关键在于确立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做到立足社会现实和时代条件对其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在对待传统与现代关系方面，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善于结合现代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弃取和创新，赋予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积极意义。
“第二个结合”破除了“传统—现代”的抽象二元论，立足于全面的、辩证的视角审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第二个结合”的重点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在抽象层面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要避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抽象否定，破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二元对立、相互割裂的错误认识。“第二个结合”所呈现的思想解放意义主要在两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方面，破除对传统文化的抽象否定，重在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就一般意义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于五个方面。其一，它对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始终延续，迭遭忧患而历久弥新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在古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浩浩荡荡“去传统”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浪潮中同样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存并发挥作用，避免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割裂。在世界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是迄今唯一未曾中断，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形态，“在这种文明框架之中，并没有出现过现代西方与‘传统’过去之间发生过的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其二，它对我们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色所在，为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最深厚的文化渊源。如果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抽象否定，那么中国区别于他国的鲜明特色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拓展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的成功之道就更加无从谈起。其三，它对中国人的“三观”树立，乃至时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塑造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消逝的东西并不等于传统，传统是可以呈现在当代的东西，是能够在历史中得到继承的、活生生的东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历史和现实的贯通中得到延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中华文明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起中国人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价值观念、文化追求和精神品格。其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中表现着“根脉”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扎根中国大地的。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根脉，实现理论创新必须以坚守魂脉和根脉为前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抽象否定意味着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长的根脉，断绝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滋养，从而也就堵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道路，抑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其五，它对破解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有着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启迪人们更积极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无疑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并善于将其转化为符合时代条件、具有实践意义的中国方案，真正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作出中国贡献。汤因比曾说，“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另一方面，破除二元对立、相互割裂的观点，重在揭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相互赋能”的建构性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其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陷入生存困境。十月革命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激活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古老的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目标前进，中华文明相应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图景中，中华文明经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现代文明的滋养赋能，其发展形态从传统切换至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完成现代化转型。从形式方面看，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根据时代特点和现实需要，改造那些迄今仍有借鉴价值的思想及其旧式的表现形式，通过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来激活其生命力。从内容角度看，推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随着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丰富、拓展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以提升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既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相应的创新发展，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材料和广阔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现实需要中不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凝重底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渊源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纵深和文化根基的。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才被赋予了凝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华文明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模式、制度的认知与选择，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强势统摄下，没有丢失主体性，而是成功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起到的“赋能”作用。因此，在对待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要从二者“相互赋能”的建构性出发，克服二元对立、相互割裂的片面思维，既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又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在领会“相互赋能”的建构性关系中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不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新成就。
总之，“第二个结合”消除了在传统与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的错误观点，打破了那种认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割断本民族传统文脉、否定本民族古老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方面推动了思想解放，形成了全新的现代化史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大地的文明赓续，是对中华文明更新创造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三、在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关系上，“第二个结合”推动了思想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全球殖民扩张重构了世界体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支配—从属的权力体系中，中国思想文化、精神意识同样如此。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逐步式微。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出现了不少主张彻底“西化”的方案。中华文化的自立自强、中国人的精神自立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脱离了精神上的被动状态。但是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在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化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过程中，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出现了一些片面的倾向，即在学术、话语、理论等各个方面被动依赖于西方，把西方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奉为圭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习惯用西方概念、话语、范式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甚至完全以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来阐发中国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似乎“中国”只是“西方理论”的东方试验场。思想文化上的“学徒状态”必然会蔓延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比如，“制度上的学徒状态”，即缺乏制度自信，完全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
在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关系上，“第二个结合”解构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精神心理结构，破除了中国理论对西方理论的“学徒状态”，使中国人民重新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摆脱了在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对西方的迷信和盲从态度，以平等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与西方、中国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主体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展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更为基础、广泛和深厚的自信，是支撑其发展进步更为基本、深沉和持久的力量，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遵循。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自信是以文化主体性为支撑的，两者相互依存，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只有建立巩固的文化主体性，在文化意义上才能拥有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才能拥有根本依托。我们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既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最鲜明的确证，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缺失文化主体性，或抛弃本民族历史文化，不仅不可能创造辉煌的文明成就，而且很可能会造成可悲的历史结局。“第二个结合”破除了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抵制了那些如“现代化=否定传统”“现代化=西方化”等全盘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国情等理论或话语。“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仅体现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陷阱、确认文化主体性等学术层面，而且也体现在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安全层面。丧失文化主体性，必然会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打开方便之门，最终会危及国家安全，陷入国家分裂、动荡不安的混乱状态。没有对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只会造成对西方道路及其价值采取盲目崇拜的非理性态度，动辄以西方话语“应声虫”的身份提出在中国实行“西化”的错误方案。只有坚定对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才能树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认识，避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的错误态度，避免对西方道路及其价值采取全面移植的错误认识，更加坚定自信地走好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构建原创性理论和主体性话语，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在工业化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追赶了发达国家几百年历程，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一些人陷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自觉不自觉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道路、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标准指引中国发展。理论的合理性有其地域、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条件限制，西方的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但如果脱离这些条件抽象地运用它们来评判甚至裁剪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那就十分荒谬了。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第二个结合”不仅仅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功能、中华文明主体性，而且强调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主体性、独立性，它以批判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徒状态”为基本原则，在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基础上，致力于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不断构建原创性理论、主体性话语。习近平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当然，“第二个结合”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虽破了题，解构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任务是长期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建设水平仍有待提升，只有我们真正构建起主体性理论、原创性话语，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第二个结合”所开启的思想解放力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面对西方思想文化，才能彰显出真正的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四、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第二个结合”推动了思想解放
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上，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以实践彰显了自身的科学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历史性意义，符合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两个结合”推动了对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全面认知，两者之间是“双向奔赴”“内在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文重点放在“第二个结合”的影响上，这也是“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成果。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但其影响并不仅限于西欧。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苦苦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人民有了全新选择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由此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使中华民族从危机困局中摆脱出来，以自信自立的姿态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勇毅前行，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积极为世界繁荣稳定作出贡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中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在于，全面揭示了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双向作用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被中国人所诠释，且早已实质性地融入中国历史进程。毕竟马克思实际地改变了中国；同样地，中国也实际地改变了马克思。这两种改变又是难以剥离开来的同一个过程。”中国（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实现自身发展和理论创新。这本质上反映的就是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早在1943年，我们党就明确强调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发展问题，实际上表征了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两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揭示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核心动力源”——“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要说来，就是“实践驱动”和“文化滋养”。一是实践驱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代中国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创新，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相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必将随之开辟。二是文化滋养。“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脱离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化学反应”正是发生于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获得丰厚滋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性融通契合，构建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又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繁荣生长。“第二个结合”破除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得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由此不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开辟出新的理论形态。
（作者简介：唐爱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求索》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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