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产力是人类生产过程中改造自然的能力。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会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生产力发展，从追赶到并跑乃至于领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一方面，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不同时期的新生产力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系统、不同的产业门类和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同时期的新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的替代，也因其内容不同，在新旧转换的内容、程度和方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质变进程从来不是均衡的，在世界经济体系内，新生产力的产生总是由核心地区发起和引领，而边缘地区往往处于新生产力的冲击之中。从英国蒸汽机和纺织业对印度手工业的冲击，到拉美的依附型发展，都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扩散，在进程上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差异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真正把握、促进和形成新生产力，不能仅仅对标自己既有的经济发展基础，而要以技术革命的前沿方向为引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从跟随到局部领域的并跑甚至领跑的变化。在中国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对标前沿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最新趋势，是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依据。
紧跟生产力发展最新趋势，是实现生产力发展“赶”和“超”的关键。先进生产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和更宽广的创新范围。其特征是：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大、技术进步快、研究与发展密度高、干中学、动态不完全竞争性，等等。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力、蒸汽机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汽车，航空和石油化工，直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互联网和当前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对应着先进生产部门的重新定义。不同国家自身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差异，所面临的技术周期和机会窗口的不同，以及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变化，决定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规模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力质变之路。大国生产力质变不同于小国的关键之处，就是需要通过更大规模、更多行业的先进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生产力的质变提供足够持久和足够强劲的的动力，这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特殊优势。
二
历史经验表明，生产力的质变是新技术所对应的新部门增长所带动的。由于新部门的创生、新旧部门的技术渗透、融合是一个技术逐步成熟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新技术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从“粗糙”到“精细”的过程。比如，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近四十年间里，铁路运输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货车和机车设计等方面的渐进改良造成的，这种渐进改良使铁路机车的有效功率增加了一倍，货车的容量增加了三倍。蒸汽机的改良历时近百年，才成为普遍的动力来源，而电力取代蒸汽动力也经历了近四十年时间。直到今天，电力在超远距离传输以及智能调配等领域仍在继续发展。每一次突破性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本身所衍生、配套的新技术系统不一样，而且所对应的传统产业部门也不一样。由于技术发展具有一种自演化、自组合的特征，技术会在不断地重新组合过程中产生出更多的新技术。一方面，生产力的质变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突破性技术的连续性继起，技术系统周期曲线的复杂叠加。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更为复杂、更为多样的传统部门的渗透。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在催生新部门、渗透旧部门以及生产率增速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产业体系的复杂化，突破性的新技术不仅数量更多，新技术系统的结构也更为复杂，技术的扩散和新部门的形成、协同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把握生产力的质变，不仅需要盯住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还要关注这革命性技术的渗透效应和协同效应。
由于新部门的创生、新旧部门的技术渗透、融合是一个技术逐步成熟的过程，因此，不能把新生产力的形成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质变和量变有着本质的区别，量的增长不等于质的飞跃，而质的飞跃也绝不意味着量的同步增长。一次工业革命由两个跨度接近40-60年时间的长周期组成，而每一个长周期中，充斥着若干中周期和短周期。投资波动、部门兴衰是生产力质变过程中的常态。生产力质变既不是短期突变，也不是一路朝上高歌猛进地展开，而是在波动中逐步完成新、旧产业的渗透、融合和替代。无论是新技术系统所驱动的新部门增长，还是新技术对旧产业部门的改造，都不意味着同步对应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复杂的波动过程。在新、旧生产力的交替过程中，新的关键技术、主导产业、基础设施，以及与之对应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萌芽、扩散和支配地位的取得，是在导入期、拓展期、协同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中逐步完成的。在这一波动发展的过程中，新生产力也完成了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局部质变和整体质变的变化。这就告诉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在新旧产业的渗透融合中形成新的产业体系。
三
生产力的质变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一方面，创造新生产力，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力，这是一个破旧立新、以新带旧的过程。这意味着，要使生产力质变过程顺利、平稳和持续展开，既要充分释放创造性效应，如新部门、新行业的发展和协同，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对传统旧部门的改造升级，也要尽可能避免破坏性效应。比如，新部门发展初期的无序竞争、新旧部门替代、渗透和融合过程中，因要素适用性差异所带来的要素损失等，从而尽可能在经济系统的稳定发展中，获得更高的净创造性效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
从破旧的角度看，典型的破旧效应往往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新技术展开初期的金融投资与投机并存。新生产力的萌生时期，往往是上一个技术革命浪潮达到潜力耗尽的顶端时期。旧的技术机会的耗尽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与对新技术长期增长的预期，会引发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并带来较长一段时期的投资繁荣，但由于此时新部门的技术还在导入期，部门协同尚未充分展开，缺乏稳定的积累模式。大量投机资本会在这一时期被淘汰，引发金融震荡。1857年的铁路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都是这种破坏性的典型代表。第二，生产力质变初期，新技术的对应部门会产生激烈的企业间竞争。由于新技术本身的成熟度欠缺、市场需求需要培育、产业协同需要时间，新技术对应的产业部门在发展初期的内部竞争往往会非常激烈。从19世纪末的电力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美国汽车产业，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新生产业激烈的内部竞争往往伴随着惨烈的淘汰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这一过程必然充斥着破坏效应，但也对应着市场和技术的逐步成熟与稳定。第三，结构性失业。新技术部门的兴起，对劳动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新旧部门增速切换时期，传统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衰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就业者还是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都会面临着调整压力。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的煤炭、铁路和造船业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石油工业、合成材料工业以及钢铁工业，都发生过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在上述三个方面，第一种和第二种被普遍视为是生产力质变必须付出的代价。首先，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持技术革命，已被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技术浪潮的发展历程所证实。尽管投资与投机并存，但在泡沫退去之后，会留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人才，这是新生产力加速发展时期所必需的条件。从制度供给的角度而言，需要警惕的是流动性泡沫的蔓延，而不是技术泡沫的形成。其次，新部门的企业内竞争固然惨烈，但这是必要的市场筛选过程。抑制竞争固然可以缓解破坏效应，但却会损失长久的产业竞争力。因此，政策重点应在保持新生产业的可竞争性的同时，抑制无序竞争的发生。但对第三种结构性失业这种破坏性效应，则必须通过完善的劳动力培训、发达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体系予以缓解。总之，在新旧结构的转换过程，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将“立新”与“破旧”相结合，使新旧转换平稳有序。
四
生产力的质变是社会再生产内容和方式的重构，而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是马克思的名言。这说明，生产力的革命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长期过程。
新技术的萌生和扩散，是以新的技术经济体系与适当的制度、法律框架、劳动关系和文化观念间的适当匹配为条件的。要尽可能释放新技术的增长潜能，不仅需要在技术创新体系上予以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为释放新技术的发展潜能创造条件。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不仅需要蒸汽动力冶铁和纺织业的技术进步，而且在制度上也要破除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确立劳动力的流动制度，将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畜牧业和土地依附关系当中释放出来，其本质是一种从传统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要素释放。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上机器与大工业生产已成为可能，“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生产同种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要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核心在于使得创造“兵营式纪律”的工厂制度成为可能。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石油、化工和汽车成为支柱产业，这些产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要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不仅需要生产过程形成规模化流水线的福特制，同时还要求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的、标准化的消费对应。因此，劳资议价的制度创立就成为关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黄金三十年”，并不只是内燃机、汽车、飞机和石油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而是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工会集体谈判的工资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调节作用，形成了一个适应于“石油时代”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积累体系和发展模式。总之，考察生产力质变，不能将生产力的质变简单还原为一个技术进步的问题，也不能将生产力的质变孤立地上升为一个生产关系变革的问题，而必须从生产方式的视角出发，从技术—制度的双重维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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