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可以划分为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两个基本方面，摆脱物质匮乏、落后、单调和精神愚昧、野蛮、痛苦，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根本追求。“协调”作为修饰发展的形容词，其汉语和英语的释义有“相容性”“统一性”“无矛盾性”“和谐一致”“配合得适当”等。就词义分析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定性，即其应有状态，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之间“融合发展”“和谐发展”“共进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等，其异化状态是“分裂发展”“冲突发展”“背离发展”“不对称发展”“片面发展”等。西方现代化由于受资本逻辑支配，造成了社会普遍的物化现象和人的精神深层次危机，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在表层上和细节上互动共进，在深层上和总体上相互分裂和背离，当下集中外显为科技与自由悖论、科技与平等悖论、科技与道德悖论、科技与幸福悖论等现代性病理症候。关切人类总体性问题，反思、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当下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逻辑、理论根源、时代要求等进行了一些有益探讨，但少有人从反思、超越西方现代化弊端的视角深入探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何以可能、何以必要和何以实现。本文尝试基于“应有-异化-超越”的研究思路，侧重审思人类历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有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异化以及这一异化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以超越。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逻辑前提、现实关切和实践旨归。其中，逻辑前提对应二者关系的应有状态与二者协调发展的可能性，现实关切对应二者关系异化状态与二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实践旨归对应二者异化关系的超越与二者协调发展的实现。
一、逻辑前提：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
如何认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思想史长河的根本问题，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因世界观的根本分野大致呈现为四种基本观点。一是二元论的平行发展观。二元论认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相互独立，主张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相互平行，各自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轨道，即物质发展遵循因果律，精神发展遵循自由意志律。这一平行发展观就其实质而言属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割裂发展范畴。二是唯心主义的精神决定论发展观。唯心主义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精神自足、自由并具创造性。它将现实的个体的人等同于自我意识，主张用想象、幻想征服和支配自然，用思维、意识的改变置换物质生活的改变，用精神的得救替代现实的幸福，无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性，脱离人的肉体存在、物质需要和感性活动而将精神的能动性和人的主体性绝对化，这只能是人头脑中的主观幻想。三是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发展观。旧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客观物质世界对人具有先在性和制约性，然而它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看不到人的主体精神和人的感性活动的能动性。这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事实上并不存在能动性、创造性，即真正的主体性，人的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只能是循环往复、永远不变。这在根本上属于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四是新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精神生产生活过程，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人变革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实现辩证统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根本体现，“辩证统一”的落脚点是“统一”而非“对立”。“统一性”作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应有状态，奠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基础，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逻辑前提。
物质生产为精神生产奠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是随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向前发展，并通过特定的生产成果而呈现自身。物质生产成果一般意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集中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成果，可表现为生产技术的改进突破、物质产品的丰富升级、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方式改变等。精神生产成果一般意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可表现为两大类具体形态：一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一类成果形态具有外显性和表层性的特征；二是人们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人格、心理等精神世界各方面的进步提升，这一类成果形态具有内在性和根底性特征。人们精神世界基底性状的改善，如精神安定、精神丰富、精神自由、精神提升、精神幸福等，是精神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尽管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精神生活方式，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可能存在诸多中介，但它们归根结底都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所决定的，并随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物质生产构成精神生产的始源动力、客观条件和基本路径，精神生产随物质生产的进步而进步。如果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那么想要从根本上改变教科文体卫事业发展状况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愿望要么很难实现，要么即使偶尔零星实现，也很难普遍化和持久。同时，如果社会物质生产水平不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匮乏，却想要人们普遍保持高水平的精神丰富度、幸福度和道德境界，那就只能沦为空想，或是以灵肉冲突、撕裂和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
精神生产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虽然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是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巨大能动作用，精神生产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恩格斯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人类精神生产可以为物质生产提供价值引领、科学预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马克思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精神生产通过人自觉变革世界的感性活动向物质力量转化。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在这里，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的根本意涵是真理性认识具有变革现实世界的巨大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人们变革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既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也要受到人类的认知水平、思想意识、道德状况、价值观念、情感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科学的认知结构、坚定的理想信念、奋发的激情、创新的思维、坚毅的品性、高尚的情操、紧密的团结等，可以极大提升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激发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物质生产效能和发展质量。相反，落后的认知结构，陈腐、错误的思想观念，败坏、恶劣的道德品性和萎靡、涣散的精神状态则会抑制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降低物质生产效能和发展质量。在人积极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对象性的活动中，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一方面，人变革现实世界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客观物质世界因其被作为主体的人对象化，从而灌注了人的积极能动的本质力量而实现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人变革现实世界的活动是感性的活动，人因感官与客观世界直接相互作用而拓展、加深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知，同时因身心经受现实阻碍的磨砺锤炼而变得勇敢坚毅审慎，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获得创新性发展。因而，实践既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也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并非必然同步。历史唯物主义主张，虽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社会意识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不平衡性。因而，虽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精神生产将随物质生产进步而进步，但这一长历史视野中的必然趋势总是通过现实时空条件下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这表现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空间场域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非必然同步。一方面，尽管在较低的物质生产水平条件下，人们通常难以获得普遍性的精神丰富和精神提升，但这并不否认在特定的阶段和领域，某些特定的人可以创造出能够跨越时空、具有永久魅力的精神性成果，如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又如古希腊璀璨的神话、文学、艺术、哲学等。另一方面，尽管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常会带来教科文卫体事业的繁荣，但物质生产水平提高并不必然伴随人们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情感素质的同步提升，某一国家、地区、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领域的精神生产很有可能落后于物质生产水平，所谓的“礼崩乐坏”“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明沦丧”等都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描绘。在现实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常呈现出非同步发展的状态。因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并非自发的实然事实，而是人类社会发展有待通过自觉自为活动付诸实现的美好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判断就其看到了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奠基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其包含着精神文明必然随物质文明发展而发展的认知，忽略了人类精神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则又具有片面性。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事实和总体趋势看，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呈现辩证统一、不断进步的状态。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精神生产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二者整体上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奠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基础。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并非必然同步，这潜藏了特定时空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分裂、背离和不对称发展的逻辑因子，决定了二者自发协调的非必然性，提示了自为协调的必要性。
二、现实关切：西方现代化的物化逻辑引发人的精神深层次危机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总体上互动共进，协力创造了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科技发展旨在为人类物质生产、日常生活提供更为先进的工具系统和更为便利的客观条件，属于物质文明发展范畴；人文发展旨在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文化条件、意义体系和精神关切，以实现人的价值、尊严和幸福感，属于精神文明发展范畴。人类迈入现代社会以来，科技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驱动力，科技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与此同时，人文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创新激情、道德共识和文化土壤。因而，科技发展和人文发展存在互动共进，这是客观事实。然而，科技发展和人文发展具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侧重领域、不同的规律、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难题，这使科技发展和人文发展具有相互分裂甚至相互背离的可能性；科技作为生产力中活跃而革命的要素，具有快速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而人的精神发展则总是相对缓慢，这使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具有不对称发展的可能性。因而，现代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通过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既互动共进又分裂背离的辩证关系集中呈现出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资本逻辑与技术拜物教的联姻，人文精神遭到科技理性的全面渗透和强势碾压，致使科技发展与人文发展的互动共进只具有表层上和细节上的意味，在根底上则是相互分裂、背离和不对称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应有的辩证统一关系发生异化，并诱发了人的精神的深层次危机，即最本原性、最根底的精神危机。主体活动的结果，也即科技加速发展的结果，成为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本身。
1.资本与科技的共谋导致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幸福相背离
西方现代化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物质生产和资本增殖是其根本目的，人的生产服务于物质生产并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发现与应用的宗旨并非如其感性显现，是为了把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是不间断地为资本增殖提供新的更有效手段，人的幸福、道德、自由和全面发展等并非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目的。卢梭较早关注到并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科技与平等、科技与自由、科技与道德、科技与幸福的悖论。康德批判了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对超验领域的侵蚀，功利主义对道德根基的冲击。马克思则深刻阐明了资本和技术共谋的运作机制。就整体图景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就是“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技术为资本增殖提供手段，资本为技术发展提供支持，资本和技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成全。人的存在本身，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幸福、自由和解放，事实上并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内，无产阶级甚至在整体上沦为与机器没有本质区别的资本增殖的工具，“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等同于“物”，从而在本体论意义上丧失了作为人本身的尊严的主体性资格。资本运行逻辑造成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发展悖论，人的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即其现实的可能性，被抽离和架空，这导致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幸福相背离成为必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幸福相背离，具体呈现于工人阶级被抛进的三重生存生活境遇中。
一是劳动异化和精神痛苦。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是因为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完全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本质特征，科技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皆被资本所控制，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科技快速发展不仅没有为无产阶级带来物质富有、精神丰富、自由、平等和解放，反而带来劳动异化、被资本剥削、精神受压抑、片面发展等痛苦。“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只是工人的谋生手段，并非其自由自愿的选择，“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异化和精神痛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必然命运。
二是实际从属和自我强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单个工人可以凭借特殊的能力、技巧获得较高的工资和上升到较高劳动部门，这为劳动能力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刺激，从而使工人的活动更紧张、更有连续性、更熟练，最终出现主体性剩余，即从被资本家管理、监控走向了自我管理、自我强制。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解放劳动者，相反巩固和加强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使每个劳动者都被抛入自动加速运转的巨大涡轮中，自由闲暇和精神舒展仅存在于乌托邦。
三是失业恐惧和恶性竞争。由于技术构成所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对可变资本的需求即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缩小，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在此，机器“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这一特殊的人口规律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幸免并随时可能出现的“失业”命运，这一不确定性的可怕命运刺激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非理性竞争，恐惧、紧张、焦虑、不安成为工人的情感体验基调。
2.物化逻辑的强力渗透导致人们物质欲望膨胀和精神追求萎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秩序，推行一种建立在人的政治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新社会秩序；教科文体卫事业蓬勃发展，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越来越优越的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拜物教，即社会普遍物化意识。最先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被视为具有支配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是为商品拜物教；接着当金和银因其天然属性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而充当一般等价物，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就决定于商品能不能换成货币，货币被视为具有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是为货币拜物教；再接着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资本的价值增殖被看作物本身具有的魔力，是为资本拜物教。马克思把拜物教看作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的主观映像，这种映像通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的加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内核是最大限度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价值增殖。拜物教意识形态不断向日常生活渗透，深刻改变的人们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意识，人们的价值观、幸福观、道德观、尊严观、人生观等悄然被物化逻辑所重塑重构。
首先，拜物教导致人们对物的迷信和崇拜，物的力量被当作权力的源泉和人的地位、价值、尊严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标尺，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最大化、“拥有”“享有”更多货币和物质财富成为人的普遍欲求。“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人们的正常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完全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统治，成为个人行使支配他人的活动和社会资源的权力，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只有以“物”的占有为基础才是可能的。在对物的无限崇拜中，“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精神追求逐渐窄化、降格到物质拥有、享有所带来的感性快乐或者攀比心、虚荣心的满足。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因其特殊的普遍性被当成万能之物，作为起颠倒作用的力量而出现，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其魔力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货币不再只被视为商品交换过程中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不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是被视为最高权力象征、人生价值意义源泉和是非善恶评判者。货币成为目的自身和最高价值，这使“真、善、美”应有的规定性和感召力逐渐被遮蔽、被遗忘，人们对高级价值、崇高精神的感知日益模糊、钝化。
最后，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诱发了去神圣、去崇高和泛娱乐化的社会心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对利润的非理性追逐不断挑战人们的伦理底线，刺激人们的法治精神、道德精神和人道精神走向虚无。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逻辑致使人们普遍将感官价值、实用价值置于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之上，也即在价值排序中由低位价值统摄了高位价值，价值应有的伦理秩序被颠覆，整个社会呈现出人们对物质的占有、消费欲望不断膨胀，对思想道德、高位价值、崇高精神的追求日益萎缩，对自己内在心理情感需要也无暇关注的群像特征。而缺乏意义、信仰支撑的单纯的、无节制的物质占有、享用越多，人的内心体验就越虚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由拜物教的中介作用使现代人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价值的虚无、道德的虚无、审美的虚无、历史的虚无、文化的虚无……最终以人生的虚无集中呈现出来，人的生存在根底上沦为灵魂无家可归的旅程。
3.交换逻辑无节制扩张诱发了情感的商品化、资本化问题
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历史中，良心、真情实感一直被视为人作为类存在与其他动物相区分的本质特征和人作为个体存在不可侵犯的精神内核，构成人的精神安身立命的基地。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拜物教意识形态导致其商品交换逻辑无节制地扩张，商品被不断拓展其外延，被不断突破其界限，直至渗透到人的良心、真情实感等精神本体领域。人的良心、情感也被泛化为商品，沦为交换价值，并遵循商品交换逻辑，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异化为单纯的利益等价交换。对方对我是否有用，有什么用处，有多大用，也即能否给我带来价值和实现价值增殖，成为我与他是“无需交往”，还是“维系交往”，还是尽量“增进交往”的决策取舍依据。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万物莫不可交换，只是看其标价高低；万物莫不需要交换，真情良知皆为虚幻、表演；万物莫不遵循客观法则，一切真情皆为多余。“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真正的“人的关系”应该不受货币和物质的支配，或者说与货币、物质的拥有没有本质性关联，而是人与人之间本真情感和生命表现的交往和互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换逻辑无节制扩张，导致人的本真自由情感逐渐失落，引发了情感商品化、资本化趋势，从而使人的精神在内核上走向了虚无。根据马克思人的全面本质论，直观、五官感觉、情感、意志、思维、愿望、想象、活动等，在属于人自身、驱动人追求自己的对象即改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上，都属于人的本质力量范畴。人的本真情感和精神的虚无导致人丧失了对自己全面本质的占有，在这一意义上，人正在变成非人的存在。
4.后工业时代科技加速发展加剧了人文精神发展的滞后性
后工业时代，虽然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加速发展，但是并没有带来人文精神的同步发展。首先，虽然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全球化数据共享机制，给普通民众带来一定的技术平等和自由，但是因其在根本上是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其加速发展也给普通民众带来被动失业、被边缘化和相对贫困的问题。“无产阶级的人类智能不断被资本所操纵的人工智能所排挤与替代，无产阶级逐渐变成了无用阶级”，数字技术鸿沟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新形态。其次，相较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生产，信息技术更易于模糊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闲暇时间的边界，更方便资本最大程度吸附人的生命时间，人们劳动投入的生理极限不断被挑战和突破，人的身心真正、完全放松和诗意栖居愈发不可能。最后，后工业时代，虽然人作为主体推动了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人自身也逐步沦为信息技术加工、驱动、监控的客体。网络、手机和人工智能等人的发明物正在成为人的身心日常的着落地和情感依恋的主要对象，人们纷纷被吸入由各种高科技协力打造的数字虚拟世界中，致使其生存方式普遍发生了脱实向虚的转向。与之相应，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激情、情感链接、创造力、审美力和自由个性等精神性力量在数字资本逻辑的全面入侵下逐渐变得枯萎、稀薄。
后工业时代，人们虽然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与享用日益丰富、便捷，但是也越来越感觉到身心疲惫和精神虚无。人们逐渐陷入意义缺失、认同混乱、信仰迷失、理想褪色、崇高隐退、道德麻木、内心冲突、普遍焦虑、人际冷漠、情感紊乱等诸多精神困境。即使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精神安定、精神自由、精神提升、精神幸福，还是作为群体存在的人的理性交往精神、公平公正精神、团结合作精神等，都没有随科技发展保持同步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对称发展甚至背离发展的性状，这是一个人人共感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后工业时代科技加速发展愈发加剧人文精神发展的滞后性，加深了人的精神的深层次危机。
总之，西方现代化虽然极大促进了物质文明发展和文科教卫体事业的繁荣，但其演化实质上是高扬科技理性以致人文精神日益被忽视、被殖民和日益萎缩的进程。西方现代化中人的精神的深层次危机，如同其经济危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产物，且在其无休止追求剩余价值的框架中，都对人类呈现为无解的难题和必然的命运。继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之后，卢卡奇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形成；尼采指出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站在门口了”，这是“所有客人中最阴森可怕的客人”；狄尔泰、卡西尔认为自然科学不能说明、把握和呈现人的精神文化世界；胡塞尔批判科学主义造成人的意义体系、信仰体系的崩溃和人性本身的危机；海德格尔指出人在技术座架统治下失去了本真的存在，人被连根拔起，无家可归；马尔库塞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造成单向度的人；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重占有而非重生存；舍勒批判现代社会造成了人们对感官价值、功利价值的偏好，对精神价值、神圣价值的麻木和失明。还有其他诸多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左翼思想家都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与人文的分裂表达了深切的忧思。人生意义究竟何在？人的精神如何安顿？这一问题徘徊和萦绕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和人类精神世界的上空。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对人文精神的入侵、挤压，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均衡发展，成为摆在现代人面前的巨大难题。正视西方现代化物化逻辑所引发的人的精神的深层次危机，努力破解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科技与人文发展相互分裂、背离的时代课题，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关切。
三、实践旨归：中国式现代化人民群众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同步实现
“现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现实的人作为感性与理性、灵魂和肉体的统一体，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分裂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产物，而社会主义“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奠定了其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共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成果的客观基础。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物化逻辑，“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初心与使命。尊重、关心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同步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旨归。
近代以来，由于科技的加速发展彰显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效应，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陷入技术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即在潜意识中敬畏、崇拜、信仰科技，坚信科技发展能够解放人、促进人的平等、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也即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所有美好的词汇和期待都被赋予了科技发展。技术拜物教主张科技发展必然带来人文发展，人文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其实质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自发协调观。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深层次精神危机已经证明，科技发展和人文发展并非必然同步，科技绝非万能，科技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精神幸福和道德提升问题。因而，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可能自发协调，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体自觉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克服“自发协调论”而坚持“自为协调论”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认知前提，其践行需要我们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做到“三个自觉”。
第一，自觉将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要务。现实的人首先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人。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物质需要是人生存、享受和发展的第一需要。物质需要得到有效满足，是人的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即人的尊严、价值和幸福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高度重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需要的满足，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无视、贬低人的物质需要在根本上是不把人作为现实的人来对待，而是作为在想象与虚构中如同纯粹形式的神一样来对待，这在实质上是否定人的肉体生命生存权利和否定人的肉体感受性，是最大的非人道、非正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过程中指出，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臆想中才具有的精神，思想上征服资本并不能消除现实资本。“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无论多么革命的思想都不能脱离人们的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如果在政治思想和革命的原则中并没有体现人们的现实利益，而仅仅包含一种“思想”，那么人们将会把这样的革命视为不合时宜。“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物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范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第一要务。
第二，自觉将人民群众的精神富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现实的人作为感性和理性、灵魂和肉体交融的存在，在具有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总是具有超物质、超感性的精神追求。在人类思想史中，良心、理性、思维、自由、道德、情感等人的精神性要素和功能被诸多思想家纳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范畴。马克思主义虽然扬弃唯心主义的精神本原论，主张人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构成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但就人的需要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精神需要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这决定了其身心健康和幸福自由必然奠定在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同时得到合理满足的基础上。通常情况下，纯粹的物质满足所产生的感性快乐具有短暂性，而伴随着精神满足的物质满足所产生的快乐则具有持续性，能给人的心灵带来高度的充实感和持久满足感。《黄帝内经·素问》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人的精神需要始终存在，如果长期被遮蔽、被压抑而得不到有效满足，那么将与物质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一样，可能引发人的各种身体疾病；不仅如此，还可能引发对人的幸福具有摧毁效应的心理疾病。相反，如果人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其精神需要也能得到有效满足，那么将可能改变人对物质需要的态度，使人能自觉、自如地控制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从而挣脱拜物教的裹挟，实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组成的体系，人的精神需要相对于物质需要是更高级的需要，并随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增长。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随着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迈入物质丰裕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相较于温饱生活需要和小康生活需要，所凸显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们具有更加丰富、更高级别、更高品质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物质生活丰裕，权利被保护，人格被尊重，精神文化需要被满足，道德提升，个性发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等，都是美好生活的构成要素。习近平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尊重、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努力克服西方现代化的物化逻辑对人的精神需要的遮蔽，使人民群众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同步实现，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第三，自觉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难以自发协调，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从观念转换到现实，在根本上需要我们增强自为协调意识，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二者发展动态保持觉察、审思的态度，自觉将二者的协调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就其实践操作而言，需要我们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落实到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贯彻“六个坚持”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至上，首先需要我们在思想意识中完成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认同，即认可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定捍卫人民群众共享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成果的应得权益。坚持人民至上，其次，需要我们在实际行动中用“以人为本”发展原则超越“以资为本”发展原则，用“人民共享”发展理念超越“资本独享”发展理念，用“共同富裕”发展目标超越“少数人富裕”发展目标，用“人民幸福”发展目的超越“资本增殖”发展目的。总之，将人民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目的。“人民至上”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根本立场。
二是坚持自信自立。所谓“自信”，既要求我们相信西方现代化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分裂、背离、不对称即异化状态只是历史性、局部性的现象，也要求我们坚信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破解这一难题。所谓“自立”，既要求我们挣脱“人类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科技进步等于文明进步”等思想束缚，也要求我们巩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独立自主地将社会和人都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实现出来。“自信自立”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主体性条件。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中，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奠基作用的基本观点，也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和重心性、尚伦理的文化基因，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建构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动态平衡。“守正创新”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我们需要在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保持问题意识，重点解决妨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物质匮乏时代，需要突破脱离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凭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主观幻想，重点抓物质文明建设，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在物质丰裕时代，需要着力突破技术拜物教思想枷锁，加大对人们的精神需要的关怀，积极疗愈现代人的心理情感问题，积极应对西方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去崇高、泛娱乐化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有意识、自觉地丰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问题导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
五是坚持系统观念。我们需要克服“经济决定论”“科技万能论”“精神自足论”等各种片面发展观，将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视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两条腿或两翼，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同向同行，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统观念”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方法论基石。
六是坚持胸怀天下。关切人类总体性问题和人类整体生存处境，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考察、推进，积极探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为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并带动世界现代文明向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共产主义文明方向重建。“胸怀天下”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担当。
（作者简介：刘睿，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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