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表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以来，学界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的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有侧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进行解读的分析性研究，也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和西方现代化路径对比的比较式研究，更有旨在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传统文化基因的回溯性研究。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但综合考察学界近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发现，当前的研究中至少还有三个关键性问题没有给出统一而确切的回答。其一是在概念维度上，当前的研究对于“现代性”概念的本真面相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处理“现代性”概念的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需要充分讨论“现代性”所在的理论谱系及其是否天然带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属性，这一问题的回应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源流和哲学基础。其二是在意义维度上，当前的研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实践总结还是思想指引的定位还没有明确，需要充分讨论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的辩证关系。这一问题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及其思想体系的理论定位。其三是在主体维度上，当前的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主体是“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人民”的探讨莫衷一是，需要辨明三者各自作为行动主体所侧重的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阐释，共同作为行动主体所承担的不同的角色定位，以及三者内部之间的联系，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三大问题的分析和澄明对于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
一、概念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处理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由来已久，一般意义的理解上代表着人类历史演进到现代社会所凸显出来的共同特征，即“一般指对于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1]但是这种认识的解释力是有限的，不足以周延地支撑起现代性概念的完满内涵。从思想史的历史视野来看，现代性的概念没有定于一尊，纷繁的观点存在互相贯通的地方，更多则是互相冲突的理解，这造成了现代性概念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总体上来看，现代性与启蒙运动休戚相关，“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2](P6-7)
“现代”的历史方位决定现代性的出场并主导“现代化”的具体展开。现代性关联着“现代”（modern）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概念谱系，因此存在着对这一概念理解的两条路径。其一，作为“现代”概念的延伸概念的现代性理解路径。“现代”是区别于“古代”和“后现代”的时间范畴，而关于现代状态的界定始终未能统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现代篇开篇处指明：“这个时期‘精神’开始知道它是自由的，这就是说，它以真的永恒的东西为意志——以在自己和为自己的普遍的东西为意志。”[3](P386)这就表明，“现代”的展开以自我意识、主体精神的觉醒为特征。亦如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区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恩格斯谈到这一划分时指出：“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4](P196)根据这一表述，其中“文明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同“现代”具有同样的时代指称。上述作为时代指称的判定所呈现的共性即主体意识觉醒、经济社会发展等，都是“现代性”的潜在表达。鲍曼认为，根据罗马法兰西学派即《现代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作者们所作的假设，“现代”产生的较为宽泛的时间段是13世纪至17世纪末，[5](P6)而现代性是始于20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建立秩序的任务。[5](P6-7)即“我们可以说，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是由资源充裕的（即占有知识、技能和技术）、主权的机构所监管，它便具有了现代性。”[5](P12)这与吉登斯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对现代性的一种秩序本质论或行为方式本质论的理解——“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是“在后封建时代的欧洲首先形成，而后却在20世纪日益具有世界和历时性影响的制度及行为模式”。[6](P14)其二，作为“现代化”概念关联概念的现代性理解路径。“现代化”一般指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一规定与通常意义上的“发展”概念又不同，现代化有其内在的标准和特征。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宏观上表现为“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取代专制集权、科学理性冲决宗教神权等”，[7]皆彰显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标准的属性。一般而言，“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历史展开，但也存在着从“现代化”中分离出现代性的观点。如哈贝马斯反对韦伯将“现代化”的驱动力量理解为理性原则的观点，他列举了现代化涉及的一系列进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民族认同的塑造等，并且指出“现代化”及其相关理论把现代性从现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并把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模式。时下有进一步扩展的观点，即现代性除了反映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状态之外，其“历史展开与不断实现”又是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前提，展现出一种现代性和“现代化”双向驱动的观点。[8]综合以上两种理解路径来看，现代性概念与“现代”概念和“现代化”概念息息相关，也就是以时代的特定环境和发展条件作为思想背景和历史坐标。其丰富内涵既有现代社会共有特征的面向，也有作为社会秩序的规定，同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双向驱动的关系，应当结合不同的历史时代和语境进行科学认识。
现代性包含资本主义道路在内的多重选择。现代性概念是否本身自带资本主义的历史属性？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性科学内涵和本质规定的确证。如利奥塔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9](P125)这种观点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同于现代性的展开方式之一，看似赋予了现代性以资本主义的规定，但应当认识到，“之一”并非等同于唯一，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恰恰可以说，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现代性具有多重面向。事实上，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图景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冲击，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相伴随的社会文化中拜金主义、道德堕落等负面现象，使部分学者对一定历史时期内作为资本主义主要言说对象的现代性持消极态度。如阿格妮丝·赫勒认为现代性及其对于生活方式的变革会造成人类生存的同质化，“那是一种非批判的自我认同和对异己的滥杀。同时，伴随着不断增长的速度，差异从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10](P6)但她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异化表现，与前述作为现代社会共同特征的普遍主义的理解相反，她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特殊主义的概念，即多样性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与此相对的是，也有学者对现代性持有乐观的态度，这一类观点认为现代性概念本身承担着道德领域或者公共政治领域的正面叙事功能。查尔斯·拉莫尔提出：“我的目标是考察现代经验形式应当构成或被反映在我们的道德思考的范畴本身中的方式……这样理解的现代性必定是作为道德上正面的东西。”[11](P1)他认为产生道德上的正面影响的现代性概念是我们当代应该珍视的东西，主张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诠释现代性。劳伦斯·卡洪认为：“不应该容忍现代性悄无声息地死去，因为它所取得的功绩会与之偕忘，其中就有人道主义和民主。”[12](P8-9)他将人道主义和民主理解为现代性伴生的历史性成就，也把现代性本身作为一种普遍的阐释的观念、原则和类型，这些观念、原则和类型跨越从哲学到经济学的全部范围。综合来看，现代性概念本身并非天然带着资本主义的烙印。无论是对现代性概念的负面影响的归纳还是正面成就的诠释，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天然的本质属性来展开言说始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涵盖了人类社会自古而来的生产方式变革、生存方式改变、道德认知进步、精神世界丰富的全部历史进程，是带有人类文明意义上的思想坐标。因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进程中，必须重视和研究现代性概念，立足于建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诉求，瓦解西方现代化解构现代性的话语霸权，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的国际话语。
在圆融现代性共性中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相。不应否认，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忽视和混淆现代性概念的现象，因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和确立现代性的理论定位，才能解蔽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的结构性局限。根据前述分析，现代性的理论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代化的一般历史进程展开言说，不是仅仅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性概念。而且“由于历史、文化、国情等不同，现代化必然在不同的国家展现不同的存在方式”。[13]现代化在中国的展开本身就意味着现代化的“中国式”特色，与之相伴的则是具有“中国式”特色的现代性概念的生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必须圆融现代性概念，并且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现代性面向。具体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其一，在探索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意义上，澄清现代性概念的本真意涵。综合前述观点，现代性具有生产方式、政治构序、文化矢量、社会关系等不同方面的意义，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共同指向人类社会现代化跃迁的一般模式，是一种自为建构并且为主体自我遵循的共同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需要从现代性概念一般意义中总结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从中析取出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得以镜鉴的历史经验。其二，在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意义上，需要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概念。有学者认为，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正是在对现代生产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中展现的，体现为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视角”。[14]——“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也成为一个表征人类现代化的超越性范畴”，[15]但是这种超越性范畴的超越性之所在并不是不言自明的结论，而需要依靠包括现代性概念在内的理论要素作为中介贯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叙事维度和世界话语维度，藉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国际话语的传播中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的声音。
质言之，现代性概念的出场同作为时间范畴的“现代”概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现代化”概念具有深刻思想关联。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16](P123)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现代性是绕不开的重要概念。因此，澄清现代性本义并辨明其社会历史发展意义上的共同面向，有助于从根本上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和哲学基础，确立并捍卫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二、意义之问：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总结还是思想指引？
意义世界的追问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定位，勾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实践进程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应当指明，“所谓未来性，指的是关于历史的走向、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沿革，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逻辑概念或理论。”[17]当前有一部分观点停留在对历史的分析，将中国式现代化片面地理解为既成实践的总结，遮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向度，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庸俗化。也有部分观点片面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对未来实践的指导作用，忽视了对过去经验和当下问题的分析综合，导致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空心化。上述问题限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历史性宏阔论域，有待于后续澄清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辩证统一的基本规定。从本质上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伴随着实践的展开，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也将不断深化。而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思想指引还是作为实践总结归根到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即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先行的探索性研究路径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归纳性研究路径。事实上，这两种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密切相关，忽视一者而只谈任何另一者的研究都不是完整的研究思路或研究结构。因此，在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时代要求下，必须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意义结合起来，充分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进一步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视野。
辨析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与应然。恩格斯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P298)任何真理性认识同世间具体的事物一样，都处于不断生灭发展的状态，同时“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4](P270)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是不断发展着的过程的集合体，这是需要明确的思想前提。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中，主要关照思想指引或实践总结的两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或偏重于对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指引意义的高扬，或偏重对其实践总结功能的阐明，而牵涉其中的底层逻辑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是应然性进程还是实然性状态的不同理解。事实上，无论是从近现代史、新中国史还是从改革开放史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其始终都展现的是一种进行时的状态，“这体现的不仅是一个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辩证过程，更体现了发展的连续性与全面性”。[18]需要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正在推进的历史性伟业，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就必定是应然和实然的过程性结合，任何割裂二者的理论叙事都不足以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应该看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在内的五大中国特色，同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在内的九大本质要求，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19]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在理论上必然是开放的结构，是应然性探索和实然性总结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则需要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同时重视在理论叙述时贯通中国式现代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和实然形态的基础上，考察更为宏阔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将然形态，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思想指引内在要求的本质体现。
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承接前述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在意义层面的思想指引和实践总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应然性和实然性的两条研究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总结同思想指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彰显为：其一，实践总结是思想指引的前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规律，理论来源于实践，科学的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来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只是直接的实践经验总结还有待于通过学理化阐释实现进一步的科学性转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诸多领域的实践经验进行学理性分析、科学化建构和系统性总结，以求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体系。而自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之后，这一理论体系就能够成为下一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思想指引，这一过程是连贯而紧密的逻辑过程。其二，思想指引为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提供了理论空间。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0](P13)这一论断就科学阐明了作为由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构成的科学理论本身思想指引意义的展开方式：“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意味着既成的初步的理论体系包含着对下一阶段实践的远景规划和合理设想。如当前“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的基本规定，都有赖于在下一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成为现实，以及包括作为根本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包含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映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更为长远的思想擘画。而“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则意味着实践维度要以既定的理论设计作为根本的思想遵循。但要注意，所谓思想指引的意义不是在于机械地、一成不变地照搬以往的经验。并且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既有的思想体系不可能预设到所有情境。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必然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要敢于面向新问题，调整思路、创新方法，才能在实践中产生新经验，也为进行下一步的实践总结打下基础、开辟空间，这才是作为思想指引的真正意义所在。
澄清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的辩证统一是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证明，若要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所在，必然要落脚到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两个方面。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虽然面向的是不同的历史情境，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使命型主题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脱离不了的一对关系。因此，辨明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的辩证统一关系必然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它是系统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19]根据这一论断，所谓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等重大关系，事实上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维度即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的关系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要系统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系统观念的作用，“系统观念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的重要方法论”。[21]用系统观念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的意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以之为中介，进而协调推进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等重大关系，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及未来历史阶段的主要命题，其特征必然展现为进行时和完成时的结合。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就具有实践总结和思想指引的双重旨趣，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内部是互相驱动、紧密相连的关系。必须科学认识思想指引的作用场域，立足实践总结形成的科学规律，结合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系统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三、主体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主体是什么？
主体问题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由谁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等问题的解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2](P16)这一论断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探索也基本围绕着二者展开。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脱离了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式”之所在。这也就承认了“中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主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三者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的现象。本质上说，这三种表述都不存在问题，但实际上在行动主体内部三者承担的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作为比较型行动主体的“中国”是行动主体构成的宏观载体。所谓比较型行动主体，是因为当中国作为宏观意义上的国家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时，中国就承担着同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较的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三位一体的行动主体构成中，比较型行动主体起到了宏观载体的作用，给予了其他两个主体展开言说的广阔空间。这一行动主体地位的申明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和实践空间等问题。中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型行动主体，其地位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一，是由现代化对研究对象的要求决定的。自冷战以来世界体系的宏观格局发生变化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叙事对象也基本脱离了超国家组织或简单的意识形态阵营划分，回归到了以国家为主要言说对象的模式。现代化研究也同样遵循这一研究方式演变的趋势，言说对象既不是民族、宗教团体，也不是超国家机构、宏观上的人类世界，现代化所要求的研究方式决定了国家必然是现代化叙事展开的唯一对象。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和特征，主要是指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即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科学技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和状态”。[23]这一表述就指出作为现代化核心指标和特征的生产力层面的规定，是围绕“一个国家”制定的，国家作为对象辖制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其二，是由凸显比较优势和中国特色的需要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历时性和共时性命题，若要体现出“中国式”之特征，本身就蕴含着凸显比较优势、满足中国特色的内在要求。因为，若是既成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足够完善，并且充分适合中国国情，那么也就没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了。正是因为既成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弊端，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在比较视野中，致力于立足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坚持人民立场破除资本逻辑、以世界情怀发展共同价值。[24]其三，是由国家作为文明承载主体的特质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丰富的文明观内涵，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观、“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文明观以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守正创新的文明观。[25]而诸种文明观意蕴的思想始基都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因而作为其起源的中国，就必然承载着在与世界范围内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实现文明进步的使命，这同样是“中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比较型行动主体的重要原因。
作为使命型行动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是行动主体构成的领导核心。所谓使命型行动主体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承担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三位一体的行动主体构成中，使命型行动主体是领导核心，联系和贯通其他两个主体。这一行动主体地位的申明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由谁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进程等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的基本规定，这一规定的形成凝结着三重意蕴。具体而言：其一，在理论逻辑的意义上，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凝结的经验确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主体地位。经典作家在以往的历史语境中早就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并且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于革命的重大意义。恩格斯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26](P92)这一认识在实践中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引领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凝结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然能够意识到自己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作为行动主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功开展。其二，在历史逻辑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历程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行动主体的信心。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以苏为鉴开启工业化道路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走上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再到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27](P237)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表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探索现代化的历程中进一步确证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自己作为行动主体的地位。如毛泽东所言：“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28](P296)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重大的任务正合题中之义。其三，在实践逻辑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由被动为主动的变革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行动主体把握历史主动的信念。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已经证明，现代化的进程同一般意义的发展存在区别，现代化可以是主动性的进程，主体完全可以选择、掌握现代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作为行动主体面对现代化浪潮不是无能为力，而是可以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进行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29](P12-13)
作为目标型行动主体的“中国人民”是行动主体构成的现实基础。所谓目标型行动主体，即“人民群众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坚持创造主体与享受主体相统一”。[30]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民既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图景的行动力量，又是享受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主要群体，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行动主体构成当中，中国人民作为现实基础支撑起了其他两大主体，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中国人民作为行动主体地位的申明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了谁，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中国人民作为行动主体表现在两重意义上：其一，从现代化的固有属性来看，人是现代化的核心指标。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化历程所展现的人的现代化只是一种单向的主体性，而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一种交互主体性，是真正的人的现代化跃迁。[31]这一观点明确了西方现代化内蕴的人的现代化以个体的自我隔离为特征，最终会归于现代化的自反。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实现的人的现代化的跃迁则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方面，以坚持“现实差别基础上的统一”为原则，旨在迈向人的现代化的新台阶。这种区别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人民既是行动主体，也是享受主体和实现标准。其二，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学说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要求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进程和社会主义迈向高级阶段的进程是同向而行的关系，因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上对理想形态的人的发展境况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实现标准和根本规定。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表述，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界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P52)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的描述，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学说视域下，贯穿社会发展历程且标明理想社会的标准始终都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规定。因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现标准也必然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33]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无可争辩的行动主体地位。
由是观之，要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必须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之问。在坚持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三位一体的行动主体构成的前提下，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比较型行动主体、使命型行动主体和目标型行动主体的区分。这样，也就能够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在比较中凸显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必然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必然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的基本规定，就能够从行动主体层面切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
结 语
综上所述，要进一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空间，就必须澄清和回应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概念之问、意义之问和主体之问。概念之问是意义之问和行动主体之问展开的前提，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现代性”天然不带有资本主义历史属性的前提决定了当中国式现代化圆融“现代性”概念时，能够充分论证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可能性。意义之问是概念之问的延伸，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及其理论何以定位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为伟大的历史性事业，直接导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是一项需要系统性推进的伟大工程。辨明实践总结功能同思想指引的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总结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之间关系的根本规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体之问是概念之问和意义之问在行动层面的扩展，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使动群体和受动群体，从主体层面切近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凸显比较优势、何以推进、何以化被动为主动、何以回应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提出的对主体发展的期望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概念之问、意义之问和主体之问不仅各自能够作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生长点，并且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的各个环节，涵盖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历史命题的整体图景。因此，有必要申明和回应这三个关键问题，为持续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夯实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丁耀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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