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单一的。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得以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如果说对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来说更是如此。道理很简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作为传承至今的历史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推进这样三个必不可少的维度来看，不难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看，中国式现代化能否行稳致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得如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可分割性
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是从既有的历史起点开始的。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将以往的一切推倒重来。
一种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基因，必然会对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无疑，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从历史长远发展进程的本源意义上讲，毫无疑问，“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虽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方面的因素会完全随着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完全对应的即刻变化。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为其对经济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既然文化如此，那么作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化自然也是如此。
作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化，其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不会随着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即刻发生变化，还表现为其自身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生存和延展的历史逻辑。在历史上，作为同一共同体亦即同一族群内的成员，在其生活的同一区域当中，都要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事关本共同体存亡续绝、社会安全、人与自然协调等的重大主题，而且这些主题是跨越很多历史阶段而持续存在的，因而具有某种相对的“恒常性”。围绕着本区域内的许多相类似的重大主题，为了生存和发展，该共同体的成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先后进行过多种多样的成功和不成功的应对，进行过多次试错和纠错的尝试活动，从而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可资其后人借鉴和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之上，久而久之，不仅形成了该共同体成员某种共同的语境，构成了该共同体或族群成员深刻的集体记忆，形成了该共同体成员“生来具有”的某些相似的思维方式、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还形成了有助于该共同体成员得以凝聚、认同，并能够以区别于其他族群的大量符号象征系统如仪式、文字、习俗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深刻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的符号象征系统便成为该族群成员的某种生来就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挥之不去的“传统”，程度不同地成为其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治理、政策设计以及应对一些新出现问题的某种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这种传统无疑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相对恒常存在的意义，对于其整个共同体或族群当时和未来的具体演化历史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面对这种历史大趋势，一个国家只要不想灭亡，就必须顺应这种历史潮流。从能否顺应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角度看，可以将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分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落后的传统文化两种类型。所谓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指经过必要的扬弃和转换，就能够适应并促进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文化。与之相反，那些无法通过必要的扬弃和转换而适应并促进该国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文化，甚至会阻碍现代化历史潮流的传统文化，即为落后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比之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拥有着更为雄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国这四大同源传统文明古国当中，只有中国一直延续至今。据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出自独立的“同源”者，以后所遇到的一些外来文化如佛教等等也融合其中，并对之起了一种丰富其内容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从根本上被别的文明所取代的情形。而且，拥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始终是生活在同一疆域当中的同一族群。这一族群从人口规模和生活空间上讲是在不断地扩大和融合，而始终没有为其他族群所替代。
更为重要的是，比之其他现代化之前的国家或族群的传统文明，中华文明几乎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例如，从粮食单位产量来看，中国是十分发达的集约化农业生产，而西欧仍处于粗放型农业生产阶段。前者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倍于后者。从技术发明创造看，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革新，更先进，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从文化教育看，比之中世纪的欧洲和传统社会时期的印度，中国有着各式各样的官学和私学的准大众教育机构，据此培养出在社会总人口当中占比相对较高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中初级知识分子；而且，统一的、延续数千年的汉字成为中国各个区域、大多数群体之间进行交流、交往的必不可少的语言工具。从社会治理看，中国拥有延续2000多年的科层制，以此来实现国家的相对有效的治理，相对有效地管理着疆域辽阔、人口规模巨大、极为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而在欧洲国家和印度等国，直到近代或现代才出现了科层制。
由上可见，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并延续发展至今，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强大的、有生命力的、体系化的以及根深蒂固的，而且在当时是长时期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基因使然。
毋庸置疑，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形成以及健康、可持续的推进来说，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以至于离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美好生活，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正确与否的大问题。就此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保证意义。
1.有助于以人为本的现实生活目标的实现
世俗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民众普遍最为看重的诉求便是现实的和现世当下的人间生活，亦即人间“此岸”的世俗化生活，而不是像宗教所指向的、远离人间的“彼岸”“天国”生活。这是传统社会当中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目标和基本生活态度。孔子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改善民众的生活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即国家对于民众生活几个重要的“庶之”“富之”和“教之”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理应予以特别的重视。中国民众普遍的生活目标只是希望过上稳定的、实实在在、现实可及的“美好生活”，十分看重的事情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满堂以及家人和和睦睦的现实日常生活。这一点，迥异于欧洲中世纪社会以及古代印度将人间视为“苦难世界”，而将远离人间生活的、无法确认的“神的天国”当中的美好生活视为自己最为重要的追求目标。中国由于拥有世俗化的传统，因而使得当时的中国没有出现由“神的世界”来主宰“人的世界”的情形。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同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相比的一个重要优势。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以人为本理念具体体现的世俗化现象，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取向和基本生活态度。人们越来越重视人本身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重视人本身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不过，这种情形有时却会受到一种“异化”现象的阻碍。这种异化现象有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资本至上逻辑对人们合理、常态生活的扭曲。应当承认，资本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经济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经济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也就会由于缺少必需的物质基础而无从谈起。尽管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当中必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此之重要，但是，同时还应当看到，资本有一个明显的特性。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如果失去合理的边界，资本就会失控，资本就会凭借着其自身强大的利润增值的演化逻辑而任意蔓延、扩张，进而就会造成一种突出的“异化”现象，使得目的与目的得以实现的工具两者颠倒过来，即将人本身亦即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变成资本赖以扩张的工具，将资本这一原本属于现代化建设的工具变成控制人的主体，使人由“主体”变成“客体”，成为资本赖以增值的工具。一旦如此，资本所产生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会损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使得民众美好生活的目标无法实现，使得现代化建设失去本义；并且，还会破坏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引发大量的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进而使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重视民众基本生活的世俗化内容与现代社会当中重视人本身生活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目标取向两者具有某种契合性。两者的契合，更容易使中国民众普遍认同现代社会当中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重视自身基本生活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有助于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异化”现象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善和基本生活水准的提高，其结果是有效地防止了现代化建设当中异化现象的蔓延，使得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得到益处。其一，注意防范资本至上逻辑的抬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缺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在中国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曾经出现过某些“唯GDP论”和资本至上的现象，造成了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过大等不公正问题，进而对于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时隔不久，中国就极为强调社会公正问题，对社会不公等有害现象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有效遏制了资本至上逻辑蔓延的势头。其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善民生。自2004年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问题上升到时代主题的高度来看待。据此，中国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大力度的政策，中国的民生问题由此得以大幅度大面积的改善。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改善民生的种类明显增多，二是改善民生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三是不断提高改善民生的标准，四是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凡此种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始终能够保持着一种正确的方向，能够在改善民生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世俗化历史基因的传承有着某种直接的相关性。
2.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的建设
实现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共生同样也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正确与否的大问题。这一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就会造成一系列负面效应，甚至会形成不可逆的严重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前景。
从世界范围看，人们对于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知是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大工业的早期阶段，人们依据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以为凭借着前所未有的大工业生产能力，就可以改天换地，让大自然的一切为我所用。其结果是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恩格斯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严峻的现实，使得人们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样也走过一段弯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人们缺乏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由于人们过度重视GDP的单方面突进，而轻视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致使生态环境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中国科学院专家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当中，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现代化建设难以为继。由此，中国也开始逐渐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
从历史传承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厚的历史基因。“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天人合一，其基本含义是指人类是由天地生成的，人类必须在天地之间生存和发展，而没有任何其他去处，所以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方能生存和发展，而不能与之对立起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对农业生产来说，天气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故而中国民众历来强调必须顺应大自然，农耕必须顺应“农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其靠天吃饭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中国自先秦始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如孔子就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观点。之后又经过西汉董仲舒等人的阐述发展，到了宋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更为明确。
自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于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愈益深入。中国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凡此种种，使得中国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以至于将之列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建设的任务之一，将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使之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并付诸十分艰辛的实践。由此，中国的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累计少排放二氧化碳约58亿吨，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已经从以往“跟跑者”上升到现在的“领跑者”的位置。
3.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之外，都必须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都必须同其他国家进行越来越多的交往活动。这样看来，采取怎样的对外交往活动，亦即是采取扩张对抗的零和博弈方式，还是和平发展的合作共赢方式，是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正确与否的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的现代化起飞是与对外扩张侵略相伴而生的。这些国家通过残暴的对外侵略，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和剥削，攫取了大量资源，将其作为本国工业化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的输出地，作为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与欧美许多国家相比，从历史上看，中国并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对外扩张传统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中国是一个专注于在本国土地上的农耕经济生活当中进行辛勤劳作的国家，中国一直采取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能、向自身寻求必不可少的生存动能的行为方式，以此维系着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在这样的情形下，历史上的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领土和资源并无觊觎和掠夺之心。“数百年前，即使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和平对外交往的历史基因被创造性地融入中国当代所信奉的“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交往的基本理念当中。命运共同体基本理念所强调的，是“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基于这种理念，中国形成了和平发展的基本方略，并且将和平发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
和平发展的对外交往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中国的国防开支与别的国家相比一直处在偏低的水准。2021年，世界各国军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比例为2.2%左右；其中，美国的军费开支在其GDP当中的占比高达3.5%。相比之下，中国只有1.7%。而且，具有和平发展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1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再者，中国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帮助和带动，对于国际公平秩序以及世界和平局面的有效维护等等，也都能够说明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重要意义
在保证了前行方向的正确性之后，我们还应进一步关注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能够得以持续推进的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能够得以持续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生动力状况。恰恰是在这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催生作用。
1.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以及突出的包容性特征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持续形成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至今而没有中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举世罕见的、强大的凝聚力。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生成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是来源于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别的地方。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无法逾越的、基础性的优秀传统文化。
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能够生发出巨大的民族超越精神。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中国深陷一盘散沙状态，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民族独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由此所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强化的民族主体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是一个强手如林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可怕的就是民族凝聚力的瓦解和民族主体意识的薄弱。一旦缺少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主体意识，中国就会重新变为一盘散沙，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所具有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基因恰恰有助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维系和增强，有助于使社会各个群体消除相互间的一些隔阂，进而生发出一种不甘人后的、奋发图强的巨大民族超越精神。这种民族共同体能量的充分释放，无疑会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巨大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形下，一个国家仅仅具有民族凝聚力是不够的，还应当具有一种包容并蓄、文化互鉴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也是十分强大的，但由于没有进行对外开放，没有兼收并蓄的格局，因而当时的现代化建设难以成功。显然，只有将民族凝聚力同对外开放的兼收并蓄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方能形成可持续的现代化内生动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拥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且还拥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这种历史基因继承下来并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得中国能够充分吸收别的国家的先进事物，进而将强大的外在压力转换为有效的内生动力，由此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2.勤奋努力的历史基因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源源不断地形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自强不息、勤奋努力的精神。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当时，中国农民以食为天，以农耕为本。而既然以农耕为本，就要求农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舍此，别无他途。加之，在传统社会条件下，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为了自身的生存及家族的世代延续，中国农民必须加倍勤奋，在越来越有限的土地当中精耕细作，以最大化甚至是极限化的劳作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久而久之，数千年的勤奋劳作内化为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中华民众所具有的、举世罕见的历史基因，并得以世代延续。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民众勤奋努力的历史基因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若按照52周折算，并扣除13天法定假期，相当于年工作时长2272小时，排名世界第一。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是同中国民众极为勤奋努力的劳作这样一种历史基因直接相关的。
3.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助于中国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换代
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来说，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而且这种人力资本是否能够得以不断地升级换代，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比之其他大多数国家，中国可以说是最为重视教育的国家。相比之下，无论是欧洲的中世纪社会，还是印度的传统社会，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传统社会，它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说都远远比不上中国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极为重视教育问题，有着其自身特有的原因。其一，社会教化的导向。中国是一个强调以人文教化为本的世俗化社会，而不是一个以神或上帝为本的宗教化社会。对于教化来说，最为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其二，科举制度的有力促进。自隋唐始，科举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人才选拔机制得以建立并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清末。科举制对于传统中国的影响力巨大。这一制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具有开放性，即向大多数阶层开放，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特权阶层。二是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即对于应考者能够做到相对的一视同仁，而且考试程序比较严格。三是受益性，即人们一旦经由教育获得了科举资格以后，就能享受种种特权：免除差役、地方衙门以宾礼相待、在社会上常居优越的地位。既然科举制对民众及其家族利益及荣誉的增进如此之重要，而且程序相对比较公平，因而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大多数社会群体都普遍重视教育，将之视为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现实可行的路径。其三，教育机构的相对多样化。与传统社会时代的很多国家不同，当时中国的教育既没有为官府所垄断，也没有为宗教机构所掌控，而是由官府办学机构为主，辅之以民间办学组织，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甚至很多家族内部都能够举办义学、社学，延聘教师，让本家族的子弟读书识字。凡此种种，使得中国民众接受教育具有了一定的可及性。
显然，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程度之所以相对较高，原因固然有很多，而重视教育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社会更是一个极为重视教育的社会。教育的职业化以及教育的普及便成为现代化建设当中人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且，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换代，人力资本也必须相应地进行不断的升级换代，继续教育也逐渐成为劳动者终身所不可缺少的事情。于是，教育状况如何，便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内生动力能否得以持续保持和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化内生动力与教育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相关性；进一步看，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与该国教育的历史传承两者也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促成了现代化建设当中所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及不断的升级换代，进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累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9900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凡此种种，无疑极大地催生、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安全推进的保障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得以持续健康地推进，还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安全局面能否得以保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关于防范风险、重视安全的内容如果能够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推进。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防范、抵御各种风险因素、确保经济社会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农民主要依靠耕种土地来维系其基本生计。本来，农业生产就是一项微利的行业；而且，土地有着怎样的产出，不仅取决于土地耕种的具体状况，还取决于天气等自然条件的具体状况。而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有记载显示，西汉—清代共2117年中有饥荒记载的年份达826年，占总时间跨度的39%，饥荒事件记录共2073条。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耕地有限且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人均耕地又在日益减少的中国农民来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往往还不是丰产丰收的问题，而是要如何规避最为基础性的风险问题，亦即必须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否则，一旦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将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这样年复一年的相同条件下，居安思危、防止寅吃卯粮一类的忧患意识便成为一种历史基因而深植于中国民众心里，防风险、保安全就成为中国民众一种根深蒂固的底线行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一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空前增长，经济失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巨大经济总量的常态运行，有赖于多种复杂环节之间平衡状态的维系，但这种平衡状态容易由于某种突发性因素的出现而被打破，进而引发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风险。二是随着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程度的提高，来自国外社会经济及公共危机的风险在加重。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三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愈益多样化、复杂化。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各样的社会纠纷矛盾相继出现且相互叠加，在某个时候甚至会呈现出某种加重的趋势。四是随着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联动及加重的情状，进而使得许多社会风险会迅速扩展，成为某种影响全局的大事情。凡此种种，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空前的、各种各样社会经济风险的挑战。对于这些挑战的应对能否成功，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得以安全推进。
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安全第一的忧患意识以及相应的求稳的行为方式，加之中国对现实状况愈益深刻的认知，因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极为重视自身行进的安全性问题。这突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根深蒂固的安全底线思维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自身的安全底线问题看得很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为了防范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风险，中国特别在意要规避颠覆性错误的出现。
2.极为重视战略资源的储备
中国有14亿多人口，同时，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旦发生突发性的大事件，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和经济的基本运行问题便会成为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能否得以可持续推进的头等大事。从具体政策安排的维度看，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国极为重视事关现代化建设安全底线的战略资源储备问题。其中，中国特别重视事关民众基本生存的粮食战略储备问题和事关经济基本运行的石油战略储备问题。
在粮食战略储备上，中国特别重视直接的粮食储备问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21年，在粮食储备上，我国粮食库存数量充足，在稳定中央储备规模的同时，按产区3个月、销区6个月、产销平衡区4.5个月的市场需求量增加地方粮食储备规模。此外，中国还严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用以确保粮食供给的自主性。在石油战略储备上，中国也是下大气力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设施，储备大量的石油。如今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数量之大，远远超过美国。
3.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推进方式
作为一种有效的、振动幅度相对较小以及比较稳妥的策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采取了一种渐进型的推进方式。这种渐进型的现代化推进方式明显地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防风险、求稳妥等历史基因的精髓，有利于把控现代化推进的全过程，防止颠覆性错误的出现。
中国渐进型现代化推进方式的主要特征在于：一是先经济后其他的策略安排。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这种做法的益处在于，通过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可以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推进准备好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可以让民众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实际利益，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拥护者和参与者。二是先易后难的策略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相对较小、阻力相对较小的领域率先进行突破；一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后以此为生长点，做大这些成绩，并开始向别的领域拓展。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阻力相对较小的农村开始进行突破；当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然后再将改革向城市延伸。“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这种做法的益处在于，“一方面，局部改革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可以对于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形成支援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改革全局形成一种示范及压力”。三是协调推进。当总体上的改革发展推进到一定地步时，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难度相对较小的改革以及经济领域当中的初步改革已基本进行结束时，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某种“容易”的、难度较小的改革发展的选项。在这样的情形下，只能不失时机地推进现代化的“五大建设”的协调发展，即：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五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协调推进的意义在于，能够使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相互促进，防止由于现代化某个领域单方面突进或落后所引发的不协调情形，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既取得了经济上的长期快速增长，同时又保持了长时期的社会安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自身安全底线的保障，在于对于颠覆性错误的防范。而这一点，又是同中国防风险的历史基因的传承直接相关。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继承和发展
经过5000多年的绵延和积淀，中国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复杂、体量巨大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方方面面无疑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便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科学继承和发展，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问题如若解决不好，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性就难以具备，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就难以实现。
从时代属性的维度看，由于中华传统文明（包括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因而就总体而言，中华传统文明同以现代大工业为经济基础的现代文明是迥然不同的，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落后于时代的成分曾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顺利发展。同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当中，中国现代化由于自身势能的弱小而无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和有效的融合；换言之，从总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只能是附着于传统文明，而无法从中分离出来并与现代化形成有机结合。
时至今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近现代中国革命以及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落后部分亦即封建主义制度如封建土地制度、封建主义文化等核心内容从总体上讲已经被摧毁，现代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得以建立起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国人民40多年的艰苦奋斗，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现代化已然形成不可阻挡的强大势能，而且，人们的认知能力也得以大幅度提升。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使其中的优秀成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化实现有机的结合，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生发出不可或缺的积极推动作用便成为一种可能。
就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继承和发展而言，需要特别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1.切不可弄混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两者间在“时代”内容上的区别
任何一种时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都是建立在一定时代意义上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讲，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尽管比之其他国家的传统农业文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水准达到了相对的最高峰值，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同样也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明，只能是包括封建专制等级制、人身依附性、三纲五常、奴役女性、重农抑商、排斥市场经济、限制科学技术发展等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自然经济”时代的内容。在现代化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背景下，失去了现代化的时代内容，中华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有生命力，甚至难以生存下去。这也就是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前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也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的主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如果没有现代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支撑，中华传统文明包括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终将归于湮灭。
现代工业文明则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力、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呈现出大量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基本特征。比如，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以及公平正义一类的价值观只能产生于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习近平指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由此可见，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时，不能仅仅从不同于别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式”亦即“中国特色”上着眼，还应当同时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现代化共性”亦即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容。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里所说的“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指的就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共性、一般规律的内容。显然，如果忽略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问题，就会使中国式现代化缺少应有的时代内容而失去应有之义。
正是从时代的意义上讲，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应当“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如果看不到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两者间巨大的时代差别，就会将两者混同起来，进而就会将中华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从而走入“复古”的陷阱，使现代化成为一句空话。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中国必然是一个封建等级制社会，社会成员必定具有人身依附性的本质特征，社会成员没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
2.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呈现出复杂多样化的情状
中国历史之悠久，中国所经历事情的极为复杂性，使得延续至今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也呈现出复杂多样化的情状。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扬弃中华传统文化时，对于其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应当进行科学的判断，寻找出其中真正有价值、有积极意义的优秀成分。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必要前提，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便会陷入简单化的境地当中。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尽管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将之分为这样几种情形。
其一，相对来说可以直接继承者。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存在一些相对来说可以直接继承的成分。比如，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勤奋努力的精神、防范风险的意识等有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
其二，相对来说是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同时兼具的历史基因。就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一些成分对于现代化的效应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多种效应兼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将其中的有价值者保留下来，而将其中的消极及落后者剔除出去。比如，重视血缘亲情的行为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更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现代文明的维度看，无论在何时，家庭亲情是社会生活当中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而且，在中国转型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时十分依赖包括血缘亲情在内的社会资本，尽管这种情形不可能维系很长的时间。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如果将这种血缘亲情予以无边界地放大，将之置放在公共权力领域或现代企业当中，则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大量的诸如排斥他人的“圈子”意识、裙带关系、腐败等多种多样的不公正现象，使公共权力丧失公信力，使企业丧失效率，形成多种负面效应。
其三，相对来说是具有某种跨时代意义的历史基因。在传统社会时代，一些人很早便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想和思想。这些有价值的理想和思想具有某种跨时代性或某种相对的历史恒定性，即：由于缺少予以实现的时代条件，这些理想和思想一开始的实际效应并不是很显著，几乎被封存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在现代化条件下，这些有价值的理想和思想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却会越来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以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2000多年之前就已形成天人合一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尽管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当时，由于自然经济生产力水准以及认识能力的低下，中国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环境的实际保护及修复能力，因而其可能的现实价值只能是被封存于历史长河当中。而随着如今现代化巨大成就的获得和民众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环境生态保护及修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具备。在现代化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早已有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便实现契合，能够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以往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便得以凸显出来。
3.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即便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可能予以直接、原封不动的继承，而是应当在科学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使之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在自然经济时代条件下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整体而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交融在一起的，相互间不可避免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将中华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那无疑就是“复古”，是开历史倒车。并且，即便是如果将其中的某些有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直接搬移到现在，那么，由于这些传统文化当中的有价值者同“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一些仍然存在的、旧的时代内容仍然会具有某种支撑的作用，进而难免会与现代文明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产生某些不适或隔阂的情形，一时难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有机整体。
有鉴于此，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扬弃的原则应当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进一步看，“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中华现代文化并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相互的融合，构成一个新的、中国式现代文化的有机体。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两者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唯有如此，方能实现“两创”，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比如，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视家庭，这本身并没有错。家庭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是社会的细胞。但是，过犹不及。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血缘家族是人身依附性以及三纲五常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就总体而言是一个具有严格上下尊卑区分的并且是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的等级制社会。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果将血缘家族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全盘继承下来，便是以人身依附性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等级制的再现。这是一件需要警惕的事情。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重视家庭的有价值者的继承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继承其重视家庭的合理成分，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互爱；同时，需要将其边界确定好。这个边界就是，即便是家庭成员，各自也必须具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而且，放到家庭之外的社会交往关系来看，不能以血缘关系来替代业缘关系，不能以家庭意识和规则来替代法治意识和规则。
（作者简介：吴忠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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