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正确了解和认识毛泽东呢？曾是法国共产党员的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当今，不应用直接或间接与马克思的思想相联系的一整套观念，不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所确定和描绘的思想范畴，要想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什么是福柯所说的马克思的思想呢？1913年3月，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笔者认为，福柯当时所说马克思的思想，站在当今的时空交叉点上，从广义上和本质上说，可以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系统。为何在这里引用福柯的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今虽然已显示有所复兴的迹象，但总体上却仍然处于低潮，有不少人特别是学术界一些人仍然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多次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时兴了甚至已经是被驳倒、被消灭了。福柯在世界上其中包括我国特别是学术界和一些年轻人中间影响不小，引用福柯的话的直接目的是为引起更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高度关注重视与学习研究。列宁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福柯上述的话，本质上也就是说，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与广阔视野、广阔胸怀审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才可能跳出种种羁绊包括个人及其小家庭的恩怨，拨散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宗教伦理的迷雾与偏见，把灿烂历史上的本质内容和本质真实返还给历史，返还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了解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特别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生平和他的思想呢？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说：“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为此，在先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笔者比较认真地辑录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相关论述，有以下几点粗浅的体会，不对的地方，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包括有各种不同意见的读者。
一、历史科学是唯一的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我们苦难而又辉煌历史的首要标识与重要组成部分
1844年1月，恩格斯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如上恩格斯所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笔者认为，经过历史风雨的栉沐，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神而盲目地崇拜、供奉，亦没有受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所定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儒家“礼”文化的丝毫影响，而是奉行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承认毛泽东有过失误甚至他自己所说犯过错误的前提下，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地敬服他，热爱他，怀念他，都十分希冀把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刻意泼抹在毛泽东身上的污水尘垢拂去，把公元1893年至1976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在有着5000余年灿烂文明的华夏大地上诞生并生活、战斗了83年的真实的毛泽东还原给历史、还原给人民和还原给毛泽东本人。又如上恩格斯所讲“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就是我们的一切。否定了毛泽东，就是否定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奋斗而创造的一切辉煌历史和根本基础。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889年10月，恩格斯指出：“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1894年春夏，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要真正汲取我们党和国家无数苦难而又无比辉煌的历史经验及其教训，就必须正确了解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和所有的重要人物，正确了解毛泽东和他的所有战友，同时也应了解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带血的惨痛教训与重要的反面人物；不了解蒋介石、赫鲁晓夫等人，就不可能比较正确和完全地了解毛泽东。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在错综复杂的种种斗争中进行的。正因如此，要想真正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应附带了解一下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蒲鲁东，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拉萨尔，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巴枯宁等。要想真正了解列宁的思想，就应附带了解一下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伯恩施坦，德国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考茨基等人。当然，这种正确了解，主要是从本质上弄清“党之大者”和“国之大者”。
有人认为细节决定成败，所以亦有同志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伪造的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铁案”，这种担心不无一定道理。对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我们应力争还原历史的本来真实面貌，这有助于透过事物的现象，进一步认清事物的本质。所以笔者主张，了解历史特别是重大关键历史细节的同志，都有责任把历史特别是关键的细节真实地留给历史和人民。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所说的正确了解，并不是说要对历史的所有细节都作出十分繁碎的、无休无止的考证。首先是因为没有这种可能；其次是没有这种必要。有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键性的真实的历史细节，因一些人有意的遮掩或无意的误记，将会永远被湮隐在历史的烟雾之中。但只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其大略，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就能作出清晰的理论分析，就会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就有如登临昆仑之巅，一览脚下之沟壑；种种历史的湮隐对于我们判断历史本质的真实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向，判断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功过是非并无大碍。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本质和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都会格外垂青，最终都将会对其辨析得清清楚楚，记载得明明白白。宋太祖怕史官应该也是极有道理的历史铁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等伟人如巍巍然屹立的昆仑，而那些丝毫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攻击毛泽东等伟人的人，不过是毛泽东等伟人脚下的一抔黄土。
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亦是判断历史上重要人物功过是非的唯一标准
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恩格斯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正因如此，列宁在1912年10月说：“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列宁紧接着还说，“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恩格斯、列宁以上这两段论述，已经隐含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性思想，即社会重大的原则、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1845年春，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列宁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1937年7月，毛泽东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40年1月，毛泽东又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962年1月，毛泽东说：“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1963年11月，毛泽东在《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中，特地加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在谈到检验真理的标准时，每次所谈，讲的都是“社会实践”这四个字，而不只是“实践”这两个字。笔者认为，1978年，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这里是省略了“社会”这两个字，如果不省略，全称则应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11年3月，列宁在谈到1861年俄国“平民派”革命运动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时说：“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完全失败了。事实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越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虚弱。”这也就是说，只有彻底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把所说真理放入千百万人民群众实践的历史长河之中，所说真理才能得到是真是伪、是功是过的无情检验。对于任何重要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时间、历史、实践、人民将会最终给予无比公正的评说。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用波澜壮阔的实践书写的历史铁面无私，必将最终公正公允地书写丹青。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毛泽东新增的评价主要有两点，一是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二是毛泽东“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是毛泽东逝世47年后，经过国内外惊涛骇浪、风雨变幻实践的严峻、严酷考验和检验得出的十分公正、公允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由衷拥赞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好评。
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亦是评价重要人物的根本和原则的标准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913年4月，列宁说：“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谁直接为某种政策辩护，这并不重要”；“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1941年11月，斯大林指出：“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像拿破仑，他的一切都像拿破仑。但是……希特勒像拿破仑不过是小猫像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1942年5月，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放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之首，并十分明确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极少数人谋利益，这是区别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真假无产阶级领袖和真假共产党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1994年5月，著名的社会学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进中央主席89岁的雷洁琼来到毛泽东韶山故居访问，她在毛泽东补着70余个补丁的睡衣前停留时间最长。雷洁琼在事后接受访谈时说：“毛主席许多事情想得都比我们长远。这是去韶山的车上大家的共识。”参观后她饱蘸墨汁，在留言簿上挥笔写下“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八个大字。雷洁琼还说：这八个字“是我时常想念他老人家想说的话，当时手有点颤，字写得不好。”“我记得当时还请高秘书读了湖南一群共产党员的留言，很有意义。”雷洁琼所说的这群共产党员的留言是：“谁的权力最大？毛泽东同志。可是他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奉献。奉献了六位亲人，奉献了自己的毕生。他从不向人民索取，又要求亲朋戚友不要向人民伸手。他对索取的回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能以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为明镜，国家幸甚，我党幸甚！”应该说，以上这群共产党员的留言道出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声。
四、到目前为止的一切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历史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对重要人物的评价同样存在不同的阶级性和不同的党性；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伟大领袖的热爱、崇敬并发自内心的捍卫，决不是个人迷信；要旗帜鲜明地保卫党的领袖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即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1907年2月，列宁指出：“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1914年3月，列宁指出：“难怪有人早就说过，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1914年7月至11月，列宁还指出：“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要对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作出恰如其分地正确评价，说到底，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沿着这条线索，在探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活动时，就能正确地找到个人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就能充分揭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各个层面，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从而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中把握重要人物所代表的是进步力量的阶级还是反动力量的阶级的本质属性。1871年9月，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同样，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资本以及它们雇佣的种种力量，恰恰是在从事着资本对劳动人民的无情专政。马克思在1873年1月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881年2月底至3月初，马克思又说：“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1870年5月至7月，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913年3月，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的最大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1913年4月，列宁指出：“在现代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大财主都可以随便‘雇佣’或者收买或者诱使一些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甫等等，让他们来捍卫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是生活在商业时代，资产阶级是并不以买卖名誉和良心为羞愧的。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不加思索地或者惯于盲目地拥护那些在一定的资产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同的史学家会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所谓“几何公理”和所谓的“历史事实”。这也就是说，历史科学是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的。正因如此，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在民主革命时期，蒋介石集团咒骂毛泽东是“逆匪”，而人民却称颂毛泽东是“大救星”。毛泽东逝世后，国内外一些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相并列，说这三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君、独裁者”。正因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思想的重要，列宁特别强调人民群众要坚决捍卫自己的领袖。1917年9月，列宁在《政治讹诈》一文中指出：“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打倒政治讹诈者！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1917年7月，斯大林亦指出：“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1927年10月，斯大林又指出：反对派分子主要攻击之所以针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领袖“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敌人越是疯狂攻击无产阶级的领袖，越是反证了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伟大领袖的热爱、崇敬并发自内心的捍卫，决不是个人迷信，而恰恰相反，是在更清醒地捍卫着自己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个人特别是重要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从而得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的正确结论。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指出“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1886年初，恩格斯指出：“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917年10月，列宁说：“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918年1月，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1920年11月，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1920年4月至5月间，列宁说：“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十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毫无疑问，在历史的长河里，人民群众是决定性的力量。但历史的发展早一二十年甚至百年或推迟一二十年甚至百年，这往往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和阶级、政党、重要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有关。我们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者。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902年8月，列宁指出：“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就首先体现在革命理论的创立、坚持与发展上。列宁说：“‘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已经成熟了的、正义的、必然的、符合时代大潮流和大趋势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思想一时还没有被多数人所接受，这些思想虽然当时还潜伏在地下，但它敲击了和正在敲击着外部世界，犹如敲击硬壳，它要打碎人们偏见的硬壳，因为它不是这个外壳的内核，而是另外崭新世界的内核，即新时代、新世界的真理。人民群众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些真理，就能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1883年3月，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马克思“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1980年8月，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领袖与群众不应亦不能分家，群众是孕育领袖的摇篮，领袖是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二者是完整有机的高度统一。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的。在中国这块无比古老辉煌却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孕育了无数风流人物。由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至少加快了中华民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几百年的历史进程。
六、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评判重要人物同样应把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贯彻始终
1875年3月，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875年5月，马克思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清楚，评价一个政党或一个人，主要不是听其言论，而是观其行动。1852年，恩格斯就指出：“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1912年，列宁指出：“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1915年，列宁说：“评论一个人不是凭他对自己的看法，而要看他的政治行为。”毛泽东在1942年说：“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做到动机和效果的相统一，就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或叫根本利益相统一的关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才有最为可靠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其中包括“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笔者认为这其中坚实的理论基础就包括了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的辉煌战略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中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追寻，有着不同的功利主义。有的人为着自己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有的人清心寡欲、为着个人的健康长寿；有的人为着小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尽其所欲、舒心舒适；有的人为着光宗耀祖、个人留名青史。而毛泽东的一生，却以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为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而不懈奋斗。他不仅有着眼前的“妇人之仁”，更有着为人民长远根本的利益，不计个人毁誉甚至是亲人的前仆后继、以身许国的大德大爱大仁。
七、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运用辩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研究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1851年9月，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时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914年，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17年1月，列宁指出：“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1919年7月，列宁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1920年7月，列宁说：为了说明“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以上所有论述，都说明辩证法包括历史性。在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重要人物时，不能只看所谓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活动和情绪，而应看群众的活动和情绪；从全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和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出发，从一定的阶级观点上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亦不是建立在主观主义的所谓“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达上。这要求必须把握、研究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辩证法又要求我们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但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时代和人物的本质，正确地汲取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满怀信心地去开辟光明的未来。
八、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首先提出问题。人民包括人民之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领袖亦无法能够超越出他们自己时代给予他们的限制
1842年5月，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必须着力回答的时代声响。1859年1月，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873年至1883年，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937年7月，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矛盾。毛泽东说：“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执政后，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如何确保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质。这无疑是当今的中国之问；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说明，这又是世界之问，同时还是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1897年，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确保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质的另一种表述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的十分重大的战略性任务。对于这一时代性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实践，我们不能苛求他们提出来。列宁有了六年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革命的理论，但尚未明确系统地提出这一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十分敏锐地借鉴苏联党静悄悄地改变颜色的深刻教训，是最为重视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第一人。他及时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确保党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并努力艰辛实践。至于在艰难探索如何实现党永不变质这一根本性的战略思想中所出现的失误甚至错误，我们亦必须实事求是加以重视，并切实改正。但决不能由此否定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本身。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们”，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领袖。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在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任务的过程之中，由于历史各个方面条件的局限，其中包括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领袖亦无法能够超出他们自己时代给予他们的限制，独立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大课题，甚至在领导人民解决时代课题过程之中，出现不少曲折和错误，一些人垂头丧气，一些人犹豫动摇，一些人抱怨责难，一些人落荒而逃，直至一些人变节背叛。而国内外敌人却借机攻击，宣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又一次死亡”。1918年3月至4月间，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覆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对我们在采伐古老森林的时候砍下的每块多余的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1918年8月，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说：“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声喊叫我们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一直受压迫，受折磨，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会不犯错误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声喊叫我们犯了错误，而在一百个错误后面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即使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资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年3月，毛泽东说：“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衡量评判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同样需要划清以上毛泽东所说的两种界限。
九、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不可以苛求伟大历史人物；要使有威信的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1877年11月，马克思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1903年11月，列宁说：“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家不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谈怎样影响群众，怎样使群众产生‘善良的愿望’，我们就应当尽力使这些失败不要藏在小组和小小组所造成的沉闷气氛中，而应当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评论。这乍看起来好象很不妥当，在个别领导人看来，有时竟象是一种‘侮辱’，但是这种认为不妥当的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是我们对党、对工人阶级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全体（而不是偶然抽出哪个小组或小小组）有威信的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1912年7月，列宁说：“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1949年6月，毛泽东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1954年9月，毛泽东说：“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1956年，在评价孙中山时，毛泽东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共产党人，是一位真正的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仅在党内、国内讲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把自己的错误讲到了兄弟党和世界上。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毛泽东又说：“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毛泽东还说：“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领袖伟大到一点错误也不犯，这样的领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存在。
1959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毛泽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与《毛泽东年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多处作自我批评。事实上，毛泽东的胸怀最宽广。他对战友，对下属，对朋友，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现在有的史学家治史，一提毛泽东，几乎很少有功绩，好像处处是过错甚至是罪过；一提其他领导人，全都是功绩。这很不公允，更不是事实。任何伟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是被已有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则。我们决不能也决不应替毛泽东的失察、失误辩护，但也应高度重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伟人所犯的错误与他的巨大功绩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仅把伟人的失误乃至所犯错误与普通人的失误和错误相比，往往会造成伟人的失误和错误至大至重，不可饶恕，普通人的失误和错误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计。这就常常出现一些普通人往往对已故去的伟人随时随地拉出来毫不负责任地进行置评的现象。更须警惕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操纵之下，更是对毛泽东等伟人公然进行无耻的谩骂、攻击甚至恶意的诽谤、造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应对。否则，说得严重一点，就有亡党亡国之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何按列宁所说“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呢？这就需要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领会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真正学懂弄通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袖仅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这一通俗而又深刻的道理。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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