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道路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探索、推进中国道路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再到改革开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通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道路。“十个坚持”中，“坚持中国道路”强调的是方向道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确定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也是新时代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四重逻辑：坚持中国道路的高度自觉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中国道路，就是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走自己的路。中国道路的出场与拓展具有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因而，坚持中国道路是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1.理论逻辑：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逻辑”
任何道路都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是在一定理论的引领下开辟的。中国道路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道路的真正源头。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直接同一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开。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科学逻辑”。这个“科学逻辑”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其核心内容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呈现出发展规律一致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进路。正是以此为核心支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思想。根据“两个必然”思想，人类社会必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不同民族、国家的具体道路却是不一样的，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对待社会主义也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具体道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具体道路并不是纯粹主观、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
中国道路一直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将发展生产力置于中国道路推进、拓展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位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与“两个必然”相统一的是“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道路成功开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解决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将中国发展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正是因为走自己的路，才有了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因而，“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总之，坚持中国道路，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2. 历史逻辑：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由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的活动又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而，一个民族、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选择的结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客观趋势和可能性，质言之，社会发展规律性通过人的主体性选择而体现出来。“走自己的路”就体现了这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是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就是说，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现实的人”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未来生活的多种可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选择自己的方向、目标和实现方式，走自己的路，从而体现出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而选择的“自己的路”，既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行走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又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价值理想和目标追求，因而“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体现了规律性和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从三个基本的层面得以证实：其一，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华文明之中。“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赋予中国道路以“深厚文化底蕴”。其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近代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战乱动荡，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始“睁眼看世界”，探索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借鉴、尝试了各种主义或道路，但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才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里，虽然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局限性，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从而使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逐渐脱离了实际、偏离了方向，出现了严重曲折，走了很多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改革开放，在借鉴西方道路有益因素的基础上，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一条通向“富起来”的路。随着新时代的莅临，中国道路愈走愈宽阔，“全面现代化”和“美好生活”呈现出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走在“强起来”的路上。“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3. 实践逻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诉求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景观，历经五千余年而不衰，依然充满了生机活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源源不断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现代资本文明兴起之前，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甚至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具有世界性，中国文明独树一帜、独领风骚，推动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英国历史学家彼得 · 弗兰科潘感叹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诞生地。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地中海’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即‘地球的中央’。事实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并不是那片分割欧洲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于亚洲的心脏。”这个“地球的中央”并非地理上的“地球的中央”，而是文明的“地球的中央”。这种表述绝非谬赞，而是表达了一个客观事实。据英国另一位历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18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30.9%，而日本和美国分别只占 3%、1.88%，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西欧各国加在一起也才占23.6%。但近代以后，中国文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逐渐衰落，被裹挟到由西方列强主宰的世界文明体系之中。由西方列强主宰的世界文明体系带给我们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屈辱和蹂躏。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救亡图存，但寻路无果、问道无门，从而屡遭挫折，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自此后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道路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演绎出“成功开创——成功推进——成功坚持和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不断创造新成就，不断开辟新境界。特别是新时代的莅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铁的必然性”。这个“铁的必然性”虽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但目前还是一种必然而非实然，尽管不断呈现出现实性。因而，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不可能轻轻松松、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艰苦奋斗、跋山涉水的过程。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国内建设任务极其繁重、艰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主要因素，而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险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西方世界视为对西方制度、“普世价值”以及传统国际秩序的挑战，必然会遭到西方力量最大限度的冲击，其复兴之路绝不会平坦。俄乌军事冲突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加紧对中国的围堵，试图制造新冷战，遏止甚至阻断中国道路。在此情况下，我们自己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4. 价值逻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目标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科学逻辑”，也具有“价值逻辑”，是两者的有机统一。科学社会主义遵循“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梦”：“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哪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或最高命题，也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的价值理想。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的全面发展只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得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仍然只是一种理想，但这个理想不是虚幻的，而是现实的，因为这个阶段是人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而趋向“自由个性”的特殊历史时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已现实地摆在面前。在这个意义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构成中国道路的根本价值或最高命题。因此，中国道路上必须镌刻上“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伟大理想，并以此为发展方向。
与“人类梦”相对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中国梦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人民幸福”为根本，而人民幸福以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为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时，总是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中国梦是人类梦的当代形态，体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或者说，实现中国梦表征着当代中国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样态。当然，“中国梦不是关门做自己的‘小梦’，而是做‘开放、包容、共赢、合作’的‘大梦’”，实现中国梦不仅促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发展，也促进全世界每个人的发展，从而展现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真正旨趣。毫无疑问，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生产力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当然，这里所讲的生产力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力，而是“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总和。只能在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那不是人的生活；只有精神生活而缺少物质生活基础，那只是一个梦幻曲。因此，实现中国梦，追求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必须将发展精神生产力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不断生产文化的精品力作，满足人们丰富、健康、高尚的精神需要。
四个创造：坚持中国道路的实践理据
坚持中国道路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坚持中国道路之所以必要和可能，不仅要在理论上予以科学说明，更要以实践为证明和依据。只有在现实生活中，道路的正确性才能真正展开。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决议》中将中国道路所取得的重要历史成就、所造成的重要历史变革概括为十三个方面，是中国道路正确性的事实证明。具体而言，可概括为“四个创造”。
1.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四次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可以集中概括为“四次伟大飞跃”或“三次伟大飞跃”。“四次伟大飞跃”是指：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三次伟大飞跃”是指：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四次伟大飞跃”和“三次伟大飞跃”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三次伟大飞跃”是“四次伟大飞跃”的结果与证明。因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时，着重强调了“四次伟大飞跃”。在总体上，“四次伟大飞跃”是坚持走中国道路的结果，或者说，正是“四次伟大飞跃”铸就了中国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走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经过艰苦探索，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次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梦想，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和思想保证。如果没有第一次伟大飞跃奠定的政治、社会基础，没有第二次伟大飞跃创造的理论、物质和制度条件，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朝向光明与未来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千山万壑、急流险滩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中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尴尬局面，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梦想。进入新时代后，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基本小康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道路冲过“历史三峡”进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崇高的境界，引领中华民族快步走向“强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割裂或对立起来，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要去何方。因此，对中国道路及其伟大成就的考察，应该坚持一种总体性的阐释框架，即将中国道路看作是一个整体，否则，就可能出现偏差甚至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2. 创造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
贫困问题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消除贫困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一部人类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一部贫困与反贫困的历史。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贫困一直与人类相伴相随、如影随形，严重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因而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一般而言，贫困问题是一个生产力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漫长的历史中，贫困之所以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解决，相反，它可能使贫困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更严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但并没有给劳动者带来相应的福祉，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造成一系列社会危机，而“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贫困问题就不可能消除，甚至会愈演愈烈，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当今世界，消除贫困依然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人类也为此进行了巨大的艰苦努力，但贫困仍然是制约世界发展的主要瓶颈。在联合国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居于前三位的是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由此可见消除贫困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这个意义上，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消除贫困的问题。
中国道路以人民为中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的初心使命，其根本任务就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部中国道路发展史，就是一部消除贫困、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形式。绝对贫困涉及到人的生存底线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对贫困则是富裕的程度问题或生活水平的差别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中，才能消灭这种差别。因此，中国道路的首要目标是消除绝对贫困。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正是邓小平推动和领导改革开放的初衷，从而重启了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挨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的中国式道路。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3.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就涉及到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即中国道路，两者具有直接同一性。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道路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是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但也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等同起来，因为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既可以将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看作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也可以将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具体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现代化”；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四个文明”，再到“五个文明”，尽管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本质上完全一致，但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以前者为根本，前者以后者为具体形式。因此，只有站在中国道路的立场上，以中国道路为基本立场和视域，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道路具有总体性的伟大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主要通过三个层面体现出来。在形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翻版，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照搬照抄，而是另辟蹊径、开拓创新，在没人走过的地方走出的一条新路。在内容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资本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资本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根本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和平发展、文明创新、全面发展为进路，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美好生活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与以资本扩张为路径、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以少数人富裕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道路迥然有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条人类通向现代化的新路，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历史和现实证明，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历史潮流的，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4.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并列的，也是递进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中国道路不仅内涵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是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大道。这就要求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其二，在“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后紧接着来个“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说明两者并非完全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关系或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或如有学者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但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要求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理解，都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道路的必然展开。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的新境界。之所以如此，虽然有中国文明厚德载物、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等优势，但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中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现代资本文明的基础上，构建了“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文明的伟大理想。“两个必然”归根结底是共产主义文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社会主义文明范畴，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初级阶段或当代呈现。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现代资本文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是否脱离了资本文明这个基础，而在于“今天的关键在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实际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资本文明的基础上的文明重建，利用资本的文明作用为共产主义文明开辟道路。因此，驾驭资本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驾驭资本就是将资本仅仅看作是手段而进行合理的利用。虽然资本文明的弊端和历史极限正暴露无遗，但作为一种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文明形态，“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从而体现了人类文明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当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过程，目前还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创造是分阶段进行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趋向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步，但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方兴未艾、渐入佳境，但前途未有穷期，尚需不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前景光明、愈行愈阔，但筚路蓝缕、跋山涉水，仍需砥砺前行。因此，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03
四个坚持：坚持中国道路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道路。那么，新时代对坚持中国道路提高了哪些新要求，即在哪些方面或以何种方式坚持中国道路，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中国道路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方面，具有总体性，其总的要求是“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坚持和发展是统一的，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发展是最好的坚持。坚持中国道路，就是要不断发展中国道路，推动其愈行愈阔、行稳致远。具体而言，坚持中国道路，最重要的是做好“四个坚持”：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彰显中国道路最本质的内涵。中国道路以“改变世界”、造福人民和推动人类进步为目的，必须有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因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先进性是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由其引领的中国道路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开辟，最关键的因素、最核心的秘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中国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的历史延伸，而这个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道路选择或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开辟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发展格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国外学者认为：“苏联解体 30 年后，与许多观察家所预言的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而且最震撼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一——无疑是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是符合事实的客观评价。同时，中国道路之所以内生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而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五个必由之路”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坚持中国道路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中国道路。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道路才能穿云破雾、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是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不断实现党的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现代化。中国道路是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趋向未来的开放的发展过程。由于中国道路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中开拓前行并以超越西方道路为根本目标的，必将遭到现代资本文明的疯狂打压、围追堵截。可以说，中国道路每前进一步，面临的风浪、风险、阻力也就越大。这是必然的。当西方道路越来越走进一条死胡同，越来越面临着自身的“历史的终结”时，它越来越具有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的冲动，其危害性、破坏性不可低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道路要形成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的比较优势，自身发展任务的繁重和艰巨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这是事关中国道路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根本问题。因而，只有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提高执政本领，才能发挥党在中国道路发展过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引领中国道路不断开拓前行。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道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立场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当然也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立场。中国道路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实则是其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道路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中国道路真正的主体，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道路。因此，坚持人民立场，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确立了中国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和道路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以人民为中心，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在现阶段，就是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标识。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内容是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不断丰富和满足。与传统的、西方的“共富”理想不同，共同富裕不止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随着新时代的莅临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美好生活需要成为人们的真实性需要、全面性需要，而在一定意义上，美好生活与共同富裕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共同富裕都呈现出“美好”的新样态，因而，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都展现出鲜明的文明底色和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实际上，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都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都表征着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尽管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所有人的富裕”和“丰富的需要”相比，共同富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却是迈向“所有人的富裕”和“丰富的需要”的坚实一步，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标志。当然，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也不是“齐步走”，而是一个长期奋斗、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过程。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决不能动摇。
3. 坚持新发展理念
中国道路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需要不断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道路时，总是用“坚持和发展”。坚持意味着发展，发展意味着坚持，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坚持。因此，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中国道路的主题。一条道路，如果不发展了，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任何所谓的坚持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道路惟有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不断前行，才能承担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文明创新发展的历史重任。发展是一个开拓创新的过程，必须有正确发展理念的引领，“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时代意味着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奋斗目标，意味着中国道路新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连续用了三个“意味着”，其中第三个“意味着”强调的是中国道路的创新发展，在三个“意味着”中居于归总的地位。所以，在新时代，“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坚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系统地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问题，为正确把握中国道路新发展阶段、构建中国道路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道路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供了科学的发展观。
中国道路以“全面现代化”为支点，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为内容，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从根本上实现“由富变强”。这与过往的“由穷变富”相比，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由富变强”不仅是要做大“蛋糕”，更要做优“蛋糕”，这个“优”就是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不仅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融为一体，整体推进、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从而“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的自强自立。当然，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共享”即共同富裕是其最终归宿。没有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就是一句空话。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道路的进一步开拓，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发展观上的一次深刻变革，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4.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根本点和关键之处，可谓是中国道路的一块“金字招牌”。中国道路之所以与西方道路存在着本质不同，就在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历史上，西方道路的文明性曾充分发挥，创造了至今仍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但它遵循的资本逻辑是一种强盗逻辑，走的是一条殖民扩张、疯狂掠夺的道路，其发展史是一部“滴着血”的“掠夺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文明”时，总是以“摧毁”“征服”“剥削”“魔鬼”等词语与之相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道路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战争机器、征服手段、剥削方式、话语霸权的进一步现代化。及至今日，西方道路的这种邪恶性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道路却与之相反，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拓展，一种与现代西方文明完全相异质的人类新文明形态正在呈现，从而引起了西方道路卫道士们的焦虑与恐慌，将中国道路诬称为“新殖民主义”，并为其设置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文明中没有“国强必霸”的基因，也就根本不存在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从不搞殖民扩张、殖民掠夺，也从不认可国强必霸的历史铁律。在历史上，“与西方不断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不曾建立过一个海外殖民地，而且也没有对自己发现的土地宣称主权”。在现实中，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中国奇迹的不断创造，都是中国人民一点一点地干出来的，是干干净净的。因此，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统筹国内发展和世界发展，秉持平等相待、开放包容、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建一个和平世界。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五个世界”中，“持久和平”居于首位。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和平是最基础的因素，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样，在“五个世界”中，“持久和平”具有基础性，是其他四个世界的基础。只有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今世界，尽管和平发展仍是世界潮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超级世界霸权、延缓美国式道路“历史的终结”，歇斯底里地奉行单边主义，拉帮结派、冷战对抗、零和博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文明的呐喊，是时代的最强音。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体现。当然，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为价值目标，决不以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相反，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正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质、要义。
四大贡献：坚持中国道路的文明价值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实际、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的一条自己的路，是一条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体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当年，毛泽东同志曾发出号召，要求到 21 世纪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条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人间正道，为世界各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价值，具有重要的人类文明价值。
1.中国智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问题。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真理的体系，体现了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统一。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为进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作为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指明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基本条件及其路径；作为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改变世界”为宗旨，为人民改变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为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不把自己当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与实践同行，不断创新发展，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具有“改变世界”的强大功能。连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仍然在为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不可替代的最优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仍然取决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以“改变中国”以及“改变世界”为宗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并指导实践。中国道路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决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三次飞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每一次飞跃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以及世界的面貌，“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任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不断增加，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特别是由于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的巨大发展，“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亦是中国的问题，因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便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立场，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秉持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的价值理念，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在几乎所有关乎世界发展、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上，都提出了行之有效、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奉献了开放包容、融会贯通的中国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以何种方式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给出答案。
2. 中国经验：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四次伟大飞跃”和“三次伟大飞跃”都是中国道路正确性的事实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模式，相反，它是一个不断探索前行的历史过程，而且，我们从不输出自己的道路、制度以及价值观，而是尊重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中国道路又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为世界各国发展奉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应该说，这是中国经验的高度概括和集中表达。具体而言，中国经验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长期以来，西方道路被视为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被视为最好的也是唯一正确的制度，从而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事实上，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社会制度，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道路，当然也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普世价值”和现代化标准。中国道路的成功昭示着“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国家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其二，解决了制约落后国家发展的难题。“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这是一个“历史之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这些国家不能从“依附性”地位中摆脱出来。依附即附庸，亦即马克思所讲的“从属”，附庸或从属都意味着被剥削、被殖民，可能会获得暂时的、有限的发展，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三，提供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方案。铲除绝对贫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使共同富裕成为中国道路的新目标，也给世界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强劲动力。一方面，在消除自身绝对贫困的同时，支持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反贫困进程。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建设将帮助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另一方面，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经验，如人民至上、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精准扶贫、合作治理、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等，既丰富了人类反贫困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又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助力人类反贫困实践。
其四，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反生态”的，它越是发展，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就越大。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破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走人与自然相对立的道路，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倡导建设一个美丽世界，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
3. 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面对人类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如洪钟大吕，令人警醒。之所以造成如此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合理性已充分暴露且正呈加速崩溃之势，从而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四大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先后建立了诸如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形成了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应该说，这种治理体系曾经还是卓有成效的，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冷战结束后，这种有效性日益丧失，一方面是从产生的那时起它就具有不合理性。随着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不断抬升而登峰造极，逐渐形成了美国的超级霸权、一家独大局面，美国成为国际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格局的主导者，全球治理事实上是美国的全球治理，是以美国利益为轴心的全球治理，从而成为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手段。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操弄，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被模糊或任意改变，或因对“美国利益优先”存在某种程度的阻碍，美国随意“退群”，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支离破碎，名存实亡。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任务便坚决地提了出来。那么，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呢？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在理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提出来的，但两者在层次上有着显著区别，前者只是后者的具体运用和当代形态，而后者则是构成前者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方向引领。在实践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性拓展，既是中国道路的必然延伸，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拓前行的总体性目标。中国道路既是中国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道路也是世界的，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为人类文明谋发展。因此，中国道路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正是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得以展开的。实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再只是一种构想，而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自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其显著标志是“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得到沿线国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积极参与其中。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从而构筑了民心相通这一坚实的“人文基础”和“社会根基”；二是为人类解决全球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秉承“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包容性全球化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中国尽最大努力破解疫苗赤字、消除疫苗鸿沟，“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进行时”，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一定会遭遇到极其严峻的困难与挑战，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将建设一个美好世界。
4. 中国价值：创造了人类民主制度新形态
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为人类社会发展奉献了中国价值这一文明瑰宝。中国价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中国价值是指蕴含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优秀价值传统，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国优秀价值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价值观念，至今仍光彩夺目，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狭义上，中国价值是指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包括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内容，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是中国道路的精神内核、精神动力和精神旗帜，中国道路则是中国价值的载体和具体展开。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从表面上看，中国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一个是国内的，一个人类的，两者是有差异的。但在本质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价值为基础，中国价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方向，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体现了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高度统一性。
无论是在西方价值观还是在中国价值观抑或在国际关系中，民主都是一个核心因素。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西方道路被视作民主化道路。相比于封建制度而言，西方民主制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在资本逻辑中，这种以普选制为重要形式的民主制度，充其量只是一种“华丽”的形式，其实质是将资产阶级专政“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对于劳动人民而言徒具形式而已。在马克思主义中，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因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因此，坚持人民民主就是坚持人民立场，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找到并运用了人民民主这个法宝。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提出了“全过程民主”这一概念，指出“全过程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过程民主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选举上，还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每个环节和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生态等方方面面，是全方位、全链条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因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从而“开拓了人类制度的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民主制度新形态”，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路径及其前途命运。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具体呈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规定和方向规定，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总体性的特征。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之一。西方现代化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迄今为止只使世界 11 亿人口迈入了现代化社会，而要使 14 亿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同时迈进现代化门槛，创造新的世界历史和新的人类文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道路的鲜明标识，也就是说，只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同时，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西方霸权主义正在上演“末路疯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定道路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更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否则，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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