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主要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排斥和分离的矛盾运动；是指人们在奋斗过程中为了排除困难、解决矛盾所进行的能动性社会实践活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精神品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经无数风雨坎坷，在斗争中诞生、发展和不断壮大，经过千锤百炼，已经锻造成为了一个极富斗争精神和斗争思想、极具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的坚强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进行不懈斗争的一生。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是其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的胜利，并克服重重困难，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所彰显出的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通过系统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有助于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地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走好新时代“场域”站位更高、“考题”难度更大、“考官”要求更严的“赶考”路，取得各种斗争的伟大胜利。整体上考察，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关涉毛泽东斗争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多集中于毛泽东斗争精神、斗争艺术、斗争策略、对美斗争等层面，但对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核心要义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旨在廓清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研究者对毛泽东的虚化、污化甚至妖魔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尤其是要批驳有人关于毛泽东热衷于“暴力革命”这一结论。
一、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是毛泽东学习成长、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成熟的关于斗争哲学、斗争艺术等方面的重要体现，也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中国化的结果。从整体上来看，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是中国传统斗争文化、马克思主义斗争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域外斗争经验等共同作用的逻辑呈现。
（一）文化滋养：中国传统斗争文化是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形成的文化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蕴着丰富的斗争思想与斗争经验，对于喜欢研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毛泽东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在文学作品方面，毛泽东从小就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很着迷。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至少读了5遍，而且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的；在其看来，四大家族中的几十条人命体现出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如果“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毛泽东对《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从少年至去世，反复阅读了无数遍，他的众多军事斗争智慧就是受到《三国演义》中著名故事的启发。对于《水浒传》，毛泽东时常在阅读中将书中故事进行再发掘，悟出许多独到且深刻的道理，如读了林冲在柴进家与武术教师洪教头比武这一回，他受到的启发是：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形时，我们需要先进行“战略退却”，然后在退却中及时捕捉到敌人的弱点，进而一举战胜强敌；他还号召全党同志学习《水浒传》中“拼命三郎”石秀的“拼命精神”、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
其次，在历史典籍方面，毛泽东尤为喜欢《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对于《二十四史》这部浩瀚的历史长卷，毛泽东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对其中的很多章节反复阅读，留下大量的批注和评语。《二十四史》对于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像在读《徐有功传》时，毛泽东“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毛泽东认为，他们死得其所，因为他们都是为了信仰、真理、正义的斗争而牺牲的，是为广大民众的利益斗争而献身的。对于《资治通鉴》，毛泽东读了17遍，深入研究了800多年前司马光系统论述和分析的政治兴衰与军事得失，并很好地将其与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1954年，毛泽东在与吴晗交流时指出：“《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再次，在兵法书籍方面，毛泽东研读过《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众多兵法著作。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叶剑英、刘鼎时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孙子兵法》这部经典军事著作对于毛泽东军事斗争艺术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思想，这除了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影响，也是受《孙子兵法》中“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军事智慧的启迪。另外，毛泽东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兵法》，借鉴兵法思想研究战略问题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要使敌人疲劳沮丧，并逐渐减杀其优势，这一策略其实就是“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在《矛盾论》中谈及片面性时指出：片面地看问题“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正如“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同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给予《孙子兵法》高度评价：“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二）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斗争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深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斗争思想的影响和启迪。
一是受马克思、恩格斯斗争思想的深刻影响与启示。首先是马克思的斗争品格。对于马克思的一生，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可以说“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习近平也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可见，马克思的一生都是致力于解放全人类而不懈斗争的一生。马克思的斗争品格深刻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一生也是不懈斗争的一生。其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宣言》开篇阐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让毛泽东认识到“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再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斗争目标与方式。关于如何实现“解放全人类”这一伟大目标，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恩格斯则强调，“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解放全人类而不懈斗争的崇高理想，也吸收了他们关于暴力革命的斗争思想，主张进行“武装斗争”。
二是受列宁斗争思想的直接影响与启发。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中所采取的系列斗争策略深刻启发了毛泽东。如在“阶级斗争”方面，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从资本主义到实现共产主义这期间的漫长历史时期也是十分必要的。列宁还在《马克思的学说》中阐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重大价值，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境况中探寻到规律性，进而有利于指导斗争取得胜利。这些都启发毛泽东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重大作用。又如，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斗争”方面，列宁主要对民主社会主义、反动复辟思潮、文化虚无主义等进行了斗争和批判，其在《论“民主”和专政》中揭示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苏俄国内社会革命党人等所宣扬的“纯粹民主”“自由”，其实质是为了掩盖事实，即剥削者掌握着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与政权，因此，对于“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而言，也就根本谈不上“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批驳了反动复辟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即“宣传最反动的思想、宗教、蒙昧主义以及为剥削者辩护等等”；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中阐明了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的科学的态度，即要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无产阶级对于生活、斗争的看法，积极“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我们认为列宁同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批判与斗争给毛泽东领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开展整风运动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三）实践体悟：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是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依据
其一，毛泽东善于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有益的斗争经验。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注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来总结和制定有效的斗争策略与工作方法。1929年，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现象，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建党建军方面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有力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他看来，我国革命斗争想取得最终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需要做好调查工作，因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甚至会造成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错误的结果。1949年，针对美国发布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毛泽东先后给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评论文章，系统揭露了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帝国主义本质，深刻批判了国内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
其二，毛泽东善于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挫折中深刻反思和吸取教训。毛泽东除了善于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总结有益的斗争经验，还能够及时从一些错误的斗争实践中进行教训的深刻反思。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大革命的部分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在客观层面主要归因于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我党尚弱小且经验欠缺等，主观层面是由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于此总结出一些教训：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妥协退让只会断送革命；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也是毛泽东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科学主张的原因。又如，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分析后明确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错误主要体现在：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等，并出现了党内斗争中的过火政策；在军事上，实行军事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动进攻敌人的巩固阵地，结果吃了败仗。因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进行整风运动，坚决同党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凝聚全党思想共识，以科学的思想理论、正确的政策方针来指引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再如，196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另外，毛泽东还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斗争经验，其在1920年就阅读过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了解到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到，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本较为系统和影响力较广的国外军事著作，自己了解得还很少。为了尽快弥补自己在军事理论方面存在的不足，毛泽东亲自策划、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读小组，邀请一些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理论工作者，共同研读该书，每天晚上读10页，然后各自谈看法。毛泽东对《战争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是“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的科学论断。
二、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体系丰富、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目标维度、内容维度、主体维度和方法维度，这里将主要阐述一下这几个维度的具体表现。
（一）目标维度：斗争要方向清晰、立场坚定、讲求原则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想要取得斗争的胜利，首先需要有清晰的斗争方向、坚定的斗争立场，做到讲求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非常注重斗争的方向性、立场性和原则性。如在经济斗争中，毛泽东明确其过程要有鲜明的目标、清晰的方向、坚定的立场和基本的原则。第一，要有利于政治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经济斗争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经济问题的破解有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最终还要看政治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二者是密切关联的。毛泽东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时，动员工人参与运动，承诺在罢工斗争胜利后工人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利益，从而提升了他们参与政治斗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第二，要有利于革命战争。在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实力是战争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依靠发展经济来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诚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报告中强调：“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第三，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不懈奋斗的目标追求、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在他看来，经济斗争的根本也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第四，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进步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条件和体现。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注重通过经济领域的变革、斗争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领导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上述经济斗争中的“四个有利于”，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在目标上是有方向、立场和原则的，这也是他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又如，在军事斗争中，毛泽东认为，军事斗争的目标正确与否决定着军事战略与军事战术是否合理、有效。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军事斗争目标的合理设定。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实现人类和平发展，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战争，就是引发人类相互残杀的怪物，不久的将来终究是要消灭掉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在具体的革命进程中，毛泽东会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来调整军事斗争的具体目标，如在党的武装力量还比较弱小的境况下，军事斗争的目标应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当党的武装力量处于优势后，军事斗争的目标就是消灭一切反革命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当然，一个明确、合理的斗争目标并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切实的调查研究，分析总结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才能制定出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的战略目标。
（二）内容维度：斗争要对象明确、重点突出、领域广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既有内忧，亦有外患，但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党也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成长、壮大。党百余年奋斗重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斗争取得的。面对内忧外患、纷繁复杂的环境，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对象明确、重点突出、领域广泛的伟大斗争，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弘扬了伟大的斗争精神。首先，就斗争对象来看，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开展斗争。在斗争工作中，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做到对象明确，否则将制约着斗争的实际效果。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探索中，首先明确了革命的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门见山所亮明的观点。只有分清楚了敌友，才能明确不同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具言之，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其支持的官僚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残余；全面抗战时期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时，我们亦可从不同斗争对象中看出毛泽东在领导斗争过程中善于“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斗争重点。
另外，就斗争领域来看，几乎涉及各个领域，主要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等。如在经济斗争领域，毛泽东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斗争观念。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1957年，毛泽东呼吁：“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明了工业发展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性，他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政治斗争领域，努力抓好党的建设，关键是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对此，毛泽东领导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上下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极大进步，全党也达到空前的团结；另外，毛泽东还倡导在从严治党中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带头做到勤政廉政、作风正派，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在文化斗争领域，主要是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像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批驳等。在军事斗争领域，毛泽东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实现人类和平发展，并在系列军事斗争中形成了一套十分“管用”的战术。在外交斗争领域，毛泽东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开放等原则，并采用灵活多变的斗争艺术。
（三）主体维度：斗争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走好群众路线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主体、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整个历史进程最终还要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来决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善于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基于自己的广博学识与斗争实践，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不仅将“走好群众路线”视为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政治态度，还将其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如他不仅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重要口号，还将其作为党的宗旨写进党章，并强调“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还宣称“人民就是上帝”，强调我们要努力感动的上帝“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不仅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将许多重要政府机构、单位冠以“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出版社”等称谓。
从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来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坚信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的创造力，是最强的力量。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阐明：“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无论是在领导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都深刻洞悉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谛，因此特别强调要“一切依靠群众”。毛泽东对此具有一系列的独到见解与科学论述。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曾问及“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并坚定地给出了答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对此，他还坦言依靠广大民众就能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否则将一事难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在谈到“权力的来源”这一问题时强调，“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针对建设进程中遇到的许多困难，毛泽东直言，如果“不依靠群众……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总结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走好群众路线是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指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阐明，想要在战争中获得无穷无尽的供给，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洞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就必须“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依靠民众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无群众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群众路线是关系我们能否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他强调，“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选择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科学的。我们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每一次革命斗争的胜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四）方法维度：斗争要有炉火纯青的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
“方法是我们可能在没路处行路或在行路时开辟道路……方法只能在寻找中产生。”方法的功能是为各种实践活动提供思路、规则与指导。在斗争实践中也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方可取得显著的成效。在毛泽东看来，要想“斗得漂亮”，取得最终的成功和胜利，必须具有高超的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评价道，毛泽东同志具有“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在军事斗争中，毛泽东认为，要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除了需要明确、长远的战略目标，还需要科学、灵活的斗争方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会根据革命形势及时改变革命斗争的策略或方法。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当革命的具体形势发生改变时，绝不能因循守旧，“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另外，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形成了一套十分“管用”的战术，最集中和最具特色的应属1947年其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条条管用、句句实用”的“十大军事原则”，如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讲了斗争目标要有先后；第二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讲了根据中国国情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七条“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讲出了要运用好运动战、游击战、速决战、歼灭战等战术；等等。这“十大军事原则”既体现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理论体系的日臻完善，也昭示着此时毛泽东军事斗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毛泽东具有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一方面，毛泽东外交思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开放等原则。就独立自主来说，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就和平共处而言，毛泽东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就对外开放来说，毛泽东希望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他曾强调：“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外交思想体现着善于暂时让步、利用矛盾、力争主动等外交斗争艺术。其一，善于让步或是暂时妥协，是斗争策略灵活的重要体现，但要明确“决不妥协”“毫不退让”和“一味妥协”“一再让步”是错误的，是需要反对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促进国内和平，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虽然作出了极大让步，但都是有前提有原则的让步，即国民党需承认“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等。其二，善于利用矛盾是指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毛泽东在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就充分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他在《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中指出，要善于发现和利用买办集团背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其三，善于力争主动是指外交活动要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主动寻求改变、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在外交上不是坐等而是力争主动改变。针对中美关系，先是中美会谈了15年共136次，后来毛泽东主动要与尼克松当面谈。这才有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有了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
三、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着巨大功效，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重大价值，尤其是有助于人们在系统学习中增强传承和弘扬斗争精神的自觉性，以明确斗争目标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确定性挑战，在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中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一）有助于人们在系统学习中增强传承和弘扬斗争精神的自觉性
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与历史传承，更是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必备素养。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的系统探究和深入学习，有助于人们在正确认知斗争精神重要性、必要性的基础上自觉传承和弘扬斗争精神。一是有助于人们认识斗争精神的重要性。毛泽东始终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而且他从不否认这一点，他曾直言：“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在毛泽东看来，斗争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方式，他说，“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一切”。习近平也十分认可这一论断，他提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二是有助于人们意识到高扬斗争精神的必要性。毛泽东关于斗争重要论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弱变强，是因为在不断同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作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诚如毛泽东曾总结，“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步入新时代，为了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祛除贪污腐败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机体的侵蚀，也必须始终高扬斗争精神。习近平强调，我们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三是有助于增强人们培育斗争精神的自觉性。毛泽东认为，要推动党和国家的发展，必须抓好党员干部自觉的斗争精神培育工作。之所以需要这样，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习近平多次指出，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应考察其是否具有自觉的斗争精神，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在他看来，首先“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与此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习近平还指出，党员干部应敢于担当、亮剑、战斗，能够“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这昭示人们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敢于、勇于在大是大非、歪风邪气前亮出剑、作斗争，在危机、冲突中迎难而上、挺身而出。
（二）有助于以明确斗争目标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确定性挑战
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斗争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漫无目的的斗争，而是方向清晰、目的明确的斗争。无论是在革命进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强调须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方向，以彻底消灭敌人。如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战争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正是在这样明确的斗争目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斗争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进行许多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伟大斗争，更需要明确斗争的目标和方向。他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是因为伟大梦想的实现从来都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在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过程中，尤其需要应对好习近平所列举的“五种凡是危害”，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唯有如此，才有助于充分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障我国主权、安全，保障发展利益、人民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维护好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同时，习近平也阐明，我们所讲的斗争和一般意义上的斗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绝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可见，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时代，习近平明确了我国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将为我们在新时代发展各项事业中进行伟大斗争指明了奋进目标和努力方向，以“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三）有助于在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取得了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的群众观昭示我们：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打下这片红色江山，就不可能有今天繁荣发展的中国和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他指出，“我们的红色江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并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因此呼吁“我们决不允许江山变色，人民也绝不答应”。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还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在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走好群众路线。首先，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永不脱离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追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同时，还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广大领导干部应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因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所以“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唯有如此，才能“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四）有助于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中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斗争本领是否高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斗争工作的成与败。纵观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就得益于毛泽东善于领导、总结、制定出高超的斗争策略、方法。“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必然会面临众多艰难险阻、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诚如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对此，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首先，“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扫除发展道路上一切“拦路虎”“绊脚石”，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必须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拿出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敢闯难关的担当精神、斗争勇气，撸起袖子加油干、铆足干劲往前冲、拼尽全力打硬仗。正如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做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担当者，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困难。”其次，“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终生学习，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斗争经验和智慧，注重在各种斗争实践中练就真功夫。只有经受了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才能烈火真金，练就一身硬功夫。习近平告诫我们：“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再次，“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斗争需要勇气和决心，更是一门需要智慧和方法的本领和艺术。习近平多次强调，“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这些内蕴丰富的论断，是新时代依靠斗争赢得伟大斗争胜利、赢得未来的科学指南。具言之，一要遵循斗争规律，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坚持“三个相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去思考解决问题；二要用好斗争方法和讲究斗争策略，学好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最优的方法策略取得最佳的斗争效果。
（作者简介：陈方芳，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周宏军，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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