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深远而持久的伟大变革，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迈向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总过程。当代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而奋斗”，“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总过程中的独特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全面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相对定型，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初步建构和初步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我们党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新实践，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基于此，以唯物史观的致思逻辑为基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核心，总结、概括、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及其内在逻辑，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之源、理论根脉、根本性质、本质要求、中国特色、重大原则和世界贡献，对于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唯物史观定“本”：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之源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宏观逻辑、总体过程、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标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趋势。人类现代化内嵌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总体过程之中，是人类历史总逻辑、总过程中的特定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定现代化时间序列和空间场域，是唯物史观揭示的现代化总趋势的中国表达，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实践和道路生成，深刻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可以说，唯物史观及其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源头活水”和“思想根脉”。
首先，唯物史观是判定人类现代化“发生史”和“发展史”的总坐标。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综合性变革过程。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古代—近代—现代—未来”这个宏观历史界域中，现代化深刻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实践必然。在马克思看来，西方“中世纪”前的历史可以看作“古代”，“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大体上可以看作“近代”，而肇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马克思基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认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马克思的视阈中，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导的社会，它颠倒了人和资本的关系，倒置了生产和人的关系。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最终得出了人类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即“非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唯物史观视阈中，现代化作为历史逻辑中的“长时程”过程，它起源于人类对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现代化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即“工业化”，而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主要标志即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所以，现代化最初的普遍意蕴即人类从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状态。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按照最初的社会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向第二大形式即“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向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个性”的总过程变迁，而现代化就发生在人类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性”过渡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但是，马克思并不止于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解构，而是通过对西方现代社会之弊病的分析建构了一条走出西方现代化之困境的新道路，这个新道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层次的“本”和“源”。
其次，唯物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必将被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代。在唯物史观视阈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的“终结形态”，而是现代化的“过渡形态”，即人类现代化终将被更高层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引致的综合结果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充满了现代性的矛盾性和悖论性，集中体现为：它一方面使人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又使大多数人走向“物化的生存形式”，使物（资本）成为压制人的至高存在；它一方面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但另一方面又造就了“大多数人的贫穷”；它一方面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引发慢性萧条，这又是“新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先兆”；它一方面标榜建立了代表人民自由的政治国家，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国家”又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所以，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最终会导致“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唯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另辟蹊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规避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源于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阈中所开创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唯物史观视阈中实现了“术语的革命”。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形成的标志是对特定问题的准确认识和理论破解。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归根结底在于它对既往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现代化之问”的破解，从而在唯物史观视阈中实现了对现代化的“术语的革命”。尽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理论范畴的变革和“术语的革命”，但其所使用的范畴和术语并不完整地关涉中国的具体现实，而是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观逻辑”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唯物史观逻辑进程中现代化的“中国版本”，它既需要一套适用于现代化之普遍性的范畴和术语，也需要一套适用于中国现代化之特殊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术语，即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术语的革命”。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之“正”，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之“新”，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创造性地“讲新话”，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术语的革命”。从唯物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实现的“术语的革命”集中体现为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论”“根本性质论”“本质要求论”“中国特色论”“战略安排论”“重大原则论”等，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延伸了人类现代化的路径，扩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选择，延伸了现代化的世界意蕴和普遍性意义。
二、“两个结合”定“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一现代化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视阈中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旨。从理论谱系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交汇”，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必然和思想结晶。“两个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之魂、道路之根和文化之脉。
首先，“两个结合”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魂脉”和“根脉”。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内核特质”“精神气质”和“文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唯物史观内蕴的现代化理论的具体运用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结晶，其独特的“内核特质”“精神气质”和“文明传承”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可以说，通过“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和复兴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和定型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体现，更是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的重大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是其他现代化理论的“母版”“模板”“再版”和“翻版”，而是基于“两个结合”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版”“创新版”“升级版”和“中国版”。
其次，“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厚的理论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到底在于我们始终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牢牢扭住了“魂脉”和“根脉”，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余年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开拓创新的“新路”，是当代中国推动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接续奋斗中走出的“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而生成和确立，得益于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得益于我们党以“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可以说，“两个结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独特的“魂脉”和“根脉”，使之展现出了超越其他现代化理论的独特的理论特质和鲜明特征，使之具备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加深厚的理论根基。
最后，“两个结合”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厚的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之魂和文化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新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根”和“魂”是通过“两个结合”赋予的。正是因为“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才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才展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正是因为“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才具有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正是因为“两个结合”的深刻影响和作用，我们才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性力量，中华文明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三、党的领导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
在唯物史观视阈中，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和取得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列宁曾指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任务、战略策略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方向。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领航主体层面的根本属性，从而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独特的“根本性质”。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理论成果。现代化的领导权、主动权由谁掌握决定了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与西方现代化的领导主体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余年奋斗中接续探索、独立自主开创的结果，这条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在党的领导下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性和道路自主性。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接续探索充分体现了守正创新的过程，从扭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个屡遭挫折的失败的现代化到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动型的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后擘画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改革开放初期初步确立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指标、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到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全景图，我们党始终牢牢坚持现代化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党的领导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道路根基和物质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科学理论指引和强大精神力量，更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本质属性”，即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代表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要“干什么”“谁来干”“如何干”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把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作为完整统一的目标，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从领航主体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性”，这个“定性”直接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形态属性，即“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性，是管总、管根本的”。同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归属，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思想谱系上归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之列，在党的创新理论上归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品格上属于“人民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基于历史和实践形成的理论体系，是既成的理论形态；也是面向现在和指导未来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是生成中的理论形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导航”和“领航”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目标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定向”，即通过党的领导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全景图和实践表，作出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二是从动力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聚力”，即通过党的领导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冲破思想观念束缚，重塑社会利益格局，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三是从主体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凝心”，即通过党的领导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让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按照我们党锚定的奋斗目标、战略安排行稳致远，最根本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党的领导。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
四、人民至上定“核”：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是坚持“人民至上”，这与秉持“资本至上”的西方现代化形成了鲜明的理论质态的差别。在唯物史观的总问题和总坐标中，现代化的内核和质态有两种：一种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物为中心的现代化。这两种现代化在道路模式上体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坚持以“物的增殖”为目标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和“人民幸福”为目标，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牵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理论内核和价值内驱就决定了其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人民性特质，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全新的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化，植根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在特质。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唯物史观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构成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观，强调人民是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群众观，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牢牢植根人民”是新时代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亮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这些饱含深情的重要论述，彰显了人民领袖为人民的真挚情怀，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现代化，回答了“植根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在特质。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动力的现代化，依靠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鲜亮底色。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力量，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群众观的“动力论”，深刻回答了“紧紧依靠人民”是推动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动力的现代化，突出强调了人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创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最伟大的力量源于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制胜法宝，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伟业的制胜法宝。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这些饱含深情的重要论述，彰显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最高位置，突出了“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量。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目标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价值追求。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有不同的目标追求，西方现代化把资本作为现代化的第一目标，把人作为现代化的“手段”，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把人作为现代化的第一目标，把资本作为现代化的“手段”。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目标”与“手段”的重置真正彰显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从长远目标看，我国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论从阶段性目标看，还是从长远目标看，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发展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红线，也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致力于促进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对唯物史观群众观的目的论的深刻回答，不断造福人民是新时代我们党推动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五、并联协同定“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特征标识
人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具有多样性、复合性。西方现代化普遍采用“串联式”的发展模式，这种现代化大致按照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福利化→信息化的顺序发展，采用的是“迂回模式”或“单线模式”。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方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采用“并联协同”的复合式发展方式，这种现代化路径的显著标识是：并联协同“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共同推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统筹协同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并联协同”的发展逻辑赋予了该理论体系独特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并联协同“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为重要特征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中国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特征标识。一是从内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关涉现代化的人口基数问题，也关涉现代化的质量问题（共同富裕）；既关涉物质富足，也关涉精神富有；既关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也关涉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协同发展。“五个中国特色”在现代化的内容上是并联协同的关系。二是从发展方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五个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并联起来，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并联发展，也强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并列协同，还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推进。这种发展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三是从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化指标的并联协同，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也强调人的幸福和人的健康。我们党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所以，“并联协同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标识。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共同推进“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为道路特征标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动力是人、目标是人，即人既是社会进步的“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工具性往往排挤人的价值性，使人在资本的世界渐渐失坠，变成了社会进步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把人类从异化畸变的资本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重新成为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目的，即促进社会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人、提升人和解放人。在唯物史观视阈中，现代化的目标是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也是人的发展，只有把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协同起来，才能克服社会主体和客体的“本末倒置”，形成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我们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不断促进人的发展，在提升人的发展的过程中协同推动社会进步，形成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良性协同。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特征方面实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与目标的合一，最终走出了一条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路。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统筹协同“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为理念特征标识。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世界历史发展是一个整体协同推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展，人类终将打破地域性的共同体的限制，最终是各民族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人类走向世界历史是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通过普遍化的交往形式，融入世界性市场，打破原有的孤立隔绝的状态，最终走向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当今时代，“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推进和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能脱离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而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既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发展本国，也在推进本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融入世界。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我们始终秉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理念，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统筹协同“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相反，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互利共享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推动本国发展进步的同时，还致力于“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具有独特的理念特征，它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把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统筹起来，走的是共建共享共赢之路。
六、整体推进定“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原则方法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深远持久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变革过程，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应该坚持整体原则和系统观念，形成现代化的多维整体协同的推进路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秉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创造性运用系统优化的科学方法，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标定了整体路向和原则方法。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持底线思维，为推进现代化凝练了重大原则。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健康发展，不仅要有科学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有精准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唯物辩证法，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练了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因为这项工程史无前例，所以彰显伟大；因为这项工程极其艰巨，所得更显荣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又要科学判断“时”与“势”，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下辩证把握“危”与“机”。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了在前进的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条重大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导航标”，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和“向”。只有坚守好底线思维，把准这“五条重大原则”，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不偏“向”，始终朝着强国伟业破浪前进。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持系统观念，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系统优化的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类世界和人的思维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辩证图景，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就是要在实践中坚持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以系统优化的方法谋划各项事业，因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系统优化的方法，即把握好事物的结构与层次、内部与外部、方式与次序、当前与长远等关系，从整体上把握诸要素，目的是获得“最优解”。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来看，我们党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优化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持整体推进，为现代化奠定了良性互动、协同配合的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方法论原则上具有鲜明的区别，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一种“单打一”的现代化思维逻辑，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坚持系统论和整体性的发展逻辑，为现代化的“路向”和“进程”进行了整体性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整体推进的原则，才使得中国的现代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才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举措呈现出关联性、耦合性和协同性，最终形成了“最优解”。其实，我们党不仅强调推进现代化的“系统性”，而且还强调推进现代化的“过程性”，即把中国式现代化看作一个长期任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和长期性，我们党进一步凝练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所以，从具体路径和方法原则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形成了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系统性推进的重大原则，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在结构、规模、质量、速度和效能等层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越性，最终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协同配合。
七、新文明观定“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世界贡献
人类现代化的生成过程就是新的现代文明不断扬弃和超越旧的传统文明的过程，就是以现代文明点亮和映照人类发展道路并指引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过程。与既往的传统工业文明及其发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蕴含着独特的现代文明意蕴和现代文明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定格”了一种全新的文明类型和文明发展趋势，对世界文明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价值。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文明质态上定格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和出场。人类文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确证和表达，是人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以及制度形态的反映。从历史上看，不同生产方式孕育不同的文明形态，既有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标志的“技术文明”，也有以经济交往为典型特征的“物质文明”，更有以制度设计和变革为表征的“制度文明”，还有以地域特征命名的“地域文明”或“区域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如果从文明的质态来看，西方现代文明的“内核”即资本及其扩张逻辑，具有“分裂性”“悖论性”特质；而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国家之一，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其文明的“内核”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由“两个结合”而走向了新的文明质态，即通过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文明质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基于社会主义底色和中国特色且指向未来的具有包容性的超越型文明，这种文明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文明质态上塑造了社会主义的文明样板，铺就了社会主义的文明路基，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从现代化与文明形态的关联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定格了文明发展的高阶形态。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文明观念上定格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可能和可行。在唯物史观视阈中，人类现代化的道路生成具有多样性，其蕴含的价值观念也具有多样性。特别是近代以来，以资本主义为轴心的现代文明疯狂扩张，它既“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把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兜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由此形成了以西方现代化为轴心的价值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把“普世价值”奉为金科玉律，到处加以喧嚣，形成了价值观念的“话语垄断”。与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倡扬人类价值观念的共通性和包容性，主张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为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提供了共同前行的价值“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在世界历史界域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价值观念上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一统天下的局面，坚持和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以守正创新、和而不同的态度促进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凝聚了世界文明的最大能量场，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指引意义。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贡献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增强了现代化成果和价值观念的普惠性，让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姹紫嫣红，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机盎然，使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绚烂多彩、更加可期。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文明实践上定格了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新范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实践上为人类走向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提供了“新范本”，为携手共行天下大道提供了可能和可行的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在世界历史的场域中开创了人类走向未来的新模式和新道路，这种模式和道路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宰制，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书写了人类现代化的全新篇章。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瓦解了历史悲观主义的种种论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的探索提供了中国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书写了中国现代化的“特色图景”，也书写了世界现代化的“普遍图景”，展现了世界现代化宏图伟业中的“另一幅景象”。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现代化以鲜明特质，这种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更是可选可鉴的“世界的现代化”，它跨越时空、超越国界，能够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重大贡献，能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黄建军，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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