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如何正确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应和历史本质，始终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对约翰·贝克曼著作的摘录和利用情况以及围绕“贝克曼难题”所展开的思想之旅，为我们探究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和深刻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微观视角。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道：“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这表明，自1863年1月开始，马克思重新回到对机器的历史发展及其资本主义应用后果的研究。为此，他不仅重新整理了前期所作的大量工艺学和经济学笔记，而且再次阅读和补充摘录了他认为十分重要的经济学和工艺学著作。根据MEGA2编者阿图尔·施尼克曼的考证，1863年5—6月，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后期，为进一步收集和补充有关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方面的资料而编制了八个摘录笔记本，即“补充笔记本”，并用字母A—H加以标示。其中，马克思在“补充笔记本C”中摘录了贝克曼的《发明史文集》（1780—1805）。贝克曼是18世纪德国工艺学和商品学的开创者，他和他的学生波珀的工艺学著作为马克思了解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技术发明史及其引发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贝克曼笔记》作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从事的第三次工艺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思想进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特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贝克曼笔记》的利用情况，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在考察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本质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提供了典型例证。
目前，马克思的《贝克曼笔记》尚未在MEGA2中出版，甚至整个“补充笔记本C”的原件仍为私人珍藏。庆幸的是，德国学者汉斯-彼得·米勒利用《贝克曼笔记》的复制本，第一次将其公开发表。本文将尝试基于米勒版的《贝克曼笔记》，从三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基于对《贝克曼笔记》的文本学解读，厘清此时马克思的焦点问题意识和理论意向，剖析贝克曼所描述的机器的双重社会经济效应向马克思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即“贝克曼难题”，指认贝克曼的技术史叙事本身所隐含的重大理论缺陷；二是通过分析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多次利用《贝克曼笔记》的具体语境，剖析马克思初步破解“贝克曼难题”的哲学方法论、理论视域转换和思想逻辑递进；三是基于《资本论》深入分析马克思对“贝克曼难题”的科学解答和根本超越及其当代启示。
一、《贝克曼笔记》与“贝克曼难题”的提出：机器的“雅努斯隐喻”何以可能？
在1851年的《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中，马克思集中摘录了波珀、尤尔和贝克曼的工艺学著作。但相较于对波珀、尤尔著作的大量摘录，马克思只粗略摘录了贝克曼《发明史文集》第一、二卷中涉及非生产性发明或发现的内容，例如烧酒、郁金香等。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印象，即相较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波珀、尤尔等人，贝克曼对马克思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但马克思在1863年的“补充笔记本C”中再次摘录了贝克曼《发明史文集》的全部五卷内容。这表明，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贝克曼的重要价值，并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理论资源。这主要体现在贝克曼所描述的工场手工业早期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产生的双重社会效应及其隐含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方面，机器的工业应用极大促进了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为人类发展和解放奠定物质基础。一是机器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例如，织带机“能够同时织4—6条花边”，“使用这种机器，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是1851年的《波珀笔记》中没有涉及的方面（因为波珀的《工艺学史》同样没有论及），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予以特别关注。二是机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注意到锯木机和切割机的改良推动了木材加工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即“1530年，盛产木材的挪威制造出第一台切割机……由此，木材出口大大增加”。这表明，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就已出现一系列提高生产力的技术革新，并推动了相关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机器促进物质生活资料的丰裕，为人类解放提供重要基础。马克思在摘录谷物磨(Getreide-Mühlen)的发明史时，首先摘引了古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的诗歌：“磨坊姑娘们，别再费力了……女神克瑞斯已派水仙替你们劳动……”。这意味着这首诗歌既反映出谷物磨在动力上由人力、畜力向自然力的改良，也表达出古希腊人对机器解放人手的乐观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引用和评论了这首诗。随后，马克思直接摘录了1851年《波珀笔记》中没有涉及的经济磨（monture économique）内容，即由于人口增长和面粉价格上涨，经济磨得以推广，极大提高了磨面的精细程度和产量，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物质生活保障。对此，米勒指出：“经济磨首先是一种出于需要而诞生的技术。”更确切地说，这一事实让马克思再次确证，技术发明在根本上并非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和需要，亦非源自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更深层的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机器的生产应用损害了工人利益，引起工人与机器的激烈斗争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恐慌和禁限。例如，织带机的应用“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因为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所以禁止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马克思在摘录关于锯木机的内容时再次注意到机器与工人的对立问题，这是《工艺学史》中虽有提及但马克思在《波珀笔记》中没有摘录的内容，即“在英格兰，这种锯木机遭遇了与君士坦丁堡的印刷机、罗马帝国的织带机、斯特拉斯堡的起重机同样的命运……人们最初并不想要它们，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机器可能会妨碍平民获得机会和赚取日薪。譬如，1633年，一个荷兰人在伦敦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不久就被摧毁了。又如，1700年，霍顿就曾担心暴民的反抗”。
由此可见，贝克曼的历史叙事中隐含着一个悖论性的现实矛盾：机器的生产应用在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丰裕以及解放人类劳动的同时，却反过来成为劳动的竞争对手，引起工人的斗争和统治阶级的拒斥。对此，米勒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近代早期以来的技术变革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冲击，经济逻辑同谋生逻辑发生冲突，从而引起卷入其中的人们的强烈反对。这种看似合理的解释过于简化了现象背后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历史进程，因而遮蔽了其中隐含的重要理论问题。
实际上，工人与机器的对立问题已经是当时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著作中普遍讨论的问题。但为什么马克思会特别关注到贝克曼的相关叙述呢？从关于工人与机器问题的理论史来看，既不同于身处机器大工业时期的李嘉图和尤尔对工人与机器之尖锐对立的承认和辩护，也不同于身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斯密侧重于强调机器从属于劳动分工并在增进普遍社会福祉的意义上同工人处于和谐状态，贝克曼较早敏锐地注意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机器的初始应用就造成的矛盾性后果，并将工人与机器的对立明确突显出来。这无疑会对已经熟悉斯密、李嘉图和尤尔等人思想的马克思产生强烈冲击，并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难题：机器的这种始源性的双重面相何以可能？这里我们暂且将其称为“贝克曼难题”——其实，这也是技术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就以罗马神话中象征着起源的双面神雅努斯来隐喻技术的双面性。
不过，贝克曼的技术史叙事及其隐含的“贝克曼难题”本身同样隐藏着重大理论缺陷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是基于隐性唯心史观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拜物教和技术原罪论。在贝克曼的历史叙事中，机器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将不同时空场域中发生的机器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同质化，因而在根本上犯了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错误，即只看到抽象的统一而忘记了具体的历史的本质差别，混淆了机器与机器的具体社会应用形式，从而陷入非历史的隐性唯心史观和技术决定论。由此，贝克曼关于工人与机器的对立叙事只是停留在人与物（机器）的表象关系层面，而掩盖了其背后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深层生产关系层面，从而陷入一种技术拜物教。基于此，贝克曼关于工人反对机器、统治当局禁止机器的叙事便隐含着一种技术原罪论的倾向，即把机器对工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归咎于机器本身，似乎技术发明天生带有始源性的罪恶。二是个人英雄主义视域下的机器发明。在贝克曼的叙事中，机器发明是由天才式的个人完成的，忽视了其背后的厚重历史积累和特定社会关系背景。三是隐性的资产阶级立场。贝克曼把工人对机器的斗争表述为暴民的暴动，统治者对机器的禁限也被赋予否定的基调，不自觉地透露出资产阶级的立场。
总之，贝克曼虽然较早觉察到机器的双面性，但受其基本立场和方法的束缚，还无法正确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和本质规律。当马克思遭遇“贝克曼难题”时，自然不会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必然会从唯物史观角度追问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贝克曼提到工人反对机器的主要原因在于机器应用导致工人失业或工资下降，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具有必然性？其背后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第二，根据贝克曼的叙述，机器的生产应用从一开始就普遍带来工人的反抗和统治者的镇压，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机器是否必然反对劳动？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导致机器反对劳动的历史前提和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三，工人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机器的现实影响？这些问题在根本上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正确理解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本质。而马克思对“贝克曼难题”的破解同时亦是对贝克曼的理论缺陷的克服与超越。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与破解“贝克曼难题”的探索之旅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对《贝克曼笔记》的多次利用既同它直接呈现的主题内容密切相关，又服务于马克思对相关重要问题的思考。换言之，马克思是将《贝克曼笔记》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语境中加以利用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贝克曼笔记》的具体利用语境，探究马克思逐步破解“贝克曼难题”的科学方法论基础、问题视域转换和思想逻辑递进。
第一，马克思试图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探讨“贝克曼难题”，即跳出狭隘的工艺学视域，把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置于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整体语境中加以考察。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通常会在每个笔记本的内封上附加标题目录，而在第XXI—XXIII笔记本的内封上专门增加了“摘录著作目录”，以提示这些摘录著作在手稿中的利用情况。在第XXIII笔记本的“摘录著作目录”中，贝克曼作为独立标注的作者被置于第19条目。而从贝克曼条目的前后语境来看，马克思试图将贝克曼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马尔萨斯和恩索尔的人口理论、西斯蒙第的商业财富理论、诺思的商业资本理论等问题置于同一主题下进行思考，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之谜，揭示这些看似松散的理论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二，从劳资剥削关系和劳动价值论角度对机器与工资下降问题的初步探索。马克思在第XXI笔记本中梳理导致工资下降的原因时援引了《贝克曼笔记》，其中涉及的机器与工资下降问题正是“贝克曼难题”的第一个层面。马克思先是批评马尔萨斯等人非常混乱且前后矛盾地将工资下降的原因归结为地租、生产费用、人口增长、谷物价格上涨和纸币贬值等因素。随后，马克思注意到纺织工厂中机器的改良导致工资总有下降的趋势。至此，马克思写下一个批判性的评论：“人口理论中唯一正确的东西是，资本的发展把大量人口置于”极度贫困的条件下迅速再生产。这表明，马克思开始将导致工资下降和贫困化的罪魁祸首指向资本。于是，马克思写下一句评语：“资本。在亚·斯密那里连资本也表现为人”，并援引斯密《国富论》中的一句话“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加以佐证。马克思意在表明，工资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取代人（劳动）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体，并反过来奴役人（劳动）。正是资本将劳动区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由于此前马克思已经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因此，此处马克思意在从根本上将工资下降问题置于劳资剥削关系的视域中加以探讨。在贝克曼只是看到一般意义上的机器应用的地方，马克思更深刻地洞察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那么，机器在这一过程中到底发挥着什么作用呢？对此，马克思援引了《贝克曼笔记》中的一段话：“大约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马克思着重将这段话概括为“借助于机器缩短劳动时间”，随后又在“机器和平均工资”标题下援引了另一段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可见，马克思试图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角度来揭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工资下降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此前已经指出，平均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在既定的工作日下，资本利用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剩余价值始终只有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工资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增长”。当然，这只是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因而只是机器导致工资下降的内在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剧烈而直接的原因就是机器与劳动的竞争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远低于平均工资，即“自从机器同人类劳动发生竞争时起，这种劳动的报酬本身便开始由机器生产导致的较少的费用调节”。而这便涉及“贝克曼难题”的第二个层面：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否必然反对劳动？如果是的话，这是否意味着要“停止革新”和放弃“人类发明的进步”。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意识到必须走向历史深处，探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前提和发展趋势。
第三，从“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原始积累角度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探源。在第XXIII笔记本中，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时再次援引了关于斯密和贝克曼的摘录笔记内容。马克思先是在“清扫领地”标题下摘引了斯密关于15世纪以来英国圈地运动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容，然后再次引用了斯密的那句“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并将其概括为“资本的人格化”。紧接着，马克思概述了《贝克曼笔记》的主要内容：“通过机器减少劳动。工人对此进行的斗争。约·贝克曼。……织带机。由于改良磨面方法而赢得的小麦。在英格兰为反对锯木机而进行的斗争。德国的发明。”从整体语境来看，马克思实际上洞察到斯密的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即“资本耕种土地”和“资本使用劳动”分别代表了“资本的人格化”的双重维度。前者反映的是近代早期英国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通过“清扫领地”等方式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历史进程。这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促使直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游离出大量“自由”劳动力，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前提，例如“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的租佃者……或者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或者……移居到美洲去”。而后者反映的则是工业资本家借助机器排斥、贬低和剥削劳动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识到,农村的“清扫领地”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为自己造成自由发展的一切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绝对依赖于资本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资本就调整并干预一切，直到使上述条件完全适合于自己为止”，“资本的这种绝对自由的运动是和它特有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对劳动人口表现得最为残酷无情”。借用“清扫领地”的说法，这种资本的运动在城市就表现为“清扫工场（工厂）”，资本借助机器排斥劳动，不断制造相对剩余人口，使大量“自由”劳动力始终处于赤贫状况，从而实现劳动对资本的绝对依赖和服从。就此而言，一方面，贝克曼为马克思理解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历史起源和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因为马克思通过贝克曼清楚地认识到，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使用和剥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引入机器实现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有着根本性的历史前提，而且从一开始就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超越了贝克曼的狭隘工艺学视域，深刻认识到机器与工人的对立既非源自机器本身，也非来自资本家——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而是根源于资本关系的内在要求。
总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初步探究机器应用的特定社会关系本质及其历史前提和内在规律，为全面破解“贝克曼难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视域。
三、《资本论》与“贝克曼难题”的科学解答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援引了《贝克曼笔记》的内容，通过深刻阐明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逻辑与本质规律，全面科学地破解了“贝克曼难题”，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工艺学和技术理论的根本超越。
第一，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在《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一节开篇就大量援引了《贝克曼笔记》中有关工人反对机器的历史叙事内容，并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指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这意味着：一方面，工人与机器的斗争只是资本关系下劳资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贝克曼只是从表象层面看到工人与机器斗争的地方，马克思透过机器的物像存在形式看到了其背后的特定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本质。因此，与其说工人反对机器，不如说是工人反对资本关系的经济物相化产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克服和超越了贝克曼的技术拜物教。另一方面，机器与工人的敌对关系并非机器固有的天然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发展到一定形式的结果。总之，要想深刻把握机器与工人的矛盾关系，必须首先理解资本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历史形成及其内在规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外部保障。马克思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种分离构成了资本关系的前提，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得以保持和扩大再生产。这一历史过程的基础和首要因素就是通过“清扫领地”等暴力方式剥夺农村居民土地，使大量人口被迫脱离自己的生存资料，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拋向劳动市场。这既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也为工业资本和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资本关系通过血腥立法将这些游离出来的“自由”劳动者强制转化为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纪律的雇佣工人，为资本建立起国内市场。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也引发了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同传统手工业行会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更准确地指出，最初对工场手工业本身的反对主要“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为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但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局限性阻碍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要求，促使资本寻求新的物质技术手段。随着日益先进的机器不断被资本引入工场，工人与机器的矛盾斗争便愈加凸显出来。这场斗争既包括采用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工人与机器的斗争，也包括旧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反对机器生产的斗争。贝克曼所谓“暴民”反对机器、统治当局禁止机器正是这场漫长而复杂的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一个缩影。此外，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等外部因素也极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就此而言，工人与机器的斗争是漫长广阔而日益复杂的资本原始积累总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而爆发出来的历史现象。
二是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的根基仍然是手工业生产，依赖于手工业者的技能和熟练程度，这决定了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使得资本不但无法占有全部剩余劳动时间，反而经常受到活劳动的限制。于是，“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从而催生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换言之，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是资本关系不断打破工场手工业的狭隘技术基础、建立与自身性质相适应的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机器决不只是个别发明家的功绩，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言：“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因此，“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这显然是对贝克曼等人的物质生产语境中的个人英雄史观的有力批判。
三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新的劳动异化。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可以看出，资本关系决定了机器从一开始就成为同工人完全敌对的客观异化力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所造成的劳动异化集中体现两个方面：一是机器直接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作为劳动主体之物相化产物的机器成为资本镇压劳动的最强有力武器。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对此，马克思援引《贝克曼笔记》指出：“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而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麦克库洛赫却讽刺“这些古代人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例如，他们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这种古今思想的巨大差异表明，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解放劳动的潜能被异化为剥削劳动的手段，成为古代奴隶制的“复兴者”。当然，古希腊诗人对机器解放奴隶的赞美只是出于一种浪漫主义想象，因为在奴隶制下机器是不会自动解放奴隶的。
第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工资下降趋势。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这里，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角度科学分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工资下降的内在机制。那么，工人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客观而持续的境况呢？
第三，正确区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由上可知，导致机器扼杀工人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非机器本身。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本身缩短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增加生产者的财富，展现了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则造成相反的有害后果。由此，马克思明确提出工人的革命对象和斗争策略，即“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在此，马克思彻底克服和超越了贝克曼等人因混淆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隐含的技术原罪论。
四、结语
总之，马克思对《贝克曼笔记》的关注利用以及对“贝克曼难题”的科学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复杂过程。一方面，贝克曼的机器史叙事为马克思进一步探究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机器的特定社会关系本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科学阐释，彻底克服了贝克曼等人的理论缺陷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和人类解放的未来前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同时，它也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意蕴及其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入口。第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体视域的技术批判理论。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历史本质的认识，不能仅停留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经验实体性分析或形而上学沉思，而必须回到现代社会之内在矛盾运动的总体历史实践场境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语境出发加以把握，否则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技术观的窠臼。第二，马克思对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界划意在表明，技术发明与特定社会关系具有历史性的内在同构性，即技术发明决不会独立存在并发挥效用，一定的技术发明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在结合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两者始终不可分离。因此，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技术中立论，都在本质上偏离了马克思技术观的深刻意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技术的双面性”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背后的特定社会关系。这种科学技术观既为无产阶级正确对待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后果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下真正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提供了理论根据。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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