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相比，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新增了以下两点十分重要和引人瞩目的内容，这就是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这两个评价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好评。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这一评价，就充分肯定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中，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而又辉煌的成就。
在一个较长时段甚至直到现在，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出过国，又搞闭关锁国，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这一观点根本站不住脚，误导了不少人。
新中国经济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伟而又艰巨的事业，是要彻底掀翻人类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在十分艰辛的探索开创中，毛泽东时代包括毛泽东本人，在经济建设上确实出现过失误，对此，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在会议上谈话中，包括在外交场合对外宾谈及。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决不是事实。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评价，同时完全包涵了毛泽东同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这一本质事实。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讲求得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并不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眼前、局部甚至是个人的极少数人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而是长远和眼前，全局和局部，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益,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规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笔者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无疑是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27年中，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著作主要体现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这一重要著作，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把新中国经济建设搞得一团糟，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否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党不变质思想正确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相比失误，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而又辉煌的。我们仅从经济建设上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从1840年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49年这109年期间，我国对外共签订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间接掠夺了我国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巨额财富。1949年，我国钢产量仅15.8万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用品，比如钉子叫洋钉，点灯的煤油叫洋油，还有新疆牧民所用的马掌等，几乎全部都要靠进口。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家几乎所有外汇储备和国家财政所拥有的黄金。旧中国积贫积弱，新中国一穷二白，这绝不是形容词。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政府所压迫的剥削的结果。”新中国一成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还在我国进行解放战争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即对我国实行了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对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多出500多项。只有放入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才能真正体悟到新中国成立后27年经济建设无比伟大且辉煌的成就。
一、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有力捍卫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先后打赢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又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为改革开放和7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做出出兵援朝的决策何其艰难。出兵朝鲜后半个多月时间里，除极少数吃饭、睡觉时间外，毛泽东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高负荷工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整整用两个章节篇幅反映毛泽东这一巨大历史贡献。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都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都是不得不打的，都是与世界上最强的对手打的，也都是在境外打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反围剿”斗争，是把对手放进苏区打，反对“御敌于国门之外”；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开赴敌人后方；在解放战争后期，我们挺进蒋管区；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我们基本上都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极大减轻了国力、财力、民力的伤耗，特别是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两场战争，我们与美国、美军斗智斗勇，都打赢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而是这两场战争打出来的。2004年，笔者到德国访问，一位华侨告诉我，说父亲告诉他，他们在海外总受人欺负，每天邻里各家的垃圾总是先堆放在他家门口。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往日要堆放的垃圾不见了。他感到很奇怪。一位邻居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呀？！昨天中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位华侨说，他父亲此时激动不能自已，长跪东方，泪水滂沱。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主权，并要我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以实现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梦想。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坚决抵制。此后，苏联又开列相关小打小闹的所谓“援助”方案，不过是想重新诱骗我国在台湾主权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和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二是1960年7月3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议全体会议。周恩来报告苏联撤走专家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周恩来说：“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想拿这个来压我们，这怎么能压得成呢？”“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多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最后说：“第一，对外贸易委托总理、富春、先念你们三人小组抓总，在这个下面，中央和地方都设对外贸易指挥办公室；第二，请会议的三个小组明天讨论一次，明年争取把二十三亿卢布还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如果能够挤得出这么一点物资，能够适合他们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们这个党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国家也有希望。”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的大省。2004年，时任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对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我们永远感谢苏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我们的宝贵援助。但因我们没有外汇储备，这些援助大都是用物美价廉的农副产品，成车皮成车皮“咣当咣当”北上换回来的。
苏联曾计划在我国1969年国庆节前后对我核基地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有观点认为这是子虚乌有，是美国当局为挑拨中苏关系刻意制造的谣言。其实，美苏都曾动过对我国使用核武的邪念。朝鲜战争爆发至抗美援朝结束期间，美国曾六次计划对我国使用核武。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战役开始后，美国军方高层又曾考虑过对中国大陆发动“核打击”。1960年底，美国中情局号称“完成了意义最为重大的使命之一”：终于确认中国核计划的存在。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五角大楼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摧毁中国的核项目，其中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打击中国的目标。然而，在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美国原子弹最终成了“纸老虎”。
“随着1994年美国一批档案期满30年的销密、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传，以及中国方面档案的逐步披露，历史逐渐形成了轮廓：1964年前后，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1969年，苏共政治局中确实存在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三线建设形成的两次高潮，都是由此而来。”
1960年开始，苏联在中苏边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但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和紧张。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强，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邓小平所说的相当于苏联导弹的1/3共30多处导弹基地分别部署在蒙古、外贝加尔军区等地，这些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核基地。此外，苏联还配备大型远程轰炸机50余架和中型轰炸机400余架，都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苏联还在中苏边境部署2万辆坦克，3000架飞机。仅从1964年10月到珍宝岛事件爆发，苏军挑起的边界纠纷多达4189起。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的行动立即引起了中方警惕。1969年3月，苏联又在中国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在几个星期交战中，双方死亡人数达千人。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情况。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在现有的技术、致命性武器、现代化运载工具的条件下，如爆发了战争，它不会让任何一个大陆置身于事外。”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中国迅速掀起了战备高潮。9月底，美国在明确拒绝苏联关于美苏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主张的同时，还通过其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秘密通报中方。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指挥部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为应对苏联对我的核战争，1969年国庆前，一是中国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一次是9月23日进行的2至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另一次是9月29日进行的300万吨当量的氢弹热核爆炸。二是1969年10月17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作出将在京老同志于10月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的决定，周恩来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传达疏散决定，其中包括把病中的刘少奇疏散到河南洛阳（后转到开封），以防万一，这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林彪的迫害。苏联最终为什么没敢动用核武，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并催促数次，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早早就布置建设好了“大三线”“小三线”，为“早打，大打，打核大战”提前做了有效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就化解了苏联对我们的一场核打击。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的原因，“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就能突袭并摧毁中国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
在实施“大三线”“小三线”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当然也出现过个别失误，毛泽东当时就提出过批评。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么些钱呀，地方的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当汪东兴谈到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余秋里传达毛泽东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精神时，毛泽东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了就是一千多亿（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笔者注），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搞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要他搞，要么就听不进去，就不搞，要搞就拼命搞。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但无可否认，“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是我国开发大西南、大西北的先声。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等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又说：“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1958年5月15日，苏联第三颗人造卫星上天，恰逢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进行之际；这对处于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巨大鼓舞。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大会上提出发展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1962年，我国正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有的领导主张把“两弹一星”等尖端武器的研制下马。毛泽东果断指出：“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1963年12月，毛泽东指出：“死光（即激光——笔者注），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集强大的攻击力、隐蔽性、续航力于一身的核潜艇，是各国争先发展的重要战略武器。核潜艇是当时最先进的海军装备之一，1954年的美国、1957年的苏联先后拥有。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听到中国打算制造核潜艇之时，轻慢地回应：“核潜艇技术复杂，花钱又非常多，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毛泽东挥动着宽大的手掌，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了解少。这里所说的核潜艇，不是核动力潜艇，而是意味着拥有了具有战略意义上第二次核还击能力的核潜艇，是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国和平发展的最有力“杀手锏”。中国激光武器的研究起步虽比美国晚一些，但后来跟进速度很快，特别是在反舰导弹、卫星侦测等方面，中国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当然，有些方面我们和美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激光武器领域中，有的方面我们已超过了美国，具有世界一流甚至顶尖水平。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一评价，中肯而公道。
（三）自力更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基本属于一片空白。我们不仅独立自主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国防王牌”，又靠自力更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自力更生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63年9月和12月，毛泽东又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3年12月，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1965年9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邮电部部长阿拉萨纳·迪奥普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当迪奥普谈到邮电是世界事务中的一条神经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这条神经还不那么灵活，可能是一条落后的神经，同世界相比还差二十年，要赶上去。我们国家的电视还很少。电报、电话、广播、送信，这些事情是可以搞的。整个非洲国家都要独立自主，有暂时困难时，搞点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国内人民。九个指头要靠人民，一个指头就是所谓的外援。当然，这一个指头也是平等的，等价交换。第三世界人口多。你们不要迷信帝国主义了不起，我们自己就很不行，有自卑感，其实他们开头也很穷，而且很野蛮。”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石油大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百万次计算机、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众多重大科研成果。这一时期所计划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科学的。1970年7月中旬，毛泽东视察上海，说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8月21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任务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运—10”（Y—10）。总共有来自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62个单位一同参与研制工作。所需要的机床、轴承、大型锻件、型材和板材，由一机部、冶金部安排。1975年完成全部设计图纸，1980年9月26日首次试飞成功。“运—10”先后飞抵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并7次飞抵拉萨。试飞证明“运—10”飞机性能符合设计要求。1966年，清华大学徐瑞颐教授主持的接触式光刻机研制成功。1977年，最早的半自动光刻机“GK—3型”诞生。而现在光刻机领域的巨头荷兰的阿斯麦1984年才成立。我国靠自力更生上马的大飞机、光刻机等一些先进项目，曾挤进当时世界第一、第二方阵，但后来受“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错误思想影响，被迫下马，受制于人，令人遗憾。但从总体上说，当年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依然是我国当今制造业的基础和骄傲。1980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代表团时指出：“六十年代，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同国际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邓小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这话是实事求是的。
（四）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
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代所做之事，往往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如搭积木垒底盘，一时很难显出高度。而改革开放后所作之事，往往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之事，这恰如在毛泽东时代所垒好的硕大底盘上往上搭，积木高度比较容易快速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后短短27年，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作用。北京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都是那时修建的，其中仅密云水库目前的蓄水量最高能达到43.75亿方，相当于南水北调年调水量的22倍。1966年到1976年间，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中国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总体呈现降低趋势，尤其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成效显著，成灾占受灾比例由1952年的54.1%降低到1974年的16.9%，年均下降5.2%。这些都没有计入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那时没修，现在去修，会有不少困难，如成本太高，回收回报周期太长，等等。
（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完成“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为迅速增加粮食产量、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加快工业化建设和军工国防建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同志说，现在看来，1952年提出的“一化三改”是不是搞得有点急了。应该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从总体和根本上看，“一化三改”十分成功，也必须这么搞。正因如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要这么说，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中看。先看国际环境：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条约》签订；1951年8月30日，《美国、菲律宾联防条约》签订；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签订；1953年10月1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5月19日，《美国、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签订。1954年9月6—8日，美、英、法、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等八国《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1954年12月美国与蒋介石在华盛顿又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基本完成了以美国为核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型包围圈。1953年7月至1965年8月，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说：“美国对新中国的包围圈是一个岛链套一个岛链。强敌压境，我们当时要维护主权，就必须坚决整合国力从农业基础开始搞合作化，否则只能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新中国那时很穷啊，拿什么和强敌抗争？现在不少人说当年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党中央原计划新中国成立15年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行啊，国际环境不给你15年和平发展时间。”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毛泽东这一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所有的财富都离不开土地，土地是所有财富之母。离开土地，我们一无所有。除非将来能到月球或其他星球上拿资源。改革开放40余年来，除实行了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之外，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奥妙之一，就是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各种物质财富进入数据化、货币化领域。这是毛泽东时期“一化三改”、土地收归国有和集体所有奠定的根本物质基础。这样，搞经济特区、高新科技开发区，吸引外资，扩建城市，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可以大规模出让土地，产生地租、级差地租、超级地租。另外，还可以把油田、煤田、稀土、金矿等种种矿山租赁出去，一租就是六七十年，这其中释放了多少“红利”。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代人，享受的基本上都是这一红利释放的结果，这也极有可能把自己子孙后代应享受的财富提前消费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可能也必须要找另外一条谋生之路，寻找这样一条谋生之路，过程可能会十分艰难。70多年了，台湾历届当局，都想修建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但始终无果，因为成本太高，公共财政无法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营城市”即经营土地，成就巨大。但现在土地财政与我们的粮食战略安全发生了冲突，2017年，我国仅进口大豆就多达9500多万吨，折合成耕地便有8亿亩左右，而我国只有18亿亩左右耕地。因此，如何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我们的饭碗里必须盛着自己生产的粮食”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重要论断，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主要依靠土地财政维持经济增长的周期即将基本结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如再不下决心壮士断腕，结束土地财政，主动实行转变，将来就会被迫转变，代价就会更大更多，甚至经济也极有可能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习近平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首位便是“创新”。现在必须排除一切干扰，认真扎实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可能打开崭新的局面。
（六）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升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根本性指标。毛泽东时代，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我国整整晚了35年。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口的急剧增加，摊薄了本应快速增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国人民可以享有的福利，也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并释放了十分丰厚的劳动力红利。
（七）努力争取开放，进口外国技术，吸收外国资本
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便说：“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又对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说：“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笔者的老领导王震亦告诉笔者：“早在延安时期，主席就几次与我谈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美国，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很可惜，由于美国当局对我封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无法成行。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就说：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渠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后来，香港更成为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是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忙于内政，出国仅两次，去的都是苏联。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经过一系列艰辛工作，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均出席，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苏联助华建设50个企业的协定等。1957年11月，毛泽东再访苏联。此访是为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不仅加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治、文化等交流，而且加强了经贸交流。1956年4月，毛泽东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956年8—9月，毛泽东在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明确指出：“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1959年6月，毛泽东说：“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1960年3月，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20世纪60年代，我国技术引进的重点是从日本和西欧等10个国家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如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仪器机械设备等。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到1973年底，我国基本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发展对外贸易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又爆发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商品、技术、设备、资金又急于寻求新的市场。从1972年开始，我国进入大规模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第二个高潮。1972年前后，党中央决定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大量成套设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合同总额约43亿美元，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这个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又追加了一些新的引进项目，引进计划总额达51.4亿美元。这些技术和设备引进工作，对于填补国内某些技术空白，满足国内生产需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批大量成套设备的引进，大体上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投产。因此，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除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20世纪70年代前期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八）从横向比较看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据世界银行统计，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与中国对照如下：中国工业为12.5%、农业为4.0%。苏联工业为8.6%、农业为3.1%。美国工业为4.0%、农业为1.6%。西德工业为5.8%、农业为1.9%。英国工业为2.3%、农业为2.3%。法国工业为5.0%、农业为2.5%。印度工业为5.9%、农业为2.6%。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另据《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78年26年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2倍多，远高于美、英、法、意多国。
（九）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重返联合国，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必然结果。1966年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是64个，其中高峰是1971年、1972年，这两年共有33个国家同我国建交。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共有111个。至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独立国家已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我国建交的不仅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西欧多数国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也是在这十年中同我国建交的。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大国行列，为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奠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毛泽东时代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但从客观情况看，当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而现在相当数额的地方和企业、私人债务，是压在我们头上甚至是压在我们子孙后代头上的大山。可以说，真正要启动内需，亟须从需求侧即全社会的分配入手。
以上十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创造了必需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良好的国际环境，真正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赢得我国70多年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上十条，还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换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前进和发展的基础。”
二、如何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中的失误
“大跃进”一开始，大家头脑都有些发热，毛泽东头脑也发热。比如，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有一点冒是难免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人们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实际的”。毛泽东这时主张：“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他不适当地批评了反冒进，把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叫得过响，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没有事先同时注意可能会出现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结果助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冒进”。但是，是毛泽东最先冷静，最早察觉，很快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薄一波曾回忆：“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毛泽东首先从《人民日报》开始纠正。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专著《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回忆说，1958年3月15日，毛泽东找到吴冷西谈话说：“《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大声疾呼。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第三次讲话时就指出：“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急与缓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1958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做第五次讲话时又指出：“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195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提》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4日，他说：“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9日，他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就苦口婆心地说服全党，一定要防止和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但收效甚微，甚至完全无济于事。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其中一个重要缘由，就是1956年党的八大后，总书记负责执行具体事务工作。在筹备党的八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此时毛泽东既看到了“大跃进”中已经露头的虚报、浮夸等严重问题，但同时他担心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出现，担心对“左”的错误纠正过度，会给广大群众刚刚高涨的生产积极性泼凉水。但此时毛泽东，无疑已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到纠正“左”的错误上。
可能是1958年3月15日与吴冷西谈话奏效不大，4月11日，毛泽东又找吴冷西谈：“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关于报刊宣传问题，吴冷西接着回忆说：“此事我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相关领导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事作出决定。”“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根据吴冷西的看法，1958年下半年，毛泽东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一是赫鲁晓夫底8月初访华，二是不久又炮击金门，三是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等其他国际重大事件。具体领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1958年7月14日到18日，中央一主要领导同志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有报纸报道说：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领导赞扬：“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道还说：中央领导“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些谈话一经报刊发表，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余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道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为亩产数几万斤。不少地方开始仿效办起公共食堂等。
当《人民日报》多次宣布亩产上万斤甚至数万斤的特大喜讯和迅速推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前夕，毛泽东决定于1958年8月4日开始，用一个星期时间到外地考察，先后到河北、河南、江苏、山东、天津等地。考察中，毛泽东同各地各级干部群众座谈，察看试验田、高产田，与所遇群众聊天，他听到、看到的几乎都是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大好喜讯。听到、看到这些喜讯，毛泽东总是接连发问，当场核实。实事求是地说，1958年全国各地农田生机盎然，庄稼也确实长势喜人。毛泽东所到之处，一派喜人景象。这也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进一步增强了信心。在河北徐水，毛泽东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在河南七里营口，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这说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初始，头脑也确实发热过。但就在这次考察中，毛泽东十分警觉地发现了浮夸等“左”倾等错误倾向。之后他把自己工作的重点很快转到了纠正浮夸等“左”倾错误上，这一努力一直持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家庭生活、蛮干、穷过渡等错误的主要责任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甚至还经常用轻谩、嘲弄的口吻谈论他。这不符合历史真实。请看如下权威史料。
第一，关于浮夸。1958年8月8日，毛泽东问一起陪同考察的河南商丘县委副书记刘学勤：“你相信他那亩产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刘学勤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8月10日，毛泽东考察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公社，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十万斤的事，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十万斤。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然而，问题似乎没有得到任何解决。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又不得不给全国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等六级干部写信，他在信中尖锐指出：“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讲真话问题。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但是，对毛泽东这一及时、严厉的指示，竟有不少省市不传达，更不执行。因为如果传达这一指示，就必然否定了这些同志自己虚吹出的亩产几万斤的“巨大成就”。笼统说我们党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这很容易；但往往是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却是最难最难的呀！
1965年1月13日，毛泽东阅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献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可能应为五月或六月初，写信者记忆有误——作者注）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第二，关于取消商品生产。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向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第三，关于取消家庭生活。1958年10月，毛泽东让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调查人民公社现状。吴冷西、田家英来到河南省新乡，调查兴宁人民公社。这个社4000户、2万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尤其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开住。星期天才能回家团聚。河南许多地方都在这样做。当地领导说，这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汇报，十分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共产党不要家庭？要禁止拆散家庭。”1958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又指出：“遂平有的干部主张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先消灭家庭。”“现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进托儿所，青壮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吗？我们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家长制是个封建制度，本来应该在民主革命的时期解决，但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解决。”“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第四，关于蛮干。1958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指出：“现在是十五小时工作，要下一个命令，忙时必须睡足六小时，少了一个钟头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现在十五小时不能持久，持久了，工作的量同质势必要降低。除了睡觉、工作、吃饭以外，还要有点自由时间。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歇者就是午休。忙时至少睡六个钟头，平时睡八个钟头。”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在谈到1959年任务时指出：“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和透不过气，压得太重。”对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8年预计粮食产量9000亿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个9000亿，搞到7500亿我就满意了。”对1959年钢产量2700—3000万吨，毛泽东说：“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他说：“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不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他还指出：“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武昌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请注意，人们往往认为，浮夸、蛮干是要死人的，是要上史书的，是中央其他领导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最先讲的。其实，毛泽东早在1958年在“大跃进”中就已经事先给全党提醒过了，并且讲得更为严厉。
第五，关于“穷过渡”，即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11月4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说上午议了文件题目，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吴芝圃说：“不过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又指出：“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内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这里，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毛泽东明确表示：“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说：“搞慢了不利。”毛泽东不赞成：“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笔者十分敬重少奇和彭真同志，也曾直接接触过彭真同志。彭真理论功底十分深厚，党性原则十分强，对毛泽东十分敬重。笔者的老领导王震曾几次对笔者说：“彭真同志对主席极其崇敬，感情极深。尽管彭真同志受了那么大委屈，但据我所知，他重新出来工作后，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中，从来没有对主席说过半个不字。”笔者在引用《毛泽东年谱》所述上述史实时就照录下来，并未为尊者讳。
第六，关于瞒产私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平二调等。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一部分副团长参加的会议上说：“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农民有就等于国家有。”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是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年年要做，处处要做。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谁讲到价值法则，就是不名誉似的。”“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好像就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提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
然而，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浮夸之风甚盛。毛泽东上述纠正措施根本上见不到什么成效。人们常说，毛泽东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事实上在此时，一句也难顶。因此，当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来访对毛泽东说：“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讲的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
如果认真读读以上相关的确切史料，有谁还能把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浮夸、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家庭生活、蛮干、穷过渡等错误的主要责任都堆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呢？这里，请允许笔者再说一遍，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最早察觉这些偏差乃至错误，不仅纠正态度坚决，而且也甚为苦口婆心。
对于自己在“大跃进”初期提出的相关口号，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加以完善。比如在“大跃进”初期提出“破除迷信”，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做过分析。在这次讲话中，他又进一步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
对于在“大跃进”初期自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总是毫不避讳、坦诚相认，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自我批评，甚至在一些外交场合也不例外。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时公开做自我批评：“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大跃进中相关错误的批语中说“他（指毛主席自己——作者注）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1961年8月的某一天，毛泽东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有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1962年1月29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做自我批评时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周恩来也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毛泽东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毛泽东正是这么做的，他不仅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而且宽以待人、勇于担当，把主要是别的领导同志直接领导责任的错误亦担到自己肩上，好让别的领导同志放下包袱，让全党团结一致，轻装前进。这就是毛泽东囊括天地的博大胸怀。
毛泽东是一个“不贰过”的人，他特别注重从自己和别人的教训中汲取经验。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毛泽东在插话中说：“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我就没有缺点、错误？别人不讲，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错误性质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当余秋里汇报到1958年那股干劲很可贵时，毛泽东说：“干劲很足，浮夸不少!”当余秋里汇报到今年钢可搞到一千一百万吨时，毛泽东说：“不是有个消息吗，英国人听到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当余秋里汇报到中央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时，毛泽东说：“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说正确吗？哪能都怪计委？不能都怪计委。犯点错误也有好处，取得经验，有免疫性。高征购，瞎指挥，一千七百项，都是不正确的。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〇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直到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针对我国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翻番的情况还说：“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的稍微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
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说明，一是在“大跃进”中特别是“大跃进”初期，毛泽东与全党一样头脑发热，犯过不切实际的“左”的错误，但是，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一直认账，并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一直避免重犯。二是毛泽东所犯错误远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大、那么多。现在，一些人仍把“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荒唐现象，包括各级领导其中包括其他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都堆放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甚至肆意进行嘲弄、辱骂，这难道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吗？
对于自己的“祖宗”，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祖宗”错了，我们当然要勇于承认，不能因为是自己的“祖宗”甚至是自己的“亲生老子”，就为尊者讳，或盲目为“祖宗”辩护；但也不能因为“祖宗”有过一点错误，就无限夸大，甚至把他的伟大业绩和功绩都要涂抹得漆黑一团。实际上，人们的生理血脉，只能是一条纵线，承接历史、伸向未来；而人们的思想政治上的血脉，只能从后天获得。不同的人、不同的“祖宗”会影响着不同的人，甚至一些人会去刻意寻求着不同的“祖宗”。“文化大革命”中所泛滥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错误思潮，伤害了不少人甚至几代人，一些人至今仍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是这一错误思潮泛滥并造成恶果始作俑者。这也是至今仍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思想抱有偏见的缘由之一，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真实。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黄克诚在晚年说：“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有人误认为毛泽东仅有诗人的浪漫，缺乏科学的求是精神，因而将诗人的浪漫不适当地运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便难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笔者不赞成这一说法。理由有三：
一是如前文所列举的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极力纠正浮夸、“共产风”、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等“左”倾错误的大量事实，应该可以澄清不少人对此的模糊认识。
二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要做的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一定曲折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1954年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毛泽东说：“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三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从来都是强调革命精神与实践相结合。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第一次讲话，指出：“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1959年3月5日第二次郑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明确批评了在“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写诗的做法。他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失误辩护，但失误和错误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更不能把毛泽东的功绩甚至是伟大贡献当成失误甚至错误对待。我们不能把这27年艰辛奋斗与改革开放40余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成立27年后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这段话既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真实，又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找到了共识即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所讲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重要结论，深得党心民心。
笔者与新中国同龄，是河南省豫西北黄河北岸温县人。笔者家乡南滨黄河，北依太行，土地肥沃，光照充盈。新中国成立后，温县与其他省市县一道大力兴修水利，几乎年年风调雨顺说丰年。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笔者和乡亲们曾在一个暂短时期内吃过草籽、榆树皮、玉米芯甚至观音土。那时年少不知因何故，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加上自己对党史、国史的酷爱和一些可靠资料的披露，逐渐认识到，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重灾区之一，这其中确有“人祸”的因素，但直接原因是有其他一线领导同志明确指示当时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河南搞“一平二调”、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试验区。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这亦恰恰是毛泽东发现后所要尽心竭力纠正的。
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而必须打破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因为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4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至今仍为在当年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以吾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乃至最终形成而作出的微薄贡献而自豪。笔者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和工作在毛泽东时代的几代人是“大锅饭”养的懒汉，就否认我们当年为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过的辛勤汗水。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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