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新型现代化，其鲜明特征之一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血”与“火”交织的图景迥然不同。和平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开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丰富、完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P153) 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频发的科学分析、关于未来社会和平和谐的科学预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等，以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的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共同建构了这一理论基础，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梳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要从社会理想、领导力量、现实任务、民族特点等四个方面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一、从社会理想看，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发生战争的经济基础，能够实现永久和平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普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上的多种战争形态，在一般意义上阐明：战争是私有制的直接、必然产物，“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P196)战争是用以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在一个国家里不同阶级、阶级利益集团的对立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就是战争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快速推进、战争接踵而至的现实，指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3](P291)资产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资本主义列强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掠夺战争等都属于非正义的战争；资本主义时代战争频发，是因为资本天生具有扩张性，“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2](P862)“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4](P347)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必然将暴力手段作为重要选择，“对他们来说战争与和平同样是有利的”。[5](P664)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经济危机时，战争也会被提上日程。“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2](P785) 列宁考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特别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期的日俄战争等，指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6](P578)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新世界”，科学阐明未来社会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特征。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7](P608)现代社会那些为应对战争而设立的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特别是常备军，将会变成多余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明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由于消灭了人与自身对立的经济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也就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条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P419)相应地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战争就会消失，从而确立起公正的、民主的、持久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思想，不仅为理解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指南，为分析西方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且揭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发生战争的经济基础，描绘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矛盾“和解”的美好图景，也说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追求共产主义这一社会理想，谋求人类的和平、和谐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等一系列伟大实践，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某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同时，这些实践都属于为实现崇高社会理想而展开的“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166)虽然，人类历史尚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还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需要，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了支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中也存在着因利用资本而产生的一些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判断、科学分析正在不断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实，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实践已经存在于中国70多年来的现实生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不断焕发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推进人类对更美好未来追求的强大活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反映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规定，必然在现实的实践中彰显对和平的维护和对崇高价值的追求。
二、从领导力量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与资产阶级决然不同，是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真实态度。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仅利用战争达到经济方面的目的，而且利用战争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实现控制全球的野心。比如近代以来英国不断进行海外扩张的战争，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实现其欲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其二，转移国内矛盾。比如1851年后法国向帝制倒退、穷兵黩武，“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8](P386) 此外，在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用互相妥协和吞并小国的办法”作为缓和国内矛盾的“解救办法”。[9](P544)其三，破坏工人运动发展。当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激化时，资产阶级惯常采取“战争作为扼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9](P552)19世纪80、90年代，在欧洲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战争乌云笼罩欧洲。如果发生战争，工人阶级“就要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告别”。[10](P273)总体上看，资产阶级在“和平”问题上持伪善的态度，当资产阶级需要“和平”时，资产阶级政府对内依靠暴力手段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反抗，对外自我标榜是“和平的保卫者”，[9](P519)摆出姿态讨论媾和。其实是迷惑大众，“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11](P68)资产阶级还故意制造“和平”景象来掩盖对利益的争夺，“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12](P230)而生动的外交辞令不过是来掩饰“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13](P263)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导致帝国主义的和平”。[14](P294) 这样的“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和准备新的战争的工具，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上的“和平”，而非建立在社会民主、民族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和平。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人类和谐美好的未来社会为目标，把实现、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作为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唯一出发点，坚持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来认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战争的基本态度是：其一，反对抽象地谈论战争与和平问题。要坚持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战争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15](P33)马克思主义政党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肯定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战争、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具有正义性、进步性，追求公正的、民主的、持久的和平。[16](P34) 其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以暴力的方式维护和平，但也不应把暴力、战争当作追求，要坚持将“道德和正义的准则”作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1](P11)其三，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采用一切手段反对、制止非正义的、侵略性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11](P61) 其四，铲除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办法是进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真正追求人类和平的力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反对非正义战争、争取真实的和平与追求社会主义运动胜利结合起来；要以革命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11](P1006)其五，要坚持革命与战争的辩证法，认识“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1](P701)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非正义战争。其六，人类真实、持久的和平来之不易，需要无产阶级把握时机、正确运用斗争形式和策略积极争取。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超越资产阶级把战争、和平作为谋求资本利益工具的极端自私、功利，真正谋求人类和平，为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挨打”痛苦和对国泰民安的期盼，深刻认识稳定有序的国内环境、和平包容的国际环境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坚定了对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维护。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17](P301)同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与人类的进步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胸怀天下的思想方法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高度自觉。毛泽东说：“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17](P71)邓小平阐明中国发展起来，可以“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还可以“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18](P1035)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践行胸怀天下、实现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展现立己达人的担当，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对和平发展的重视、维护融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转化为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祖国完全统一的政策中，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也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社会中维护人类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政治力量。
三、从现实任务看，社会主义国家既要为本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也要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历史地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列宁在领导苏俄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进电气化的现实任务，坚持从实际出发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力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认为“和约起到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的战斗的作用”，[19](P472)使苏俄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赢得恢复国民经济、重整国防力量、加强工农联盟和巩固政权的宝贵时间。列宁正视苏俄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开展工业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和平环境等现实要求，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的思想。列宁强调，苏俄要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发展本国经济，提出“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20](P359)因而在对外交往中遵循适当妥协原则；“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21](P59) 使它们难以勾结起来，结成反对苏俄的联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容忍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必然要经过一系列的冲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苏维埃政权不能放松警惕，要对人民加强教育，“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22](P303)苏俄政权要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对苏俄轻举妄动，等等。列宁的“和平相处”思想，初步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实际出发，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与斗争中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以建设一个独立、和平的新中国为奋斗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3](P344)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中国共产党持续深化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平发展关系的思考，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维护人类和平作为两个密切关联的现实任务，形成了以下重要思想。
其一，新中国要为人类和平而奋斗，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已经获得成就，今后将继续贯彻。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24](P521-522)因此，中国提出并坚持在对外交往要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5](P96)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外交成就已经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25](P283)
其二，和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保持合作关系。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26](P365)即使是面临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27](P316)对于那些长期对新中国抱持敌视态度的西方国家，“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26](P4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世纪，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和《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表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和决心。
其三，中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1985年邓小平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28](P416) 这一判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主题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25](P128)中国一直坚定支持各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呼吁通过外交和政治渠道解决各类国际争端。进入新世纪，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和平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中国“始终如一珍视和平和发展，始终如一珍惜朋友和伙伴，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9](P128)
其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建设强大的国防和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辩证认识中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建设强大的国防和人民军队。其思想内涵包括：国防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建设同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要以经济建设、现代化工业为现代化国防奠定基础；强大的国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保障。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条件下，“要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使经济建设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环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一个巩固的国防”。[30](P76)中国要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中国军队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31](P78)是“和平之师”，绝不穷兵黩武、恃强凌弱。中国军队通过“开展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积极履行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32](P18)
四、从民族特点来看，中华民族具有爱好和平的传统，决不会将自己的现代化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列强争霸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侵略战争，造成了人类发展的深重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对此进行了揭露。马克思指出，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而犯下滔天罪行；……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33](P335)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是“海盗式的”战争，“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2](P792)马克思辩证分析资本主义的扩张虽然给被侵略的民族、国家带去先进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摧毁这些民族、国家落后的、传统的经济基础，但却是“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2](P861)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指出：战争“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因此，这次战争使人类陷入了绝境，使人类濒于毁灭”。[34](P441)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会完全破坏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就，而且也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35](P369)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过程，它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承担了巨大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长期以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中的恶行进行了选择性遮蔽，却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据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所谓“经验”，打着“维护正义”“维护和平”旗号，以霸权逻辑和冷战思维进行分析，宣扬中国必将走上“强国必霸”“强国必战”的道路。一些政客和学者或是散布各种“中国威胁论”，把中国描写为威胁和平、自由和平等的“墨菲斯托”，危言耸听；或者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质疑、指责中国“搭便车”“钻空子”“偷技术”，等等。对此，习近平坚持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品格来说明中华民族对待和平的态度。
其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36]“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合共生”“重义轻利”“世界大同”等观念不仅对执政者产生引导和制约作用，而且对普通大众的观念和行为也进行规范。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深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战争，但古人练兵追求建立“仁义之师”，开战讲究师出有名，文武之道，先文后武，先礼后兵；对于好战者、暴虐者，主张“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把“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战争的最高境界。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得到坚持和弘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狭隘视界，反对将西方式现代化走战争、扩张和掠夺之路视为现代化的共性，不承认所谓的“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不认同“赢家通吃”的陈旧逻辑，一直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
其二，“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37](P355)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用枪炮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对侵略战争带来的苦难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并将这一记忆转化为对和平的坚定追求。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和平、保卫家园，前赴后继进行英勇抵抗，许多人付出了生命。“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38]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遵循的处世之道，“由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不愿意强加于人，可以与他人和而不同。所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39](P247)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日益形成“四个自信”，但绝不会把本国的政治制度、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也不愿看到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民经历自己曾经经历的痛苦。中国人民“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40](P187)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践行联合国宗旨，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面对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持续加重，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斗争，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重返正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等，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的是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其三，“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41](P319)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坚韧、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品格。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形成了勤劳、坚韧、自立的品格。“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故事正是这些品格的生动写照。这些品格表明中华民族面对困境不轻言放弃、不屈服于命运，脚踏实地、坚韧不拔，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气，克服、战胜资源禀赋、自然灾害、战争破坏等带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不断改善生存环境，努力创造美好生活。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制定，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行为规范。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坚信“中国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要依靠中国自己，这是保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条重要原则”。[42]由此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即不是靠海外殖民掠夺、侵略战争来获得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不利用对外战争来转移、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而是直面困难，依靠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节俭、勇气智慧，依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激发内生动力、逐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等方式来推进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深刻批判、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内在要求的把握阐释、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深刻分析等多个角度，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路，又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带来福祉的文明之路，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由此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坚实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类和平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展现了高度的主体自觉，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40](P320)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先进性、有利人类共同发展的普惠性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合规律性，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作者简介：杨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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