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中，既有对“伟大历史悲剧”的全景透视，又有对“伟大历史喜剧”的期待展望，他们认为，历史的悲喜剧在人类社会的大舞台上交织出现，“剧作者”和“剧中人”都在寻找历史的真正意义中现实地期待着美好的社会生活。马克思恩格斯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把历史图景描绘成人的奋斗并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认为社会承载着人类从自然获得解放的愿望，在既统一又分裂、既解放又压抑的进程中不断地积淀着历史“故事”，经常性地为我们提供理解人类历史的逻辑和资料。
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基本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是把认识历史看做理解人类解放的工具，看成解释并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是说解释世界没有意义，而是要把解释世界的能力转化为改变世界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是按照社会的逻辑进程辩证地展开的，“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对历史形式的抽象分析来摆脱偶然因素的干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按照这样的思维和逻辑认识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独特的历史观模式。
（一）历史精神的思维模式
历史意识是思想上的独特表现，其中的历史知识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殊空间。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认识自身与先前事件的关系，也是为了认识自身与时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偏见和主观，他们以自己的创见和解读提出一个崭新的历史分析模型。恩格斯在184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讲道：“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造成“半睡半醒”和“盲目摸索”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地把握历史精神，忽视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唯物辩证性质，给历史精神赋予一种永恒的思想特征，这种历史研究模式是唯心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用历史材料说明问题并提出具有深刻洞见的历史理论，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观中经常保持着思维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启迪性。在谈到巴黎公社革命对法国历史的影响时，马克思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巴黎工人在法国革命中表现的历史主动性既有从前人历史观中继承的优秀精神，又体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状态的斗争精神，正是这种主动性给法国革命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精神看成社会发展的灵魂，其中的主动性精神是解释历史规律和原则的必要形态，影响着历史模式的构成与变化。这种主动精神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现实活动决定的，人的实践给社会打上深深的烙印并注入思想内涵，尽管一些物质内容受到意识的影响，但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的意识最初只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产生的调节社会的能力，这是构成“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一般的动物特性和特定的人性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在于精神活动的内容。人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给自然界注入能量和意志，也就在历史精神的形成中纳入了自己的意志，历史主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历史精神的存在模式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经济前提和条件”，但“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是历史精神影响的特定模型。历史研究总是带有社会责任和人文责任，旧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是现代历史研究的“最大障碍”，因为它“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生产方式将各种历史元素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不能用系统思维从这些元素中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规律性内容，那么，所拥有的材料也不过是一堆僵死的文字汇集。唯物史观思维中的历史精神应该是对社会形态演化的客观反映，其中的真正意义存于生产方式的转变之中。
（二）历史事件的阐释模式
历史研究中的解释模式多种多样，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阐释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把历史事件的多样性和主动性作为核心内容，由此揭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其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活动是最具能动性的要素。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把人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空前的地位，这种阐释模式摆脱了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的思维局限，从人类历史的大格局中将历史主体的合力解释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认为许多单个人的意志形成了相互交错的力量，尽管在整个社会中有很多“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但在“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这是把历史主体的力量解释为能动存在的模式。阐释历史运动的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关注点，以前的历史解释模式认为造成历史之谜的原因是解释的起点是否合理，以及自然科学规律能否在社会科学中同样起作用，这些问题是阐释历史事件的基本前提。可以说，科学的历史观就是逐渐驱逐愚昧的历史观，对历史编撰起点的定位决定着历史阐释的方向，关系到历史解释应该包括的内容以及历史解释的任务。如：历史的起源和目标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及最终归宿是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此前无数传记的精华，又以自己的卓识灼见对历史事件作出全新的解释，但他们并不是将历史描述为纯粹的观念史，而是用可靠的思想把事实有机地串接起来，既把握历史领域中某个时段的独特性，又把握这些时代中的历史时段蕴含的普遍性，把历史解释的任务定位在说明该领域一切客体所共有的品质，构成被解释事件的不同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都是通过这种整体构想和再现场景的方式进行阐释的。历史材料通常是一些堆积的素材，至于其中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需要通过合乎逻辑的阐释来表达，从一些明显分散的事件中描绘本应具备的综合与统一，从而赋予历史以抽象的本质，是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的重要思路。
（三）历史研究的辩证分析模式
一是历史研究目标的辩证分析模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解释问题给后人以启迪和借鉴，“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是密切联系的。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认为，蒲鲁东对历史目标的认识是通过唯心主义的方式确立的，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且高高地超越时空的。真正的历史研究目标是在“既得”的或“已有”的基础上实现的，它的确立不是乌托邦式的呈现方式，不是主观发明的“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其确立既有主观因素的作用，又有客观因素的作用。在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及其演变的认识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无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锻造出的与资本相对立的世界历史性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中的重要目标。二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辩证分析模式。马克思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也就是说，每一种历史研究，都是后人对前事的理解和评说，只能从后来的想象和思维中向前推理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而对于历史事件的后果的认识，已经发生的包含着必然的内容，即将发生的包含着可能的内容。对于后者，不仅有历史事件的影响，还要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包括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所引起的环境变化。现在的我们在实践地回到过去，过去的先辈在历史地走向现在，过去与现在总是在历史与现实中递进发展，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过程的一种辩证方法。三是历史研究内容的辩证分析模型。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分析模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制约历史发展的东西，历史活动终归是人的实践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研究不能离开人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既定的环境设定了思考的空间，既定的关系设定了思考的内容，既定的事实设定了思考的方向。
二、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表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对经济关系的认识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支撑，对历史意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形态）的认识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二者在社会发展中体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理解结果。由生产方式影响的“语法”、由社会主体影响的“句法”，以及由历史事件影响的“语义”，是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历史方式的方法和手段。
（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理论形态
其一，经济关系是历史观的决定性内容。社会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其中包含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它决定着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着氏族社会解体后的阶级划分，决定着社会的统治关系和不同阶层中存在的奴役关系，也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方面的存在状况和运行状况。这些方面大致可以看成是历史观形成的内部环境，而与之相对应的业已存在的地理环境以及从过去世代沿袭下来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类历史的外部环境。活态的经济方式构成历史观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历史活动的轨迹并在其中注入理性活动的内容以及裁剪和修补其中的关系，所依据的是过往的事实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逻辑思想、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都在经济关系的观照中显映出来。其二，科学技术是历史进程的标志性成果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在自然领域中的知识转化，意识形态是在社会领域中的思想变化，历史应该是把人类从对社会的逐步接近中解放出来的重要认识工具。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科技的历史就是满足或反映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变迁也成为历史进程中不能忽视的因素。其三，阶级斗争是撬动社会历史演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发展的整个过程，成为构画人类社会图景的重要工具。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暴力革命，是孕育出新社会制度因素和社会历史的火车头，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宗教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都曾有着改天换地的政治效应，革命方式甚至暴力革命是社会历史的火车头。其四，社会主体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能动性力量。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就没有生产力、技术力量、革命力量等的充分发挥，就没有社会历史变迁的合力。其中各个方面对历史的影响不是独立地起作用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基本层构中体现“合力”效果的各种“分力”，都对历史构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发展合力与动力的维度看，恩格斯所说的“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是把历史看成各种习俗的合力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决裂”，也把社会变革的内容和要求摆在了社会主体面前，历史发展就是社会主体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对社会发展做出的承诺和兑付形式，各种力量的合奏所演唱的历史曲调，构成人类社会中多彩的跳动音符，缺少任何一个部分都可能是不够完美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规律形态
在一些人看来，“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这种随机性的方式不是历史规律的合理呈现，是在“永恒的真理”中为资产阶级打造出观念上的“平衡”，而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生产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调和矛盾”是其重要表现。但是，“世界历史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去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拿历史人物来说，在特定历史时期能够起到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特殊作用是在尊重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
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机械的或僵硬的形式，而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种通过一定的材料认识历史和阐释历史的方法，并不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相反，正是通过这种主观能动性和人们的独立思考，才有可能把大量的材料所包含的真相通过归纳、演绎的方式合理地呈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中，原因和结果绝不是“僵硬对立的两极”，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必然性、客观性、继承性、不平衡性、多样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方式决定着历史解释方式，一般的生产规律在具体的历史创造中有不同的发展脉络，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中把握人类历史，是按照历史规律来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方式。正如社会规律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一样，社会发展阶段也不是严格地按照严格的顺序体现出来。
（三）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话语形态
一是历史存在的“语法”。这里的语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叙述历史问题所遵守的原则，是描述历史事件所采用的方式。历史不过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行为结果，人的精神存在是由物质生产活动所决定的思想形式。这种语法决定了生产的本质是由人的物质利益决定的，物质利益是历史叙事的核心内容，人的实践是这一语法规则的通用表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叙事的最通俗形式，这一“语法”规则决定了叙事方式的科学性和方向性，由此决定的叙事形式在历史合力论中呈现出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决定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叙事的基本特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语法”有了进一步阐释：“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这个“语法”的基本功能是凸显历史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内涵和辩证法思想，使一定社会中的物质世界、人类意识以及生产方式按照这一“语法”规定的语序来叙事和表达，“人类的历史”以及“工业的交换的历史”是这一语法结构中的必然内容。这个语法系统中，分工、劳动、创造、商品、异化等都是基本的理解要素和将很多语义串接起来的话语符码，包含着对国家发展动力的解释方式，特殊形式的国家实际上是特定阶级的利益表达，就像社会整体普遍利益的表达方式。
二是历史存在的“句法”。这里讲的句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材料蕴含内容的排列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有通过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范畴提供的具有意义的句法形式，才能对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变化做出客观的描述。其中，经济基础规定了一个句法线索，上层建筑规定了另一个句法线索，当两种方式按照正常的形式延伸时，就可以按照句法规则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变化。这样的历史分析系统中，通过句法原则赋予整个历史过程以普遍意义和重要性，而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描述形式也不应是机械性的，其中的句法表达不仅带有灵活的辩证形式，也带有积极的因果确定性。“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叙事“句法”的重要工具，当人们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辩证方式相联系的时候，人们始终把自己摆在能够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是站在辩证立场上得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辩证方法来呈现社会历史的内在关联，其句法形式就是以客观性来分析解释历史内涵和本质。
三是历史存在的“语义”。这里的语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方式，历史学中存在很多因不同现象或不同实践认识而造成的特有解释方式，史学家可能因不同的解释模式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历史存在的“语义”表达差别。“语义”的丰富性一方面使得历史叙事呈现出多彩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会造成边界不清的混沌形式，历史哲学的完全概念化的“语义”，与编纂而成的编年史的“语义”，都使得社会历史具有片段性和机械性特征。在历史存在的“语义”上，悲剧或喜剧的解释方法是对社会发展的历史阐释，所表达的根本性结构关系是对立统一以及诸阶段之间的唯物辩证内容，社会形态和社会事件决定了历史阐释的“语义”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描绘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时，采取的语义形式是辩证否定的，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和反对者，也在自身的发展中锻造了自己的反对派并成为自身的掘墓人，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孕育着消解自身的力量和种子。资本主义社会中积累的毁灭性力量以及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将由所有阶级一切被异化的成员构成，他们通过资产阶级本身最有效率的成员的剥削行为，被降低为纯粹‘商品’的地位，也就是说，降到非人类的或自然的地位”。这种语义显然是在阶级斗争层面上表达的，当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这样的语义把历史描绘成一部悲剧史的时候，也把无产阶级的历史置于一个宏大的喜剧结构中，这种语义包含的喜剧情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延伸，尽管在最初的剧幕中是个别无产阶级与个别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在无产阶级作为真正革命阶级来解决“历史之谜”的过程中，其“语义”和“语法”最终都聚焦在人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上。
三、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运思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进程既有量变又有质变，历史活动既有生产资料的变化又有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生产关系变化，阶级力量消长引起社会结构变化，在社会运动史、阶级关系史、思想支配史等方面综合地表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运思方式的基本表现，推动和实践这种互动的是人民群众，阶级斗争、科学技术、社会革命、思想文化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重要内容。
（一）社会发展史的集中体现：商品活动、资本运动以及社会运行
商品是马克思分析历史问题和社会形态重要切入点，劳动价值论是理解一切社会中具有同质内涵的物质生产形态的基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其走向灭亡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单位”或“细胞”，商品的历史发展以及交换形态是不同历史环境中客观关系决定的，物质形式的多样性和价值决定的统一性，构成具有因果联系的外象和内象，就像历史存在的可变的社会形式和不变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一样，商品世界的无数元素排列出无数的商品序列，与此相联系的货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荒谬性。这种历史发展使得表面上对社会无用的黄金等被确定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露了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端表现，从社会历史的现象层面向深层意识推进，对价值表现形式的辩证分析中包含着对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及其演进动力的理解形式。历史的进程就是不同社会类型的演进过程，社会形态变迁方式与价值形态演进形式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其中的意义与人类劳动凝结商品的真实意义和价值一样凝结下来。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商品真正的价值内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社会历史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的历史观包含着一个必然趋势，即从经济危机引起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这一历史趋势的解释方式与《共产党宣言》的所论述的“两个必然”是异曲同工的，后者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基于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的认识，这种历史观的阐释模式在思想形式上是递进发展的，真正的意义存在于生产方式的变迁之中。马克思对历史过程的形式和内容都做出了辩证分析，关于历史的形式和内容中都有独到的解释方式，并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意象为深入理解历史发展提供了理据。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悲喜剧中，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着不同的活动，奴隶和奴隶主、封建贵族和农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定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宰或过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既给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磨难，也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很多机遇，独特的阶级禀赋要求无产阶级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历史使命。
（二）社会关系史的主要线索：阶级变迁的脉络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强调辩证分析方法，这一思维方式在解释历史事件中有较多的表现形式。历史地看，私有制、分工、阶级是密切联系的。分工的历程也体现了生产方式变迁的历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原因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公众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这是意识形态产生根源和与不同阶级相联系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总是带有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痕迹，但由于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忽视了这一现实基础，就把历史看成了与历史过程毫无联系的附带因素，“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在描述阶级斗争的历史时，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发展的一根红线，对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1848年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法兰西阶级斗争等的认识是由远及近的，过去的事件为后来的事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革命中的传统总是通过时代的进程被转化和继承下来。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来理解悲剧冲突的实质，他曾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悲剧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地、具体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事件和人物是一定历史的现实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悲剧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件和人物都能成为悲剧的对象，能成为悲剧对象的，只是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历史上具有合理性或至少还没有完全丧失合理性的人物和事件。马克思认为，经济斗争中的悲喜剧必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重演，1848年革命运动是一个悲喜剧，对无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是造就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敌人”。
（三）社会观念史的思想寄托：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及其未来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达了认识历史问题的基本立场，一切历史观尽管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特征，但在根本上依然是真实事件造成的历史意义的反映。在一些旧哲学家那里，由于颠倒了历史主体的位置关系，由于颠倒了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把“后来的”强加于“先前”，把“无”说成“有”，把“事实的”历史说成“观念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意识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变化历程也反映了统治阶级思想支配的历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中占据思想上主导地位的宗教，资本主义时代在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们在各自历史上决定着各自的面貌。这一现象需要通过该时期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生活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和决定历史面貌的又是政治变革，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总是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也造成了历史观中的学人思绪经常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进程以及社会形态的描述也是客观辩证的，他们既承认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也承认社会进程的飞跃性，他们在对历史上事实做出客观分析之后，还对未来发展做出科学预测。恩格斯曾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想，它有着强烈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又承认这种“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的影响，也承认它在经济因素的决定下对社会历史起着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依照社会思潮和流派的存在状况和历史序列做出前后连贯的分析，对其中的衔接关系和突跃状态做出的历史刻画，使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有两个重要层面：一是共时性的分析基础，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具有普遍时效的理论；二是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作为一种灵活性的手段，经常表现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叙事上。将自然史和社会史加以比较并区分开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突出特征；对历史进程中人的解放以及未来发展的关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总体目标；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做出规划和论证，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重要内容。通过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考察社会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视角和出发点，社会冲突的原因、社会融合的结果以及社会变迁的动力，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辩证思维、方法选择、叙事内容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都具有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
（作者简介：孟宪平，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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