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从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中生发出来的，也将在解决当下世界历史性的难题中继续完善自身，增强自身的制度能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解决全球化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具有现实性的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赋予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新内涵和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1]。为了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历史意义，我们需要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一番考察，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放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危机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在对比中确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价值和意义。为此，我们需要：首先考察西方式现代化的属性和本质；其次，考察西方式现代化的危机和限度；再次，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和制度禀赋，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最后，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者，从西方式现代化中提炼契约平等、工具理性、伦理责任三个属性，作为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而实际上这三个属性只是属性，在属性背后，另有主体，这一主体就是金融资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下面我们先考察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个属性的论述，即第一，契约平等；第二，工具理性；第三，伦理责任。
首先，契约平等。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对西方现代化的自豪之处就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是以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取代了身份政治。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人都是有身份差别的，总是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中。那时，人们在身份上是不平等的，是存在着宗法制、等级制、种姓制的，共同体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种层级结构，而且这种层级结构在人的身份差异上、身份对立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提出：每个人作为理性人具有平等的身份，平等的个人之间通过契约来建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家庭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公司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市民社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国家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国际关系也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认为以契约自由、契约平等取代身份制、等级制，这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积极内容，这是第一条。马克思主义把这第一条叫做法权自由，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每个人是自由的、平等的。这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一条内涵。
其次，工具理性。西方式现代化的第二条内涵是工具理性。在契约平等的制度框架之下，人们自由地使用着自身的理性，发挥自己的潜能，对自己的物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理性化改造，因而现代化也就是理性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就把现代化理解为理性化的过程。理性表现为改变生活、革新生活的一种工具，也可以叫做工具理性，这一点尤其是为近代以来西方在各个学科里所涌现出来的大批科学家、科学在技术上的运用、三次工业革命所佐证。因而，西方现代化积极内涵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即工具理性。
再次，伦理责任。西方现代化的积极内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即伦理责任。西方国家也强调个体的伦理责任，强调个体的家庭责任、宗教责任，强调通过宗教对他人的帮助、救助。西方的伦理责任观念，也表现在西方国家比较发达的NGO组织中，表现在各种从事救助的各类慈善组织、动物协会等等。西方社会把慈善、捐助叫做三次分配。伦理责任，所强调的不是个人的自由，也不是个人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行为，而是强调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性，只不过这种统一性不是建立在对生产关系改造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共同拥有公共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伦理责任、慈善心等的基础之上，这个也是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上述三个属性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首先是契约平等，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以契约为基础建立各种共同体；其次，这个社会又表现为一个工具理性的社会，表现为不断地使各方面合理化、理性化；再次，个人之间也有情感的纽带、伦理责任的纽带。这三者合起来，从形式到内容，从个体到总体，形成了一个理性、完美、进步、和谐的社会。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看来，西方社会它就是一个终极的社会，它代表人类的“普世价值”，它是从理性自身引申出来的社会，与它对立的是非理性的社会。在自由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只有两个阶段、两个类型，即非理性和理性、前启蒙到启蒙、非自由和自由社会。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对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论述语境。
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把上述三个方面看作是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把这三个属性看作是直接派生于理性，把理性看作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实体、本体、主体。但实际上，支配西方式现代化的真正实体、本体、主体，是金融资本，西方式现代化是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西方自由主义以自己的唯心主义理念遮蔽了西方式现代化背后的真实主体，以自己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逻辑遮蔽了金融资本主义在经验世界、在现实世界的真实逻辑。
为了把握西方式现代化的真实实体、本体、主体，为了把握西方式现代化运行的真实逻辑，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诊断中去，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去。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这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产物。西方近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之上的。在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取代个体手工劳动之后，社会分工普遍发展起来。不仅生活资料成为了商品，而且生产资料、劳动力也都成了商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解体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狭隘的身份制社会也解体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身份制社会就被契约社会所取代了[2]128。
但是，商品经济除了以契约制代替身份制之外，它也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内在必然过程。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化，货币成为了普遍的交换媒介。货币自身从交换的媒介，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变成了贮藏货币，变成了要自我增值的货币，也就变成了资本。资本又必然分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又必然经历竞争、集中、垄断、融合的过程。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竞争、集中、垄断和相互融合中产生了一种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即金融资本[3]613。金融资本作为总资本，不仅控制着产业链、商业组织和信用体系，而且又控制着地产、国债和货币发行等等。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建立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的，金融资本破除了政治上的身份制，却又加深了经济上的身份制。金融资本支配的生产关系，使市民社会的成员在身份平等的背后又在经济人格上使人发生分化，有些人变成失业者，有些人变成蓝领工人，有些人变成了地产商、银行家、金融家等等。
金融资本的现实实体，是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帝国。金融资本必然演化为金融资本的帝国。金融资本帝国的早期和殖民主义体系相结合，二战后金融资本帝国才转化为较为纯粹的新帝国，即以自由贸易、全球化和人权外交为特征的金融资本帝国。金融资本主义不是在一个国家布局的。金融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主要是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近代早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热那亚、弗洛伦萨等地出现的金融资本，就是在地区性贸易、远途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资本产生之后，成为一个最强有力的积累中心，不但支配了市民社会和国家，还支配了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金融资本对生产条件、流通条件、金融市场、国债市场的控制等等，都延伸到落后国家。国际金融资本在第三世界国家培植起广泛的代理势力，配置起了各种官僚买办资本。第三世界的官僚买办资本，还具有很强的落后性和保守性。
西方式现代化实质上是由金融资本支配的现代化。西方自由主义关于现代化的理念，主要是从金融资本帝国核心地带的积极方面中概括出来的，主要是对金融资本在核心国家所造成的一些积极结果的概括，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属性的概括。金融资本在积累中过程中提倡契约、利用契约，由此西方社会被概括为契约自由的社会。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使金融资本与科学技术结盟，推动了生产、流通等等的革命，由此西方社会被概括为工具理性的社会。金融资本主义同意在不涉及原则问题的范围内对自身剥夺性积累所造成的社会分裂进行一定程度的缓和，由此，西方社会被概括为富有伦理精神、道德责任的社会。而实际上，在契约自由所反映的金融资本积累的形式条件，工具理性所描述的也是金融资本积累中积极的方面，伦理责任其实也是对金融资本造成的社会分裂做一些外在的补救。金融资本才是支配西方式现代化的实体、本体、主体。
二、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金融资本主义陷阱
在进行现代化道路的国际比较时，被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表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还没有揭示出原因。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模式的陷阱，是制度形式的陷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陷阱，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陷阱，是金融资本在契约自由和工具理性之下对社会进行剥夺所导致的发展陷阱。
金融资本主义陷阱的根源是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金融资本的积累有两个逻辑，一个是生产性积累，一个是剥夺性积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就是金融资本作为总资本，作为大生产的主导者、支配者、指挥者、享有者，不断地革新生产体系，推动生产、流通、分工、科学技术的革命，推动着自然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创造对大生产的组织、协调、管理、激励等等各种机制、体制，这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些宣扬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方面从资本积累的总体关系当中抽象出来，把这些作为工具理性的表现拿来宣扬。这些宣扬者没有从金融资本积累的全部结果来看问题，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金融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逻辑，即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的逻辑。金融资本是总资本，是对社会的有组织的控制，可以对社会进行有组织的剥夺。金融资本可以通过经济关系的各环节实现对社会的剥夺。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自己支配的生产组织、商业组织、信用组织，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创新、金融地产、制造和利用危机、货币发行权、通货膨胀政策等，对社会生产者阶级进行有组织的剥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在于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日益深重的危机，这是西方现代化的金融资本主义陷阱。西方的这种陷阱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金融资本主义陷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陷阱。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阱的表现之一是资源掠夺和生态恶化。金融资本作为总资本，支配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把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变成了金融资本的私人财产，变成了金融资本剥夺劳动和劳动者的工具。资源的垄断、不动产的垄断，可以给金融资本提供各种稳定的优势，对资源、对不动产的支配成为金融资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激烈竞争的对象。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下，地球资源得到了全面开发，也遭遇到了全面的破坏。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气候危机、生态危机。这种危机在后发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阱的表现之二是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金融贵族的寄生化。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生产者阶级的贫困和中产阶级的萎缩，社会重新分化为金字塔的结构。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体系延伸到落后国家，使落后国家的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后发国家的社会对立，也表现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后发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准之后，再难继续发展。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菲律宾等国都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典型国家。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后发国家的困境更表现在“低收入陷阱”中。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后发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都根源于同一个原因，即根源于金融资本的世界范围内的剥夺性积累。落后国家的社会对立除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之外，还有后发国家自身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在劳动者一极造成了贫困化，而在所有者一极却造成了金融贵族的寄生性，造成了依附于金融贵族的新仆役阶层人数的日益增加。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阱的表现之三是国家政权日益丧失其公共权力的属性。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还导致危机的持续深化。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利润率下降的危机，金融市场的债务通缩危机顺次发生。为了避免债务通缩危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出的主要药方是量化宽松，也即印纸币。以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危机，是有利于金融寡头和金融资本的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实质上是转嫁危机，是把危机转嫁给生产者阶级和公共权力身上。量化宽松导致通货膨胀和滞胀危机，导致国债的增加，导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国家公共福利支出的削减等等。公共权力的危机在后发国家还要表现得更为尖锐。生态危机、贫困化、产业危机、国际收支危机、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政治分裂和动荡等等，都使后发国家的国家政权难以执行应有的公共职能。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阱的表现之四是国际关系危机。金融资本抱薪救火，用对社会的新剥夺来解决旧剥夺所导致的危机，结果就使剥夺日益深化和系统，也使危机越解决越多，最后使得各种危机的压力日益集中到公共权力身上。民众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越多，公共权力满足民众期望的能力越弱，最后只能求助转嫁危机。面对深刻的社会对立，为了重建国内的政治共识，为了安抚日益愤怒的民众，西方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政客用民粹主义来安抚底层民众，用什么政策主张来安抚？用种族主义政治，对内强调种族的一致性，对外强调种族的对立，这个就是右翼民粹主义、新纳粹，这是西方政治变局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金融资本帝国在核心国家和在边缘国家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金融资本帝国对边缘国家执行单向度的逻辑，不承担公共职能。边缘国家不但成为金融资本剥夺的对象，而且成为金融资本中心国家转嫁危机的首选场所。边缘国家不但遭受国际金融资本的剥夺，在危机时期更要承受国际金融资本更严重的剥夺，忍受国际金融资本跳动的地缘政治、军事危机，忍受新纳粹的侵略。右翼民粹主义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集中表现，是金融资本主义走向与历史相对立的一面、走向与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一面的集中表现。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阱的表现之五是文化危机。文化是一个社会制度的自我意识，是对制度合法性的集中论证，是打造社会共识的基本逻辑。随着西方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导致的危机叠加，随着金融资本帝国从全球化的倡议者变成全球化的阻碍者，随着金融资本帝国对右翼民粹主义和新纳粹的纵容，金融资本帝国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身遇到了危机，面对西方国家自身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对自由主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活跃，自由主义右翼也即新自由主义所精心打造的单向度知识逻辑、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欺骗，已经再难以维持下去。新自由主义长期垄断自由哲学的解释权，也歪曲自由哲学。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的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危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文化的复兴才能加以解决。
这就是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逻辑支配下西方社会的危机深化机制。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阱表现为局部危机日益走向总危机，在这些危机中，人民群众将承受沉重的代价，人民也将在危机中组织起来，推翻金融资本主义的统治。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和危机，只有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才能解决。而要改变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就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剥夺剥夺者，是以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代替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是重置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运行逻辑。社会主义以公有制的生产性逻辑取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性逻辑，从本质上实现了对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第一，社会主义是从落后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矛盾和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都有表现。但是，因为中心国家剥夺全世界，有较多的手段来缓解国内的危机，而这些缓解国内危机的手段，有相当一部分是借助向后发国家转嫁危机实现的，这使后发国家的状况更加雪上加霜。后发国家除了因国际金融资本统治所造成的危机之外，还有自身的历史条件所导致的危机。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土地贵族、军事官僚贵族、黑帮势力等等，这些寄生者、剥夺者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者头上，使劳动者在探索自身解放的道路时日益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在金融资本帝国的核心地带，因革命民主主义的相对萎缩，马克思主义逐渐分化出一个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分支，而在后发国家却获得了更为直接的实践条件。社会主义和后发国家的民主革命互相寻求，终于开辟出了二者相结合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了金融资本及其代理势力，为重置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提供了条件。要解决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问题，需要先取消实体，再取消逻辑；需要从经济基础上先取消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才能替代它的逻辑。如果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不能被取消，其剥夺性积累的逻辑也是不可能被根除的。而中国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样，就在我国重置了现代化的基础逻辑，就革除了金融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支配现代化进程的西方传统现代化逻辑。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其领导现代化的制度优势。金融资本帝国体系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推动劳动社会化的制度形式。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与价值生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要适应价值生产、价值革命，要引领价值生产的革命。社会主义是在社会联合劳动和公有制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社会联合劳动有其一系列发展阶段，公有制形式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垄断资本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过程的时候，讲到了信用制度、股份公司、货币资本的动员和配置等，在分析大资本的内部结构的时候，马克思讲到了管理职能与所有权的分离，讲到了董事会和经理阶层的分离，讲到了层级管理等。这些也都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从里边可以寻求一些具体的中性规则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如果考虑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的组织形式，那么，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就要吸收价值形式、价值关系的一些具体的、中性要素。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使市场经济更好发挥其生产性职能。在现实社会主义中，社会联合所有制不可能以完全的、充分的社会联合所有制实现，而只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种形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多种多样的经济成分加以利用，来活跃经济，作为推动自然经济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之所以利用这多种所有制形式，是因为价值生产还不能革除。在金融资本帝国时代，从后发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还要主动利用多种所有制形式，主动利用价值生产和价值形式，利用商品、货币、生产性的资本来推动自然经济的解体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此外，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逻辑还需要继续加以利用，尤其是跨国金融资本、跨国公司组织大生产的技术、机制，还是要加以吸收、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招商引资，积极利用外资，允许跨国公司投资设厂，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的逻辑加以学习和利用，同时，尽可能克服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逻辑。利用内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性积累的逻辑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反过来，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来更好地推动生产性资本发挥积极功能，二者相互协同、相辅相成，这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逻辑。
第五，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展示了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能力。以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金融资本主导的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限制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使它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利用了市场，利用了多种经济成分，利用了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积极功能。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内在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新型的、有能力利用和驾驭市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生态友好型的现代化、和平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禀赋根源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靠剥夺性积累，不是建立在剥夺性积累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需要通过对内对外的剥夺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来解决自己的危机。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把工业化、共同富裕、生态友好、世界和平统一起来，为解决当下世界的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和替代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结晶，对超越和替代金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做了最为系统的回答，理应以此为基础，开辟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境界。
19世纪，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创作，为揭示金融资本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总资本”这一概念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但从《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当中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范畴的，在《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结构里就隐含着“总资本”这么一个概念。恩格斯逝世之后不久，作为总资本的金融资本这一概念就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发挥了出来。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还没有阐释出作为总资本的金融资本概念，但是他在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却是以金融贵族和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差异和对立为分析基础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三大势力，即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军事官僚三大势力。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与土地贵族、军事官僚势力结合的金融贵族的统治，还从实践上确定了替代这一势力的革命道路，即工人阶级领导的新型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劳动阶级来革除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军事官僚等三大势力。只有与农民阶级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着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才能推翻三大势力。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民主革命，是新型的民主革命。这种新型民主革命，实质上也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无产阶级在这个阶级联合阵线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又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和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也即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是把中小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革命作为自身的必要部分。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三大势力为目的的新型民主革命，既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也对小生产者、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利，它既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又是有利于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4] 461-578。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利于中小工商业资本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思想都是包含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的，虽然有些是马克思的直接论断，有些是马克思没有直接言说却包含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前提和逻辑之中。马克思是最早论述新型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不仅如此，马克思晚年还特别关注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命题。
20世纪，列宁对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列宁根据金融资本帝国时代落后国家的国际国内环境，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对社会主义观进行了相应的具体化，基本上形成了金融资本帝国时代后发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列宁的贡献在于对价值形式的利用，在于对商品、货币、资本、国家资本主义这些价值关系的形式进行利用，而斯大林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这些思想。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经过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既不走邪路，又不走老路，开创了公有制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实现了中国这一超大经济体的快速、平稳增长。
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陷入持续性萧条，社会矛盾持续深化，极右势力泛滥，全球化逆转，地缘政治军事冲突不断。右翼民粹主义、新纳粹严重威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更明确的理论内涵、制度自信和责任担当。在西方到处挑起冲突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担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还担负着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希望，担负着西方文明合理要素继续发扬的使命，担负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使命，担负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使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21世纪担负着更为繁重的任务与责任，也面临着更为尖锐的内外挑战，也由此全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内涵和境界。
（作者：宋朝龙（1977-），男，安徽亳州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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