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道世界性难题”［1］，强调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系列重大关系之一，首次将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上升至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活力逐渐激发与释放的过程，也是秩序逐渐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呈现了活力与秩序有机统一的美好图景，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科学性与有效性。当前，从国际上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2］26，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从国内来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2］14，创新能力不能完全满足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迫切需要构建活力与秩序更加协调的现代社会。可见，如何做到既能在百年变局中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又能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使社会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是我国在新征程上面临的重大考验与挑战，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一、活力、秩序与现代化
活力一词产生于人们对生命起源和生命本质问题的追问与探寻过程，指“富于生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也指“具有生机和生气的努力与奋斗”，还可以表示获得旺盛生命力的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本身中展现出来的积极的努力和昂扬的斗志”［3］18。活力的本质是生命力，孕育于事物运动发展之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中国活力观的隐喻，代表着万事万物自我更新的生命创造力；在西方文化中，火是西方活力观的隐喻，是活力、力量的象征。马克思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层面思考活力问题，认为现代社会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4］10-13，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5］36还要大的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活力具有制约和束缚作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4］683才能得以实现，社会的活力才能充分展现。
秩序“是对社会稳态、和谐、规律及有序的状态的揭示”［6］3。秩序与混乱、无序相对，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将“礼”作为构建现实社会整体秩序的根本规范，强调通过礼治和法治解决战乱和社会无序问题。在西方文化中，秩序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数”代表着自然界的内在秩序。后来，秩序逐渐从自然领域延伸到人类社会领域，一大批西方思想家从社会分化、理性化、个体化等视角探讨了社会秩序重建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由无序走向有序，同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变革，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彼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436将成为支配社会秩序的准则。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文明的全面变革”［8］。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开拓了世界市场”［5］33-35，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另一方面，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如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物对人的统治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具有的霸权、剥削、掠夺特性。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化“发源于西方社会”［9］2，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条途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图景。
现代化内蕴着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活力与秩序是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关联的，均源于人类的实践过程，均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活力是现代化的动力之源，活力意味着共同体中的成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创造，从而革新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为现代化提供不竭动力；秩序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作用下，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遵循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对活力与秩序关系的处理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中西方现代化对活力与秩序的实践探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活力、秩序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更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处理好活力与秩序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伟大意义。
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遵循资本逻辑，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致力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制约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能从根源上平衡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动力较强。但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问题开始突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最终造成劳动产品“同劳动相对立”［10］156、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等现代性问题，社会呈现出“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1］403，阻碍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过程展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社会矛盾，进行了自我调节与改善，如“二战”后，英国、德国、瑞典等国纷纷建成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扩大社会福利供给，在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稳定社会秩序而采取的系列措施，本质上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相悖，这些措施加重了财政负担，造成了“福利陷阱”等社会问题，束缚和制约了社会活力，活力与秩序之间的矛盾没能得到有效破解。
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高度重视活力与秩序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肩负起民族复兴重任，在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注重激发全国人民的“自觉的能动性”［12］477，又强调“建立革命秩序”［12］367，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良好的新秩序；同时，秩序的稳定为活力的释放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国家、工厂和合作社等“十大关系”，致力于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13］720，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激发活力动力。但是，在该时期，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现代化发展活力没有得到有效释放。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辩证认识社会矛盾，实行改革开放，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14］203，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226，提升了经济社会活力，并注重加强各领域发展的协调性，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16］67，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将活力与秩序视为有机的统一体，描绘了一幅活力与秩序动态平衡的现代化图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思考活力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强调现代化的社会要“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17］338，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不仅“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18］，将活力问题上升至世界社会主义演进的高度；关于秩序问题，强调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秩序构建中的显著优势，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创造“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19］50。这些重要论述较好地诠释了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活力、秩序与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引。
可见，只有在活力与秩序之间适度张力的作用下，现代社会才能实现活力迸发且健康有序的良好状态。活力、秩序与现代化三者紧密相关，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活力的基础与前提，活力的充分激发是社会发展有序的重要支撑，活力与秩序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目标追求。相比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处理活力与秩序辩证关系的显著优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活力与秩序的作用机制，展现充满活力且稳定有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图景，探讨未来如何构建活力与秩序更加平衡的现代社会，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二、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活力不仅是充满生命力状态的展现，还是一种社会动力机制，作为社会运动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规范并决定着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活力以自主探索开拓创新为建构取向，依靠人民力量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人民创造活力、改革创新活力、精神文化活力的激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支撑，不断开辟现代化发展新境界。其中，人民创造活力是其他一切活力的生成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内核动力；而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展现的生命力，转化为改革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人民群众在精神生产实践中的生命力，体现为精神文化活力，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人民创造活力、改革创新活力、精神文化活力三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党的自主探索、开拓创新中共同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一）人民创造活力
人民创造活力是其他一切活力的源头，是一种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活力。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认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519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现实的个人在改造世界的欲望和动机驱动下，将自身潜在的生命活力外化，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自主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人获得了自己的社会本质，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在人的生命活力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生发出一种动力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性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创造活力”［2］37，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主体意蕴。人民创造活力的激发，成为社会有机体自我更新的不竭动力，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强大合力。
人民创造活力的充分迸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内核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征，为中国式现代化既带来了风险，也带来了机遇。能否激发巨大人口的潜力与活力、汇聚起现代化建设合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对人民创造活力的激发，推动实现人民的利益主体、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的利益主体地位，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聚焦人民群众重大关切，汇集人民群众意见，实现了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坚持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激发人民的积极主动性，使“基层民主活力增强”［2］9，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多维体现；坚持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持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主体活力与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起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
（二）改革创新活力
改革创新活力是社会主体在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创造出新事物与新思想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机活力，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是对现存事物的修正与变革，改革开放具有“决定当代中国命运”［20］82的历史地位；创新是对旧事物的扬弃，是“民族进步的灵魂”［21］3，二者均是突破发展瓶颈、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前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社会“改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22］，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成效的客观评价，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创新活力的全面激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23］208，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1］，全面推动思想理论、组织方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等领域的深刻变革，以改革创新永葆社会主义生机活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我国将改革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国有和民营关系问题上，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等，多措并举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领域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使全要素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不断改善，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逐步从粗放走向内涵、从局部走向全面。另一方面，我国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在理论创新方面，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创新理论，以党的理论创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新时代十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迅速，从一万亿元增长为二万八千亿元，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支撑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和动力持续增强［2］8。
（三）精神文化活力
精神文化活力是精神文化的旺盛生命力，指精神文化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物质存在方式是起因，但是“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24］586。精神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以后，又会对实践活动起反作用，进而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2］22-25是未来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表明奋发昂扬、充满活力的精神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突出作用。
精神文化活力的持续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25］19。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中社会精神危机、价值观念缺失等困境的超越以及精神文明的中国式建构，彰显了蓬勃旺盛的精神文化活力。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26］，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积极发展新时代新文化，加强文化传承、促进思想解放、强化精神纽带；坚定文化自信自强，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自信的伟力不断转化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抵制轻视劳动、不劳而获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1］，形成了锐意进取的活力景观。
三、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平衡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将活力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机制，还需要将秩序作为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实现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均衡。作为平衡机制的秩序并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存在于复杂事物的动态变化之中，是社会各要素在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下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表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状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秩序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明确坚持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层依据和价值根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至上贯穿现代化建设各领域，推动经济发展安全有序、民主政治稳定有序、精神文化健康有序、社会治理和谐有序以及生态环境优美有序，以良好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冲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有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特质。
（一）经济发展安全有序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安全有序的经济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质前提，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作用下，“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大规模的生产”，产生了超出社会需要的“现代生产过剩”［27］817，引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混乱和失序状态。相比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能够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多重矛盾，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安全有序的显著优势。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临更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高层面的发展任务，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发展布局方面，协调好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在发展环境方面，守好经济发展的安全底线，从2014年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8］200，到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切实营造高质量发展的安全环境，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收入分配方面，坚持“整顿收入分配秩序”［29］77，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持续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2012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万元增长至3.51万元［2］10，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民主政治稳定有序
民主政治稳定有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长期追求，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重要体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属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构的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得不到根本性的保障；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压迫和剥削才能被消灭，“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30］191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31］17，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民主渠道，使人民积极有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政治稳定与秩序构建；与此同时，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描绘了以民主、稳定、有序为特征的政治建设画卷，展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与显著优势。
（三）精神文化健康有序
精神文化健康有序是秩序在文化层面的具体体现，有助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整合社会意识、调节矛盾冲突、凝聚思想共识。“经济基础的变更”必将呼唤“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5］592的变革，“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7］309，表明了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健康有序的精神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复杂的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以牺牲多数人自由为前提的新自由主义、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拜金主义等，均对我国文化建设造成威胁。我国积极应对精神文化层面的现实挑战，在国内层面，警惕错误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构建了具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凝聚了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在国际层面，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倡导和平的现代化新路。
（四）社会治理和谐有序
社会治理和谐有序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20］221，表明社会治理需要科学把握活力与秩序的辩证法，实现“管”与“放”的平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运用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等手段推进社会治理，平衡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张力，建立起以人民利益为内核的秩序，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治理建立在暴力、等级制度、宗教信仰等要素之上，权力和资源往往被少数人掌握，这就产生了为少数人服务的秩序。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地主、贵族和皇室掌控权力和土地资源，凭借“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农民处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这种治理机制加重了社会不稳定性，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不前”［12］624。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与新挑战，明确“治国理政，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32］18，在治理主体方面，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7］338，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方面，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8］90后，不断强化国家制度体系的执行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努力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在治理手段方面，强调“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32］103，坚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2］41，有效防止了权力失范和社会失序；在治理结构方面，建立了国家、省域、市域、县域、基层等多层级的治理秩序，各级政府分工明确、协力合作、和谐高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治理支撑。
（五）生态环境优美有序
优美有序的生态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秩序图景的生态之维，是人民群众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现代化遵循资本逻辑，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对象”，选择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发展逻辑，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33］90-91，最终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与秩序，造成了生态失衡、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明显短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19］51，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平稳有序运行。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类文明高度考察生态环境问题，指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34］11，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秩序稳定乃至文明演进的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3，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底线思维，将生态环境作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34］11，高度重视并积极化解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绿色现代化之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四、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1］，既要长期坚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使全社会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也要以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秩序，促进人民安居乐业，实现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在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要运用好唯物辩证法，既要将人民主体的生命力持续转化为社会活力，又要以党的领导保障秩序；既要全面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动力，又要守住安全底线，打造高水平安全；既要激发文明的创新活力，又要保持文明的稳定连续性，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现代社会。
第一，发挥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坚持党的有序领导的有机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之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根本保证，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发挥人民的历史主动性与坚持党的有序领导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党的有序领导既有助于充分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又能确保建立起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为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既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才创新活力；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有序领导，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切实提升新时代党员干部积极性和担当能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洞察历史趋势、锚定奋斗目标、汇聚磅礴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第二，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党的二十大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28，表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追求与本质要求；同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需要以安全稳定的秩序为支撑，安全是社会运行有序的重要保障。发展与安全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通过税费优惠政策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激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又要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1］，保障和提升产业安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第三，激发文明创新活力和保持文明稳定连续性的相互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35］。其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内蕴了活力与秩序的辩证张力，文明的连续是文明创新的重要目标，文明的创新是文明稳定连续的活力保障。只有不断激发文明的创新活力，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秉持开放包容，促进交流互鉴，在文明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开拓创新，才能保持文明的稳定连续性和文明的繁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积极发展回应时代诉求的新文化，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又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弘扬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生机活力。
（作者简介：董慧，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研究；杜晓依，女，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与经验研究”（21JZD0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2VMZ006））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0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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