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思维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把它运用于指导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研究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改革开放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要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对它的评价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再度向前延伸，我们党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深刻领会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蕴含的道路思维，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和“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和建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性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指出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还需要一百年，而要巩固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时间。正因道路漫长，邓小平才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阶段。同邓小平一样，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又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发达的阶段。然而，道路漫长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从道路思维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真的就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从道路思维角度看，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全部人类历史都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也就是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后的“人类社会”做准备的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从人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来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这之前，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根据人们谋生的方式，可以划分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意味着，不仅共产主义之前的全部“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市民社会”都带有过渡性，而且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过渡的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发达国家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在第一卷中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在第二卷中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在第三卷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而且在第一卷的第二篇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在第一卷第七篇的第24章结尾提出并在第三卷第五篇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在第三卷第四、五、六篇最后一章则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生息资本和地租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不仅研究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且研究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按照“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论述，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社会”的开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人类还将经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其中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对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毛泽东主张好好研究这些说法。他在应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时期概念时说：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毛泽东认为有两个过渡：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二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意苏联教科书的“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提法，说：这段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对的。毛泽东主张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苏联教科书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和其他一些矛盾的存在，但拒绝承认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质，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有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但是转化是有条件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也是不断发展的，因而需要不断加以解决。
关于过渡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原则上同意苏联教科书的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的提法。不同的是，苏联教科书按照斯大林的规定，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毛泽东则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但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由此，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任务做了崭新而全面的解释。他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苏联教科书只说“在过渡时期中的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认为这个提法很不完全，说：这里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难易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的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引用了列宁的话：“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毛泽东认为不能这样讲。他说：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在这里，毛泽东和列宁是从不同方面来讲同一个问题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两个“决不会”方面来看，生产力水平越低，建成新的生产关系当然越困难，但从革命性来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越落后，群众遭受的苦难越多，越不会对资产阶级产生幻想，革命越容易爆发。因此，问题不在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而在于革命成功以后能否巩固新的生产关系。这恐怕就要从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角度进行研究了。对此，毛泽东提出了所有事物皆有“边”的思想。他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按照这一看法，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必然也有边界，问题在于边界的移动所依据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1956年底就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能否及何时才能完全巩固，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毛泽东引用了三类说法：一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二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三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显然，只有第二种情况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不断向前延伸，才能进展到共产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处于优势的状况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停顿，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给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更不要说出现倒退现象了。苏联的情况值得警惕。
道路思维的辩证法把不停顿的发展视为正常形态。这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上升的过程。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和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毛泽东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所做的科学分析。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看法，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只不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只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是考虑到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已明确指出这一点，而时至今日，还是有许多人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成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我们就不能苛责毛泽东了。相反，从道路思维角度看，毛泽东能够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明显已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立足于现实社会主义不够发达的状况，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从这一任务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为发达国家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发达国家是在完成了现代化之后才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化就是资产阶级化，共产主义则是对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却不是这样。1956年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仍非常落后，大量现存的传统生产方式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稳固下来。正因如此，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明确指出这不是泛指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是指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还需要通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来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使之过渡到能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阶段。与此相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只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此而言，中国有待实现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化，而是跨越式发展所必经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超越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而不能以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社会和国家的资产阶级化，其中，现代生产力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形式呈现的。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立为前提条件，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导下，顺次由较为低级的非公经济向较为高级的非公经济过渡，然后由非公经济转化为公有制经济，由低级水平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高级水平的公有制经济，直到全部转化为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总强调共产主义前途，原因正在于此。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超越资产阶级现代化的意义上，与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视为永恒自然规律的做法不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性质上是“过渡经济学”。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渡性”
政治经济学以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而生产方式总是随着生产力变革而不断变革的。正是由生产方式变革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演进奠定经济基础。因此，从道路思维角度看，只有立足于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并不单纯主张“主观符合客观”，而是主张“理论批判反映实践改造”。“主观符合客观”是动物能够本能地做到的事情，“主观改变客观”则不然，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就更不然。毛泽东主张“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的看法同马克思、恩格斯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明确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称作“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以往理论家们“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只有从否定的方面即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方面去理解现存事物的政治经济学，才能成为科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能否作为科学存在，取决于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还是一个保守的阶级，取决于资产阶级对本阶级利益的维护是否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保守的乃至反动的阶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再是科学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此后，只有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工人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必须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正是从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出发。由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成熟，编写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带有极大的探索性。基于这一点，毛泽东评价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在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时，毛泽东说：“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受当时苏联形势影响，书中出现了迎合帝国主义口味的现象。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这削弱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革命性。如果说它在涉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有些观点上是保守的，那么在迎合帝国主义口味这一点上就是反动的。第二，教科书的编者没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毛泽东运用发展的观点，考察了苏联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了苏联不同社会阶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他说：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事情总要从两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就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毛泽东甚至提出，在同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仍然存在利益集团。他说，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有些人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这种看法对于当代中国同样适用。改革开放以来也已经出现了新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就是因为停顿对于他们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有好处，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
苏联教科书认为，在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这个结论是这本教科书缺乏一贯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型表现。对于苏联教科书的这个结论，毛泽东的评语是：完全不对。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时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指出：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就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关于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谈到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
苏联教科书认为“团结一致，十分稳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认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说：“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当代中国的许多研究同样如此。虽然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这本身就是“消费拉动”“需求拉动”的经济学要求，而不是什么“极左”观点。要拉动经济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普通群众的消费远比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上层人士的消费来得重要。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要研究两重性，要研究对立的统一。他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毛泽东以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两重性为例，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毛泽东关于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两重性的论述，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不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社会革命，改革开放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延伸。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经济政策，这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不仅要改变那些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改变利益格局，不断冲破新形成的利益群体的束缚，而且要不断在“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方面下功夫，提高需要的结构和层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毛泽东认为，即使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需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他在评论苏联教科书时指出，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这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因此，从道路思维角度看，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是过渡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要研究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路思维特点更加明显，因为中国不是由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中国不仅连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都没有达到，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由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并不在于它逐条符合作为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准，而在于作为一条道路，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不是以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目标，而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为目标。由此决定了，它不是一条把社会分解成原子式个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道路，而是在联合、团结、凝聚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既发挥集体力量又发挥个人力量的道路。
认清经济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特征与“资本主义”特征的区别，人类未来经济走向的轮廓就会显现出来。社会主义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将驱散笼罩在当前世界经济上空的乌云。
三、社会主义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需要道路思维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而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过渡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也是反映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经济学。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反映这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即联合、团结、凝聚的特征。但同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连中等发达国家都还没有达到，更不要说比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还要高的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特征。问题在于，人们谈到“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习惯于从社会形态角度加以静态界定，而不习惯从发展道路的角度加以动态界定。于是，所谓社会主义被当作“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高度的思想觉悟”等想象中未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性质的集合体，而不是从动态的“道路”特征去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通往那个阶段的一条道路，但他正是从道路思维角度看待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主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他说：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不仅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而且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毛泽东在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认真思考了“两个过渡”问题。关于第一个过渡，毛泽东说：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还说：两个过渡，他（斯大林）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毛泽东试图找到这条出路。在他看来，要解决两个过渡的问题，关键是抓住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没有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样脱离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是联系研究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来研究生产关系的进步性与落后性。这是道路思维的必然要求。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毛泽东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同样，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立足于道路延伸所带来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要围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各环节，建构作为经济有机体的社会主义整体——以此为对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这样的体系正是道路思维的体现。研究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必须围绕经济有机体的自身变革展开，不能把有机体各环节之间的螺旋式上升关系当成线形的先后并列关系。
毛泽东肯定了苏联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的说法，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社会主义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列宁搞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满足群众需要，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当然，充足和不充足是相对的。毛泽东指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于是既有的经济制度被打破，必须建立满足新需要的新的经济制度。苏联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具体制度时，说要彻底巩固。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他又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毛泽东还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这种道路思维中显露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是研究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关键环节。
缺乏道路思维，必然使人们陷入折中主义。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的看法就是这样。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显然是从“道路”的角度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抽象本质。从道路思维角度看，邓小平的论述同毛泽东完全一致。但由于缺乏道路思维，人们往往只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忽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更不要说“共同富裕”的要求了。这等于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取代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然而，从“道路”角度看，第一句话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到中间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再到最后的“达到共同富裕”，整个这段话的完整论述才能反映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实际上，邓小平在下文紧接着讲，“社会主义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条件还不具备，要等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才能“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预计，2010年就超过了四千美元，2019年超过了一万美元，在2020年底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部署，中国到21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来看，如果21世纪中叶还存在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共同富裕，那是不可想象的。很多人不理解这点，对“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提法抱有抵触情绪，不断叫嚷这是要“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去，认为会妨碍经济发展。实际上，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基于完全不同的客观条件，本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把两者混淆起来，表明相关学者缺乏道路思维，不知道它们本来就分属于同一道路的不同阶段，反映了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的不同要求。正如平均主义是极其落后的短缺经济时代的外在必然要求一样（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所谓“需求拉动”或“消费拉动”）。没有共同富裕，中国经济就不可能继续前进。
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稀缺”，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如同1825年经济危机以后的英国一样，所面对的问题已经是“过剩”，因此相对于今天的现实经济状况，传统经济学就成为保守乃至反动的理论。它看不到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已经产生了自我变革的内在要求，试图以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的供求关系理论来解决过剩问题，其必然结果是再现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难题，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适应了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升级，恰恰能够用满足需要的经济学代替满足需求的经济学，避免和解决这些难题。
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再现了毛泽东看法中的逻辑次序。1956年底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同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当时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何进一步变革，还处于探索之中。改革开放正是要改变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再适应的生产关系，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再适应的上层建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要求，是中国道路不同阶段的不同状况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世界经济海洋中，中国总体生产力水平很低，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认可西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经济秩序，那么中国经济只有“被吃”的命运，因为中国的经济主体大多是“小鱼小虾”。正是因为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中国首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社会主义大中型企业；然后，在这些“大鱼”庇护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把个体生产力和小微企业的生产力发挥出来，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现代化，主要发展了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改革开放后主要发展了私人财富和物质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终于形成了集体财富和个人财富、非物质财富和物质财富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现在，中国需要的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进民进，相互促进”的制度设计。这是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以后所产生的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要求。
“国进则民必退，民进则国必退”的观点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方式，只适用于资本主义道路，不适用于以联合团结凝聚为基础、由先锋队党探路开路领路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目前，中国道路向前延伸，已经由短缺经济时代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而多数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却习惯按照短缺经济时代的教条提出政策建议。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按照那样的方式进行下去，中国要么像日本那样陷入“失去的十年”，要么像美国那样陷入社会分裂。如果中国进而因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前途和命运将更加悲惨。
日本代表的是“需求拉动”政策的彻底失败，表明传统经济学毫不中用。绝大多数“美好生活需要”是不能通过市场供求关系解决的。美国由于处于霸权地位，能够通过所谓的“政治正确”，把阶级矛盾转化为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短时间内还能以两极分化的形式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这要以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前提。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把资本的自我增殖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奉行利润至上主义，这无法解决各自的社会基本矛盾。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这在当前的科技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把人类排挤出各种工作岗位。人口不再是“红利”而成为负担。同时，传统经济学却在拼命鼓吹需求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学家们不去考虑：一个群众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的社会，人的需要如何转化为市场需求？美国现在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口不到10%，其余都是服务业。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将不再能够从事传统的农业和工业，人们不得不以不同于传统职业的方式，满足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靠人工智能无法满足的新需要。美国靠不到10%的人就能养活所有的人，其他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服务来换取相应的生活资料。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吗？从世界经济发展看，目前只有按劳分配才能解决当下的全球经济难题，而下一步的难题则必须通过实行按需分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解决。然而，传统经济学只理解“要素分配”，无法理解“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概念。这些概念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通过道路思维才能把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传统职业分野的超越、各种新型服务行业的兴起，恰恰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基础。那时候经济学家就不必为拉动经济增长而绞尽脑汁去“创造需求”；相反，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又产生出来，正如“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了，“美好生活需要”又产生出来一样。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大多数都不能用货币衡量其价值，因而也不再处于市场经济之中，而只能成为未来的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马拥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连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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