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一个古老的、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这个文明曾得到全世界的高度赞叹。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特别是在文化上曾作出过无与伦比的世界性贡献。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它的现代化任务。这首先是因为现代性（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从而使得原先地域性的历史和民族性的历史都成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只是自近代开始才有了真正的“世界历史”。但是，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空阔的舞台，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在上面自由表演的场所。因为“世界历史”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权力体系，意味着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自从资本来到世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405)因此，在“世界历史”的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中，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被卷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任何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无疑是一种普遍性，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是它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
应当怎样来理解这种普遍性呢？经常被使用的粗浅理解是将某种抽象普遍的东西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但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这样的理解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由于辩证法被历史科学所掌握，对于普遍性的真正理解就不能不要求一种严格的具体化。黑格尔早就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马克思曾把自己的方法简要地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另一个说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这样的理论基点上，为了真正把握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性，就必然要求使之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具体化过程中，普遍的东西才可能是现实的，也就是说，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草创唯物史观的时候，就曾突出地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必须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实现具体化；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并把它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唯物史观就立即转化为它的“对立物”。黑格尔也曾说过：一个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已经是假的了。对于处身于“世界历史”的中国来讲，现代化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同样只有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才可能具有现实性。从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来说，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以前讲得不多，但就目前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展开，文化传统的意义变得愈益突出愈益重要了。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进程既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又意味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任务的开启。如果说，我们所面临的普遍的现代化任务，要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那么，这样的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展开；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展开，又不能不意味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任务的展开。
众所周知，文明是一个整体，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当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转折点的时候，文化的重要性就会非常突出地显现出来。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它的历史性实践的推进过程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的发展达到特定阶段时，就会使文化的重要性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地反映出来。现代化成就归根到底要集中地体现为现代文明，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就意味着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来说，一方面是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只有在这个两方面的历史性统一中，才谈得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会经历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而这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中，使我们在很多领域进入到了对于外部文化、外部学术的一种“学徒状态”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和意义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学徒状态”所开展出来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成就就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理论等的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对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所开展出来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给予高度的历史性评价。但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的真正的成熟，又总意味着它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转折，可以看作是学术发展、文化发展，甚至是个人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没有一定阶段的“学徒状态”，我们就不可能为自我主张奠定坚实的基础，所谓“自我主张”极大可能就会变成一种任意和武断，变成一种无内容的自以为是。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学术等始终处于“学徒状态”，那就意味着它不能达到它的真正成熟，而只是徘徊于一种依赖的、因循的、模仿的境地。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在历史性实践中开始获得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明确地意识到其发展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而当一种历史性实践开始获得自我意识的时候，它的整个上层领域，也就是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等也必然要——或早或迟——发生相应的转变。这种转变从总体上来说，就是从“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进入到“自我主张”的更高阶段。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对于我们学术界来讲，这一重要任务是适应于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时代要求。我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具有某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或中国题材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意味着摆脱了“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习近平又明确提出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最近，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并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种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来讲，是特别重要和意义深远的。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拒绝对外学习，也决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限制在一种孤立主义或者自我封闭的状态当中；而是说，要在持续扩大的对外学习过程中，使学来的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东西。因此，我们的时代任务，一方面是继续对外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样的学习的推进过程中，不断地摆脱“学徒状态”，并且获得日益增长的自我主张。
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的统一（即容受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就是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并从中产生出历史性的文明成果。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佛教的中国化；在较为晚近的历史发展中，又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样一种“中国化”的过程，既需要广泛的对外学习，又需要在自我主张基础上的创造性；而这两者的统一过程，就是文化结合的锻炼。“文化结合”一方面需要容受性、包容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创造性、自主性。正如习近平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所说的那样：“结合”的结果就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
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普遍的现象。黑格尔在讲到古希腊文明创造的时候曾说：古代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同时又面临着当时更加优越也更加强势的东方文化；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一点，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古代希腊人有一度看来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吕底亚的、巴比伦的、闪族的，也许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于是，他们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并最终赢得了文化上的独立自主。“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3](P98)
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为此我们需要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对于“传统”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抽象的观念。一种抽象观念认为，文化传统总是某种消极的东西，总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削除或割断的东西，这种观念认为现代化是与文化传统彼此敌对的东西。另一种相反的抽象观念则认为，传统仅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如果我们要能够真正进入并把握传统，就要回到遥远的古代，仿佛文化传统是现成地存在于遥远的过去似的。但是，真正的传统并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去，确切些说，是依然活在当下并开启着未来的过去。在这样的意义上，真正的传统并不现成地存在于遥远的古代，而是生存于我们今天的历史性实践中，生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生存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性展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它滋长和繁盛的活力，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创新。
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这里的决定性要点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要对“传统”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理解，传统绝不意味着是和现代化绝对对立的东西，也绝不是说要回到单纯的过去，要回到遥远的古代。关键在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在当今的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被开启、被复活、被重建的，只有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才谈得上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4](P1305)所谓“在传统中生根”，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遥远的古代，而是说在当今历史中得到发展的东西、“现代的”东西要能够在传统中生根；只有当这些东西能够在传统中生根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来说才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有家园之感的东西；并因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够成为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成为被我们真正历史性地占有的东西。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意味着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进程中，要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中得到真正的展开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就必然要求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但这样的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要秉持开放包容，而这种开放包容又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2]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地培育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简介：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1期发布时间：2023-12-21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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