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他进一步强调，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确实，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国有着长期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事例，也正是在文明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逐步形成。晚清民国是中国现代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西文明碰撞与交流特别广泛和密切的时期。频繁且深入的文明交流，不仅催生出近代以来中国物质与制度的近代化，更规模性地培养出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现代人”，最终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向和民族崛起。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其中既有近代以来中国主动向西方的学习与借鉴，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对外来制度文明的调适。晚清以降，囿于国力不竞、学术未新、内忧外患绵延不断，朝野上下无不期盼改革传统政治与建设现代实业，但种种举措的推行，似乎又无不依赖现代知识与学说的引入，办新学与重留学之风由此日盛。不过，虽然现代知识群体的培养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在西方和中国都有一个逐渐组织化、国家化的过程，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知识群体的形成也有自身特点并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在西方世界，一般认为虽然科学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但组织科学工作却是17世纪以来的事情。在富人的赞助下，大学之外发展兴起了科学院或科学社团以推动科学实验。而科学工作的体制化是逐步经历了从全国性科学院定形(例如18世纪末在法国)到把科学吸收进大学(开始于19世纪的德国)再到在大学里建立科学实验室(这成为全世界科学界在各自学科领域方面的中心)的时候才被逐步固定下来。中国现代学制和大学的建立，虽然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但在国民政府建立后，已经显示出明确的国家化、组织化发展，全国性的科学院也在此时得以建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而到1938年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整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国家赞助和国家主导倾向更为明显。后发的中国，这一进程显得更为短促和快捷。
相对于传统时代，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和学术界无疑具有很多新的面向，但现代知识群体建立的信念基础却与传统时代具有一致性，即强调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有能力的人，同时体现出强烈的强国抱负。罗家伦认为，晚清建立新学的目的就是选择和培养中国最为优秀和聪慧的学生，让他们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并进而恢复中国中古时代引领世界的地位和风采。“西学东渐”不仅使得以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各类专门人才被视为民族国家重整的希望，新式学校及其教育更被视为拯救民族危亡之根本，大学因而成为重中之重。对教育功能的异常抬高使得学校选拔学生，不仅关乎个体学校之教育，更关乎整个民族国家之存亡。因此，以什么样的方式找到真正的“可造之材”就成为一个特别严肃且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最终，虽然现代大学的建立和相关大学制度的确立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大学生的选拔方式则体现着中国传统人才选拔的精神和方法：客观、竞争性考试下的选贤举能。
自科举时代以来，中国人即推崇以客观考试作为选拔“可造之材”的方式。入民国以后，虽然有公立和私立两大类教育系统，更有欧美强调主观考察的选拔制度的影响，但民国高等教育界对学生选拔依然主要采用客观考试，传统的“任人唯贤”、“选贤举能”的信念在民国得以延续。晚清民初，教育主管部门对如何招生及采取何种方式招生等并无明确规定，1913年《大学令》规定，各院校本科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预科生“须有中学毕业证书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新规已经明确要求大学预科和专门学校在招生时，除“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试验，得有及格证书”外，还必须在入学时“受选拔试验”。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再次明确规定“国立大学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在私立大学方面，虽然北洋时期教育部未曾明确规定，私立学校的招生也一直比较灵活多样，但多数学校还是采用考试来招生。到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将“学生入学资格合格，在校成绩良好”作为私立学校能否注册立案的条件，从而促使私立高校重视学生考试。最迟到1940年，随着国民政府教育部《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暨公私立专科学校招生办法》的出台，私立大学也被明确要求采用客观考试进行选拔招生。
在逐步要求各大学通过客观考试选拔学生的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进一步具体干涉和管理各大学招生，直至形成全国统一的招考体系，知识群体选拔和培养中的国家意图愈发明显，而不是单纯由大学自由裁量。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不仅要求76所立案的私立和教会大学采用客观考试招收新生，而且为改变全国大学在校学生中文、法、商、教育类学生过多，理、工、农、医类学生偏少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教育部面向所有立案的公、私立大学推行计划招生，采用“比例招生法”。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教育部进一步推行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制度，这不仅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全面介入大学招生各环节的开始，更是自1905年科举废除后全国性人才选拔考试的首次恢复。1940年，“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成立，作为统一招生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在从考题设计到考场分布、考期选择乃至专业设置和学生志愿分发等各个方面掌控大学招生工作。因此，民国有观察者认为，“我国现时的学校招生，大体都用考试”，民国青年们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断往上钻，“全靠一年一度的入学考试”。
因此，虽然自1905年起清政府正式停废科举制度，但考试作为人才选拔方式却被保留下来，甚至依旧大行其道。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的周淦就认为大学招生基本上是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犹如“洗砂淘金”一般严格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实际上，不仅是大学招生，民国时期的公费留学生选拔、公务员乃至官员任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技能资格认定等，大多都以客观考试作为选拔依据。而在孙中山五权思想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更是成立了“考试院”。在民国留学生中，特别是20世纪最初的25年里，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学生是需要参加竞争性考试选拔的，而他们考试的表现，不仅是其能够合理、合法地享受中央、地方或外国组织经费资助的依据，也是说服国外优秀大学接收这些学生的保证。而留学生的规模性回归，不仅在很多技术岗位上取代了过往不得不依赖的外国人士——多数留学生回国后就进入长期被外国人垄断的职业技术领域，尤其是海关、外交、交通、卫生以及金融财务和法律等领域，这些现代职业领域过去都由外国人主导，但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和中国本土新兴职业群体的逐渐形成，特别是留学生的学成回国，人员构成逐渐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同时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实质且深刻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
换言之，竞争性考试将国内的高等教育招生与国际高等教育招生连接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新的中国人才群体和职业队伍，逐步构建起中国的现代文明。举凡近代中国的重要转变，如政治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教育上从科举八股进步为遍设新学，经济上从小农经济渐进为轻重工业体系初建，留学生和现代知识群体无不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象征的大学，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大学，也包括日本与欧美大学，都参与了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的构建。考试制度背后的信念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人治理”的政府与社会，而这样的政府和社会之所以能形成，又建立在人才选拔依靠的是客观和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即理论上由此选拔的是真实具有个人能力者，或可谓“选贤举能”——尽可能从中国最广大人口中选择最有能力的人，而不考虑他的民族、性别以及社会性别等，也即儒家所谓“有教无类”的理想。
由此，大概可以说，虽然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晚于西方，但中国在“选贤举能”的实践上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帝制中国长期推行科举制度，使得中国具有逾千年的依靠竞争性考试和考生个人表现来选拔人才和管理精英的历史经验。中国长期的传统就是“居庙堂之上的国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社会”，这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全然不同。同时，中国历史上的选拔考试虽然往往存在较为严格的身份限制，只对特定的社会和地域人群开放，但到今日，已经实现了向整个社会的开放，这都使得中国知识群体甚至现代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
近代国家的崛起以工业化为标志，而工业化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与传统时代完全不同，这不仅催生了大学内涵的转变，更凸显了知识群体在文明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取得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发展成绩，现代人力资本的聚集可能是其中的深层原因之一。1994年，以林毅夫为首的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率先预言中国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从1978年的3670亿人民币增长到了2017年的82万亿，翻了33倍之多，年均增长达9.5%，更是二战后唯一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一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国家。因此，虽然林毅夫坦言，在1994年时用“奇迹”来描述中国发展时，学界和舆论界对此多是“质疑”和不接受的，但现在看来，这无疑确实是个奇迹。如果用增长速度作为判别奇迹的标志，那么在中国可能还同样存在一个现代人力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奇迹。从民国建立的1912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同样的四十年里，中国大学生的规模从500人左右发展到1927年的2万5千人左右，再到全面抗战中1941年的10万人，直至1952年的30万人，增长了600倍。相比于增长了30多倍的经济规模，现代知识阶层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个奇迹，影响着当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甚至也是引发30年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直至实现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
更进一步看，今日的中国奇迹可能至少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即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后工业知识经济的转变；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即从科举体制下的绅士群体到民国高等教育体制下的现代知识阶层再到当代中国以“大学扩招”、国际一流大学建设等为标志的全球性顶尖人才的培养和汇聚。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学术界对中国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直至今日的后工业知识经济的关注与研究也较为充分；但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尤其是从农业时代绅士群体到近现代的知识群体以及今天的高科技人才，这些重要人力资本转变、形成和积聚过程的理解还非常缺乏。经济史学家李伯重认为，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今日中国乃是“过去的延续”，越来越多的学者因此认为这个奇迹的根源在于中国内部。这种看法无疑是睿智的，在打破“西方中心观”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奇迹能够被理解。但正如工业革命导致西方兴起，不仅体现在经济变革上，也体现在工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由此成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奇迹的历史根源，在经济发展的表象之下，不仅有与西方不同的政治道路，同时也隐藏着新型人力资本的聚集和爆发。
对经济奇迹的关注与理解，多集中于生产能力、生产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制度进步，而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则要更直接地关注掌握重要资源的群体，如知识群体的变化与影响。重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秩序的社会革命和改变新老精英群体构成的社会转型是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变化，但以一种流行的精英理论看来，“由于精英阶级循环，执政的精英阶级像一条流淌的河流，处于一种连续和缓慢的变动状态”，与革命强调暴力手段之下的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的迅速转变不同，以“社会精英群体来源变化”为基础的社会转型，更偏重社会上层的形成方式与社会来源是否发生了实质、稳定的转变。这种“人”的转变未必显见，但往往能长期、深入地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与文化，促成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认为，后工业时代“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高等教育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就中国而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离不开知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切实推动，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知识经济的转型更离不开顶尖人力资源的积累与爆发。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群体双力驱动下的产物。今天，当全球正在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掌握现代知识和科技的知识群体在就业市场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人才积累的厚度，不仅决定了今日中国的发展，更是中国奇迹在今后能否延续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以贤能选拔为基础的教育精英群体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他们被认为代表着能力或技术水平，而且相对独立于此前以权力和财富为基础的社会精英。迈克尔·扬在1958年就预测，英国社会在21世纪开始时，会由于成就的原则战胜世袭的原则而发生变化。因此，无论对于当代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研究和理解知识群体及其形成机制对全面认识各自文明历程及其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副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发布时间：2023-12-15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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