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视域、以哲学方式，深度透视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与深层意蕴，深入思索其进一步发展之道，从而深化对这一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理解，对于胜利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不无裨益。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
从超越性的视域看，阔步前行于不可逆转的复兴大道上的中华民族，有着较过往现代化国家更高的眼界和追求。“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们总是探索更优或者说更有益于自身存在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既立足现实、又追求理想，自觉以高于过往现代化模式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立场，审视现代化诸问题。以超越和扬弃的态度对待诸种现代化模式，开拓当前历史条件下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华夏儿女的历史自觉与时代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在过往的现代化模式中，西方现代化模式最为典型，而其他现代化模式均不同程度受它影响，有的甚至直接在它的基础上形成和演变。就其实质而言，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构成此种现代化模式和社会运行的主导要素。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展开打上了资本的深刻烙印，造成的结果总体上亦为资本所需和所欲。应该说，这种现代化模式取得了丰富的历史成果和显著的进步效应；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它存在根本的历史局限性，造成诸多严重的历史后果，并非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良性样式。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运作的过程与结果，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人的现代化作为资本现代化的副产品，无法越出资本划定的发展界限。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有力的批判性分析。
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着力实现人的普遍的良性存在或美好生活。在根本性质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秉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与方向。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对资本现代性的决定性超越和根本性扬弃，这就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一以贯之的基本指向。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理想，始终作为根本旨趣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驾驭资本的实践中前行。中国式现代化实际地促成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作为一种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弊病的尝试，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取得了一定成绩，在人类现代化历史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它低估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超越历史条件地否弃资本及其相关要素存在的积极意义，过度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与此相适应，它主张建构高度集中、以上统下、逐级管理的运行体制。这种体制虽在建立之初具有较大效率优势，发挥了若干积极作用，但后来愈益僵化，难以调动和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此外，它将建设重心放在国家层面，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重视不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富民贫”的局面，没能实现让全体社会成员不断过上更好生活的目的。
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也曾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我们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局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方案，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世界重新焕发蓬勃的生机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对旧中国现代化尝试的超越。鸦片战争后，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期冀改变落后挨打的态势，再造民族兴盛的景象。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改革或革命，陆续成为努力的方向。其中，洋务运动主要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主要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新文化运动主要从观念层面学习西方。然而，由于国家力量的贫弱、国际形势的危急以及阶级本身的局限，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领导的诸种现代化尝试，只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乃至全盘接受国外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有机地结合本国实际将其改造再生，更遑论创新发展。总体而言，它们是特殊历史境遇下的应激性反应和救急性举措，而非基于国情、富于理性、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自觉作为；是外源式的现代化，而非内生性的现代化；是无法充分展开的现代化，而非能够完全展开的现代化。
外在的依样画葫芦既无法把握现代化的真谛，亦无法把握中国的国情，不可能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困局，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些探索没能走出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更没能找到有效的现代化模式，从而没能真正让民族实现复兴，让人民获得幸福，反而在一些方面愈陷愈深，使民族和人民遭受更大的困难与痛苦。它们之所以没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先进理论的科学指导，缺乏先进阶级和政党的有力行动。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持续影响，1921年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有力行动中，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栉风沐雨、反复探索，积极汲取经验教训，自觉调整变革，逐步走出了一条方向正确、成效显著的现代化道路，决定性地推动了民族复兴的伟业。
概括地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而且是一种更优的现代化模式，它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升至一种全新的境界，即更有利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良善存在。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意涵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具有引人瞩目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开拓的新的发展方式、存在模式与文明形态。只有全面、深刻、充分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价值意涵，才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发展方式。“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中国式现代化既着力吸收过往现代化模式的发展成果，又戮力消解其弊病与局限，尽力避免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努力达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中华民族期冀且实际地通过此种现代化，推进我们这个饱经风雨的民族的高度发展和伟大复兴，使我们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儿女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伟业，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活动的具体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的是同一个历史步调。
过往许多国家的兴盛不具有高度的合理性，甚至常常在合理性的表面下潜藏着严重的局限性，从而无以长久维系。中华民族向往和实现的当代复兴，是一种追求整个社会高度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复兴，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复兴，从而是一种合理意义和更高层次的复兴，可以长久地维持与发展。通过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此种更具合理性与价值性的新型复兴。有理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且对其他民族的振兴富含启迪，从而在人类的民族兴盛史上具有开拓意义，提供了一种民族兴盛的新样式与新可能。在此种民族兴盛模式中，人类各民族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理念熠熠生辉，每个民族的充分发展是一切民族充分发展的条件与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存在模式。社会的发展方式和人的发展方式内在相通、相互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向度。就其本质而言，人的发展即人的存在的优化，或者说人的存在质量的提升。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活经常联用，人的存在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亦即生命活动的展开过程。社会的发展方式亦同人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相契合，它既在整体上规定了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又在根本上规约了每个人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人的存在进而人本身向更好的方向改善，也就是人实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的存在模式内蕴着发展方式，发展方式构成存在模式的向度之一。对人的发展方式的思考有必要进一步推进至作为总体的存在模式层面。作为中华民族新的发展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新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人的存在的改善，致力于人的素养的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即中国人民提升生活质量与生命品质的过程。借用马克思早期的话来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核心要素之一。从需要的视角看，人的存在或生活即需要的生成与满足，人的存在的改善与素养的提升即需要及其满足的优化与升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总是出于外在目的刺激和填补欲望，制造消费与扩张生产，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不断满足和升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加以展开。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不将欲望作为自身运行与扩张的器具。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将人民的需要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物质生产须以个人的完整发展或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最具物质性的物质生产如是，整个文明的生产或创造更如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而人民的心集中展现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亦即美好生活需要。列斐伏尔曾富有针对性地强调道：“进步的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必须了解人民的生活和需要，了解人民的眼前利益或根本利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着力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需要，而且同时着力提升人民日益满足的需要。需要的发展不仅引领人与社会的发展，而且是实现人的存在质量的提升与发展的关键构成与表征，是现代化推进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构成与表征。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和映现了一种新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文明形态。新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的出现与演进意味着新的文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文明形态和人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内在一致。文明是人的文明，由作为文明主体的人特别是其生命活动即生活所建构，表现为人的生命活动展开的过程与结果。人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在根本的意义上塑造了社会的文明形态，人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是怎样的，社会的文明形态就是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成为中国人民的新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模式的同时，也势必在中国社会生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一种真正以人的良性存在和发展为旨向，且能够真正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的文明，是一种“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的文明。文明诸主要构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一致地推动人的良善存在与充分发展。与此同时，人的良善生存或美好生活又作为内核，引领和促成社会文明总体的良序运行与持续进步。中华民族开拓的新文明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公共性和人文性，或者说呈现出较过往文明更高的主体性、公共性和人文性。这些规定使这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同人类过往的文明形态区别开来，并在现存的各种文明形态中突出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的文明形态的动因，同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文明要素，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征象。这一文明形态不仅需要在静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且需要在动态的意义上加以把握：它是一种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有机体。从动态的视角看，发展道路构成文明形态的核心要素之一。换言之，新的文明形态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而且是其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即新的文明形态的生成和发展。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和新的文明形态的生成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存在模式和文明形态，呈现出不同于过往现代化模式的崭新特质，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富含智慧和力量的全新方案和更优选择，能够现实性地引领人们通达更高的发展境界。充分领会、展开和实现上述深层意涵，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将更为丰盈而实质地彰显出来。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道
真理和价值若没有通往自身的道路则是乏力的，而道路始终处于生成之中，或者说，唯有不断生成的道路才富有生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中，诸多现实的问题乃至棘手的矛盾纷至沓来。在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质和深层意涵后，更进一步地思索此道路在总体稳定地沿当前方向持续开拓前行的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并切实地加以解决，是华夏儿女应有的自觉行动。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要求在当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然而在现实中，不少人仍然只是或主要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从起始处限制了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认知乃至实践，无法让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得到实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高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不只是政治运作，而是整体性的社会运作。国家治理水平和效果的提升，其意义也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关涉整个社会领域，贯穿和彰显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高水平的治理能力和高质量的治理效果。然而，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虽然极大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是囿于某些历史与现实因素，总体上讲，目前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尚未达至很高程度。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一些事务的处理有时过度或不够灵活地依赖于由上而下的指令，一些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发挥不够充分，特别是涉及责任与风险时，更是容易出现不担当、不作为以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此外，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有些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个体、共同体之间的协调机制也不够健全与有力，它们之间甚至存在某些不易化解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没有足够有机而有效地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距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有差距。
基于当前实际和未来目标，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优化治理效果，构成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方向。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三者中，治理体系是基础，治理能力是关键，治理效果是落脚点。具体来讲，完善的治理体系构成提升治理能力和优化治理效果的前提条件；治理能力为治理体系效能的集中展现，并构成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治理效果则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挥效能的结果。完善治理体系的目的是提高治理能力，而提高治理能力并将其充分发挥的目的则是改善治理效果，也就是说，治理效果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果”链条的终端目标。由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需要理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果三者的关系，并将最终着眼点放到优化治理效果上。
国家治理的改进有必要切实将主体性与公共性原则贯彻其中。一方面，全体社会成员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治理，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真正做到不是躲避和外推责任，而是自觉主动地担当作为。不同于君权神授的君主制，民主制的实质与精神不仅在于“一人一票”平等地投票选举，更在于人民实际地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更为充分地实现了这一主体性原则。之所以强调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主要就在于优化参与主体，更好发扬民主，让全体社会成员都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因此，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更大范围、更有成效地调动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治理的主动性、自觉性，构成当前努力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应当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让整个国家成为一个有机而有力的整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需要的当然不是“机械团结”，而是“有机团结”；不是“虚假的共同体”，而是“真正的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必要持续深入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妥善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由此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加强集中又发扬民主的良好局面，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有活力。
根本扭转发展不平衡。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突出地要求并展开为对发展不平衡这一关键问题的解决。内部协调是事物良性存在与发展的关键维度；一个运行失调的存在者，必然困难重重、矛盾迭出、冲突频频、危机四伏，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只有当内部诸要素合理而有机地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协作良好的有机体时，社会才可能成为健康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活力就在于这种社会机体各系统、组织、部门、单位、个人之间整体联系的发展、有序性的增强和相互间的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谋求协调发展从而达到发展平衡的现代化。发展平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实际情况正如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的那样，我国发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发展不全面，加剧发展不充分，造成发展无法达至高质量、高水准，从而必然深刻地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成为实际生活中一系列棘手问题的源头，不能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将“不平衡”置于“不充分”之前，就是看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对国家长远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
概括而言，在城乡、区域、领域和社会群体等向度上，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大城市的资源、机会和收益较中小城市和农村丰厚得多，“虹吸效应”明显。人们争相涌入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导致这些城市拥挤不堪，人际矛盾频发，而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亟待发展和振兴。这造成很多人生活品质不高、幸福感不强，无论是在大城市抑或中小城市和农村均如此。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及边疆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明显，某些方面甚至有加剧的趋势。“孔雀东南飞”现象始终存在，甚至愈演愈烈，以致国家不得不出台许多政策加以遏制。领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经济和科技领域发展较快，成就有目共睹，而文化和社会领域发展相对较缓，生态领域发展也依然形势严峻。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不仅贫富差距明显，而且由贫富差距衍生的一些问题也日渐凸显。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社会权力的属性，人们“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这就是说，拥有货币意味着拥有支配他人产品和活动的权力。因此，货币拥有量的差别必然导致人们在总体力量、社会地位乃至精神心理等方面出现异质和矛盾。这些向度的发展不平衡共同造成整个社会发展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性，严重妨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破解和平衡发展的实现，不但需要强调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更需要切实地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每一现实行动之中。
明显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社会发展不平衡内在而深层地制约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国强”和“民强”的统一，是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幸福美好的社会。存在铸就本质，本质规约存在，二者相互型塑。人的存在或生命活动是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伟大思想家都反复阐述过这一思想。“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个人一定的生活方式即“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作为生命活动的总体，生活构成人的事业，而美好生活则为人的伟业。虽然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十分普通、很不显眼，却构成他们川流不息的人生之河，同时也生成了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无论人生抑或历史，都是由一个个普通的日子构成的。列斐伏尔指出，“批判的哲学”常常贬低日常生活，“没有奇花异草或者瑰丽丛林的景观可能会令人沮丧，但是，奇花异草不应该让我们遗忘了土地，土地有它自己的生活和富足”。他甚至认为，在整体上，马克思主义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认识。这些思想皆不无见地，启示我们：社会历史性的生活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就是社会历史本身。“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人不仅在意识中反思，而且在实践中改变自己的生命活动及其品质，亦即提升自己生活的质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维度。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构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在总体上有了很大的跃升，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群众面临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等一系列大型开支，可支配收入还不是很宽裕；在政治生活方面，一些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还不够高，没能很好地参与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伟大进程中；在文化生活方面，许多群众还没有生成丰富的高层次文化需要，一些群众甚至仍旧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文化需要上；在生态环境方面，也还有许多群众不同程度地承受着环境破坏、生态不佳带来的后果，而且往往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方面的需要。此外，有时人们为了某一方面的更好生活不得不忍受其他方面的不便，为了家庭的更好生活不得不容忍个人的困难，为了未来的更好生活不得不忍耐当下的苦楚。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可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使其通达幸福美好的生活，依旧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不断努力。
大幅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社会，也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实力的整体展示，而且是其国民素质的总体表征。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文明蕴含着“文化而明”或“文而明之”的动态含义，其中最具代表性或许也是最早的论述出现于《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的“文化”即“文而化之”或“文之”。文明同文化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文化的人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人持续“文化”而达至“明”的过程，可视为动词意义上的“文明”，正所谓“浚哲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发展，必然要求文明水平的显著提升，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根本进步。唯有足够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才能真正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文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总体上尚未能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文明的要求，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不断提高自身文明素养。在社会历史中，“硬件”的发展相对容易，“软件”的发展较为困难。文明正是一种典型的“软件”。生长在伟大的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在提高社会成员文明素养、引领人类文明崭新发展上责无旁贷。事实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代表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总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条件。没有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没有真正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大幅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向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上述四个问题具有综合性、方向性和关键性。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而言，它们的根本解决具有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意义。当然，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十分困难，唯有付出巨大努力，方能在中国社会总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黑格尔说：“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及其解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高度自觉地投身相关的实际工作，其根本解决才是未来可期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5期目录发布时间：2023-11-211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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