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历史课题。经过逐步积淀，这样一种意识至1938年毛泽东在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而达到完全自觉。在理论上，对应这一过程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研究与阐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这种文化中扎下根来，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当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其科学真理恰恰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需要尤其是近现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需要。但此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契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其实现机制，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相契并不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就直接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子，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于此可以相对较为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与认同。多年来，学界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理想追求等方面的相契性。比如，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相通性，共产党人的人格范型与中国传统德性人格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相合性。应该说，这种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理想追求等方面的契合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有效的助推作用。然而，必须看到，以上诸方面并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的全部。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些朴素辩证法和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显性层面，不断见诸典籍，广泛流布后世，乃至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众所周知的标志性符号，所以最易拿来比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与价值追求。但如果认为仅仅以上诸方面的相契就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更易扎根的话，恐怕有欠准确、并不周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对于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有自己的理论设定。相对于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层面的流传，这种理论设定及其指导下形成的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更为稳固，也更为深刻地内化在整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集体无意识之中。外显的易于观察，但深层的却更为根本，如果没有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与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党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高度契合，仅仅朴素辩证法与价值追求的相似，恐怕还不足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国人头脑中迅速扎根。
而如果这两种逻辑不相契合，乃至差别极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会遇到数千年塑造形成并不断内化的民族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惯性的巨大抵抗，即使少数先知先觉者能够以极大毅力破旧立新，接纳马克思主义，但广大民众则难以如此，这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效果。进而言之，即使少数先知先觉者也未必那么容易克服民族政治心理的强大惯性。当然，相契并非完全相同。一方面，对于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必须要做辩证审视与历史分析，其毕竟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糟粕的一面，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相关剥离的工作，下文相关处还将对此做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作逻辑，即使受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会对之进行改造，把握其优秀、合宜的一面，按照自身逻辑进行选择性的吸纳、借鉴、阐发，赋予其新的时代性涵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与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
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两者在哪些方面相契呢？本文认为，所谓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是指以天道为最高原则、以圣王为主宰、以民心为天道显现，圣王通过天道获得正当性、通过民心获得统治基础，并作为权力中心与教化中心进行大一统治理的运作逻辑。尽管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所谓天道只是一种理论设定，但其发挥的作用是真实的，认识与遵循天道是整个现实政治运作的逻辑起点：一切都源出于天，政治统治与政治运作在逻辑上最终都要追溯到天道、天理或天命。天道主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无言而民有心，天道政治即是民心政治。而圣王则是天道的代表者、人心的体恤者，是在天道人心之间发挥起承转合作用的中枢与纽带，必须上遵天道而下体民心，其统治的正当性取决于是否深刻认识并秉行天道，是否深刻认识并关照民心。自从中国进入王权社会，数千年时间，在被现代民主政治冲击重塑以前，中国政治几乎都是在天道、圣王、民心的政治话语与历史传统中运作，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多大差别。
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的政治运作也有自己的深层逻辑设定：以遵循历史规律为最终依据，以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为领导主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政党认识真理、践行规律，把握民意、发展民生，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主心骨与顶梁柱作用。在这样一个运作逻辑中，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极为关键，因为历史规律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趋势、明确使命担当，党的诞生才具有意义，才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此意义上，把握与遵循历史规律成为共产党政治运作的逻辑起点：党的一切行为都离不开对规律的认识与利用，都必须具有合规律性，脱离规律则党的任何行为都不具有合理性与有效性。但是，规律隐藏在社会历史的深处，如何切实地认识与把握呢？对规律的认识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但深入实践，倾听人民意见、了解人民愿望、把握人民意志基础最关键。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真实而生动，他们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的广泛性意见反映着社会的未来走向。就此而言，规律就在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之中，在人民群众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而在整个共产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中，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是历史规律的探索者、把握者、践行者，是民众愿望诉求的整合者、提升者、代表者，一方面把握规律，一方面升华民意，发挥着连接上下、起承转合的中枢与纽带作用，在两者的结合中展开政治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规律、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和领导核心、人民构成共产党政治运作最为核心的三大要素，三者的关系展开形成党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决定着党的其他政治活动，具有最为根本的解释力。
以上对两大深层逻辑的归纳都是高度概括的。那么，这两种政治逻辑如何相契呢？这两种政治逻辑的相契首先是整体框架性的：都有一个超越性的原则发挥统摄作用，都有一个政治主体发挥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都有一个现实性的民意基础发挥人心向背作用。这种整体框架的相契具有前提性，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能较为容易地接受具有相似政治运作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这一整体框架中，三个构成要素又一一相契：天道对应规律，都是超越性的原则；圣王对应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他们都是起中枢作用的政治主体；传统民心对应人民愿望，都是政治权力的民意基础。要素之间的关系甚至也具有相契性：天道显现于传统民心，规律体现于人民愿望。超越性原则的相契：天道与规律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命、天道、天理都是较为基础性的范畴，三者的涵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都指一种具有超越性、指导性的原则与力量，但又有差别。天命的提法较早，春秋及以前运用最多，思辨性相对较弱；天理的提法主要见于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和朱熹，思辨性相对较强；而天道的提法见于诸子多家之说，在思想史上长期持续，既具有天命之意，又可以做像天理一样的思辨阐释，因而具有最大的公约性。正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才有著名的“道统”一说。基于此，本文用天道作为一个概括性的统称。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始终带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化神的色彩，春秋之前尤其如此，这与人类文明脱离原始社会不久有内在联系。比如，殷商时期，天道是以人格化的帝或上帝的形式来体现的。《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西周此种观念亦非常浓厚。但春秋之后，天道作为非人格化的抽象原则的一面逐渐凸显。《论语·述而》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实际就是对天或天道作为人格神的敬而远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认识水平与思维能力产生了质的跃升，时代的知识精英开始从更为抽象、更具理论性的层次来思考宇宙、历史与人生，对天的认识逐渐变得思辨化。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承认存在一个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并高度重视、积极阐发其作用。这一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对于现实世界是逻辑在先的，看似客观却又带有应然的价值内涵，代表着一种恒常的、体现特定价值取向的运行逻辑与客观力量。当然，不同学派对于天道到底代表何种价值内涵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概念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但都试图在这一最高原则支配下，将整个人类社会整合进一个宏大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用一个超越的原则理念来指导现实的人间生活。当然，这一原则虽然超越却不在彼岸，而就存在于此岸的事物与事务之中。实际上，这种看似神秘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抽象原则，不过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价值规范的高度抽象化而已。经过历史的竞合，儒家文化最终能被确立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主流与正统，就在于其提出了最符合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的文化理念。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河南程氏遗书·第七》）的中庸之道，其实追求的就是一种基于农耕经济基础的高度伦理化、政治化的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至南宋，宋儒理学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最为思辨化的系统论证，天道以天理为名高悬于万物之上，又融贯于国家治理、人伦交往乃至万物生存之中，永恒不变。此后，天道作为天理束缚、压抑人性的一面愈益突出，传统天道所承载的价值原则的消极效应愈益明显。迄至近现代，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适应的一面彻底暴露出来，强势冲击下救亡图存的困境呼唤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而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则必须提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政治理论。
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很多主义如昙花一现，虽溅起小小水花，但未见大的波澜，这或者是由于理论自身存在严重不足，或者由于与中国国情严重水土不服。但这期间，有两种思潮需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进化论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进化论思潮进入中国早于马克思主义，最初影响也大过马克思主义，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与中介作用。近现代中国各种进化主义，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都秉持同样的历史必然进步的确定信念：“进化不仅使历史进步合理和正当，它还使未来的历史成为‘宿命’，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设定的未来乌托邦目标，不仅‘应该’，而且‘必然’；进化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勇气倍增，危机和落后，都是暂时的，未来注定是属于中国的；进化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快乐，痛苦和不安最终不过是加大他们快乐的‘良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进化的公理设定，民族危难之中知识精英的信心何在！应该看到，进化主义这种历史向前的进步史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尽管存在根本差别，但其与传统政治思想却共享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即都认为历史的运行遵循某种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原则与必然性的内在逻辑。这种原则与逻辑在传统政治思想中称之为天道，在进化主义中称之为公理。公理是宇宙天地的运行法则，既是客观规律，又带有浓厚的价值意蕴，体现了应然的发展趋向，现实对之不能悖逆并将最终演进至越来越光明的境地。这仍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历史潮流代替天意，……传统思想模式中的应然与实然的结合，宇宙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得以在转型时代以一个新的形式延续。”
进化主义对于传统天人合一思维的继承，对于作为进化公理的抽象原则的设定，对于历史发展的进步信念，都为知识精英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奠定了前提性的思想基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初为中国少数知识精英所接受并奉为信仰，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决定性关系，但进化主义思潮为其做的思维铺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不少是由最初接受进化主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唯物史观影响日增，进化主义的天演公理就逐渐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所涵括、吸纳、整合、统摄。
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际政治运作，都具有基础性。如同天道范畴之于传统政治思想，公理范畴之于进化主义，历史规律作为基础范畴支撑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宏伟大厦，如上所述也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证明。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范畴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规律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范畴，但天道与规律都意味着必然性、意味着对现象的超越、意味着对人们现实活动的指导与规定。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规律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不只具有纯粹客观的内涵，而是体现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规律本身是客观必然的，但规律揭示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步前景，本身就生成着一种价值期待。在此意义上，天道与规律都体现了必然与应然的统一、逻辑与价值的统一，都共享着天（超越的原则）人（现实的世界）合一的思维模式。
天道与规律的这种相契尤其是对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共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少奇所著的被誉为共产党人“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遵循的正是这一深层思维模式：“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换言之，现实世界的道德修养依据历史规律这一超越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理想信念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2021年8月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在阐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时，也专门谈到了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介性角色的相契：圣王与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作为虚置的最高原则必须要作用于现实人世才有意义，而这就必须找到沟通天人的中介。这一中介即是圣王。《大盂鼎》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天人合一由此导向天王合一，王成为一个沟通上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角色，天道成为王道。春秋以降，学下民间，社会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大提升，知识的力量进一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圣又被赋予了沟通天人的地位与角色。各个学派对于圣人有不尽相同的论述，但对这一角色的理解则颇多相同之处。“只有圣人才能通过‘体（修）道’，通达‘天（地、人）道’，实现‘知（得）道’，把握天人本质和规律，进而与天合一。”由此，至少天道在逻辑上就存在两个沟通与代言角色，一个是王，一个是圣。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这两个角色既存在一定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合二为一。之所以说存在张力，是因为这两个角色一个是依靠权力占有，一个是依靠体道明理，天道的中介形成机制不同。正由于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才存在著名的“道统”与“治统”之别。这就是清末王夫之提出的：“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儒家思想强调道统的重要性，主张政统必须合于道统，并以儒家伦理观念评判乃至有时强烈批评现实政治。但另一方面，王与圣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合二为一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下三点。首先，儒家理想的人格类型就是内圣外王，所谓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而现实中，能实现外王的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占有者。换言之，儒家实际上期待的是现实中的王能具有圣的品格与境界，实现两者的合一。即使不具有，也要通过教育与劝谏使之具有。“在政治理想的层面，‘内圣外王’代表儒家特有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这个精神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君主不仅是统治中心，也是教化中心；不仅是驾驭政府，统率万民的政治领袖，也是以德性通天的精神领袖。”其次，儒家思想所论证的是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秩序，这套秩序恰恰为圣王合一做了最为有效的体制性论证。帝王受命于天，御海内、察四方、理万物、抚百姓，本身就带有神圣性。可能某个帝王不符合道的要求，但王权体制是符合道的，道与王制不可分。这是一种体制性的圣王合一。最后，在传统政治的实践中，历代帝王一般都非常注重用儒家思想来论证自身统治的正当性，非常重视圣人之教、治国之道，强调“继道统”，至少在形式上努力做到圣王合一。综合来看，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王、圣作为天道的中介与代表，其张力虽有，但二者合一却是主流。张灏也谈到中国传统政教合一观念存在内在张力，是个不稳定的均衡，但他通过研究明确强调圣王合一、治统与道统合一或者说政教一元是“儒家政教关系思想发展的主趋”。
必须看到，传统政治思想对于这种圣王合一的强调是以内圣为基础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没有政治主体踏实勤勉的道德修养、精深高远的道德境界，是无法实现外王事功的。即使天命庇佑，但天命靡常，如果政治主体自以为得授大命就可以任意而为，不能敬德保民，最终就会导致天命丧失。正是在此意义上，政治主体自身能动性的发挥极为重要。纵使已经天授大命，还需战战兢兢、诚意正心、力行德政、泽被苍生，才能国祚久远。“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艰难。”（《尚书·君奭》）剔除维护专制统治的因素，这种对于政治主体能动性尤其是对德性修养的重视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与长久现实意义。
这种内圣外王、圣王合一，圣王作为天道中介、沟通天人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性格。当然，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与作用需要做全面、辩证而历史的分析，但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其很大程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政治运作的相关逻辑设定。通过下文的分析，可以认为这种相契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需要中介，天人合一才能更好实现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内，历史规律同样也需要一个必要的中介才能澄明并作用于现实。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特别是先锋队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
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承担着破旧立新的伟大历史使命，但无产阶级对于历史规律与自身使命的认知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而由自发到自觉的实现则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也就是说，相比于广大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更为自觉、更为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进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其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同样是需要区分为不同层次的。其中，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党领袖是对历史规律与发展大势最为敏锐、最为自觉、最为深刻的发现者、认识者、把握者。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明确阐发：“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段话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身理论素养与历史使命的一种表述。他们究天人之际，是历史规律由隐到显的揭示者，是历史规律由自发发挥作用到对之自觉加以利用的中介者。没有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与自觉利用，就产生不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才被称为伟大导师！
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自发性与无产阶级政党自觉性之间的差别，更为详细地区分了工人阶级、党的组织、作为党的领袖集团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种划分实际凸显了党的领袖集团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当然，列宁没有进一步论述领袖集团中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其本人因为卓越贡献成为了俄共（布）的领导核心。正是在列宁这里，党的政治领袖与党的思想领袖开始实现真正的合二为一。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尽管他们参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德国社民党等的相关活动甚至一些创建与领导工作，但其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理论的研究与阐发上。特别是就德国社民党而言，尽管他们经常提供重要指导，但并非实际的政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甚至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见相左。而列宁则既是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又是党的最高领袖，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的民主制发展为民主集中制。
在党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受列宁主义影响更大更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初心使命担当，强调“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袖集团一直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自身领导和执政的规律，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强调自身对于规律探索与理论创新所负的使命责任。党的领导核心在探索与把握历史规律方面尤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由之也形成了主要由领导核心发现规律、深化认识、推动理论创新的深厚传统。
如同在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逻辑设定中，圣王必须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方能保有天命一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践行规律，实现使命。即使把握了规律，如果消极懈怠，寄希望于历史规律的自发实现，共产党也无法成为先锋队。共产党应该通过自己的积极奋斗、不懈努力、持续付出甚至巨大牺牲，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加速历史进程、推进社会发展。只有这样，共产党才是一个真正建基于历史规律的党，一个真正顺应并引领时代的党。此外，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具有远大理想追求，同时受到中国传统德性观念、德治思想的浸润，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员的德性修养，特别是强调党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在此方面的典型示范与榜样作用。在此意义上，党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集深厚的理论素养、卓越的外在事功与崇高的德性修养于一身，可以说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实现了“内圣外王”——当然，这一范畴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赋予全新的涵义。
基于以上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圣王合一的权力主体明达天道，作为中介沟通天人，作为权力中心与教化中心而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德才兼备的共产党人及其领袖认知规律，洞悉历史奥秘，并作为先锋队教育、启蒙人民，利用历史规律改造世界。圣王与政党及其领袖这种中介的角色设定，这种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共同要求确实非常相契。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思维逻辑的相契作为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由领袖揭示规律、创立理论的传统才得以有效形成并得到迅速认同。当然，必须强调，这种相契仅仅是指圣王与政党及其领袖在各自思维逻辑框架中角色的相契，而不是世界观、历史观的相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自然非中国传统思维所能相比。现实性基础的相契：传统民心与人民愿望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心是天道的载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王者以民人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统治者要了解民心民情民意，贵民、安民、利民、养民、恤民，如此方能上体天道。否则，就是对天道的悖逆，就意味着自身统治的正当性出现了问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这一观念最初是由周公确立的。周取代商而确立统治，但如何解释曾受上帝庇佑的商丧失统治的正当性呢？周公做了开创性的解释：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上帝所赐予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殷商失德，不顾民难，违背天道，所以被废除大命，周则因有德代之。“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尚书·康诰》）“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用于政治，最重要的是保民与慎罚。”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有大命，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强调政治主体要发挥主体能动性，而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关键就是修德，做到以民为本。正如《中庸》所云：“德为圣人，尊为天子”；“故大德者必受命。”
周公的解释开创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天道的民本理解范式，抽象的天道很大程度上变得现实化、具体化，特别是道德化了。这种理解方式以及由此肇始的德性政治传统对后世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讲：“盖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王既是天道的人格化，也是黎民利益的人格化代表，必须主动地、积极地、诚心诚意地为民谋利，尽管王权通常情况下掌握着天道的解释权，但却不能违背最根本的这一条。这样，民服从于王，王敬畏于天，天顺意于民，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逻辑架构。由于民后面有一个发挥不可抗拒作用的天道，惠民养民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必然性的色彩。很多情况下，王权对于黎民百姓未必多么关心，但却不得不考虑民心民情中所显现的神秘天道，这实际构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力量。传统社会帝王常见的“罪己诏”不少就是基于此而发布的。剔除传统民本思维中的专制因素，对民的重视以及对民心所表征的历史必然性的敬畏可谓传统文化之精华。
中国这种基于天道的民本政治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延续中不断得到强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逻辑，形成强大的思维惯性，而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逻辑设定相互契合，从而在一个方面助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按照上文的分析，历史规律不会自动显现，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领袖的探索把握。而要想把握历史规律，除了深入的理论学习以掌握对规律的已有理论成果，以及亲身实践以加深对现象、事物的理性认识之外，深入群众、把握民情、了解民意更为根本。“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规律不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之外，而就在其中。天道通过民心而显现，人民的愿望与活动则体现着规律。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发“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时，也强调要把握人民愿望。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党的领袖就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以把握人民群众普遍性的愿望诉求，逐步形成针对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代重大课题的正确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握相关规律。只有如此，才能使党的活动更好地体现历史必然、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历史主动，更好地夯实党领导与执政的历史根基。通过持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持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就可以逐步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与深化、对于规律的更为深刻完整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被深入调查的对象，同时也是规律性认识的教育对象，而党员干部则是把握规律的能动者与规律性认识的教化者。群众确实需要自己教育自己，但这种教育不是完全由自己进行，而必须有党的领导与有效参与。党实际发挥着真理教化的中介者的角色，类似于传统圣王的功能。
共产党把握民意、认知规律不是根本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此，这种主动的代表角色也极为鲜明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体性。而这正如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圣王基于对天道的感悟与理解，应该主动践行天道，行德治、佑万民的逻辑一样。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与党的文献中，也经常引用传统文化的词句，比如“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等等，此类引用也充分说明了共产党的人民逻辑与传统民本逻辑在较大程度上的相契性。也正是由于强调对规律的主动把握、对于人民的主动代表，政党自身尤其领袖本身的素质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也契合了上文已经分析过的传统政治思想对于圣王人格的理论设定。结语
纵观人类思想史，既有的思想观点固然往往难以改变，更难以改变的是积淀为无意识的深层思维逻辑。从这一角度思考可以看到，正是上文分析的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与共产党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相契，作为深刻的文化因素助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种相契当然不能做神秘化理解，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进程需要一种能提供确定进步信念、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的历史必然性理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来领导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伟业，为广大民众的福祉而奋斗。归根到底，是历史任务决定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需要这样一种以历史规律为最终依据，以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为领导主体，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的政治学说。而正是在这一新的政治学说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传统政治思想以天道、圣王与民心为核心要素的深层运作逻辑得以与之对接并有效发挥了思维铺垫作用。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的需要，就谈不上两者相契的问题。
此外，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相契并非相同，毕竟历史语境与时代条件存在根本差别，传统政治运作逻辑适应于传统农业文明，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视域中阐发共产党的政治运作逻辑。深层逻辑的整体框架与构成要素虽然相互对应，具有相契性，但两种逻辑在内容方面却有质的区别。传统政治运作逻辑虽然包含着可以借鉴与时代化的思想元素，但毕竟归属于王权政治，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专制王权，其产生与运作的社会形态早已终结。而共产党的政治运作逻辑则不仅超越了传统王权政治，也超越了资本主导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着一种基于唯物史观、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政治形态，把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运作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积极发挥先锋队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没有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运作逻辑，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此而言，传统政治运作逻辑与党的政治运作逻辑虽然在思维逻辑上相契，但决不能忽视历史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忽视“圣王”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根本区别，忽视“传统民心”与当代“人民愿望”的根本区别，不能将传统文化抬高到不恰当的地步。
也正是因为两者既相契，也存在质的差别，所以两者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平台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集、对接、碰撞。而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政治运作逻辑进行批判与扬弃的过程。这也说明，尽管深层思维逻辑难以改变，但绝不是完全不可改变，其形成于历史中，也必然变化于历史中。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具有普遍意义与时代价值的思想精华得以被有效继承、吸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得以时代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并开花结果，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这一过程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统一。（注释略）
（作者：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发布时间：2023-11-0308: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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