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言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同时以中国实践经验转化的理论成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而使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过程。根据这一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但是，客观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从个别区域开始的，遵循着从区域性实践扩展到全国性实践的基本规律。从全球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在一国范围内的区域化。显然，马克思主义区域化既是历史必然，也是逻辑必然。以“区域化”作为新视角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区域化，指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一个国家特定区域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以区域文化和区域性实践赋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区域化不仅是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而且在文化、主体、实践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区域化是中国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受独特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地域文化、革命者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格外强大的动力。鉴于此，我们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南为讨论中心，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探讨区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尝试回答区域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动力、主导动力、实践动力，进而展望如何运用好区域化动力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湖湘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其中一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据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对历史的创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里的“传统”主要指的是文化传统，即在特定地域长期流传的文化象征或文化规律，其根源就在于特定区域的传统文化。可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动力的重要来源。
中国历史的悠久和地域的广阔决定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区域差异。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中国文化内在涵括了若干既有共同内核又有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文化。尽管湖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异质文化，但湖湘文化有其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特别是其典型的文化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文化动力。
（一）敢为人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
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典型的精神特质之一。“敢为人先”一词有两个关键字——“敢”和“先”，集中体现了敢于突破传统、追求开拓创新的变革精神。作为外来文化的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传入中国还是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必然面临文明冲突和利益冲突带来的阻力。唯有以敢为人先的变革精神接受和引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并持续深化。因此，我们认为，“敢为人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环境。自古以来，敢为人先的思想意识在湖湘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熏陶了湖湘士人思变求新的创新精神。近代以来，湖湘志士所表现出的追求新生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精神面貌格外显眼。比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人”，成为旧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湖湘士人“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并且善于“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五四运动爆发后，湖湘士人“群起研究新文化”，湖南的文化活跃程度堪当全国各省的楷模。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致力于冲决旧世界的思想禁锢。受此影响，新思想在湖南传播的阻力必然大大减小，以至于出现各种新思潮激荡的局面。当然，这种文化环境同样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的落地生根。历史证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湖南省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信仰者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与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不无关联。
另一方面，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前提。没有敢为人先的胆识与魄力，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改造中国，更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生。五四运动前后，湖南成为当时全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徐特立、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何长工、蔡畅等湘籍革命家，都曾参加过或组织过赴西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和理念，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了突出贡献。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萧子升等人“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创立新民学会，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媒介。随后，《湘江评论》的创刊和文化书社的创办进一步解放了湖南人的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面。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方面，敢为人先精神更为必要。如果没有敢为人先精神，难以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从而“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也难以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因素转译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其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
（二）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典型特质。从两宋时“湖湘学派”倡导的“以实事自律”到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即事穷理”“即物穷理”命题，再到近代以来魏源、曾国藩、杨昌济等人在救亡图存中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千年来传承不辍，其丰富内涵始终与时俱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正是在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内部联系的过程中，实事求是作为一种科学态度历史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受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精神特质的深刻影响，湖湘有识之士以强烈的“原道”精神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探寻，湖南人求真求实的文化性格可见一斑。早在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就提出全力探讨“大本大源”的主张，并自我叩问：“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求知欲切”，为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而不懈求索，很快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极力与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进行理论辩争。这种探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做法与毛泽东所见略同：“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毛泽东、蔡和森等湘籍先进分子之所以能在多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在湖湘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原道”传统有密切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原道”精神强调把握“实事”的本质，这对理论的创造与发展而言是一项基础工程。正是由于毛泽东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科学应用马克思主义，逐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规律性认识，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实事”之“是”，产生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的客观实际形成科学认知。为此，毛泽东、刘少奇等湘籍革命家始终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入群众开展调查以获得客观的社会情况，从而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深入地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识，在同“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强有力地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三）经世致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动力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最典型的精神特质，其基本含义为尽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认为求知的最终目标是将思想武器运用到救世、治世的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谋而合，彰显着“改变世界”的实践理性。实际上，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所在，这与中国有识知识分子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统一性。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经世致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动力。
中国有识知识分子之所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经”致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之“用”。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特质的深刻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不仅体现出强烈的救世情怀，更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理性。1920年，李达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开篇即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也展现了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世致用精神。青年毛泽东在求学阶段就始终秉持学有所用的学习态度，重视实用之学，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从实用主义出发，毛泽东逐渐摒弃了罗素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社会思潮，选择了真理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毛泽东选择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指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要运用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盲目照搬来的马克思主义容易陷入“失灵”的泥潭，无法发挥“致用”的实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适用于中国社会，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和改造它。由此可见，“经世致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原初动力，催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即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须以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驱动为必要条件。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所接受、所掌握，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但是，对于外来思想在一国落地生根而言，通常是先进分子和精英群体发挥主导作用，大众则相对处于客体地位。客观而言，的确是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也的确是精英群体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南，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中国革命事业中最活跃的精英群体，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主导动力。
（一）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有力传播者
任何思想理论的诞生及其传播、发展，必然经历一个由少数人掌握到多数人掌握的过程，其中的少数人通常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精英。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飞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领袖对民众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和引领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最先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少数人的一部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湘籍革命家格外重视报刊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五四运动时期，为了提高大众的思想觉悟并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亲自撰写了大量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文章，阐述人民革命的必要性，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湘江评论》在当时的湖南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高度认可，被评为当时国内“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李达领导创办了革命刊物《共产党》，并负责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十五种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翻译经典著作、成立学会、创办书社等方式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0年底，毛泽东、蔡和森等湘籍革命家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把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团体彻底改造为一个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的革命团体。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毛泽东于“驱张运动”胜利后作为发起人创办了“文化书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境内的广泛传播。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等湘籍革命家联络教育界、新闻界的先进分子姜济寰、易培基等人，共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发表、转载了大量革命文章，对湖南的进步人士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身在北京的湘籍革命家邓中夏则与李大钊、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缪伯英等人，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1920年秋，毛泽东创办了工人夜校并亲自任教，用通俗易懂、切合工人认知水平的教材和教育方法介绍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增进中国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为增强教育实效，中共湘区委员会通过开展“平民教育”，派出李立三、刘少奇、夏明翰、毛泽民等湘籍革命家，在安源、水口山、岳阳和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体中创办了许多工人夜校。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他于1921年8月创办了建党以来第一所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并自任教务主任，对中国革命史和近代教育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毛泽东格外重视红军战士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有效的教育将红军塑造为移动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有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增强了人民群众在理智和情感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二）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开创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深化，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日渐科学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深入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这一过程中，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开创者。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群体之一，在长期的学习与实践中具备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与深厚的理论素养，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籍革命家群体中有大量文化水平高、有出国留学经历、曾直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成员，积累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蔡和森到达法国后，在短时间内搜集大量马克思主义原著“猛看猛译”，并及时介绍给当时身在湖南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同样，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龙等留俄学生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湖南的先进分子观察世界、解读时代提供了科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由于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湘籍革命家有能力撰写革命文章、出版革命刊物，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丑恶面貌，广泛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和纲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掌握了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湘籍革命家能够对中国国情形成科学认知，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基础。
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毛泽东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表述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初形态。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学习并总结经验，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但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圣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了实现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此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互影响、彼此塑造的双向过程，既要求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要求把中国革命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凝练。也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助推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主创者的毛泽东固然至关重要，但毛泽东身边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开阔的理论视野、长期的革命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方面，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实践以及从中总结、提炼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蔡和森早在1920年在留法学生蒙达尼公学集会上就主张效仿俄国，通过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年8月13日，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的（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毛泽东对这一观点十分赞成，当即筹备建党，直接催生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是党内最早论述夺取政权对无产阶级革命重要性的湘籍革命家，他早在1925年便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出政权不是从天而降的，工人的政权必须“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彭德怀1937年曾对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矛盾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揭示，精辟地论证了持久战可以改变中日力量对比，持久战导致日本必败，这一论断正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源之一。此外，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白区对敌斗争的思想、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思想、任弼时的青年工作思想、林伯渠的政权建设思想、向警予的妇女解放思想、李立三的工会工作思想以及粟裕等湘籍军事家的军事思想等，均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另一方面，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泽东思想的有力宣传者和落实者，对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地位的确立和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对党内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任弼时是最早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加以阐述的湘籍革命家之一，在中共七大开幕典礼上他曾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掌握了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应当将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刘少奇多次号召全党向毛泽东学习，并从思想、政治、组织及军事方面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做了概括。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进行系统性总结，使全党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加完整和科学的认识。在毛泽东思想的贯彻落实方面，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党内关键群体之一，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执行者，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彭德怀、粟裕等湘籍将领将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到军事行动中，指引人民军队取得了革命道路上的接连胜利。三、湖南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将一次次深化的“认识”加以系统总结，就构成了“理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实践是理论创新最根本、最直接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自实践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实践。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理论成果，都源自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收缩到区域化的范围，可以发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南，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人民开展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动力。
（一）湖南党组织推动马克思主义成为湖南革命的指导思想
二十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多领域、全方位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残暴不仁的压迫下，艰难竭蹶的生活状况激发了湖南农民和工人强烈的阶级斗争诉求，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落地生根提供了绝佳的社会环境。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没有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推动，革命的理论也难以发挥革命的作用，更枉论无产阶级的解放。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产者要想作为一个阶级来实现革命目标，“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心骨，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湖南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1920年底，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由毛泽东发起成立，成为湖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组织基础。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立。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此后，无论在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全面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开展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高高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有了最坚强的“扛旗手”，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也为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提供了坚强领导核心，持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在与湖南工农运动相结合中“掌握群众”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成立后，立即投身领导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掌握群众，成为“物质力量”。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最早、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典型区域。湖南党组织成立后，相继领导安源、长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运动取得接连胜利，推动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为工人群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这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独具特色。1925年初到1926年上半年，湖南各地党组织加快发展农会和工会，据统计，1926年7月初，湖南省“有组织的农民达二十万人之多，有组织的工人约十一万人”。1926年底，中共湖南区委指导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农民协会同时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对湖南工农运动的前景、路径作了指示，有效提高了湖南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同时，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深刻把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大力建立工农武装，领导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等重要武装斗争，相继建立湘赣、湘鄂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缔造了全国第一个省级红色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总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农运动、武装斗争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区域化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
（三）湖南革命实践催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全部社会生活，包括理论创新活动在内，“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确证了实践既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也是产生新的理论成果的必由之路。比如，毛泽东通过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和开展农村调查，科学把握了中国农民为主的基本国情，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深刻阐述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对革命胜利的关键作用，为我们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扎实基础。刘少奇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看清了历史大势，总结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深刻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贡献。此外，湖南的宁乡沩山暴动、石门暴动、醴陵暴动，特别是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后来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斗争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湖南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倒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湖南革命实践既检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与科学性，也让我们看到“本本”主义地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实践的危害性，从而“倒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如，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以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的影响，湖南的大革命由胜转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受党中央“左”倾冒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错误地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准备攻占长沙，结果遭遇敌人反扑，致使“省委组织系统被破坏殆尽”。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湖南革命实践中所遭遇的失败与挫折从反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行，以“教训倒逼”产生一种反向推力，促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强化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动和实践主动。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间域上是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漫长历史进程，在空间域上则是一个由点及面在全国范围“星火燎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区域化，区域化则为中国化提供了区域性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南，湖湘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动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主导动力，湖南革命实践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动力。由于毛泽东等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乃至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湖南人，湖南地区可能是个例，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格外强劲的区域性动力。但是，应当看到，在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底蕴等存在鲜明的地域特征，不能忽视区域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的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然是全国范围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特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在区域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深化。
（作者简介：刘晓玲，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发布时间：2023-10-301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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