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但是这个现代化之所以叫中国式，就是它具有其他现代化道路所没有的独特内容和方式，形成了与其他现代化道路并行的制度体系、实践内容、方法论，并在实践中展现出更高的效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长时间追赶式发展现代化的历程中经历过无数次的跌跌撞撞，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一寸一寸地开辟而成。我们一开始采用了目标明确、路线清晰的跟跑西方现代化模式，其结果是处处受阻、节节败退，不但无法实现后来居上，反而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下的乱象，使得那些致力于以西方方案来解决中国救亡图存、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人士不免感到茫然、沮丧甚至愤怒、失望。中国现代化出现如此困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是一味照抄西方的现代化方案，没有考虑如何充分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设计中国现代化的方案。在苦闷彷徨、走投无路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启发了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经过中国共产党28年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获得了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此后，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工业化，尤其是成功地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成为完善、成熟的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并成功地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正是在独立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形成了。一、近现代中国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选择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之所以复杂艰难，乃在于其成功实施需要充分考虑以下的中国国情。
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面临着多重任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启动时面临的最大敌人，尤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是阻碍中国主动实施现代化最直接最强大的敌人。所以，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比西方启动现代化大得多的障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视为自己财富的创造地、国土的补给地、对外扩张的战略基地，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特权。没有强大的国力为基础、没有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想驱逐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另外，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也很强大。从晚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广大农民、工人长期挣扎在贫穷、疾病、饥饿、死亡边缘。不反对封建主义，人民无法得到自由和解放，民族复兴自然没有希望。尤其险恶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一定范围还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一同剥削、压榨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要满清存在，并加以支持，就因为他是一个共同的好奴才……如果这个政府再能披上一件‘立宪’的外衣，因此而使中国人民对它抱着希望，加以拥戴，忘记了帝国主义列强已成为中国主人的事实，那不是最好没有的事么？”“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武器——武力与财力。他们用这两个武器支持他们的代理人——反动的军阀统治者，也用这两个武器压迫中国人民和阻挠中国革命……使用财力来压迫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重使命同时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上，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现代化的难度。
其二，资金积累艰难。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就面临着一个西方国家没有遇到的困难——缺乏启动资金。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波资金积累起源于殖民掠夺。1757—1815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搜刮到的财富就多达10亿英镑。其他欧洲国家也正是通过海上贸易（一定时期里也可称为掠夺贸易），从海外获得了大量财富。“葡萄牙在1493—1606年间，从非洲殖民地运走黄金27.6万公斤，西班牙人在1503—1605年间，仅从美洲殖民地就运走黄金十几万公斤，白银1600多万公斤……荷兰海盗，仅在1623—1636年间，就抢劫了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掠取的价值达4000万盾。”中国没有对外殖民的传统，所以自然没有从他国掠夺财富的可能。近代之后，中国国力贫弱，又被西方殖民，更不可能从外部获得额外财富，而且由于主权的逐渐沦丧，还要经常被动接受列强的掠夺。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前夕向清政府勒索13亿两白银，晚清政府每年支付的对外赔款达到了1800万两白银。西方列强还通过高息借款、协定关税等方式掠夺中国大量财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总里程约为9100公里。其中，由清政府借用外资、技术及设备修建的长度约为4800公里，占总长度的53%；由中国民间集资或由私人投资兴建的铁路长度约为600公里，占总长度的7%；全由外国人修筑和经营管理的铁路长度约为3700公里，占总数的40%。列强通过投资铁路不仅直接赚取了高额的银行利润，还乘机控制了中国的铁路修筑等国家主权。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世界整体上加大控制和打压中国的力度，我们从发达国家那里无法得到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大额资金。我们只能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来弥补资金积累不足的短板，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个严重的不利因素。
其三，近代以来中国政局的动荡使得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付诸阙如。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统揽全局、坚定方向、布置措施，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恰恰缺乏这样的政治力量。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政府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下，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的严重打击下，清政府已经逐步转变为一个弱政府，既缺乏领导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见识，也缺乏领导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政治权威。在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北洋军阀政府存在的16年间，国家总体处于分裂状态，道统和法统严重缺失，政治领导人更换频繁，总统换了13任，内阁总理换了40多人，中间还有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反袁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国内军阀混战不休，处于如此混乱时局的政府自然严重缺乏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权威。在1927年之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局也一直动荡不安，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其在人民中严重缺乏威信，无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民国时期表面上的民主被现实政治混乱局面冲击得粉身碎骨，因为“大多数军阀选择了军事统一，而这种选择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意识形态有关，他们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而不佩服尊重游戏规则的项羽”。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发展才具备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得我们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调配各种社会资源、凝聚多方力量，让中国现代化能够以超常速度实现迅速发展。但是，此前因为政治力量的弱小而耽误的现代化发展的光阴已经无法挽回了。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多样性历史启示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
放眼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差异性上看，诸多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差异化特征，发达国家启动现代化时的历史机遇和当时条件下采取的若干举措，后来者既无法复制，也不能复制。并且，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曾经展示出的巨大活力表明，欧美现代化道路模式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模式。另一方面，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地缘分布说明，具有不同国情的国家即使走同一条现代化道路也不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很多学习欧美现代化模式的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受了长期阵痛，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陷入资源诅咒怪圈。总之，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均启示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必然性。
1.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差异性催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探索
第一，后来者不能复制发达国家启动现代化的机遇和若干举措。今天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之所以能够比较早地启动现代化进程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占据了那个时代发展的一些先机条件，使得自己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捷足先登。
新大陆的发现为西方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1492年，哥伦布的美洲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所发生的这个巨大变化无可估量，它对于欧洲各国开展国际贸易、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无疑起到了推进器式的巨大作用。自从美洲大陆被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争先恐后组织军事力量、商业力量横渡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纷纷到达美洲、非洲、亚洲各地探险、抢占土地、攫取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活动的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葡萄牙在16世纪的头5年，香料的交易额从15世纪末的22万英镑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世界第一海上贸易强国。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在商业活动中赚取如此丰厚的利润，与其率先掌握了这个刚刚发现和开辟出来的世界地理空间密切相关。西欧国家普遍较早地融入了这个世界空间的商业活动当中，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工商业发展，使得16世纪初工商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远远逊色于中国的欧洲国家，在几百年时间内就迅速开始了工业革命，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这种依靠骤然猛烈扩增地理空间来推动工商业发展的优势条件不可能在今天的世界重现。
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体系为殖民扩张和非法掠夺等种种丑恶的行径提供了便利，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化的萌生提供了雄厚的资金积累，也可以说给西欧国家早期现代化提供了道德和法律免责的绝好机会。最早支持哥伦布探索发现美洲大陆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因此最早在美洲征服了多个印第安王国，并用20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世界掠夺了20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在殖民过程中，西班牙得到了1.8万吨白银、200吨黄金，占当时全世界黄金和白银总量的83%。葡萄牙从1415年征服北非地中海沿岸城市开始，它的殖民地已经遍布整个世界，非洲、亚洲、美洲、大西洋，到处都是它的殖民地，亚速尔群岛、保加多尔岛、塞内加尔岛、马德拉、佛得角和塞拉利昂许多岛屿、刚果、埃塞俄比亚、印度、南亚、索科特拉岛和锡兰、西印度群岛、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等等都是。1494年6月7日，罗马教皇以仲裁的方式决定将东半球给了葡萄牙，西半球给了西班牙。1757—1915年，英国政府从印度掠取的财富近10亿英镑。在1503—1650年间西方殖民者共从亚非拉攫取了20664吨金银（黄金占10.8%），这些金银贵金属占当时欧洲流通贵金属总量的50%。
从欧洲、非洲向美洲乃至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移民极大促进了欧洲现代化进程，这是此后现代化国家不可复制的行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根本上是依靠人，其一需要有文化素养、技术特长的精英人才，其二需要大批普通的劳动者。在欧洲现代化启动阶段，无论是在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都严重缺乏这两种人，因为培养精英人才需要时间和物质基础等各种条件，欧洲总人口少，普通劳动者数量也严重不足。移民是解决劳动者不足的一个直接的办法，在当今国际法体系形成并趋于完善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移民数量和移民类型总是受到控制的。而在16—19世纪由于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殖民体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公开化特点，国际范围的人口迁徙几乎不受限制，国际移民数量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移民规模极其巨大。从1830年到1920年，仅欧洲就向美洲、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移民5500万—7000万人。尤其是充满罪恶的黑奴贸易竟然畅行了近3个世纪，数千万人被卖到美洲。这种非常规、非道德的大规模移民对于欧美的现代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现代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方法。
第二，西方现代化的复杂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必要性。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事先预设的统一的美好方案，而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补救中逐渐形成的，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充满了无数艰难曲折甚至龌龊不堪的内容。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长期存在严重犯罪问题。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很长时期依然是贫穷、混乱的，“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是个政治腐败、道德混乱、法律缺失、宗教门派分立的社会……整个国家匪霸横行，年轻人也成群结党，号称‘莫霍克斯帮’，威吓普通市民，被打断鼻梁或挖出眼睛之事时有发生”。1718年，伦敦市区的盗贼数量众多，乃至天一黑人们就不敢出门购物或去咖啡馆了，“因为害怕被坏人蒙眼、殴打、砍伤或刺杀”。
西方国家的民主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少数人的特权。英国在1832年选举制度改革前选民仅有48.8万，改革之后选民才增加到80.8万人，人数约占成年男子的8%。到1867年议会选举制度改革，英国选民才增加到200多万人，仅为总人口的8%，半数以上的男子与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美国在1840年选民人数才达到总人口的16%。法国在1881年实现所谓真正的舆论自由，1884年才有组织工会的自由，1907年才实现公共集会自由。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在收入分配上，1801年英国1.1%最富有的人占据国民收入的25%；到了1848年，1.2%最富有的人占据国民总收入的35%；到1867年工业革命完成时，2%最富有的人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40%。法国1850—1914年社会财富翻了一番，但贫富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1902—1913年，37%的法国成年人在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在拥有财产的人群中，最穷群体拥有财产的平均值与百万富翁们的差距是1和10000，跟19世纪前期差不多。20世纪初，财富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1911年巴黎4%最富裕的人拥有67%的财产，中等财富拥有者的财产占总财产的30%，比1847年的45%还低。资产阶级居住区与工人阶级居住区开始分离开来，贫穷的工人阶级被赶到郊外小区，与此同时，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和后来的奥斯曼大街两旁建立了一座又一座豪华公馆。有人对19世纪中期里昂工人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是法国最悲惨的人，很少受过教育，几乎每个人都发育不良，瘦弱多病，居住在散发着恶臭的陋室。一群在智力方面缺乏教养的芸芸众生想必在道德上也不会高尚。他们的一生始终伴随着贫困”。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很长时期没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19世纪的法国城市建设虽然有进步，“但城市的总体状况仍然比较糟糕，拥挤的居住环境和卫生设施、污浊的空气以及大多数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下的生活水准，导致霍乱、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流行，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法国的毛死亡率，在第二帝国期间是22‰―24‰，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22‰。一些矿业城市如瓦齐耶和昂赞的死亡率是23‰―26‰，图鲁兹的死亡率几乎平稳地保持在28‰，卡昂是27‰―30‰，鲁昂则高达35‰。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骚乱曾经频繁发生。近代西方国家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剥削压迫人民，不顾人民生计，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必然起来反抗。所以，近代欧洲人民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运动此起彼伏。1856年，因为面包太贵与大规模失业，西班牙发生过一场暴乱，工人发动暴动，烧毁了面粉仓库、磨坊以及一些办公室，一度打败了政府军。1775年，法国一些城市的饥民迫于生计大规模公开到商店抢劫面包。1693—1694、1698、1709—1710、1728、1739—1740、1749、1752、1768、1770、1775年欧洲都发生过规模较大的暴乱，1785、1788—1789、1793、1799、1811—1812、1816—1817、1829—1830、1839—1840、1846—1847、1853年等也有类似现象发生。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在长期的试错中进行的（且不说这种模式的现代化至今仍有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说明它们的做法、它们开出的现代化发展的药方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而是充满了变数、充满了不确定性。它们目前所探索出来的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只能说是500年来经过反复实践修补、更正而比较适合它们国情、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一种现代化道路，它们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定于一尊的美好方案，只能说是现代化发展中的欧美道路。特定时空中历史实践的单向度、不可假设性，使得衡量历史文明合理性的标准具有强烈的话语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政治霸权色彩。欧美现代化的历史结果显然在当今被西方占据各种霸权地位的世界过度夸大，以为其是独一无二的现代化路径，这是历史认知上的形而上学，是对静态单线历史观的反映，我们必须加以抛弃和超越，在继承人类一切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架构、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三，欧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进程、实际举措存在很多差异性。欧美现代化国家虽然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研体制等方面有共同性，但是在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进程和实际举措等方面存在很多的差异，在实际的发展水平上更是存在明显差异。从政治权力体制来看，英国采取的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美国采取的是总统制共和制，法国采取的是议会制共和制。从现代化的直接启动方式来看，英国以殖民扩张为切入点，美国以独立战争为切入点，法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切入点。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在100多年时间内实现了土地商品化、农业市场化，而法国农业的市场化、工业化进程慢得多。美国由于是以欧洲移民为主建立的国家，所以把欧洲的近代文明直接移植过来，从一开始就没有城乡差别，因此就少了农业工业化长期转换的困境。总之，奉行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发达国家在很多具体的做法上存在不小的差异。既然它们在总的国情相似度更大的背景下都存在现代化具体举措的差异，更何况与欧美国情有着巨大差异的中国，我们在现代化道路的具体设计上就更需要体现自己的特色了。
第四，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曾经展示出的巨大活力表明欧美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有效的模式。人类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可以多向度，实现现代化的文明制度也不是单一的。从文明形态来看，近代以来的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主要经历了两个路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苏联为代表。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很多人以为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彻底失败了，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实事求是地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一度引领了世界潮流。
十月革命之前，沙皇俄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比较落后的国家，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20年左右的时间，苏联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生产火炮和迫击炮52万门，坦克近10万辆，作战飞机12万架。在所有主要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方面，苏联的产量都超过德国一倍以上……苏联不但能够生产数量远远超过德国的各类武器和技术装备，而且能够迅速研发出新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其性能大多超过德国同类装备”。自由派社会学家戈登和克罗波夫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现代化远比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改革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1956—1965年共有1亿800万苏联人住进了新建的住宅楼……经过10年的追赶，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96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相当于美国的58%。这10年不但经济增长速度不亚于大转变的10年，年均增长达到10.3%，大大高于同期美国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被认为创造了奇迹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增长速度”。如此骄人的成绩，怎么能够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没有独特性和优越性？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问题，主要问题是思维僵化、没有跟上国际科技发展的大潮，在新型电子产业方兴未艾之际，还沉浸于与美国军备竞赛相关的传统重工业和核武器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共同导致了苏联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停滞。但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辉煌的历史告诉人们，现代化成功发展的路径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搞好现代化建设。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后来的挫折也从反面提醒我们，世界现代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需要不断地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如果满足现状、故步自封、妄自尊大，任何既有的现代化模式都会失败，这个法则同样适用于欧美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就和挫折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没有错，关键是如何同时代和本国的实际有机结合。这也可以说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是对人类实现现代化道路丰富性的强烈呼唤。
2.世界不发达、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困境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必要性
第一，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地缘分布说明，具有不同国情的国家走同一条现代化道路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2019年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总共有47个，其中33个在非洲，9个在亚洲，4个在大洋洲，1个在北美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目前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出了40个发达经济体，这些发达经济体中31个位于欧洲，2个位于美洲，6个位于亚洲。其余的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为不发达和欠发达水准，基本上位于非洲、南美洲、亚洲、大洋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实行的是欧美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亚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与非洲的54个国家（不包括地区）基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脱离了西方宗主国的控制，并仿照西方宗主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建构了自己的国家，美洲的35个国家（不包括地区）则在19世纪中期基本都获得了独立，也是按照西方宗主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建构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总体上经济不发达、社会欠稳定、科教不发达。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多属于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这是非洲接受西化的直接证明。但是，同样的政治体制在非洲却没有产生近似的社会效果。非洲很多国家在独立后长期处于政治动荡、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国家出现了军人干政，建立军事政权。如此一来，其社会发展就出现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拉美国家与非洲国家基本相似。从19世纪独立到20世纪初期的100年主要是移植西欧、北美的政治制度与体制，企图建立欧式的民主政治国家。从191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很多拉美国家出现军人干政的专制政治。此后，拉美诸国又进入民主化时期，军人强人纷纷下台，但是拉美地区依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有增长无发展、迟迟走不出中等收入瓶颈的“拉美陷阱”发展模式，成为现代化的一面反面旗帜，引起全世界的深思。
第二，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学习欧美现代化制度过程中经受了长期阵痛。拉美、非洲、亚洲等长期搬用欧美现代化发展模式却依然不发达、欠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受了很多的苦难，本来他们希望通过忍受苦难作为代价以期收获现代化的灿烂果实，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情况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混乱、犯罪率居高不下一直困扰着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拉丁美洲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拉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就占总人口40%左右，21世纪初这一比例高达43%，30多年后这一比例仍然高达43%。
贫富分化必然引起人民的不安和反抗，因此政局不稳是拉美的普遍现象。1867年墨西哥爆发独立革命，在此后一个世纪中遭受了一千多次军事暴动，在独立后的头30年更换过50多个政府，常常出现好几个军事集团同时宣布建立政府的局面，墨西哥政局长期陷入“无政府——独裁——无政府”的恶性循环。国内政局混乱自然影响国家安全。从1801—1878年，墨西哥光遭受美国的侵略、威胁、掠夺和凌辱就有7000次之多。政局不稳，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非洲生活在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81年为1.6753亿，1984年为1,9978亿，1987年为2.228亿，2004年已达2.983亿。世界人均GDP从1960年的450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1061345美元，而同时期内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从130美元仅增至1770美元，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速度。非洲的政局动荡和拉美一样严重。从20世纪60年代宣布独立到20世纪末，非洲共发生了68次政变，有21位总统在这些政变中丧生。仅科摩罗群岛，在25年中就发生了19次政变。
第三，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陷入资源诅咒怪圈。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1960—1990年间自然资源贫乏国家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为3.5％，自然资源丰裕国家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为13％，资源贫乏国家的发展比资源丰裕国家快2—3倍。这种资源越丰富经济增长越缓慢的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资源诅咒”悖论。
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除了内部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们长期承担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初级工作——提供自然资源，长期为发达国家充当原料产地。这种角色分工表面上看是一种公平的国际分工，实际上是西方霸权主义行径的反映，使得欠发达、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缺乏飞跃的平台，从而进入资源诅咒的怪圈。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再加上脱胎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些欠发达、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教育落后、产业结构单一脆弱、社会秩序混乱，很容易受制于大国强国摆布，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进行自主产业体系、知识体系、教育文化体系建设，只能在国际附庸的角色中不断挣扎，永远也走不上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甚至连“跟跑”的机会都没有。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体现在五个方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为我们充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提供了根本遵循。
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据学者统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人口达到1.2亿—1.5亿或1.9亿左右，到清代中期约达3.6亿。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的时候，人口就在4亿以上。英国在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总人口只有400万到500万，到18世纪中期也就500万到600万左右；西班牙在18世纪初有600万—800万人；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前有2600万人，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美国在独立前大约有350万人口。1949年，我国人口有5.4167亿，其中乡村人口就有4.84亿。1954年我国人口总数约为602亿，1964年为723亿（其中劳动力人口占49.17％），1990年为11.6亿，2000年为12.95亿。据统计，截至2022年全球人口约79.42亿人，其中非洲约占15%（11.52亿）、亚洲约占63%（49.66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占8%（6.58亿）、欧洲和北美洲合计约占14%（11.2亿），其余约1%生活在大洋洲（4500万）。中国（14亿）和印度（14亿）仍然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远远高于人口总数第三位的美国（3亿），分别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8％。
人口众多对于现代化的启动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即使在启动之后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是有条件限制的。虽然从总体上看“人口多，力量大”这样的论断有道理，但是对于这个论断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人口多对于各种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需求就必然多，这自然就增加了社会发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也增加了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难度。其次，基于静态空间和时间视野，容易得出“人口多，力量大”的认识。但是，如果从动态的空间和时间来看，就要看具体的人口素质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身心健康的人口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身心不够健康的人口的多寡对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所产生的效果大不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个状况对于现代化发展绝对是个不利因素。1980年，我国约10亿人口中80%以上是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1987年我国有残疾人口5100多万，2006年我国有残疾人口8200多万。这些庞大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难度，大大增加了政府和社会对于这些群体的管理、培训的成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就是在这样特殊的人口众多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我们不但取得全面脱贫的成绩，还总体初步迈入现代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准，其中经历的艰辛远远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相应的付出。最后，人口众多，现代化成果分享的主体的分母值就大大增加了。中国GDP总量连续14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但直至2022年，我国的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在60位之后。
所以，人口众多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增加了很大难度，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取得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优势。
2.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以消灭私有制、反对两极分化、建设共产主义、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为目标的。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搞了土改、搞了“一化三改造”，把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的制度设计目标。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走过曲折探索的弯路，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从来没有放弃过，始终将其作为我们党的基本政治奋斗目标。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同时“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实行社会救济，对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积极扶持，对经济还很落后的一部分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给以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援。虽然在改革开放启动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效率优先”放在重要位置，但坚决强调要“兼顾公平”。“兼顾公平”的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两极分化，要求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时特别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的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以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2011—202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2.99下降到2020年的2.56，累计下降0.43；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共同富裕在现实实践中取得切实成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防止了其他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发展历程中资本逻辑造成两极分化的问题，使得中国社会发展能够在稳步提高的基础上惠及大多数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化，人民群众能够决定现代化的成果由谁共享、怎样共享。这样的现代化会不断释放出社会矛盾累积的压力，不会因为社会矛盾得不到释放而累积压力，从而造成社会大地震和社会大断层的状况”。
3.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有鉴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过度重视物质财富而出现道德沦丧的畸形发展的缺陷，同时更是出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先进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设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一直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并重发展。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就强调：“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是2010年的2.3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元，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增长10.7%。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低至28.4%，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包括汽车、电话、空调等在内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加，民众居住条件持续改善，中国民众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
我国在科学、教育领域取得了较快发展。2021年，中国研发人员总数为562万人，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中国科技成果登记数为78655项，高被引论文数为42920篇，占世界总量的24.8%。在5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当中，中国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在相关指标上有着突出表现。例如，2022年，我国R&D支出占GDP比重为2.55%，远远高于其他四个国家。我国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一方面是教育资源更加普及、分配更为均衡，国家支持力度大幅度提升。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1995年98.5%，到2010年以来保持在99.7%以上。2021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4.9%，全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
中国共产党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为人民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经过70多年的探索，我们成功地走完了西方国家三四百年才能走完的法治道路，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七个部门法为分支的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全世界现代化国家数量最多的系统的法律体系。这个制度建设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曾经依仗科学进步对大自然进行了疯狂的征服，这个过程的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实现对于自然界的自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企图依靠科学来担当自然界主人的欲望与实践，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加剧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冲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史无前例的灾难。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国家普遍出现的空气污染加重、河流和海水污染加重、人类新增若干莫名的疾病、土地沙化蔓延、全球气候变暖等等，严重影响了现代化既有正面社会发展效应的发挥，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垄断企业耗费大量国家资源，兴起的石油化工业则对环境有着严重危害。美国南部大平原在1933年4月发生尘暴多达179次，在1934年5月的风暴打击中，共有35000万吨尘土飘向美国的东部城市地区。仅1934年干旱的财政损失就等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投入金钱的.5倍。到1936年，农业损失一天高达2500美元，200多万农场主领取救济支票。此后，1936年共发生尘暴68次，1937年为72次，1938年为61次。面对这些灾难，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过度技术现代化产生的严重后果，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性的治理自然环境的做法。西方现代化国家普遍经历的“先发展后治理”的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同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由于经验不足、过分追求现代化发展速度而过分强调“人定胜天”的一些实践也提供了宝贵教训，使得我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建设系统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制度体系，改革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尊重自然规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使得这方面的成效十分明显。
据统计，2020年我国森林面积总共约为2.2亿公顷，位居世界第三位，森林覆盖率达23%，在世界上也处于较前列的水平。联合国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提及，过去10年内亚洲地区的森林净增加面积为世界最高，其中我国的森林面积增加1937万公顷，年净增大约为194万公顷，年均净增加量位于全世界第一，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果断措施治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雾霾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
欠发达国家所遭受的“污染出口”境况同样令人忧虑。长期为发达国家充当原料产地，使得欠发达、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无限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并承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如在中南美洲、非洲、南亚与东亚等地的山区，大规模的农业扩展与木材砍伐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量的急剧减少，直接破坏了其涵养水源、净化大气、保育土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综合作用，甚至危及全球生态系统平衡。据瑞士空气质量技术公司发布的《2021年全球空气质量报告》，中亚和南亚一些欠发达地区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这与发达国家不受控制的资本增殖力量所主导的“污染出口”有着密切关联。
5.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他们依靠自己的科技优势不时打击、征服弱小民族、国家，以暴力战争来满足自己的目的。这种把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在对其他落后、弱小国家践踏和欺凌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是违背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必须改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不义战争。1953年，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系统阐发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至今十年间，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深刻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此外，我国还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积极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
相较而言，欧洲和北美等原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曾发动了多次战争，武力威胁或霸权强制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动介入或挑起了大量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相关国家或地区因此遭受了大量的人员财产损失。例如，越南战争造成当地约200万平民死亡，在科索沃战争中，约2000名平民丧生、近100万人沦为难民。
综上所述，无论是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广大欠发达、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现代化发展没有定于一尊的普遍有效的模式，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来选择本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具体举措。中国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东方大国，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如果只是“跟跑”欧美现代化，那么我们将永远落后；我们想要与西方现代化“并跑”，而且还要“领跑”世界现代化，那么我们只有一条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发挥优势，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简介：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发布时间：2023-10-111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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