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与中国文化发展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命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两个结合”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彼此契合、相互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指明了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必由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判断提出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基础和问题导向，那么“第二个结合”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向度。“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基础或实践依据；而“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历史延伸和文化拓展。“第二个结合”判断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认识的升华，是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为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设新文化形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首先，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拓展。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它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一部分，是在同一定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结合中实现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P299)马克思主义充分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成果，成为“时代的精神精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离不开一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了理论运用的“历史性”“条件性”。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376)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强调《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要同俄国的历史条件相结合，指出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再次强调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观点。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4](P274-275)这些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包括“两个结合”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论断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念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这里的“实际”主要指的是实践生活、实际问题，广义来讲，“中国具体实际”还应包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虽然“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晚于“第一个结合”命题的出现，但是在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并未忽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P534)他在1944年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的提问时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6](P191)毛泽东思想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例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古训“实事求是”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中国古代知行观和矛盾观进行了创新性地吸收与发展。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时代化”的重要命题，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问题，凝聚时代精神，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正确回答和应对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代化”包括在思想文化上要与时俱进，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待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其次，对“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揭示，表明对夯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需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继续发扬光大的需要。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才能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是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决定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础。除此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蕴含了具有恒久价值的积极的向善向上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理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积极向上的上述价值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社会全面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其价值观或价值追求蕴含了人民性、人民立场，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把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幸福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土壤和理论基础不一样，但是在价值追求上存在着一致性或共同性。这是二者相契合的基本的重要的方面。
最后，对“第二个结合”的实现路径的阐释，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化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科学遵循。
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文化观，正确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结合”作为“第二次思想解放”，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文化发展层面上突破藩篱、摆脱思想束缚，既要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又要克服教条主义的狭隘理解；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超越文化自然主义和复古主义，克服简单地认为“传统”优越于“现代”的思维模式，或者简单地用“现代”来取代“传统”的思维定势。
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提炼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并非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或时间形式上的包装，而是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性质或中国特色，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符合新的时代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即要接地气，把这种结合落细落小落实，融合进人民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和观念之中，通过深化对人民的思想文化影响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心中牢牢扎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二、从“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机理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与文化进步紧紧交织在一起。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需要有更多的文化动力和文化支撑。我们要研究如何通过“第二个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如何使“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内在机理。笔者认为，这种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相互契合、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相互取代，也不是彼此同化，而是二者内在精神的契合和融合。这种结合虽然具有形式上或表达上的呈现，如像有人所形容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从“穿西装革履”或“戴礼帽”变为“穿粗布短袄”或“中国风衣裳”，但是，实质的结合是内容上、精神上的结合或融合，并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文化生命体兼有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具有时代赋予的新特征和生命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彼此互动、相互成就，发生“化学作用”。二者结合并非中外文化的简单碰撞，不是外在的结合、机械地结合，而是内在的有机地结合，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精髓同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间深度的彼此作用、相互成就。二者的结合产生的不是“物理反应”，即不仅仅是一些外在属性的变化，而是犹如“化学反应”一样，会通过改变双方的某些内在属性而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文化极具生机、富有活力，具有未经“结合”的单独的马克思主义或单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尚不具有的一些新的文化属性。在这种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础。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文化的选择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与文化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现代化进程与文化的选择和发展是同行并进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文化构成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反映，是这些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既受社会其他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影响甚至规定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在坚持文化自信自立的姿态和胸怀天下的视野的辩证统一中构建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文化基础或文化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所具有的指导思想、文化基础不同，集中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第二个结合”基础上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突出特性，都决定了在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上必须坚持文化自信自立的姿态，同时也要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要面向世界，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实现多种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个结合”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根本特征，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要反映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文化发展的共性，从而具有世界性；又要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反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还包含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以及世界文化的积极成果等，它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形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实践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统一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观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7]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或文化支撑。笔者认为，上述“六个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形式，是“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新文化形态的生动表现。
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根本分析和总体把握的独特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总钥匙”。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认识和分析现代化问题所遵循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例如：唯物辩证法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然性和历史性及其规律的原理和方法，等等。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三是回答世界之问、破解世界难题的国际社会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根本理论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在“两个结合”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世界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结合中国实际、时代特点的同时，汲取了中国文化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精华，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思想精华，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丰富而独特的哲学观念，主要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人民主体思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互动的思想，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社会主要矛盾观，核心价值观，科学思维方法论等。概括地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中国问题和时代问题为导向、以中国实践和世界发展为观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世界大同为价值目标。它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的“总钥匙”。虽然“六个必须坚持”中的每一个坚持都各有侧重，或侧重于立场，或侧重于观点，或侧重于方法，但从整体上看，“六个必须坚持”都体现了根本性和贯通性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价值立场和科学态度的统一、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同时，“六个必须坚持”作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和极其严密的思想体系。
其二，在回答世界之问、破解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难题中形成的对世界发展格局和走向的独特认识。世界是一个地球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作为当代解决人类向何处去问题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汇聚了中国智慧，集中体现了对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和命运的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科学性和价值性高度统一的有机体，它建立在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上，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建立在对世界发展格局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能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产物，是共同体发展的高级阶段，它表达了构建和谐国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这些认识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也显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胸怀天下的情怀。
第二，以坚持人民至上、实现共同富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要内容的独特价值观。现代化如同其他社会运动过程一样，都具有一定的价值维度。正确的价值观是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或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哲学理念，它涉及现代化的价值指向、价值目标、价值选择。这种价值观的“独特性”在于：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联系起来，强调以人民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表达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如坚持人民至上，实现共同富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的有机统一。人民至上是党和国家最高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反映了国家的发展目标、社会的价值基础和人民的价值诉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价值目标。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8](P167)管仲“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古训正是说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包括倡导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这些价值理念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确定了正确的价值取向。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9](P522)这一论断明确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价值理念。坚持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发展世界和平。这体现了崇高的道义原则和深厚的人类情怀。我们提倡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文明进步。人类的共同价值不等同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是以尊重各个文明形态的个性作为历史前提的，而“普世价值”则把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个性说成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性。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支撑，需要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推动。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应该牢固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对外方针和正确的义利观。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待朋友，要讲“真”字；开展对外合作，要讲“实”字；加强中外友好，要讲“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要讲“诚”字。在上述价值观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等理念。
第三，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独特历史观。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及趋势，形成了科学的大时代观和大历史观。习近平提出，“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10](P321)大历史观基于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包括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主张坚持自觉的历史意识，立足当代，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探究历史规律，确立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这种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卓越运用与发展，体现了恢弘而深邃的历史感，展现了历史认识的宽阔视野和宏大格局。
大历史观主张从“时代”与“大局”的联系中认识当今的中国与世界，认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是由各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代”所构成。“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并总是同一定历史阶段所要回答或解决的重大问题相联系。时代不仅仅是历史的或时间的概念，它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和世界等因素为一体的总体性的概念。把握时代首先要清醒地把握“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观”和“大局观”为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大历史观还体现在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
第四，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协调发展、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本内容的独特文明观。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从一般意义上说，文明是同一定的国家或民族相联系的社会进步状态。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特定主体的利益诉求，构成了一定社会主体前进的力量。人类文明进程出现过几次重大变化，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从民族历史阶段的文明到世界历史阶段的文明、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到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并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观，主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以往文明的超越性表现为历史前提和价值目标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的、新颖的特征。这是迄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历史最悠久而又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延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之上推进的文明，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继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建设的文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发展的文明。这种文明形态在社会基本制度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文明，在发展理念上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发展模式上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这种文明形态是中国人民创造性实践的结果，也是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发展成果的产物。它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发展中国家的文明进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文明观还包括全球文明观。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加剧文明之间的仇恨和分歧，反对阻碍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特定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论调。
第五，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本内容的独特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政治价值、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或者说是上述价值观、文明观在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观有别于西方的民主观，前者是人民至上、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也是政治民主的全面性、整体性、实质性的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观，也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民主政治建设同执政党的建设息息相关。习近平把党性教育这门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比喻为共产党人的“心学”；要求共产党员和干部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嘱咐领导干部牢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得其民”；要求领导干部“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等。
第六，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核心的独特生态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熟知的“两山理论”，以生动通俗的中国话语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理念。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西方传统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一些西方国家曾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中国表达。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上述“六个观”，并非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全部内容，也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最终完成形式。中国式现代化在向纵深推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在不断发展，而这种结合将推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成长，将在内容和形式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作者简介：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党的建设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7期发布时间：2023-08-210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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