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民：如何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品论天涯网

吴忠民：如何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愈益受到方方面面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理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的中心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布局和有效推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就深化和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而言，其涉及面极为广泛。其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研究和有关现代化元理论的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一、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研究

　　基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条件以及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进一步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习近平进行了如是概括：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就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研究来看，以下几个重要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一）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现代化

　　中国极为看重现代化建设，这有利于各阶层在现代化建设上形成高度共识，进而有利于增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推动力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由于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完全展开。尽管如此，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出了坚实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更是将现代化建设视为时代的主要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对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具体的目标设计。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且，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被具体分解到一个个相互接续的“五年规划”当中。

　　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现代化，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华文明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有着不曾中断的辉煌的传统文明。170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22%，1820年为33%。中国传统文明达到了农耕经济生产方式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峰。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蹂躏，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耻辱。“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便成为当时中国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成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解决了民族独立亦即“站起来”的问题之后，进一步解决国家富强亦即“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问题。而“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关键在于建设现代化强国。换言之，现代化建设是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二，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民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虽然美好生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普遍期盼的，但具体到中国民众来说，这种期盼相对来说更加迫切。这是因为，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就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国家，中国民众所看重并追求的是现实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远离人间世界的宗教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一直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1978年，中国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存款余额分别只有89.8元和7元。显然，要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进行现代化建设。其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既然现代化是民族复兴和民众获得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必然会全力以赴地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渐进型的现代化推进方式

　　从现代化具体推进的维度看，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型的现代化。这一方式的积极意义在于，不但能够降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本，而且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具有确定性。

　　与许多先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客观的情形是，其现代化往往是迫于国外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而起步的，因而其现代化相对来说缺少一个“自然生长”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形下，必要的“人为”推动便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进一步看，这些国家对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的“人为”推动，经常是在相对激进型的推动方式和相对温和亦即渐进型推动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型的现代化推动方式。这种渐进型的现代化推动方式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在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中国先是在旧有体制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地方进行改革，积极培育现代化的因素，以此为突破口，使其向周边生长、拓展。这种策略的益处在于，不仅能够程度不同地减小现代化因素生长所面临的阻力，而且能够对改革发展全局形成一定的支援和示范效应。其二，注重协调发展、平衡推进。现代化覆盖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因而需要协调发展和平衡推进。任何一个领域或层面都无法脱离其他领域或层面上的支撑而获得单方面的发展。这是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凡是不遵循这一规律的国家，其现代化建设必然会出现种种严重的问题，并因此陷于停滞或走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和平衡推进。20世纪末，由于当时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和缺乏经验等原因，我国曾经一度出现过度看重经济而相对忽视非经济领域现代化建设的情形，由此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21世纪初期，我国开始注重科学发展，以弥补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继之，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三，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社会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迅速增多。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在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急剧增多。“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会面临众多社会风险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要更多更大。”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极易催生多种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一旦失去控制，则势必会严重妨碍社会的安全运行，使现代化建设失去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确立起用以规避严重风险的思维底线。这具体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极为重视平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特别警惕出现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指出：“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不稳定的迹象，中国便会采取种种必要的行动予以消除。

　　（三）大国的综合优势与劣势

　　从客观影响的维度看，大国规模是影响我国现代化具体情形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何以不同于很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一般来说，现代化建设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来进行的。既然如此，国家规模的大小便成为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该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变量。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不同于许多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超大的国家规模既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许多明显的综合优势，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劣势。我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

　　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我国明显的综合优势主要表现在：其一，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坚实的安全防卫保障。庞大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国土规模，能够为我国的安全防卫提供强大的战略纵深和雄厚的兵力来源，以及充分的财力支撑。其二，能够得到生产要素层面上的强大支持。“从国内看，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我国自然资源的种类相对齐全，石油、煤炭、淡水、耕地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绝对数量比较庞大。从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看，我国在人均资金相对不够充分的条件下，仍然能够通过社会动员将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建立起世界上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亦即产业链，建立起体系化的基础设施。从市场的角度看，“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的国内市场十分庞大，特别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逐渐壮大，我国的消费内需总量持续提升的空间很大，因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拉动力量。这些使得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能够实现持续推进。习近平指出：“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其三，能够形成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对于拥有超大人口规模的我国来说，其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必然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量、外汇储备、钢铁产量、煤产量、发电量、水泥、化肥、主要粮食品种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一个现实的情形是，“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这样看来，“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有统计显示，“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还应看到的是，超大的国家规模也会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某些特有的弊端，亦即“大国综合劣势”。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更容易形成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超大的国家规模意味着，各区域之间更容易出现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社会各群体更容易形成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这些势必会增加国家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其二，容易阻碍内涵型发展方式的确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内涵型发展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但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外延型发展强调数量的扩张，因而容易使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产生某种重视数量扩张的路径依赖，这就会程度不同地阻碍内涵型发展方式的确立。其三，容易形成某种自大自满的心理。由于大国综合优势更多基于数量的绝对值而形成，因而容易在某种程度上遮掩人均经济财富数量不足的问题，进而容易形成某种自大自满的心理。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只有10500美元，刚刚与10909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持平，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43953美元的平均水平；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只居于第85位。由此可见，如果只是基于GDP总量来衡量我国现代化的水平，则必定会形成某种误判，进而导致现代化建设的失误。

　　（四）如何继承传统文明中有价值的历史基因

　　从民族传统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明显不同于许多国家。这一点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均离不开各自民族传统的支撑。民族传统是每一个国家国情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现代化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之一。对于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来说，这一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有价值的历史基因包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继承这些有价值的历史基因并不是要对其全盘复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如果对于民族传统不先加以科学扬弃便予以全面继承，就会变成一种维护旧时代内容的复古行为，从而在客观上起到抵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对于民族传统中有价值的历史基因予以继承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对其进行必要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中国传统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在历史上是同特有的时代内容即“华夷之辨”的天下观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无法将之原封不动地搬移至当今的中国社会，而必须将其中属于“旧时代”的“居高临下”“不平等”的内容予以剔除，同时将属于现代化的“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等内容注入其中，使两者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在将有价值的历史基因进行“创造性转换”“创造性发展”时，应当依据如下标准进行：这些有价值的历史基因能否与现代价值观相吻合，能否与现代生产力相吻合，能否与现代社会的运行相吻合。唯有如此，方能将有价值的历史基因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加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和持续的生命力。

　　（五）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作用

　　从现代化领导力量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的领导作用十分显著。这一点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同于许多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应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其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初级阶段，容易程度不同地出现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会的整体利益结构必然会出现大幅度、大面积的调整，进而带来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形必然会对社会的整合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还会催生社会成员复杂多样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观念。问题在于，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存在，明显地依赖于对某些基本事物的普遍一致意见”。这样看来，复杂多样的、相互抵触的观念的存在，也会对社会整合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其社会的有效整合便难以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就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会出现社会动荡，从而使以往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毁于一旦。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就是这类情形的典型例子。“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处于全面的政治不稳定之中，从国家主权到政权，从政府到政策，都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均国民产值8年半时间内下降大约75％”。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同样面临社会不稳定的危险。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需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型。在这样一个双重转型的过程中，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中。如此一来，现代化的各种“快变量”和“慢变量”因素交织在一起，社会各个群体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社会成员复杂多样的观念交织在一起，加之日益增强的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社会成员的漂泊感以及明显的社会焦虑，这一切必然会对社会的整合造成诸多不利。另外，从国际上看，中国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由于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所以来自国际的各种风险势必会传递到国内，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多种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对我国的多种极限施压更是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十分不利的负面效应。

　　面对种种风险，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有着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所不具有的独有优势。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众中，而且有着举世公认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因而能够将各个社会群体整合在一起，有效地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务实精神、反思意识和纠错能力、规划能力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优势能够确保现代化建设得以长期、稳定、可持续推进。另外，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这就是十分重视学习，强调“学习型”政党的建设。这一点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从理论引领方面，顺应国内外各种时代条件的具体变化，事先作出必要的预判并提前布局，使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前后接续，有效应对各种可能的不利变数”。凡此种种，无疑有助于中国有效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同时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的保证。

二、有关现代化元理论的研究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是以一个个国家为具体载体而展开的。现代化既有自身的一般规律，又有因具体国情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不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而自行其是。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可见，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不仅应当包括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特殊性内容，亦即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式”方面的内容，还应包括基于各个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共性”“一般规律”方面的内容，亦即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一般”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一般现代化基本理论的研究称为现代化元理论研究。

　　必须看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研究而言，现代化元理论具有基础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元理论研究的水准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有关现代社会基本属性（现代性）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的基础上，在众多的现代化元理论的研究议题中，应当特别注重深化和拓展以下几个议题的研究。

　　（一）对已有现代化理论的反思

　　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脉络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有必要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学者基于当时世界现代化的具体情况，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现代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综合性、宏观层面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也包括某些特定学科视角下的现代化分支理论研究。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现代化本身的不断发展，学术界理应对这些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扬弃。

　　在反思已有现代化理论时，重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流派上。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这一流派的主要贡献在于：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对于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强调精神因素对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等等。其主要的不足在于：一是将西方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整个世界的西方化过程，西方国家的今天便是东方国家的明天，否定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二是隐含着种族存在优劣之分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只能由西方来引导，只能完成于优秀的种族如西欧人、北欧人之手，其他族群则是文明落后者，不可能完成现代化；三是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可能性；四是否定了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是妨碍后者走上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原因。

　　第二，后现代理论。严格地讲，后现代理论并不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的“接续”理论，而是一种对初级阶段的现代化的多种弊端进行批判的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后现代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有益的纠正和补充。后现代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于现代化初级阶段中的资本至上、人的异化等种种弊端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批判，指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必须消除有违人性的弊端，否则现代社会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但后现代理论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批评有余而建设不足，后现代理论找不出一种能够替代现代社会的可行方案。二是忽视了现代生产力的重要性，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经常是在脱离基本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空想、乌托邦的色彩。三是没有看到人对物质利益的普遍追求是有其合理之处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让人们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件背离了人的本性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四是没有看到，尽管市场失灵会催生一系列严重的弊端，但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现代化离不开市场经济。没有了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就无法前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取消市场经济，而是应当建立起与之并行的、平衡推进的社会保护机制。

　　第三，依附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学者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化，形成了依附论。依附论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缺点。其主要观点是：其一，认为发达与不发达并不是前后衔接的两个历史阶段，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即在世界已经形成的中心—外围型的经济结构中，中心国只有在剥夺外围国的基础上才能够保持其持续发展的势头，而外围国至多只能得到低度发展的情形。“我们把依附确定为一种历史状况，它造成了一种世界经济结构，即有利于一些国家却损害另外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并决定了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它们的经济—社会现实。”其二，外围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虽然依附论存在着某种合理的成分，但其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没有看到，随着各个国家自主性的增强，一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能否得以推进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取决于其内生动力，而不是外部影响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将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困境一概地归因于外部因素，是推卸责任的做法。所以，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同样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经历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

　　第四，世界体系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还形成了世界体系论，将整个世界作为现代化研究的基本单位，明显地拓展了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体系分析的焦点不在于个别的国家，而且重视和分析由所有国家所构成的整体关系，亦即世界体系”。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存在多种类型的竞争和争夺。不过，世界体系论同样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对于世界的实际体系化程度评估过高；二是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把世界体系中的各个层面视为不可变更之物，忽视了具体国家所拥有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出现了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同样的错误，忽视了民族传统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而也就否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二）现代化的新趋向

　　从世界历史大势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必须弄清世界现代化的新趋向、新发展。

　　既然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就应当包括对世界性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基本内容的研究。学术界有必要弄清如今的现代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新趋向、新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在这之后，现代化尽管在其基本属性，诸如现代大工业、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教育的普及化以及自由、平等、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等重要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应当看到，如今的现代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新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之以往有所不同的新阶段。如果说在这之前的世界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初级阶段，那么，在这之后的世界现代化则属于现代化的中级阶段。现代化的这些新趋势、新发展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物质基础看，现代生产力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迅速的迭代更新导致了现代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迅速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现代生产力产生着日益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其二，从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看，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比如，民众的消费需求量、需求种类较之以往大幅增加，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意义日益凸显。其三，从民众利益诉求的基本方式看，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平衡推进的情形。以往由极端化的市场竞争逻辑引致的资本至上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的负面效应开始减弱。不过，由极端化的社会保护逻辑导致的新问题即福利过度现象开始出现，并催生了某种福利过度陷阱问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越来越重视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的平衡推进。其四，从现代化自身构成要素的关联性看，现代化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共生性发展的情形。随着现代化体量的增大以及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整个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机体。在这样一个日益庞大、复杂的现代社会机体中，任何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都无法离开其他的环节或组成部分而单独发展、突进，否则，便会造成整个社会机体的失衡，阻碍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弄清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新趋势、新发展，对于我们形成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知有着重要意义。人们经常将现代化初级阶段中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作为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现代化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而以此为基础所作出的现代化目标设定以及对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判断也就可能不是科学合理的。为消除这种弊端，就应当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新趋向、新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三）福利过度陷阱问题

　　从中级现代化阶段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有必要关注不少国家所面临的福利过度陷阱问题。

　　对每一位社会成员来说，离不开最基本的经济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分别表现为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共同构成社会成员最为基本的行为逻辑。在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初级阶段，人们所遵循的是单方面甚至是极端化的市场竞争逻辑，而忽略了社会保护逻辑，以至于程度不同地形成了资本至上陷阱，造成人对资本的附属亦即人的异化现象。“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不依赖于人尤其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以至宰制性。”资本至上陷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十分严重。它不但严重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的基本宗旨，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物质财富的逐渐丰富，人们逐渐发现，与市场竞争逻辑相对应，“另一个原则是社会保护的原则，其目的是人类、自然与生产组织的保护，受到最直接被市场制度伤害的人的支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贝弗里奇报告》的实施为标志，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保护逻辑，建立起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整个生命历程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程度不同地建立起多种多样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应当承认，社会保护逻辑的建立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对于克服资本至上陷阱的弊端，对于现代化基本宗旨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社会保护逻辑的形成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突破合理的边界，将其极端化，脱离了经济基础的必要支撑，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福利过度，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此种情形。福利过度陷阱现象几乎成为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通病。既然现有的财政能力无法支撑过度的福利支出，那么就只能通过高负债来应对这一问题。于是，逐渐累积的高额国家债务便成为这些国家无奈的必然选择。“2008—2010年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赤字率普遍迅速上升，如希腊年均达到12.2%、英国为8.8%、西班牙为8.3%、日本为6.2%、法国为6%。”

　　福利过度陷阱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在客观上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不公现象，即劳动投入较少者或不劳动者通过占有辛勤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生活。长此以往，这种情形必然会损害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进而会严重削弱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内生动力。习近平指出，福利过度现象必然会“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再者，国家的高负债率必定会削弱该国对于公共基础设施以及科学技术的投入，降低该国长期性公共服务的水准，削弱该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竞争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民众层面看，福利过度现象是同大量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从公共权力层面看，福利过度现象是同选情政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从价值理念的层面看，福利过度现象又往往同道义制高点紧密捆绑在一起。凡此种种，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无疑是增大了其走出福利过度陷阱的难度。现实的情形是，放眼世界，相对成功地解决了资本至上陷阱问题的国家比比皆是，而能够成功解决福利过度陷阱问题的国家却屈指可数。

　　（四）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交往活动

　　从国际环境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有必要弄清近年来世界大变局的基本状况。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必然会把各个国家卷入日益加深的相互交往活动中。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面前，每个国家除了顺应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选项。否则，不仅其现代化建设无法展开，就连其本身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既然各个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下一步的问题便是如何进行交往。在二战之前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中，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严重的不平等状况。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种种残酷的军事侵略、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手段，攫取、垄断了大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原料与市场，用以维系自身的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以及帝国主义影响力的减弱，大量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并获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利益格局，使得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大势所趋。一些原本比较落后的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由于获得这样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的支撑，因而实现了相对较为顺利的自主性发展，而一跃成为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但是，近年来世界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逆流，致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这样一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的这种大变局给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

　　造成这种世界大变局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其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有利位置，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以及已有的国际影响力，任意打压、欺凌其他国家，尤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多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压那些对自己可能构成经济挑战的大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代全球体系和古代国际体系有许多差别，但它们的性质都是无政府性”。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的霸权主义便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肆意妄为。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由于其在世界GDP和世界工业制造产品份额中的比重双双降低，以及由于对自己世界霸主地位能否得以保持的担忧而愈益严重。此外，世界各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水平方面的不平衡以及多种文化之间的抵触和冲突也是世界秩序出现波动的重要原因。

　　虽然世界目前面临着由大变局所催生的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重要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相互间的交往。“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引进自身所需要的性价比合适的生产及消费品，为了形成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为了学习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为了有效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日益增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有数据显示，1996年，世界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为54061亿美元和55473亿美元；2020年则分别增至175829亿美元和178121亿美元。而且，进出口货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相关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生产的必需品。由于经济利益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最为基础的事项，所以各个国家在经济利益和民众日常生活方面日益增强的关联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脱钩。其二，各个国家在应对社会风险方面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会造成大量社会风险。“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而且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旦出现某种危机，比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生态环境危机，就必然会迅速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广泛的连锁性影响。对于这样一些巨大的而且是联动的社会风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都必须通过相互间的合作方能予以有效应对。这种持续并且是逐渐制度化的相互合作，将会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有效地消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离心因素。其三，世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迅速推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相应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大，进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多边主义力量的增强，导致现有霸权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削弱。这种情形无疑有利于形成公正的世界利益格局。

　　为了积极推动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应当形成与之相应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这个基本理念就是，“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在此基础之上，再形成相应的相互合作的行为准则。唯有如此，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方有可能获得必不可少的、有益的国际环境的保障。

三、余论

　　为了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还有必要深化和拓展相应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路径。

　　（一）继承并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

　　在19世纪，与同时代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化进行了最为深刻、最为体系化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化思想。这突出表现在：其一，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二，强调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对于现代社会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现代大工业为经济基础的现代社会，在其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现代生产力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应用。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其三，强调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理论。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习近平也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同理，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理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为理论原点，并结合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中国具体的国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进而形成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二）注重现代化的跨学科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超大研究议题。这样一个超大议题的研究，必定要涉及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而且，既需要分析现代化各个相关领域的具体情形，又需要对现代化进行宏观概括和提炼。这样看来，就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而言，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都难以胜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进展得如何，取决于各个相关学科之间合作得如何。

　　同时，还应当防止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领域，将大量无关的或关联度很小的事情全部都装进去。否则，就会使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成为一种泛现代化研究，就会妨碍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规律和基本特征的深入研究，妨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三）注重国别性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显然离不开国别性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每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形成了特定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国家相互间都有一定的通约性，即某种相似之处。所以，比较研究各个国家具体的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既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现代化一般理论即现代化元理论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类型化内容即特色层面内容的研究。

　　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尽管起步较早，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也只有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的历史，其经历仍然是相对有限的。通过国别性的现代化比较研究，能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视野，对于不同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教训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以此防止人们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时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自说自话等可能的危害，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创造性。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3-04-20 1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