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根、孙代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特征和历史演进

　　时代，是指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的历史分期，某一过程、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都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使用“时代”一词的角度是多方面的，除了表达人生阶段、人类学分期的含义之外，总体上还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以著名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为标志来理解时代，如“查理大帝时代”“亨利八世时代”“俾斯麦时代”“路易·波拿巴时代”“尼古拉时代”“托尔斯泰时代”“法国大革命时代”等；二是以经济社会形态为标志来理解时代，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三是以技术发展及其特征为标志来理解时代，如“自然经济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小生产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等。其中，第一种情况是各学科的通用用法，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则分别属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划分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大时代”和“小时代”。“大时代”概念体现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时代本质，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都会各自绵延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在一个“大时代”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时代主题和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技术动能转变和产业革命也会不断推动社会变迁，因此又可以划分出若干“小时代”，它们体现了具有相对趋变性的时代特征。要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需要考察“大时代”的时代本质，又需要考察“小时代”的时代特征，同时从“大时代”的视野去理解“小时代”。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条件

　　理论是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引致的时代问题的回答，理论创新体现了对时代性实践历程的自觉升华。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形形色色的理论，但只有那些能够顺应时代呼声、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的理论才有生命力。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需要，“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时代推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实现时代化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存在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需要实现时代化，一方面是因为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需要马克思主义继续做出回答；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处于不断变革和发展中，会不断产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法预测或预先回答的新问题，这同样需要创新理论给予解答。二是满足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实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能随心所欲，只有当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生了重大甚至质的改变时，才会产生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基础和动力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在回应时代变迁产生的新课题时形成新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能偏离“大时代”的历史方向

　　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入考察和对时代发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特殊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都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大历史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两个必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无论“小时代”如何变化，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不能偏离“大时代”运动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否则就会发生改旗易帜的变质。

　　（三）马克思主义要科学回答科技革命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提出的时代课题

　　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中，包括若干历史性的重要阶段，它们形成了串联着的一系列“小时代”。例如，列宁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邓小平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时代称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习近平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当今时代特征的重要内容。“小时代”是“大时代”的阶段性体现，虽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但有更加具体的特征、更为趋变的特性。任何一个肩负远大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具备世界的和时代的眼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之变，对时代之问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回答，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在“大时代”中，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小时代”的历史性演进，是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注重从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上来观察时代变化、理解时代特征。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以“新时代”的话语来表达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生产关系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机器和大工业时说：自动走锭精纺机“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在谈到资本的出现带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产生时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列宁也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将俄国工业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小商品生产（小的、主要是农民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大机器工业）”。

　　社会发展需要以一定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而创造这种物质基础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产业革命。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渗透在生产力系统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中，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以蒸汽动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的“电气时代”，社会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中期，人类社会出现了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的出现，人类开始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进入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加速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科技革命引发的时代变迁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影响，对关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若干基础性理论问题不断提出新的挑战，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不断给出新的回答，使马克思主义在回应和解决时代课题中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机活力。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创造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历史性跨越的物质条件，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进入“科学阶段”

　　现代社会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330余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了三个时段的细分：“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19世纪初“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从16世纪初的莫尔到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的学说代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先进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又以历史的态度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恩格斯评价道：“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改变这些不成熟状况的，是第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纺织机的革新、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开启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对于“工业革命爆发”意味着什么，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霍布斯鲍姆描述了人类社会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从而使社会主义理想愿景第一次具备了“现实的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由此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应运而生。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入“俄国阶段”

　　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电气代替蒸汽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给世界带来新的更大变化。电能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一系列电气设备和电气产品的使用还改变了消费方式。电报、电话等新兴通信技术的发明和交通工具的变革，使整个世界的生产分工、商品销售、交往联系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描述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速。第二次科技革命引起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大发展，推动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组织出现并不断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3—189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也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合理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国家干预的加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争夺殖民地的新高潮，“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到来。资本主义严重的内部危机、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革命因素”本来都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故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伯恩施坦提出：“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而列宁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正在孕育的严重危机、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特点。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对比，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诉求引发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各国彼此削弱，内部冲突加剧，从而造成某些国家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导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不是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西欧各国，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为什么是俄国？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马克思的这一预测已难以顺利实现。对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世界上的殖民地，即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被英法等先发国家瓜分完毕，外国垄断资本深度参与甚至控制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他们已经无法复制“先进的”英法模式了，只能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俄国便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一个典型。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走上不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并不看好俄国的资本主义前景。1879年，他在谈及这一变革时认为，沙皇专制的俄国将“发生大崩溃”，但“由什么取而代之”，他“没有明确的想法”。托洛茨基在说到俄国发展的特殊性时指出：“俄国历史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迟缓性。”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到的“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来描述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命运。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被外国资本垄断是俄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861—1914年的俄国铁路建设投资额中，外国资本占74.5%；20世纪初，外国资本占俄国经济总投入的40%左右，特别是在重工业部门中外国垄断资本占比最高，1900年，在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化工工业投资额中，外国资本占比分别为70%、72%和31%，三大国外垄断集团控制了半数以上的石油开采和贸易；1914年52%的俄国银行资本由七家大型银行掌控，它们大多是外国银行子公司；1917年，外国资本垄断了南俄70%的冶金业、高加索地区60%的石油开采量和90%的电力企业。在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然走不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列宁主义，从而在俄国把社会主义从理论运动变成实践、制度。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入“中国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文明史上又迎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六大新兴技术群体的发明和运用，其规模和影响远超前两次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体制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制关系演变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二战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生产大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说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战后的发展或许是自18世纪英国出现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 1953—1973年世界工业总产量相当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工业总产量之和。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斯把1950—1973年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91%，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近3%。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带来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行业、新工种、新岗位，生产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白领工人”“金领工人”“灰领工人”等工人群体的劳动方式、劳动条件、经济待遇已不同于传统的工业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崛起，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进一步缓和。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与战争和备战相适应的苏联模式的优势和潜力逐步耗尽，苏联和采用苏联模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发展性危机。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处于“两制”竞争最前沿的民主德国（即“东德”）和联邦德国（即“西德”）为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德已建成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位列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同时还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发展水平高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GDP的增长情况来看，尽管发展起点不一样，但东德和西德都实现了快速持续增长。西德1989年GDP的总量是1949年的5.34倍，东德1989年GDP的总量是1949年的5.58倍。1951—1989年，东德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是4.5%，西德是4.3%，平均增速相差无几。然而，从东德相对于西德的人均GDP占比来看，1950年是38.7%，1989年是55.5%，东德始终没有赶上西德。从居民月平均收入增长情况来看，西德1989年是1949年14.8倍，东德1989年是1949年的4.5倍，两德之间差距很大。在东德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西德的情况下，除了住房租金、部分食品之外，当时东德家庭常用的洗衣机、彩电等电器的价格又大幅高于西德，这就让东德的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从东德相对于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来看，1988年东德在化工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西德的50%，机械制造业为56%，电子、精密机械、光学产业为63%，食品加工业为43%，轻工业为57%，两德差距同样比较大。再看东德、西德1989年的设备服务时间，东德使用0—5年的设备占总设备量的27%，西德为40.2%；东德使用20年以上的设备占比为21.1%，西德仅为5.3%。由此可见，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的体制，虽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改革，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单一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两个症结。

　　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模式走向衰败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回应时代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兴起，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俄国阶段”进入“中国阶段”。在这个阶段，时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时代特征的再分析和再认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新技术革命阶段，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涌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日益凸显。时代主题的转换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但要认识到这一变化，需要以宽广的时代视界作出准确分析。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成为时代的潮流。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转换的科学判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党的十五大在阐述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有一段精辟的概括：“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确立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方法论。邓小平反复强调，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承担为他们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也指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所有的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胡锦涛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时指出，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现在的情况”“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新的实践”等，既包括当下的基本国情、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新要求，也包括对时代特征的正确认识。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概括。同以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准确把握了时代问题的“变”与“不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当前时代问题的最大“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时代特征不会发生新的变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准确把握这些关于时代问题的“变数”。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是中国大变、世界大变、社会主义大变的时代。总体上看，当前最基本的时代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经济力量的变化情况来看，1900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GDP总量占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新八国”（加拿大取代奥匈帝国）的GDP总量占比为47%，比1900年仅下降3.4%。然而，进入21世纪，2018年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比已经降到34.7%。此外，大变局之“变”，不仅是经济总量占比的变化，还反映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是世界性的整体质变。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当前，以物联网、“3D” 打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势必带来新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在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的这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以创新理论进行解答。

　　第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二元一体”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把科学理论与本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发展，作出过明确论述。但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逐渐到理论自觉的过程。列宁在1921年曾批评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自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例如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出要“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历经艰辛探索和不断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各国化”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强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具体化”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从空间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首先是本土化，即中国化；从时间维度来看，具体化就是时代化。中国化是基本要求，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成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里首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时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更高要求，它需要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世界眼光，理论和实践都要处于时代前沿，不仅要“追赶时代”，在历史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要“引领时代”。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化和时代化”到“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化、时代化关系的认识，从以往的并列关系发展到一体关系，体现了对“具体化”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二元一体”，时代化是民族化的前提条件，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才能指导各国具体实践；民族化是时代化的应有之义，脱离各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脱离时代要求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的，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

　　第三，立足“大时代”继续回答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经过三次科技革命和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政治运行、社会关系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改善上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但这些基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产生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仍然需要创新理论继续进行考察和解答。从世界范围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问题逐渐扩大，社会正日趋极化和分裂；广大的第三世界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外，其余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依然困难重重；一些地区的贫困和饥饿人数仍然面广量大，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深远影响，成为世界性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问题、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至今未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21世纪开始以来虽未爆发世界性大战，但局部冲突和战争频发，对国际格局、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等等。简言之，20世纪提出的“现时代的过时”的问题，到了21世纪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人类社会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时代化的创新中继续回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诚如伊格尔顿所说的：“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第四，基于“小时代”回答“世界之变”的时代之题。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首次发出“世界之问”，他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世界之问”作出的总体回答。当今世界还面临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四大赤字”的挑战，逆全球化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提供了解决世界共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这些时代课题既是中国之问，也是世界之问。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单位：何海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