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

　　首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成形成熟，取得巨大成功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并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改革开放以后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概言之，经过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新时代10年来的伟大变革和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强大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世界东方所上演的这一幕惊人的具有文明论意义的历史活剧，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惊叹，很多人希望对这一新生事物作出总体把握和评价。“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其次，这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和评价不断走高的结果。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以来，国内外就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其中许多都带有推测和假想的成分，评价相对较低，甚至存在严重误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进入新时代，随着它的更加成熟并产生更大影响力，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步加深，评价也不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认识也在深化，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大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并把它放到更大背景中作出高度评价。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就不仅从中国的发展，而且从对世界的贡献上作出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而且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抉择，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标识性的新生事物。应该说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贡献的更高评价。

　　再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文明论话语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评价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存在着一种时隐时现的文明论话语，经典作家零散地谈到过“文明”“文明时代”“资产阶级文明”，以及“印度文明”“苏格兰文明”等。这种话语在后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实现了由隐性到显性、从零散到系统、从批判性话语到建设性话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提升了“文明”概念的重要性，将其运用于从历史文化到社会现实、从个人素质到社会进步、从民族贡献到世界格局等不同方面，使其具有描述、评价、宣示、引领的功能，特别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形成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系列概念，并最终用“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作出总体评价。不联系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论话语，就难以对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最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现实自信和未来自信的必然产物和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历史最长、磨砺最多、成就最大、经验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回顾历史，其百年奋斗是一部历经磨难而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历史，并凝结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审视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带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即“四个自信”；展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满怀必胜信心奋斗新征程。正是这样一种自信和自豪感，使中国共产党人正式作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告。而且，这种自信体现在党的规范性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起草过程中，表现为话语使用和命题表达更加大胆开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说法凸显了这一点。

　　“文明”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概念，相对于蒙昧和野蛮而言，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文明”与“文化”相通，但通常更为综合，是更大的概念，而后者则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概念，特指精神文化。当然，“文化”概念也可以放大使用，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与“文明”概念相当。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存在形式或呈现样态。它作为人类文明的类别划分及基本单位，既可以在时间维度上描述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明样态，也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描述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文明样态。我们对人类文明图景的描述必须同时兼顾这两种维度的文明形态概念，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从文明思想史上看，人们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下关注文明形态的角度和维度不同，从而处理二者关系的方式也不相同。

　　许多文明论学者持有一种文明比较的形态史观，侧重于从空间向度考察各种文明形态，而把时间向度包含在每种文明形态的发展变化中。这些学者通常是归纳和列举出若干种文明形态，并以此呈现人类历史的总体样貌。比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中认为世界由八大文化构成，即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会发展到自己的“文明”阶段即固化阶段，因此这八种文化也是八种文明。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将文明形态扩展为26种。日本学者岸根卓郎在其《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中又将世界文明划分为17个“基本文明”和一些“周边文明”。这些学者都认为每一种文明有其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过程，它们各有其行程而并不从属于某种更大的历史发展框架。这样的文明史图景虽然展现了人类文明多样而生动的图景，但无法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与此相反，唯物史观侧重从时间向度考察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演进，并将空间向度上的文明形态多样性纳入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重用社会形态及其更替来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文明时代”来概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发展框架之内又包含着空间含义上的文明形态，以描述人类进步的多样性。尽管“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各有其不同含义和使用语境，但二者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至少在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定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称为文明形态。“社会形态”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次：在广义层次上，如果以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为标准进行划分，包括原始公有制社会形态、私有制社会形态、未来公有制社会形态；而如果以人的发展为标准进行划分，包括人的依赖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性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形态；在每一种广义社会形态中，至少在私有制社会形态中，又包含着中义的社会形态，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通常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广义和中义的混合表述，其中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本来是广义社会形态，但我们通常把它们作为中义概念来使用，并形成五大形态的公式；每一中等含义社会形态中也会有狭义的形态呈现，比如同是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就有所不同，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形态。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称为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从维度上说，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是时空交织的综合性概念；从层次上说，它属于狭义“文明形态”，尽管其影响和意义超出了这个层次。

　　所谓“文明新形态”当然是新出现的文明形态，但如果新出现的形态不过是以往形态的简单复活或复制，那么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新形态”。因此，“文明新形态”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从出现时间上看，它是世界上新近出现的；二是从本身内容上看，它有新的性质和特征。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文明新形态”时，就意味着它既是新出现的，也是独具特色的。这里的“中国特色”既表明其“特”，也表明其“新”。

　　在我们的语境中，“文明新形态”当然是地球人类的文明新形态，而不是地球其他物种或所谓外星智慧生物的文明新形态。加不加上“人类”二字，含义都是一样的。但既然加上“人类”二字并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特定概念，就肯定有其含义所指。从理论上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有三种理解：一是指全人类整体意义上的文明形态，或普世性文明形态。二是指人类之内特定民族或社会所创造的具体的文明新形态，由于它属于人类文明之内，因而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指虽由特定民族或社会所创造，但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具体文明形态。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第三种含义上说的。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述有一个时态问题。从原文看是“创造了”，是一种完成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创造过程已经结束，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一方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在进入新时代以后并未结束，而是不断地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刚刚过去十年，后续还有很长时间。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和评价上，要清醒认识到它还是一种进行式，是未完成状态。因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的是“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不是“完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开展，它将进一步展现出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清晰的轮廓，展现出更加成熟完善、更加光彩夺目的文明新形态。

　　能否用“文明形态”概念来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取得的成就能否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来把握？弄清这个问题，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前提。由于“文明形态”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评价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大尺度标准，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种文明形态，是因为它在文明的创新创造上超越了“文明因素”的范畴，而形成了文明存在的有机整体。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兴起的宏大社会事业，本身具有文明创造和文明形态的含义。中国是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承载者，因而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完全相同。它的存在体量、社会特征和文化内涵都超出单纯民族国家的范畴，而具有更为宏大的文明意义。因而中外都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甚至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国家出现的，它凝结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并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当然就具有文明形态的意义。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尚且没有这样的明确意识和思想自觉，那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人民自觉进行文明创造的使命感和豪情壮志就越来越明显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尾处的抒怀就十分典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创造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但从语气上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气概。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统一体，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并已形成一种相当成熟和定型的形态，因而本身具有文明形态的意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在理论与实践上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包括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在内的有机整体。这里的“道路”是一个大概念，本身包含着“目标”在内。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以说是目标、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五个方面的统一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设计了相应的战略步骤，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凝结为制度文明成果，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而且，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有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存在，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作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体，本身是一种整体性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总体谋划、全面推进的，逐步形成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用文明论话语来说，就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而就建设成效和成果来说，形成了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其中，“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是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语境而形成的独特概念。“社会文明”不是泛指整个社会的文明，而是特指“社会建设”领域的文明成果，主要体现在民生领域。“生态文明”并不是说好的自然生态本身就是文明，因为文明毕竟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我们自觉地保护生态、建设生态的实践及其成果，就成为“生态文明”，现在这一概念已走向世界。另外，在“政治文明”中还包含有“法治文明”的内涵，因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成果。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性、协调性和整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且是一种文明新形态。因为它不仅是世界上新近出现的，是我们在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而且它并不是已有事物的重复出现，而是具有全新的性质和特征。习近平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四个不是”清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新内涵、新特征。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列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许多特点或特色，但从总体上把握其作为文明新形态的意义并不容易。因为它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典型的形态，而是一种复杂的“非典型”的形态。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不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非典型”的综合性社会存在。它们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是中华古老文明、西方现代化文明、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相碰撞的结果。这样的文明形态是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往存在过的概念或模式来解释的，而必须从多种概念和模式的互动和变形中去综合地加以把握。大体上可以从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三个维度及其关系中去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由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是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是这三种文明综合创新而成的新形态。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被公认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写道：“自从欧洲人知道中国以来，它就是一个曾经让、并仍将让欧洲人惊叹不已的极为独特的帝国。它依赖自身上升为一种没有和外部发生联系的文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远古时代保持至今的帝国。……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民族拥有自远古以来至少长达5千年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述详尽准确，与希腊史和罗马史不一样，它更为翔实可信。”确实，人类的古老文明大多都断流和消亡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进入铁器时代后，两河流域的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也逐渐消亡了。稍后，位于南欧的次生文明，如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政治文明，以及西罗马帝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也被打断。而中华文明虽然历经磨难，但还是成功走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始终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

　　中华文明有其发生、发展、衰落和复兴的历史进程。至于其发生、发展的具体时段，学界有不同认识，并且仍可以继续深化探源性研究。但中华文明鸦片战争以后衰落蒙尘，而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其走向复兴，则是十分清晰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封建王朝的腐化堕落，特别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和赓续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组织力量出现，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中华文明也就很可能重蹈其他古代文明的覆辙，走向消亡。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其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带领人民走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挽救了民族的危亡，也避免了中华文明的泯灭。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特别是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在新时代迎来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使中华民族走上不可逆转的复兴进程，也使中华文明走向新时代的振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有着内在同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走出来，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并自觉吸取中华文明的成果，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辉煌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很重要的内容就在于中华文明及其当代呈现。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战略。而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也被正式表述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简言之即中华文明的时代精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中华古代文明简单的延续，而是中华文明在当代复兴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注重历史文明的传承，但并不主张像保存历史文物那样对待传统，而是深刻认识到必须激活其当代生命力，实现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古老文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成就，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当代形象。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批判私有制文明特别是“资产阶级文明”，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文明”或“共产主义文明”的表述，但从其思想逻辑和实践宗旨来看，都是要超越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而追求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文明。马克思曾谈到未来将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恩格斯将资本主义文明称为“旧文明”，他说：“近几年来，工人们已经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既然有“旧文明”，当然也就应该有“新文明”，即共产主义文明。恩格斯还在一封信中谈到，“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如果说共产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那么社会主义文明则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形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是社会主义文明兴起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事业是世界性的，但在民族国家仍然存在的历史阶段上又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内推进，并打上国情印记，表现为不同民族的具体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扎根中国大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一种具体形态即中国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模板。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经典作家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是科学的，适应于所有的国家，当然也适应于中国，但这些原则在中国的实现，并非一种简单套用，而是必须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具有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具有中国独特的做法和经验，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是对经典作家社会主义论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领头羊。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曾被认为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非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而且由于其本身的历史局限，随着苏联解体而淡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建设曾一度仿效苏联模式，但随后认识到它的局限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独创性理论成果，但因为国内外复杂形势而未能坚持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的成果，是区别于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也是在当今世界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现实形态。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现代化文明的超越形态

　　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的文本语境看，它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相并列而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用两种不同的话语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成就。一般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狭义的概念，主要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但由于其重要性和标志性因而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使其成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等程度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而现代化话语也可以转换为文明论话语，因为现代化本身也是一种文明，可以称为“现代文明”或“现代化文明”，意即现代社会的文明，以区别于传统社会及其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形态或超越形态，是人类现代化文明的升级换代。

从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角度来看，现代化文明主要指工业文明。这种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相对，是比农耕文明更先进的文明。正因为如此，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的追求。从传统的农业国和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国和工业社会转型，成为世界性潮流，这种潮流被称为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经过千辛万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现在已经从最大的农业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中国追求的工业化已不是传统的工业化，而是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工业化，即与信息化、智能化相联系的高端工业化。这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也是现代化文明的最新发展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提升工业发展效能，力求站在现代化的前沿。而且，中国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局限，力求以生态文明建设来克服。习近平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对工业文明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从文明兴起的地理范围和承载国家来看，现代化文明主要指欧美文明。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国家，欧美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样板，相比之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前现代化阶段。这样，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被称为“文明世界”，代表着富裕和繁荣，而东方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传统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之外，走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与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和掠夺不发达国家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依靠组织人民自己的力量，改造完善自身的体制机制，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平等交往和贸易，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这种和平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是对西方的殖民掠夺的摒弃和超越。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走出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目标的新道路而已，实际上也是改造了现代化目标本身。党的文献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实是一种广义表述，它不仅指“道路”，而且也包括“目标”在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道路的结合，其实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只有这种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说创造了文明新形态，如果只是开辟出一条通往相同目标的特殊道路，则不足以成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助于克服现代化文明的西方局限性，摆脱西方文明中心论，而使现代化文明更能体现全人类属性。

　　从基本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来看，现代化文明主要指资本主义文明。这种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与封建社会的文明相对立，是对封建制度的超越，对人类发展曾经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但自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文明以来，现代化文明就有了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二者虽然都立足于工业文明，但社会性质完全不同。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压榨基础之上，不能摆脱贫富两极分化，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能摆脱对自然的攫取和掠夺。社会主义文明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更为人道、更为先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是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共同作用和综合创造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这三种文明的基本因素，它们在互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其中，中华文明主要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方面，对中国的治国理政方式和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起着重要的涵养作用。现代化文明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和科技发展方面，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济支撑。而社会主义文明则更突出地体现在社会制度和指导思想方面，特别是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然，这些划分只是相对的，很不完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现了三种文明成果的融合，是从三种文明的时代交汇中开出的灿烂文明之花，结出的璀璨文明之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不仅具有接续和复兴中华文明的意义，而且对于世界文明及其进步具有重要价值。全面把握这种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贡献，需要把它放到世界文明之林中并在与其他文明形态的关系中来把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上得到了生动体现。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具有内在的多样性，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打开人类历史的宏伟画卷，可以看到一幅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图画。许多民族和国家都创造出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文明增添了一抹美丽的色彩。在当今时代，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多种文明形态。即使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文明类型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也在不同民族和地域中具有不同的文明色彩。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成为世界多样文明中的重要一员，成为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为人类文明增添了一抹新的亮色。这一文明新形态的出现，不是要取代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形态，而是与其他文明共存并实现共同发展。主张世界文明多样性，将这种多样性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本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的重要特征。中国在世界上一再呼吁要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强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能够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因此，中国不仅以自身的文明存在丰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而且以自身对文明多样性的倡导，弘扬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核心价值，对于当代世界维护文明多样性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既然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多种文明形态，那么不同文明形态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相互隔绝、彼此孤立，不是多样性文明间的相处之道。虽然各种文明往往是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独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但这些同时共存的文明不可能完全处在彼此隔绝状态，而总是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即使在交往不发达的古代世界，不同文明间也是会有联系和影响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不同文明间会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从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的实际联系看，既有文明的冲突，也有交流和借鉴。文明的冲突往往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而文明交流和互鉴则促进了人类进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各种文明的和平交流与相互借鉴。习近平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元多样的，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本身是吸取不同文明成果的产物，具有文明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的理念，对世界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必将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当代中国带来的文明进步，本身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国找到的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对人类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贡献，对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促进作用，本身也是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有许多伟大的创新创造。比如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结合起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强调集中统一、又注重包容多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都具有文明创新的意义，都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引领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文明探索与文明创新的精神和使命感具有引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创新和大胆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始终贯穿着一种求变求新的精神追求，贯穿着一种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崇高使命。这种文明创造的使命感和精神状态突破了文明守成和文明修补思维，突破了“躺平”在成熟文明成果上的享乐心态，突破了西方文明自以为终结历史的故步自封，对于实现人类文明的开拓创新和自觉发展具有引领价值。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式具有引领性。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是在对抗与冲突中艰难发展的，在古代世界就有许多文明在外来文明入侵中毁灭。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也造成许多民族文明成果的毁灭。在当代世界，文明差异和冲突仍然存在，如何减少文明进步的代价，避免文明毁灭的惨剧，并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创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所倡导和践行的这种主张，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式。”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的共产主义文明因素具有引领性。社会主义文明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形态，在自身发展中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文明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同样包含着许多共产主义因素。特别是随着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属性更加凸显，共产主义因素日渐增多，比如以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道德风貌等，都体现着人类走向未来文明的追求，具有引领文明发展的价值。

　　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的伟大创造，是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标识性意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是符合客观事实并具有科学逻辑的，也必将经得起社会发展的检验，其科学性将随着人类未来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