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冉、陈海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及其前景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但在1921年之前，中国经历了数次局部的、失败的现代化尝试，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领导下才逐步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正确道路。因此，将1921年作为回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演进的历史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生产率低的问题，党认为现代化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性质的重工业体系实现，并基于此提出“一化三改造”的方针。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通俗易懂又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联的概念，成为动员农民参与合作化的重要口号。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词汇，标志着共同富裕在党话语体系的第一次正式出场。《决议》指出，要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8](P.444)，为了使得这一改造顺利进行，需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8](P.443)此后，共同富裕在各类文件、报纸、宣传资料上多次出现。仅在《决议》通过的12月，“共同富裕”一词就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9次。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其往往同合作化、集体化联系在一起，如这一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实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9](P.437)。共同富裕口号的提出消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利益结构调整引起的社会群体心理失衡，引领动员人民广泛参与集体化、合作化事业。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揭示了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在事实上完成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化。第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将财富与收入增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步纳入共同富裕的概念之中，从而使其实现过程容纳了一个暂时性贫富差距必然发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目的在于激发生产积极性、提升生产效率，归根到底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所服务。第二，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论断，邓小平提出了一条清晰的消除两极分化的道路。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14](P.208)，其次，公有制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公有制占主体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4](P.111)。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一系列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举措。例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14](P.277)、“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14](P.278)的“两个大局”的观点；“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14](P.111)等等。这些措施既有市场调节也有政府调节，既有税收形式的再分配手段也有鼓励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手段，彰显了对共同富裕的系统思考。自此，共同富裕不仅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目标指向，更成为关乎社会主义本质、检验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偏离的重要标准。

  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四个明显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们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P.141)。一方面，随着其战略步骤的明确，共同富裕被嵌入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得以有计划、按步骤地渐进实现。另一方面，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共同富裕承担着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畅通经济循环、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党执政基础的重要使命。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让现代化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切身福利，走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没有先例，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可供照搬的现实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逐步探索中总结经验。

  最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共同富裕前进方向。纵观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演进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走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老路，而是始终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共同富裕目标也起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清方向、弥合争议的作用，其克服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主体分化的趋向，广泛地整合共识、凝聚合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以党的领导保证共同富裕扎实稳步推进；另一方面，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建设引领共同富裕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