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显然已成为当前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近期，西方国家组织“民主峰会”企图把中国排除在所谓“民主国家”之外，继续在意识形态领域围堵中国，占领民主话语的道义制高点。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堵，我们要敢于同西方国家抢夺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主理论、民主制度、民主实践在国际范围内占据舆论主导地位、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同，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价值和制度吸引力的状态。“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人民民主实践不断丰富，人民权益不断得到广泛而充分的保障，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进一步明确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实践作出的新的理论总结，也是对长期以来占据民主话语权主导地位、垄断民主定义权和解释权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回应和超越，必将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民主话语权的问题，揭示了西方自由民主标准的意识形态偏见，提出要打破西方民主的学术垄断，建构民主话语权，确立和提升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国际话语权。但从总体来看，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对如何提升社会主义民主话语权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升社会主义民主话语权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关系我国国际形象的提升。
1.打破西方学术界对民主的定义、解释和评价的垄断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近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金融、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建构了标准和制度规范，确立了自己的“制度话语权”，在学术领域同样确立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权”。这些标准和规范从根本上来说适应并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维护和追求垄断资产阶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规范、学术话语流行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部分学者套用西方学术范式和学术话语研究中国，很难提出独创性理论，也难以阐释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中国飞速发展的经验、特有现象还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主流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但主要是以西方视角开展的“中国学”研究。与此相反，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往往迅速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和前沿。“欧美学术界热衷谈论的问题，很快就在中国成为最前沿的学术问题，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研究反而不被重视，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
民主是政治学的核心话语，民主话语霸权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问题是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最重要的学术问题，在民主的学术研究中，西方政治学一直牢牢掌握着学术规范的制定权和学术话语权。民主的标准似乎是由西方学者“制定”的，民主的发展路径似乎也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西方学者研究和评判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民主建设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都是民主国家。实际上，这些结论严重不符合事实，更不科学，是对中国民主进步的漠视与偏见，如果不是有意为之，那么就是理论失真。在西方民主话语体系和民主研究范式的主导之下，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一些中国学者，都不看好中国民主发展，一些“公知”、个别学术精英甚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民主政治上似乎并无建树。有部分高校教师、青年大学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很不自信，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不愿意过多研究、不愿意公开讨论。实际上，不愿意谈论、回避民主话题的“鸵鸟”态度，只能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被动、挨骂的境地。在民主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用“放大镜”看西方而用“缩小镜”看自己。我们要在学术上讲清楚中国的民主，打破西方学术界在民主问题上的学术垄断，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总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民主道路、民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站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高度，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断准确表达了中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实质和追求，“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又是一种民主话语创新，是对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扬弃和超越，有助于打破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霸权。
2.提升民主话语权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打破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的现实迫切需要
发动“颜色革命”是西方发达国家颠覆别国政权的惯用伎俩，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西式自由民主，把人们从“不自由、专制”的社会中解放出来，是冷战后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道义辞令。民主逐渐变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维护霸权的工具，“民主推销”不仅是冷战期间的重要优先事项，也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政界、学界和非政府组织对外交往中最热衷的“事业”。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由西方在背后推动的“颜色革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实施，造成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困顿。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爆发“颜色革命”，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方媒体、学术界以及所谓的非营利组织机构对这些国家的精英和民众长期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他们对自由民主进行了理论上的“花样”包装，极具迷惑性，对民众尤其是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话语权。尤其是西方的主流媒体把西方民主渲染成一种福音书式的“政治鸡汤”，配合西方政府进行全球营销，把自己的“政治配方”兜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等，却导致这些国家政治动荡、民族分裂、民不聊生，这就是喝下这种“鸡汤”的后果。西方国家对主流媒体的操控和利用极其纯熟，各种“软宣传”和民主营销手段极其隐蔽和“高明”，西方自由、民主概念逐渐取得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西式自由民主被神化。当合适的契机来临，在西方媒体和民主输出机构的煽动之下，以自由民主为道义大旗的“颜色革命”之火便燃烧起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近年来，香港多起社会骚乱就是西方在背后推动的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所谓争取香港自由民主的运动，引发香港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可见，民主话语权是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取得民主的话语权，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民主理论、民主实践以及民主评价的垄断。
民主本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恩格斯指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是“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真正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紧密关联，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本身追求工人阶级等普通大众的平等、自由和当家作主，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分享国家权力和财富。然而，在冷战中，为了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竞争中获胜，西方学者与政客把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奴役之路”，把共产党“一党执政”视为“威权”“专制”，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身，把民主、自由等从西方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剥离，建构了自由民主概念，这个概念的细化就是将民主去社会主义化。同时，他们把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渐渐地被看做一种与经济结构和财富再分配没有相关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制度，民主内含的反资本主义特质被祛除了”。共产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被严重污名化，西方民众在长期的政治教育、媒体宣传、政客鼓噪中逐渐接受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标签化”认知，并形成了思维定势和偏见。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追求国家和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持续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民主的追求从未停止。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民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中国民主制度不断完善，人民实际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不断拓展和深化，社会活力不断增强，国家实力稳步上升。然而，中国的民主制度和成就并未获得应有的国际认同和国际影响力，在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西方国家习惯以“专制”“威权”看待中国政治发展，并给中国贴上“非民主国家”的政治标签，致使中国陷入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在中国民主的形象上，更多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他塑”而非“自塑”，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巨大。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对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回应和超越
西方自由民主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天赋人权”“竞争选举论”等内容和“等级普世”“历史终结”等思维方式。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范式，是对民主本质的复归，即：当我们在谈“民主”的本质时，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当我们谈“民主”的程序时，民主是“全过程的”的程序民主，而不是选举投票单个程序的民主；当我们谈“民主”的建设时，民主是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的“管用”的制度建设，而不是“民主输出”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徒有虚名的“制度框架”；当我们谈“民主”的标准时，是真正以人类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作为判断标准，以“八个能否”“四个要看更要看”等组成的检验真假民主的客观性、现实性标准来判断，而不是以一种或一国的政治制度作为判断标准；对民主的评判是由人民来进行，而不是由少数人把持。
1.价值取向上以“人民民主”话语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不仅有形式上的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而且有实质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诉求，体现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是以人民为主体的逻辑主导制度设计，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民主制度设计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人民意愿，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既保障了人民群众近期的、普遍的利益需求，保障了国家经济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又保障了国家和民族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独特优势，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上，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凝聚共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保证了人民的意愿、意见被倾听；在人民内部广泛征求意见、商量沟通并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无论在政治发展、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民生、生态环保、文艺文化事业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都有着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质要求的生动体现。资本主义民主片面强调人的政治解放即政治民主，而实际上政治民主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只有经济的解放即经济民主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包括政治领域的民主，而且涵盖了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民主，同步推进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把民主落实到涉及人民利益的诸多领域，体现为生命权利的维护、经济文化权利的保障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人民共享等，体现民主的“全域性”，这与西方自由民主“天赋人权”话语的抽象理论假设和道德想象形成本质区别。
西方自由民主话语本质上是“资本”的自由民主，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利益。以资本换取权力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行的典型特点，其根本目标是实现资本的人格代表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它的存在使资产阶级通过资本成功换取政治权力，然后再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获取更加丰厚的财富，这是资本主义财富观支配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民主中，政党为了获得执掌国家权力的机会，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用于获得更多选票、政党竞争与政治营销。民主已经沦为可以操纵的“工具”，选举成了“金钱游戏”和“政治娱乐”，变成一种获取竞选资金的政治交易和广告与营销行为，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竞选公司，开展公司化经营和政治营销。早在19世纪末期，恩格斯就批判美国民主的这种弊端。“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这一现象至今未变，而且愈演愈烈，西方民主作为金钱民主、交易民主的本质不断显现。美国学者杰拉尔德·瑟斯曼指出：“选举本身不能证明一个民主国家的存在。在美国，选举实际上成为精英圈子内部有组织的职业性演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以他们值得付出的价格来购买官员和政策。”西方营销式政治选举把公众降格为政治观众和消费者，限制公众真正、积极地参与政治，政客们并不关心民众的权利、利益是否得到了真正的保障和满足、民主的价值是否得到真正的实现，西方自由民主更加偏离民主的本质要求。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迄今为止，号称自由民主典范的美国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丧生。人民生命不存，如何当家作主？可以说，资本逻辑的主导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徒具“精巧”的制度设计。全过程人民民主所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全过程实践，体现了对于“真正民主制”的追求。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这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或政治承诺，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价值的真实实践。
2.民主程序上的“全过程”民主话语超越西方“选举投票”话语，把过程与结果真正统一起来
2014年，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曾深刻指出：“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把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实质真正统一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注重民主程序和制度体系的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是民主程序上的“全”和民主制度上的“全”，时间上是连续的，程序上是链式闭环的，体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于民主运行的每个环节，具备“完整的参与实践”，保证了民主运行的全闭环，使民主权利的落实不会因为某个环节的缺失而落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让每一个民主环节真正成为“整体人民”能够参与和掌握的具体过程，乃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基本要义。同时，“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既指程序上和制度上的“全”，也指民主内容上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覆盖，是民主在多重领域的全面铺开，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人们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均有相应的代表。民主的权利不单单体现为政治权利，也有经济、文化与社会权利。多种民主形式和途径并存，既有选举民主，也有不同层次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既有现实空间的参与渠道和途径，也有虚拟空间的网络群众路线，在纵向时间和多维空间中享有完整行使民主的权利。
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唤醒”与“休眠”交替的投票民主、形式主义民主，克服了西方国家公民民主权利间歇性悬置的弊端。在西方国家，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在时间上是间断的，在程序上是非连续性的，民主的环节是不完整的，只重视投票环节，而选举后的治理以及人民的有效有序参与则被忽略。“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人民的利益是否被表达、能否实现则无关紧要，一切交给选举出来的议员、政客，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实际上被悬置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无法有效影响政府决策，资本利益不断僭越民众意志，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大金融垄断财团作主，无法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今天，西方普选权仍然被滥用，“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当然，西方民主也有监督机制，但是这种监督往往是政党之间的互相攻讦和恶斗，与人民民主权利并无直接关系；西方民主也有约束机制，只是由于民主运行环节的缺失，这种约束只能等“四年一次”的投票才能重启。
3.民主建设上的“国家治理”话语超越西方“政党竞争”话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民主建设的有机统一
民主建设上的“国家治理”强调建构“管用”的制度体系，克服西方自由民主实践中的“治理失效、国家失能”的弊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有效民主，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的“装饰品”，是“管用”的民主。2021年12月，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对中国民主效能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界定：致善政的“治理型民主”，有活力的“效率型民主”，汇众智的“动力型民主”，可检验的“系统性民主”，这是运用“管用”的制度体系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基于民主集中制而建构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管用”的制度体系，既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又保持了民众的公共理性，避免了西方的民粹主义陷阱、民主赤字；既实现了人民民主权利，又保持了国家理性、国家能力，保障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不会因为民粹主义而陷入国家发展的短视化陷阱。“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即“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民主不是抽象的价值观，我们将发展民主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有效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解决中国人民渴盼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民主的价值追求与民主的治理绩效相结合，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了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中国经济蓬勃向上、社会充满活力的发展充分表明我们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优越性。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在实践上造成的民粹主义、国家治理失效与失能现象，追求和实践的是高品质制度绩效的民主。
冷战结束后，出于全球竞争和维护霸权的需要，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以“政党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社会整合的情况下，采用西方的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制度模式，片面强调以“政党竞争”的方式获取和执掌国家政权。在政党竞争模式下组建的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还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次生灾害”，如种族或民族分裂与社会动荡。实际上，单纯的政党竞争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状况，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政党竞争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分裂与动荡的主要因素。“世界在政治上缺少的不是国家，而是有能力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良好和能够自主的现代国家”。割裂民主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辩证统一的民主化已成为阻碍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过度强调政党竞争而陷入了治理危机。由于以获取选票为手段获得执政机会，政党与政客提出各种漂亮的竞选口号来迎合选民喜好，福利只能升而无法降，造成“民主赤字”、债务危机等。国家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困境与危机，政党与政客的主要任务与精力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选举胜利，进行政治造势和政治营销，到处演讲，根本不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谋划国家和社会治理。竞争的白热化使得西方政治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不去关心国家与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陷入僵局的政党恶斗使西方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寸步难行，逐步走上“政治衰败”之路。西方社会的民主赤字、民粹主义盛行、社会撕裂等现象都昭示着西方自由民主已经深陷治理危机。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治理危机，能实实在在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保障了民主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平衡。
4.民主评价上的“多样性”和“人民”话语超越西方“普世性”话语，实现对民主评价标准和评价主体的重大突破
民主的评价是民主话语权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话语权争夺和意识形态竞争的关键。掌握民主国际话语权必须取得民主评价的解释权，必须在民主评价问题上正本清源，坚持只能由本国人民作出评价的根本立场和科学评价标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学者和民主研究机构、智库等垄断了民主评价标准的制定，设计了诸多复杂的“民主指数”来测评各国的民主化程度和自由度。在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里，民主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普世的、唯一的，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是民主的。西方学者秉持历史单一性思维，把民主假定为只有一种形式、一种“普世”的标准，把资本主义看成唯一可行的制度，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他们把这种民主标准“普世化”、绝对化，把民主定义为人民选举政治领袖的单一维度，程序正义高于一切，抽空了民主的本质要求，并由此制作出一把“政治标尺”来衡量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程度，并在全球推广。在西方国家的“促销民主”之下，自由民主的制度标准像“时尚”一样风行于世界，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目标，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民主迷思”。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的，把民主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机制——选举，使这个概念缺乏关于公共事务的任何政策效果和持续考虑。加拿大学者贝淡宁在他的《贤能政治》一书中提出，要将一人一票的选举理想“拉下神坛”。他认为：“或许100年后，高层政治领袖应该依靠考试和考核低层政府政绩的方式选拔产生或许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那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纳闷，人类怎么会傻到竟然相信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的唯一方式。”
到底如何评价一国制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经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014年，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八个“能否”的评价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2021年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四个“更要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种评价标准的哲学基础在于唯物史观，把人民看成历史主体，把是否真正实现人民权利作为尺度，实现了对西方的民主评价本质上由少数人把持和操纵的突破。
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唯物史观的民主话语，强调人类文明的多彩性，尊重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和人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强调民主具体实现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强调各国制度模式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形态各异，不存在唯一的标准。“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不只有西方自由民主一个“样板”。二是由人民作为评价主体。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同样，一国制度如何也应该由人民来判断，由人民作为评价主体。“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人民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否满意、人民群众是否真心拥护自己的政治制度才是根本的标准。民主不是一种定制品，也不是一个模板，归根到底，评判民主的标准在于人民的选择和判断，在于人民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模式上的多样性，要由人民作为评价主体，超越了西方国家把“选举”和“多党执政”作为标尺、由少数人作为评价主体的所谓“普世”标准。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创新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路径
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既需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创新为抓手，从学术自觉、制度效能、媒体传播等方面入手，也需要一个由内而外、从“制度自信”到“制度他信”、逐步提升国际认同并取得话语权的过程。
1.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创新的自觉意识，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学术研究，提升中国民主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为了破除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权，就需要跳出西方民主思维框架和政治发展范式进行研究，树立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创新的自觉意识，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化高度，同时开展国际间学术对话和交流，并由此引领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议题。当前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术研究可以有以下几种进路：一是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孕育的代议制民主、投票民主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制度形式，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吸收代议制民主优点基础上的更高层级的制度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这一更高层级的政治文明的制度形式。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看，经济基础的变化从根本的意义上改变着政治上层建筑，奴隶制经济基础上诞生了古希腊民主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诞生了代议制民主，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则会发展出更高程度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三是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民主参与是有限的，只能产生城邦式的民主形式；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拓宽了人们的交往形式，但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只能采取代议制的形式；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更加具有技术的支撑。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应当在民主政治领域顺应智能文明所带来的变革趋势和内在要求，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四是在中西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源，充分发掘其理论实质和先进性。要全面、辩证考察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看清其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本质属性；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成就作出科学评价和判断，从制度自身的健全与完善和制度绩效即制度产生的实际成效等方面，确立民主制度的评价标准，建立更加成熟的基于唯物史观的人民评价指标，并建立量化评价体系，打破西方关于民主评价标准的学术垄断。
2.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以治理绩效提升中国民主制度的国际话语权
一国制度要获得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制度本身是否有效至为重要，制度要先进，具有优越性，既要适应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又要符合历史进步的规律，能推动一个国家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不断呈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提升制度自信、获得制度认同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处于完善的过程中，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中一些环节还不够畅通，一些机制还没有完全捋顺，理论上的制度建构与实际上的制度执行还存在一定距离。一是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稳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不搞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实际的“制度乌托邦”。就西方国家而言，并不是自由民主制度带来他们的国家富强，而是他们在国家富强以后才逐步发展民主制度的，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是国家富强以后经过人为的民主推广和传播才获得话语权的。在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要让制度落地有声，落实落细，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方方面面、体现到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政策措施、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二是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显示出自身的制度绩效和制度优势，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民主道路的示范效应，展现出积极的国际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们不仅要主动地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推动经济融合，更应注重共同打造文化包容、政治沟通与互信的格局，提升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绩效的影响力。
3.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故事，增强中国民主的国际舆论话语权
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发展民主的故事是获得民主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我们要做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宣传普及，做好对外传播，推动中国民主创新理论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观更加深入人心、更好走向世界。一是要培养一批既懂网络新媒体技术又具备较强政治学素养和传播学素养的复合型媒体人才。要呈现专业性，注重时代性，体现国际性，具有针对性，培养一批传播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传播人才。尤其是需要一批既懂新媒体技术又懂民主理论、民主实践，既掌握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又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民主有着深入研究的政治传播人才。二是要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民主绩效的国际传播。积极开拓国际传播渠道，加强中国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信息的海外传播，利用媒体讲好中国民主故事。要改变民主话语传播形式，善于有说服力地利用形象化产品传播全过程人民民主，阐释好中国政治发展成就。要建设国际化的民主传播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传统媒体、网站、社交媒体、智能媒体的多语种传播，将其打造成面向世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传播平台。三是主动搭建国际民主论坛，积极参与引领国际舆论，并敢于同恶意抹黑中国制度的敌对力量作舆论斗争。增进同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的互动和交流。回应西方的民主质疑，在讲好中国民主进步故事的同时，揭示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
4.加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宣传和教育，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制度自信”提升“制度他信”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有关西方民主政治的著作译介到中国，对中国学界和民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人产生了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心理。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宣传和教育，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同，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从学校层面看，要加大青年学生的民主教育，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中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等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理论阐释与教育；要在中西民主对比的基础上让青年学生不断认同社会主义民主，增强制度自信。从政府层面看，要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热情，以民主实践推动民主教育。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他们在基层生活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主实践，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和传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过程也是民主教育和民主传播的过程。从社会层面看，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宣传教育。要依托中央主流媒体的信息资源和平台优势，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宣传和教育。在主流媒体和学术网站开辟社会主义民主研究和传播专栏，采取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的传播模式，用及时、生动活泼、新鲜多样的信息资讯系统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
（作者简介：赵春丽，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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