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实质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问题由来已久。自从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以来，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认识和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问题愈益凸显出来并得到多方研究，但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尚未得到清晰的思想整合和规范的理论形式。为了总结和整合既有研究成果，规范、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业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图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的基本问题及其超越“西化”“儒化”“苏化”(或谓“俄化”)的文化逻辑作为初步尝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及其学术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文化性质、文化内容、文化意识、文化意义、文化维度等问题日益彰显出来。人们愈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一种政治战略、一种理论规划、一种思想策略，而且是一种通过文化交流、交锋、融合而实现文化转型、文化创新的跨文化实践过程，一种探索和建构中国新型现代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皆已突破其特定社会政治实践而扩展和深化到其所属跨文化交流的世界历史背景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上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问题由此得以确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主要包括反思和理解其文化来源和文化基础，阐明其文化内容和文化特性，确立其文化谱系和文化认同，探索和展望其发展趋势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解，明确以批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为己任，并随着实践和理论的深化而不断自我更新。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曾长期置身于戎马倥偬、时时面临生死考验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文化的自我理解更多地蕴涵在革命理论、革命实践、革命经验之中，并集中表现为“文化革命”且从属于社会政治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又遭受了严重曲折，特别是在反对“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因既割断纵向继承又阻止横向交流而陷入困顿。费孝通说：“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做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用了。”①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建设中国新文化，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新文化建设屡遭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我意识、跨文化交流性质、多重超越追求、自我反思指向和“美美与共”旨趣等方面时而辉煌灿烂，时而隐而不彰，未能深刻系统地理解“文化自我”和整理自己的自我理解，澄清和确立自己完整的文化谱系，获得自己独立的思想地位和理论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西方文化三者关系的把握从突出其对立性逐步走向强调会通“古今中外”以实现“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自我意识日益彰显。
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似乎只是“马克思主义因素”与“中国因素”两大因素的结合和会通及其自我意识。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不只是包括上述两大因素及其互动，而是蕴含多种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既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成果，又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同时主要以其俄国模式或俄国版本而被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独立自主、可以随意嵌入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的理论要素、文化要素，而更像是一条“三源合流”、沟通东西文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想大道。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反思和通达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可以反思和通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俄国模式，又可以反思和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变革，并将之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过程。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反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西方文明背景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俄国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又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变革；反过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需要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也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俄国模式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又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变革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并由此逐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背景、俄国模式的脱域和超越，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并在此三重超越中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谱系，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列谱系”和“中国谱系”的双流合一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谱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主体对自身文化性质的自我意识和自主筹划，是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必然涉及和面临的各种文化因素及其复杂关系的系统把握和适时处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世界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良性互动、双向转化的历史过程及其成果。这一历史过程及其理论和实践成果是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大碰撞大交融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和取得的，并因此必然具有跨文化实践的性质、内容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正是这种跨文化实践的自我意识和自主筹划，其中心问题就是要从跨文化视野深刻理解和系统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理解，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过程中业已形成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解。就其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变革、中国新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自我反思和自主筹划，其基本问题是根据不同历史条件认识和解决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阶级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功能性与价值性、继承性与变革性等问题，主要表现为认识和解决“中”“西”“马”三者关系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主要思想、历史经验及其理论思考，并由此而形成对人类文化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基本观点。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都是在其特定历史时期对上述问题的科学解决，都是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主筹划和理论表达。当代中华民族新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学者说：“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②或者说，当代中国全部文化建设的“理论主轴”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传统文化的关系”。③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实践、跨文化交流及其自我反思、自主筹划。如果说，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失其历史文化命脉，那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则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外于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而两者的结合则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探索新型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有学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实践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资源通常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来自俄国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毛泽东就具有明显的文化的双重性，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反映到他的理论上，就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如果单从中国的角度，或单从外国的角度都无法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这就需要我们中、马会通，找到中、马思想中的契合点。”④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具有双重文化性，而是具有三重文化性乃至四重文化性。如果寻根溯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必然涉及与西方文化、俄国文化的关系，必然面临如何超越“西化”“俄化”和“儒化”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道路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它的理论和历史的根本源头，也有中华文明传统和现代西方文明这两方面的资源；‘马中西’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碰撞，并最终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交互凝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在实现传统与现代(古今问题)、中国与西方(中西问题)的交汇融合中，不断地‘返’马克思主义之‘本’，‘开’社会主义之‘新’，采自三大资源的理论和实践要素有机地构建起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这三大资源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基本语境中的历史性统一。”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不仅意味着对上述各种文化因素及其复杂关系的不断反思和系统筹划，而且更意味着通过三重批判和超越而实现对中国新文化的崭新构想和系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在跨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基础上，阐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事实、文化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筹划和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费孝通说：“我们要使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就需要对接受洋东西的同时又发展我们自己东西的做法理出一套基本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很不容易解释清楚，这个特色里包含着洋的东西，可不是直接的洋东西，是换了装的，适应于中国的洋东西。”⑥费孝通所谓“洋东西”无疑包括马克思主义。这里必须注意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洋东西”相提并论或笼统论说势必会遮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指导意义，因而是不妥当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洋东西”，而是超越“洋东西”的“普遍原理”；就当代世界思想格局而言，马克思主义已超越东西文明等区域性文明而成为人类未来世界性文明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接受洋东西的同时又发展我们自己东西的做法理出一套基本的看法”，即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结合起来，阐明其通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及其跨文化性质实现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基本道理。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无疑首先是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人们对其活动性质的自我反思，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理解和自我理解。但它并不排除人们从其外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反思和认识。如果自我封闭起来，同其他任何类型的文化自觉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必然陷入自说自话而“未达一间”之状态，最终因缺乏外部刺激而走向自我蒙蔽。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动态的日益扩展和深化的宽广视野，认真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并予以回应，积极参与和促进各种思想交流，以此充实和深化其自我反思。毛泽东说：“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同样必须借助他者并积极与他者对话，才能克服自身盲点，确立和阐明自己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既要从世界现代化运动和中华文化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来深刻反思自己的历史过程和时代内容，又要在与其他思潮的互动中，确立和阐明其自我文化意识。费孝通说：“获得‘文化自觉’能力的途径离不开对中华文化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必须将自身置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与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运动史及其历史性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路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多种维度、层面和环节加以刻画和描述，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文化基础、文化语境、文化选择、文化焦虑、文化张力、文化矛盾、文化谱系、文化认同、文化心理、文化自信、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继承、文化超越、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创新、文化逻辑等等，其核心指向则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事件、文化实践、文化过程，如何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主要以“儒化”“西化”和“俄化”为参照，获得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认同。“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和‘思潮’之间的竞争与互动，我们几乎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⑨正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在与各种文化思潮的长期交流、争论和较量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得以多维绽放并日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思想主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第一种是全盘西化思潮，突出文化的时代性、整体性、普遍性、功能性而贬抑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主体性、价值性，试图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尺度来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和现代命运，虽然彰显了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迫切性，却使中国新文化面临丧失民族主体性的隐忧。第二种是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主体性、价值性而对文化的时代性、整体性、功能性等问题认识不足，试图通过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来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力图发掘和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继续维护固有的民族文化认同，虽然力主挺立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却又难免“脱离世界潮流”甚或“开历史倒车”之讥。第三种是实证主义文化思潮，强调文化的现实性、复杂性、功能性，他们运用实证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动趋向，虽具有从实求知的科学精神，值得称道，却存在“方向不明”之惑。正如有学者总结说：“西化派认识到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时代性差距，主张以现代性彻底改造中国文化；但它否认文化系统的可分性、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保守主义者力图融合中西、挺立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但他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意义而将其简单地化约为西方文化，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而否定其理论价值及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与其他种种思潮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中生发和展现其文化自觉并由此表达和引领中国文化变革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盘西化”思潮、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实证主义文化思潮呈现出一种不断变动的复杂关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及随后的革命岁月，马克思主义与“全盘西化”思潮暗中携手，共同反对中国传统专制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同时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切旧文化和洋文化，都在其反对之列。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再次携手痛击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中国国力迅速增长，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再度兴起。亨廷顿说：“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11)在这种情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携手共同反对“全盘西化”思潮。正如有学者所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来自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学日益上升的双重压力，西化思潮和学术观点在意识形态层面，已失去从大视角以大尺度立论发声的政治条件和社会舆论环境，但在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外来文化和学术观点仍十分活跃，在经济学等应用学科中甚至居主流地位。”(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主要是在“中”“西”“马”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以跨文化交流的方式而实现现代转型、综合创新的价值取向、行动程序、历史轨迹及其理论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话语中，马克思主义集中代表和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性、无产阶级性、人类解放的旨趣和未来导向；西方现代文化集中代表和表达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成就，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和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代表和表达了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历史成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主体性和传统性。面对文化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等多重属性的相互缠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充满多维张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文化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文化的功能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张力等以及这些张力的历史性积淀、共时性交错和结构性呈现，包括历时性张力、共时性张力、结构性张力等。这些张力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的思想坐标，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的思想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以文化的阶级性为主线，将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定位为阶级冲突，解决了中西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即以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批判和超越中国地主阶级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思潮，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指明了正确道路。“文化选择不再是统一的文化选择主体对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而是已经分裂的主体对中西文化有不同的选择。”(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力图实现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功能性与价值性等一系列复杂关系的辩证统一。“全盘西化”思潮突出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文化的民族性，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未能将现代化、现代性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剥离开来，主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以改造乃至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以“文化惰性”为依据来辩解自己激烈反传统的立场和达成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隐秘目的，势必割断民族文化的血脉，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误区，难以摆脱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正如有学者所说：“‘西方中心主义’以资本逻辑、自由市场、民主政治为标准建构了一套抽象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后发国家构成现代化诱惑与强制，以输出现代化为主轴借机向外输出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与价值观。过去3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现代化模式能指与所指曾被用来囊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俨然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西方的就是现代的、普适的’等普遍而抽象的意识形态标准套在人们的发展诉求上。”(14)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竭力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而忽视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冲击，主张守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势必难以应对时代挑战，找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凡是激进的欧美化、西方化，以及顽固的保守主义，都没有正确回应或应对中国面临的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的挑战，也没有正确回答或解答近现代中国提出的民族、民主、现代化问题。反而是中国共产党，既不为激进的西方化思潮所束缚，也不为顽固保守的传统本位论所禁锢，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高度，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前提下，科学判断中国的社会性质、矛盾、发展阶段和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1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解决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问题并由此成为超越“西化”“儒化”“苏化”之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维护、重铸和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又要克服其落后性；既要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成就，又要克服其殖民性、霸权性；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又要超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苏联模式”以切合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旨在通过对各种“文化中心论”的不断超越而探索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儒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文化(苏化)的三重超越，即批判和超越以“西方现代文化中心论”为基调的“全盘西化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论”为基调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以“苏联模式中心论”为基调的教条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变革从“破字当头”到“重在建设”、从“学习”到“创新”、从“以人为师、屈己从人”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历史性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反复掂量和处置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一方面会使马克思主义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会使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时代内涵”。(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就是要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获得其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获得其社会主义现代性，确立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建设的自我意识。费正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的自我意识终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象。”(17)这是确定无疑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改变了其“舶来品形象”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意识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文化的时代性与阶级性、阶级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性与功能性、连续性与变革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整体性与可分性等及其矛盾关系等问题有其不同理解，由此可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脉络。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力图兼顾文化的上述诸多属性，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时代任务，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重心。大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的思想重心经历一个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到强调文化的阶级性、从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到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从强调文化的功能性到强调文化的价值性的历史转变过程，期间几经反复，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达到把握其文化逻辑的高度，才能从对文化现象的经验描述提升到对文化本质的理论把握，不断充实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水平和思想境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正如有学者所说：“无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一味强调民族性，死守传统故旧，将导致中国文化脱离时代而失去活力。而不顾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将外来文化直接搬来移植，则会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不会给中国文化进步带来帮助。只有把时代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起来，将本土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融会贯通，才能使中国文化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进步，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或可以上述张力分析为切口，把握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旨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超越过程。大体而言，可以用这样两个命题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一是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二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化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先后主要表现为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和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前一个命题旨在说明，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现双重批判和超越的思想成果，其鲜明标志是“走俄国人的路”；后一个命题旨在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是他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关系的思想成果，其鲜明标志是“走自己的路”。如果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表明，中国先进分子从中西文化冲突及其造成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境走出来，并且以先后反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激进形式表现出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对立性；那么，走向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模式”和“教条化”倾向，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体现出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自觉性、主动性，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崭新局面。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首先意味着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并以反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其鲜明特征；其次意味着走向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结合为其鲜明特征。从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到走向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从反叛传统到弘扬传统的思想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其对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正确解决和实践成就而终成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革和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自觉的思想主流。(19)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鲜明地体现了其对“西化”“儒化”和“苏化”的三重超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实，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马”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国新文化的科学构想和自主筹划。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问题。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论》不仅阐释了一种新的文化观，而且超越了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把中西文化之争转化为文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斗争，这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对中国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且可以对西方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后，没有充分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建立起来的基本前提的变化，仍然坚持文化选择主体的阶级分化而贯彻着斗争主线，从而使文化选择主体发生新的裂变而发生新的文化选择危机。”(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重新反思“中”“西”“马”及其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科学构想和自主筹划。费孝通说：“经过30年的‘一面倒’，在实践中认识到‘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固然不行，全盘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也行不通。从而觉悟到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原有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能接受的办法，逐步改革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中国才能存在于现代世界，发展成先进国家，并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历史关头，对人类文化的本质，各国各地文化之所以有异同，在发展过程中怎样互相对待，又怎样推陈出新，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1)正因为实现了对“儒化”“西化”和“苏化”的扬弃和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作为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而确立起来，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而且为人类探索更好制度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金耀基说：“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现代的新文明将必然是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由‘传统的’转化到‘现代的’，由‘西方的’转化到‘中国的’)与二者之交融。无疑地，二十一世纪构建的中国的现代性将必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明。”(22)同时，也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弃和超越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才不会因为苏联解体而受到致命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西”“马”关系的系统思考和深入反思及其关于传统文化变革和新文化建设的科学构想和自主筹划，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变革和新文化建设的思想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文化自觉的优秀典范，已经成为我们总结既有思想成果，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文化自觉研究的一个重大主题，成为我们反思和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经验、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一个重要视角，成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各种文化中心论、避免走上“邪路”和“老路”的迫切需要。亨廷顿说：“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2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从政治实践层面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才能为当代中国奠定其深厚持久的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跨文化意识，并通过对“中”“西”“马”及其关系的认识和解决鲜明地表现出来，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自我反思和自主筹划，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也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思想历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接续谱写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作为其系统的理论表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展道路、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苏联道路，探索中国新型现代化道路、新型现代文明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系统筹划。国内外有一些人误解或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例如，亨廷顿说，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24)显然，亨廷顿的上述论断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并没有用其所谓“行为合法性”和“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而是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贯通，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中华现代新型文明。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2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和双向转化的双重逻辑，既延续了中华历史文化的血脉，又改变了其固有的发展轨道；既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超越了其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既坚定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突破了曾几何时被奉为楷模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模式化、抽象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以“走俄国人的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难题，继则以“走自己的路”突破“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困境。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皆以不同的历史主题和问题形式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文化逻辑。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开辟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批驳了“儒化”“西化”和“苏化”的错误倾向，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新型现代文明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批驳了“儒化”“西化”和“苏化”的错误倾向。费孝通说：“我们中国的革命，形式上是‘天翻地覆’、‘开天辟地’，实际上，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是中国文明演进中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建国50多年后的中国社会，还是跟过去的社会密切相关，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积累过程是不间断的、永恒的、全方位的。”(26)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保持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贯通以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历程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我意识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变革进程，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思想主流。费孝通说：“在过去10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把握，不能说不存在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因此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大问题。”(27)无论是以“失去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或“文化自卑”为特征的“全盘西化”思潮，还是以“自我文化中心”或“文化自大”为特征的复古思潮，抑或以“生搬硬套”为特征的教条主义，都会使我们“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态度，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8)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人类文化自觉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2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文化自觉研究结合起来，既将文化自觉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文化自觉研究的重要课题；既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又要深刻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发展历程，深刻总结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研究能够同时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文化自觉研究、民族文化自觉研究与人类文化自觉研究，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叙事和思想支撑。
（作者：王文兵，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荆世群，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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