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登高的行人在回望出发点时常有“登高才能望远”的感慨，一个民族在急剧变革后，往往也需要稍加停留，对走过的道路加以检视和总结。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改革开放基础上的中国奇迹，毫无争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和巨大贡献。1984年，当邓小平同志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曾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轫，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始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哪些是需要坚持的，哪些是需要发展和创新的？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为何要出发？从何处出发？因何而出发？这些问题似乎久远，又不容回避。不同背景的人给出的答案也会迥然不同。程恩富教授的《改革的实心》（以下简称《初心》，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系统而科学的阐释。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念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经，需要回到改革开放的初心。不论从哪种角度看，《初心》一书所涵盖的新概念、新理论、新策论和新举措，对一些理论层面的重要关切都给予了有力回应。无论是在方法论的确立，还是主题的展开，或者是学术性的论证，《初心》都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逻辑自洽性。作者在该书中围绕中国改革开放所提出或加以论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无疑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实质性推进。
一、在历史和现实转换间的再追问
改革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人们在谈论改革时，一个最容易产生的倾向就是全盘否定传统体制，而不是将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然而在现实中，与这种论断相背离的观点却时有出现。实际上，自中国经济改革启动以来，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对改革进行污名化的工作，就从没有中断。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纳德·哈里·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中国是如何走上资本主义的》一书。因其在国内出版时书名改头换面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颇能迷惑一些人。中外有舆论甚至声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在西方经济学指引下取得的。《初心》一书全面辨析了这些极端的观点，并系统阐述了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原则。
的确，改革焕发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活力，但这种活力绝无可能会凭空产生。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片面化的认识和奇怪的舆论。常见的一种观点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两种经济模式的客观存，也不承认两种模式的较高绩效。还有一种观点，则是以肯定市场经济模式的高绩效，来变相否定传统计划经济的高绩效。《初心》一书就此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有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经济模式。尽管存在某些违背经济规律的失误，但是，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辉煌的整体。显然，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不可能走西方式的道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只能通过经济制度来得到保障和实现。
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总是与西方国家的心态失落是同步的。但这种失落体现在经济理论上，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应。一种效应，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国强民穷”的指责；而另一种效应，竟然是对“中国经济停滞论”的期待。针对这一现象，《初心》用中外对比的大量数据说明，国强和民富并不矛盾，中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也不会因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而削弱。相反，新时代已经和必将进一步加速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见解是，应从产权、分配、调节和开放四个基本内涵，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公有制经济在态度上的区别，可谓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态度的一个试金石。实践已然证明，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互兼容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这在《初心》中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可以说，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强调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始终是《初心》一书的主题。这种主题的确立，是与《初心》作者坚持从生产力标准出发看待生产关系分不开的。对于用贬低公有制经济绩效来论证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观点，《初心》进行了系统的批驳。
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发展，是最易被理论界忽视的一个领域。农民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同样如此，没有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中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了，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初心》一书用了很大篇幅，阐释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作者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应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积极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强化与集体经济不同的多种模式的合作经济发展。还提出，要通过落实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和习近平“统分结合”思想，来壮大集体经济，从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新时代土地流转，作者反对那种搞农村和农业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应立足于促进“第二次飞跃”这个根本。
二、在现实和未来交错中的再探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到今天，早已超出了单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形成当前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改革再出发面对的问题之多，面临的任务之巨，已非当初可以想像。经济理论研究只有面向这些前沿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从容地再出发，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分配问题是极为吸引眼球的一个理论问题。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差距？诚然，分配体问题来自于市场调节，但又需要跳出市场调节看分配。在这一问题上，《初心》提出了价值、财富与分配“新四说”，对中国的劳动收入分配、低消费率与消费不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毋庸置疑，市场体制不可能完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市场并不一定产生一种被认为是社会公正或平等的收入分配。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不可接受的、极大的、在收入与消费上的不平等。”但与西方学者不同，《初心》一书将收入不平等更多地与所有制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使得其结论更符合历史的事实。针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作者提出要特别关注教育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农村市场对分配的影响。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作者阐发了政府财政收支在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与国民产出最终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作者鲜明地提出，作为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理应自觉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主动承担起保护和提高职工权益的重任；主张通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促进共同富裕的经济公平和提高劳动效率等政策，有效遏制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度向中高速度的回落，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阶段。《初心》一书围绕经济新常态，阐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作者提出，新阶段的重点在于提质增效，并从建立创新型国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从严保护生态环境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积极改善民生、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证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处理的一系列关系，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城乡区域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产权体系和分配体系等。
从马克思主义话语出发，探讨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改革，是《初心》的一大特色。作者认为，完善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双重调节体系，重要的是要科学认识按比例规律、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者强调，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普遍规律，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中按比例规律的重要实现方式，并从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来，在按比例规律实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实现方式。这种话语回归，无疑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全新思考。
三、在中国和世界相遇中的再思考
今天，开放的中国和崛起中的中国在西方世界引起的恐慌，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成为孤岛。的确，不管西方如何妖魔化中国的世界影响，一个文明和现代的中国已经深度地嵌入世界生产体系。对待中国的开放，国际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态度。一者认为中国的开放是独立的、自主的、进步的。一些西方学者承认，“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极具中国特色，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它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一者则是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自主发展持敌意态度，在评论中国时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咆哮。
其实，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外部世界如何看待我们。而是在于，身处国内的我们，应在何促种基础上看待、谋划和推进经济开放。《初心》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析。书中提出的构建“环中国经济圈”开放大战略，坚持了从中国的制度特点和地缘特征出发来谋划开放。在后发国家如何开放的问题上，传统观点关注于两个路径，即以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抑或通过培育综合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初心》显然没有局限于这些过时理论，而是敏锐地洞察到当今国际竞争的本质，率先提出并论证了第三种优势，即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作者在书中强调，我们不仅要有“中国制造”，更要有“中国标准”；重点是要突出自主创新，以此来维护国家产业安全。联系到当今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初心》一书中所体现出的前瞻性，自是不言而喻。
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巨大经济体，总是全球化的引导者。这种角色，英国和美国都曾经担当过，今日的中国也迎来了同样的历史时刻。这一时刻来得平静而又突然，“二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实证研究，《初心》的作者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中国目前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地位，而不再是“外围”国家，并阐明从“准中心”到“中心”的过渡措施，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在扩大开放的具体政策上，作者提出的一些主张也是富有创意和前瞻性的。例如，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作者主张在与日本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或者暂不排斥本国货币存在的前提下规划发行“亚元”；在资本项目放开问题上，作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应采取的政策选择是：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汇率制度弹性和资本流动程度之间进行摆动，即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资本流动；在应对美元霸权问题上，作者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创建“世元”的理论主张，等等。这一有创见的学术主张，在一定意义上或许预示着崛起的中国在思想上和影响力上重新回到世界之巅的曙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学术评论》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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