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坚持”高度概括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鲜明提出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在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个着力”的要求。这些重要的思想理论深刻阐明了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方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由此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加强新时代文化成果的传播，正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履行文化使命职责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凸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报告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专章论述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其中关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大举措，突出文化传播紧迫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这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强烈的文明担当、深沉的文化情怀。文化问题首先是价值问题。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实现价值共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增强，文化传播成为检验各个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价值的标尺。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体系建设是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全面谋划新时代文化建设，作出和推进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有力推动和积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体系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取得历史性成就。
文化传播格局优化完善。文化传播格局彰显一个政党、国家统筹谋划、规划布局文化传播体系的战略能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有力彰显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工作的有力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进行系统部署，整体谋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取得的，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党的全面领导是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本质特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战线高高飘扬，是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通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加强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和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交锋，我们党把宣传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通过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切实把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全过程、全方位、各领域，进一步完善了党委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领域协同推进的文化传播工作体制机制，全党全社会从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使命感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局面不断拓展、成效不断彰显。
文化传播内容守正创新。文化传播内容是文化传播体系的核心，以理论武装占领传播阵地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传播的重要经验。文化传播内容的守正创新，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我们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掌握思想文化上的主动，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才能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创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我们通过掌握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文化传播领域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放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还是从《知之深 爱之切》《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再到《习近平著作选读》等力作的有序推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昂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深度的理论阐释是实现大众化传播，提升传播实效的内在支撑。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在多家权威机构相继成立，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有力加强，相关前沿理论研究有序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术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筑牢了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日益巩固，文化传播的原创能力和理论魅力进一步提升。
文化传播坚持人民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意愿，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深受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是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它既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体现了他深厚的人民情怀。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定人民立场，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更加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解决好文化创作“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通过为广大人民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才能为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和光明的未来。同时，我们党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党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切实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通过繁荣文艺创作，积极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从而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进而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文化发展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
文化传播话语加速革新。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化发展，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建构。一是以国际话语展现大国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效提升。我们以更为主动的举措深化文化对外交流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国际组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价值导向明确的文化传播形成有效的国际传播态势。正是通过积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在抗击新冠疫情、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性倡议的具体实践中，中国话语、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进一步实现全球化传播、区域化表达、分众化阐释并得到广泛关注，更多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力、说服力、引导力和自塑力进一步提升。二是以中国特色话语展示主体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自信力有效增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生成中国话语的文化土壤。但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并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寻找拼凑只言片语，而是通过推动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构赋能自主文化传播体系。我们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程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风貌。比如，我们推进多学科协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完善新时代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鼓励文创产品开发推广等举措，促进了现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系有序建构，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广泛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中华文化立场更加鲜明生动。此外，倾力打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复兴文库》等传世工程也成为推动展示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助力。以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增强“向内凝聚”的文化力量，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向心力显著增强，文化自信有效提振，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
文化传播媒介升级赋能。技术是改变文化传播运行方式和业态环境的关键因素，谁掌握了前沿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传播的入口。新时代以来，我们重视运用新兴科学技术革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协同效能，有效赋能文化传播媒介。一是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通过关注“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深度聚焦和加快融媒体发展步伐，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的协同传播效能，着力打造价值鲜明、形态丰富、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主流舆论新格局进一步完善。通过深化战略思维，系统布局全媒体传播体系，特别是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主张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打通了建构媒体融合发展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同时，规范管理非公有资本进入传媒领域，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逐步完善全媒体文化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审核，理论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等网络资源建设和推广力度得以加强。二是深化数字化传播技术建设。数字技术发展丰富了文化传播形态和文化传播样式，它不仅促使文化传播内容可视化、传播方式智能化，而且能够以沉浸式、互动化的传播体验赋予文化传播更为强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方式、渠道创新的技术条件进一步巩固。我们通过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全景式呈现中华文化，构建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传播数字化基础设施加速推进，文化传播手段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实践表明，媒体传播体系和内容建设协同推进，“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切实把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有力减少和削弱了网络传播中的文化渗透、文化干扰和文化破坏，网络空间日益风清气朗，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取得新的进展。
二、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战略价值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当一个民族创造更大的文明进步，体现出高水平的文化品质，才能迈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正是我们党肩负的神圣使命，这也正是加强文化传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意义之所在。
加强文化传播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开始步入落后挨打、充满屈辱的近代史，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列强的一次次入侵，在浴火重生苦苦探索民族复兴的前途中，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的表达方式和实践路径，始终都没能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追求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最终都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先进政党组织、没有形成先进的富有感染力凝聚力的文化为指导而告以失败。伴随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中华文明复苏和觉醒的文化使命。从此，追求民族独立与实现国富民强的梦想呈现出新的曙光。在中国近代各种文化力量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共产党所代表和追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脱颖而出，这种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团结和凝聚一代代中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正是在“背负着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周期性规律摆脱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追求”中，我们党加强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把握历史发展主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思想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更加深厚，中华文明向世界呈现的不再是衰败凋零的景象，而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精神气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更是文化传播的历史责任。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只有不断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通过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而使先进的思想文化牢牢根植中国大地。
加强文化传播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从世纪之交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命题开始，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分别专章对“文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至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正式载入党的报告，这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赋予文化自信以理论意义，不仅使文化自信成为“四个自信”的组成部分，而且从实践上看，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物质强大的中国必须是文化自信的大国、文化自强的大国的观念，守护好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意识深入人心。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建设提高到我们党治国理政、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成就的高度来认识和践行。2021年，我们党通过对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突出强调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对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意义，因此，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提升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由“更”及“最”，一字更替，意义隽远。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赋予了文化自信更深的理论意义，这是对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系统性思维和原创性贡献，充分体现了执政党的文化责任和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设专章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进行了全面系统部署，首次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大命题，并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目标要求，这正是针对全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和我国国家形象塑造实际的系统性思考，更加凸显了文化传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价值。新时代的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对文化工作的系列部署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新的层次和境界，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加强文化传播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结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文化和文明互为依存、相辅相成。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已成功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摒弃了美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更好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从全球治理来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要切实应对世纪疫情、经济寒潮、生态环境等共同挑战，迈向美好的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的力量。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同质化和普遍性，否认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企图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把多元文化的世界强制统一起来。人类文明多元共存、千姿百态，以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全人类是不可思议的。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需要用各自的历史、语言、宗教、习俗、体制等进行自我界定和塑造，用各自的文化来寻求身份认同，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以各国家和民族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共同价值必然是相对的、发展的、变化的，由此，对文明的独特性、文化多样性的追求，越来越成为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历史地看，“一种文化更依附于它的价值而不是它的形式，形式可以被轻易地修改、抛弃、重新采纳；只有意义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充盈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代表着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是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打破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界限，倡导各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们只有加强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的传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三、精准明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现实挑战
当外部挑战咄咄逼人，两种社会制度既有合作、更有竞争时，文化传播呈现出激烈较量的态势，尤其是“很多人明明知道西方渗透的后果是什么，但就是不表明立场，或者说立场已经转过去了，这才是最要害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全党提出要求，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无疑，文化传播是软实力较量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文化传得远、传得开、记得住，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旗帜鲜明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发展先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应当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关键。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渗透侵袭，制造文化同质化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对内主张文化多元化，对外则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差异的正当性，大肆宣扬美国文化中心主义。他们既以反恐、重建为借口，通过政治、军事上的干预，同时，更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手段加强渗透，左右人们的思想，引发意识形态的混乱，动摇一些国家和地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内乱和分裂。在美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相结合的策略下，进入21世纪以来，从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粗暴干涉，且从不讳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交往，首要是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在后冷战的世界中，“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人们需要用文化来寻求身份认同，否则必然导致文化的无序状态乃至文化死亡。因此，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越来越成为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而捍卫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必然成为每个国家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美国深知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但它受文化帝国主义野心驱使而无法停止全球文化扩张，并加强国家文化战略的研究和运用，“对内将文化多元化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以便更顺利地实施国家治理，对外则借用‘球域化’（Glocalization，即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的嫁接）的概念在其文化产品中不断注入目标国家或地区本土文化的元素，以此赢得当地民众的认可”。因此，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并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我们必须在与国际交流交往中警惕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坚定捍卫自身文化的独立性。
大众文化勃兴缺少规制，加剧文化低俗化顽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价值观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不断受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末，大众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态正式登场。大众文化因其商品性、流行性等特征，具有解构崇高、解构理想的倾向。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宗教、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也有学者警告道：“一旦文化承载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崇高变形为娱乐低俗……势必造成相关链接的脱落，而由这些特定符号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也会随之受损或消解。”甚至有学者悲观地认为：“现代大众要的只是满足其生理需要的娱乐，而不再是生活意义的揭示，审美情趣或知识的增长。”大众文化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上述观点尽管有些偏激，但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的现实问题，即大众文化拥有广泛的受众，一旦其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必将对主流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乃至挑战。因此，不以商业标准取代文化的标尺，实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有机兼顾、动态平衡，涵育向上而行的文化则需要文化传播层面的考量。特别是在一段时期内，伴随大众文化而来的以“反思”“新解”为由，曲解历史甚至诋毁革命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也甚嚣尘上，一度造成我们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流失，损耗着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一些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对老百姓的历史观更形成了严重的误导，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此类文化现象的传播空间被大大压缩，但这股文化思潮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中，媒体内容低俗化、议题设置过度炒作、煽动网络情绪非理性表达、偷梁换柱式虚构“卖点”等等，恶化了文化传播空间，极易消解媒体的主流价值引导功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
特殊群体亚文化对冲，折损主流文化建构。一是青年学生群体，这是美西方国家试图拉拢利用的重点人群。各种敌对势力采取各种方式扭曲青年人的价值观，尤其是美西方的大片、薯片和芯片利用与其文化关联裹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深度渗透，使人感受不到文化的侵袭，反而将其推崇为一种时尚。事实上，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通过直接或潜在的文化渗透，美西方国家正极力把青少年引向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图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乏人，进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这已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课题。二是少数违法违纪案例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由于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每年被违规违纪通报处理的数据居高不下，但相对于拥有9800多万中共党员的大党来说，这毕竟也是少数。但个别违法犯罪分子涉案金额巨大、手段越来越隐蔽，尤其是一些高级官员违法案件产生了不好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对整体与局部、违纪与违法认识不清，导致一些人对公仆意识、廉洁文化发生曲解，对“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的重大政治判断认识不清、理解不透、感受模糊。三是特殊群体的非理性情绪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迫切，因此在食品安全、医患关系、教育改革等民生方面的诉求一旦出现矛盾和冲突，就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贴上标签，并刻意放大，激化矛盾、发酵情绪、鼓动不满，甚至将风险向政治领域传导，把矛头指向社会制度，攻击党和政府。对此，则需要我们细分群体和受众，结合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用主流价值直抵人心的力量矫正个性偏差，从而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效整合。
四、统筹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新格局
激发文化活力、发挥文化优势，越来越成为当前和今后世界各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因此，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遵循，统筹推进文化传播，从而真实、立体、全面展示中国形象，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强化传播属性。一个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是国家集体意志的文化体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通过文化传播的国家行动才能实现。而文化传播的国家行动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安全进行文化供给的中介环节，倘若缺少国家对文化传播的积极引导，任由文化自发传播，往往就会导致文化生产的混乱局面，威胁到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强化文化传播的国家属性，一是要坚守国家文化安全的底线。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迈入动荡变革期，美西方国家枉顾中国国情实际，以“超然”“普世”等口号兜售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又与历史问题、社会制度相勾连，图谋涣散乃至瓦解中国民族精神，阻碍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予以有力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的范畴，“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剑指文化领域病灶，使“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大大清除了国家文化主权的安全隐患。因此，恪守文化安全的底线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着力建构大安全格局，必须长期一以贯之加以坚持。二是要适时拓展国家治理的文化功能。推进国家治理，如果“没有一套令人倾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即意识形态，任何现代国家、党派、个人都无法施行有效的领导权，也就寸步难行”。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需要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尤其是面对社会多元价值取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激荡等新形势，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文化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作用。通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要防范化解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文化风险挑战。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形成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生机勃勃的社会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更加厚重坚固，更加强劲有力。
坚守传播立场。中华文化博大深远、源远流长，通过文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由博返约，纲举目张，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文化传播的立场，关键是在文化传播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融会贯通于文化传播的全方位全过程。一是坚守“姓马”的立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不断赋予其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不仅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更是文化传播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并阐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使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二是坚守“姓马”的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集大成者，其蕴涵的基本观点，既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更是推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文化传播体系的利器。因此，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需要我们根据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着力增强文化传播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将融通于改革开放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思想文化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此应对文化繁荣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三是坚守“姓马”的方法。这就需要在文化传播中掌握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通过切实把握好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偶然和必然、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通过加强文化传播的全局性谋划，实现国内和国际相统筹，实现问题导向和实现目标相统一，从而不断提升文化传播的艺术和效果。
形成传播特色。“内容为王”是传播的基础，唯有体现个性、具有特色的文化传播才能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从而增强传播效能。尽管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明显，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美西方国家仍然把控传播霸权和文化霸权。有资料显示：“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正是由于国内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所带来的症结，导致外来文化产品不断侵蚀挤兑国内文化市场。文化传播内容的生命力在于个性与特色，唯有那些思想精深、内容充实的文化产品，才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一是民族的特性。只有解决好了民族性问题，才更有力量去解决世界性问题。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所积淀下来且从未间断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习惯与风俗、制度与行为等，是民族特有的秉性和精神品质的体现，是融入每一位炎黄子孙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强调民族的特性就突出了文化的主体性，使文化自信有了根本依托。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离不开文化传播，推动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强需要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当然，“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二是时代的特征。每个时代所具有的文化气质，应当是该时代精神气象的表征。文化传播只有紧扣风云变幻的时代，才能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昂扬向上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成就及其文化呈现，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都是实现高质量文化传播的宝贵素材。三是人民的特质。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要求。而“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文化传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求文化产品必须根植于人民，就是需要关注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把握人民愿望，始终贴近人民，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满足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与增强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相统一，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从而使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讲好中国故事。要使中国话语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就需要我们具有讲故事的能力，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提升文化传播效果的最佳方式。通过讲述事实、构建形象、传递情感、阐明道理，通过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一是讲中国历史的故事。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衍生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蕴涵着治国理政深邃的思想文化。“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历史人物、事件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二是讲中国当代的故事。当代中国日新月异，五级书记扶贫的故事、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的故事、科技工作者的故事、农民工的故事、外卖小哥的故事，甚至“村晚”“村超”“村BA”等等都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都在书写中国故事的新篇章。这些故事鲜活生动，可敬可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三是讲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不仅长期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在环境、气候、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应大书特书。四是讲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故事。当今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日新月异的故事是用中国价值观念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于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新的路径。五是讲中国政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应当讲清楚党的性质和宗旨，与世界其他政党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这个先进政党所具有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总之，通过故事粘连情感，使每个受众都能从每个故事中找到情感的代入点，从而形成传播涟漪。同时，通过借助国外友人和传播平台，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使外国人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听众，也可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人。
创新传播手段。当今世界的变化速度比以往更快，我们已被海量的数据所淹没，“人类正逐渐将手中的权力交给自由市场、集体智慧和外部算法，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类无力处理大量数据”。因此，传播技术和手段的更新不仅改变着文化生态，而且成为提升文化传播效率、效果的重要因素。人类社会信息系统的不断发达，依赖于传播媒介的不断丰富，没有进入传播媒介通道的信息则不可能为社会发展带来任何影响，而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会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和核心，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现代传播技术，深刻改变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和人们生产方式，这为新的文明形态创造了条件。一是发挥全媒体的作用。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通过抢占国际互联网媒介信息空间，放大文化传播的功能，突破传播的疆域，并快速将人类推向全新的信息社会，使文化信息无处不在，使中华文化的传播触手可及、中华文化的影响无时不有。二是细分受众精准传播。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竞争加剧，谁拥有了受众谁就更大程度拥有了传播的效果。因此，不仅需要探索人工智能细分受众，实现文化传播的精准化，而且还应当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实现海量的文化信息与个性化的文化需求相匹配。通过建好移动传播平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据文化传播、思想引领的制高点。同时，充分认识到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传播方式，切实增强跨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力塑造国际舆论。三是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通过精心组织重大议题设置，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让人们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始终与主旋律同频，与正能量同向。同时，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推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一系列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的落实实施，管好用好商业化互联网平台。通过深入开展“清朗”等专项行动，防范资本影响舆论，严格规定网络传播秩序，加快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切实把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
盘活传播资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语言、思想、制度、器物等不同文化形态的总括，它们所蕴含的价值观都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应当被激活放大，实现价值共振，从而使文化传播获得不竭动力源泉。一是通过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源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通过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复和多形式的传播，“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将中华文化的内涵、载体更加充分地展现在国际舞台上，从而形成全人类的文化精神滋养。二是通过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等的建设，普及群众性文化活动，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把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让文化展示看得见、摸得着、能享用，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三是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新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既通过文化产品与市场融合，提升文化遗产旅游品质，又通过对乡村旅游等建设成就的开发，挖掘其精神内涵，发展特色旅游。四是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大力推进文化贸易。面向不同国家和区域，通过搭建开放包容的交流对话平台，用中国道路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充分展现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通过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合作，不断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提高文化产品在文化交流中的份额和影响力，推动更多当代中华优秀文化成果进入国外主流社会、影响主流人群，形成更优更广阔的话语空间。通过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增添多彩活力，从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简介：张北坪，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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