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面对这一最新重大成果，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大任务。唯物史观是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根本遵循，而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石，必须积极介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必须将其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维度上把握。站在社会形态的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特征及其超越意义展开解读，有助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深刻地回答“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为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
一、总体性：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法
现代化不是脱离社会形态在真空中运行的，总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其历史发轫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里没有直接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但在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性质与生产方式的论述中、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和规律的认识中，实际上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现代化思想。“现代化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中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表达。”与其他现代化理论流派相比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抽象地考察现代化，而是在探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中揭示现代化的产生、进程、矛盾和前景。从社会形态来讲，现代化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更高级形态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社会形态、现代化和文明形态具有逻辑同构性：现代化内生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文明形态本质上就是特定历史阶段文明的社会形态表达。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性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价值依据和理论基础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提供了根本解读视角。从社会形态出发审视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总体性方法。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的重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优势。“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他关于社会关系总体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实证科学，归根到底就在于其用辩证总体性方法把握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现实生活生产和再生产，“以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有机总体为研究对象”，对社会历史展开总体性的研究，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种社会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并且处于不断生成、不断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中，由此形成了揭示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范畴——“社会形态”，从而超越了抽象的本体论同一性思维、思辨的总体性思维和抽象的实证思维。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社会形态范畴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总体性，即横向方面的结构总体性和纵向方面的历史总体性。
第一，结构总体性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主轴展开，旨在揭示社会形态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有机构成的关系结构总体。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既不是理念的产物，也不是僵死孤立事实的总和，而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相互交往形成的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整体，其中既有物质的生产关系，也有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社会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它们成为整体的一个环节。因此，总体相对于部分具有优先性，部分必须放在总体中理解，脱离总体的部分将不再成其为部分。这一总体也不是均质的总体，各种社会关系之间不是平行或并列的，也不是简单相加的，而是如同建筑一般，由不同层次、不同地位、具有不同作用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结构总体，即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关系是“普照的光”，决定着社会总体的性质。
第二，历史总体性指的是社会形态更迭演进过程呈现为一个总体。任何一个作为横向社会关系的总体不是凝固不变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不是一种断裂，而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的总体存在，从而呈现出历史总体性。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不能停留在现象的直接性上，将其变为静止的、孤立的对象，只有把社会现实放在作为总体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把握它们的起源、根据、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正如柯尔施所言，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的辩证统一过程。从纵向上看，社会形态历史总体性体现为一个从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未来共产主义演变的“历史性总体”。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没有终结历史，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社会形态。
第三，社会形态作为总体性存在，其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现实的总体既是结构的又是历史的。结构的总体是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历史的总体则是这种关系的演进过程。作为横向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总体存在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要归属于作为历史过程的总体存在；作为历史过程的总体存在的演进发展是在总体结构内部的矛盾推动下展开的。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对这一图景进行了深刻描绘。
社会形态总体性方法要求在牢牢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以历史的、整体的、能动的眼光看问题，在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整体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发展及意义，避免以碎片要素代替整体，以割裂思维代替关系思维，将事物的多样性归结为没有区别的简单同一性。运用社会形态的总体性原则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更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历史方位和独特意义，从而以更强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系统化转型与重构，其显著特征就是总体性。“现代化是一个常被用来描述人类社会发生整体性变迁的集合概念，是一个包含器物、观念、社会、制度等层面现代化的综合发展体系。”深刻把握这种总体性，必须深入社会形态内部，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总体中去把握。从起源看，“社会分化”是现代化的突出标志，但这种分化不是支离破碎，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其在功能方面构成一个整体。因此，立足于社会形态，从纵横两个方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展开深入剖析，能够超越单一的视角，以更加整体的方式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总体性
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横向结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其结构总体性呈现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性，具体体现在现代化目标、布局、动力三个层面。
1.现代化目标的总体性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某一领域或某一指标的发展，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要求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一种既追求物的全面丰富，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既注重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强调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有机统一的现代化。其次，这种整体目标具有高层次性，不是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增长，而是“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高质量发展。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总体性还体现在不仅立足自身，而且胸怀天下，既追求中华民族复兴，也追求世界共同进步，“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2.现代化布局的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总体性体现在布局上，就是注重社会有机体各个领域和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共生性、联动性。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澄明了现实社会真实的总体性，指出社会是由各个领域和要素按照一定结构构成的有机体。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单凭经验的范畴和逻辑公式构筑思想体系的大厦而把社会机体各个环节割裂开时，提出了“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的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有机体的总体性，即“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综合进程，它包括经济、思想、政治、社会多方面的同步发展，尤其是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总体性要求就越突出。“发展必定意味着社会机体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以及各种成分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是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布局日趋全面、内容日渐丰富、改革日益系统。
一是从曾经比较侧重经济领域的工业化、相对比较单一的现代化目标取向走向如今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发展、同步推进、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二是对总体布局的各种具体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也越来越重视，比如在强调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注重各种因素的耦合和深层有机联系，提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揭示了社会机体不同领域和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从生产力现代化，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三是改革的系统性日益增强。作为后发国家，相较于“串联式”的现代化，中国“并联式”的现代化面临着特殊难题：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这导致各种问题矛盾必然集结交织呈现。尤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将更加凸显改革必须告别修修补补的碎片化思维，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战略高度，围绕关于全局性的矛盾问题展开系统谋划，实现整体突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
3.现代化动力的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动力源，而是越来越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的作用及其协调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形态发展动力时既强调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也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既包括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所起的基础性、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也有来自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的、支撑性的反作用，从而实现“动力、平衡、治理三种机制的统一”。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的主导性力量。与先发现代化路径不同，对于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现代化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一个目标”“一种追求”，要实现该目标必须依赖政党的力量，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自觉把民族振兴、国家强盛同追求现代化紧密结合，变历史被动为历史主动，以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以民族复兴引领现代化，根据实践发展不断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把握现代化发展趋势，深化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与时俱进调整完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调动各方、形成合力，自上而下强有力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和发展，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
第二，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性是有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来实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的力量靠党的领导来凝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让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三，坚持科技创新的第一推动力。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科技创新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动力引擎。科技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和主导性要素，从整体上引领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也结合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不断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和推进现代化。
第四，坚持高效市场的配置性力量。“西方式现代化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我国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市场经济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以市场否定政府作用，也不是以政府作用代替市场规律，而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轮驱动、有机耦合，让政府与市场同向形成发展合力，充分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
第五，坚持制度体系的规范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想，不断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调整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及政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条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不断完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有效激活市场、资本力量的同时保证人民的力量被充分激发、人民的权利得到根本保障；二是高度重视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不断推进法治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第六，坚持意识形态的整合性力量。“发展”与“稳定”是诸多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面临的两难之一。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快速变革的社会中统一思想共识，激发团结奋进力量，是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意识形态是凝民心聚共识的重要思想整合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减少思想摩擦，激发奋斗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广大民众为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
总之，从结构总体性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断调整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各种政策，在促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维的有机互动中开创并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是一种现代化建设新模式，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实现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相统一的现代化；以强政党为引领，实现人民强、国家强、民族强相统一的现代化；布局上以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是实现了生产力跨越发展、生产关系兼容并包、上层建筑完善相统一的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总体性
从社会形态的更迭演进规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的历史总体性，有以下三对重要关系需要深入认识：一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历史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三是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自身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范式”进行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论”，开创了一条既坚持独立自主又不断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先进成果、既以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色又不断赋予其时代特色的现代化新路。
1.科学对待资本主义：时空并行下利用资本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
从发生学的角度，现代化可以分为内生型现代化和外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面临的第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上，无论是第一波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同质论”，还是第二波现代化理论的“依附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该问题。古典现代化理论以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不可避免地踏上被西方社会检验过的机制和发展进程为基调，认为非西方国家要摆脱欠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就只能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实质上就是“现代化=西方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态度。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给予古典现代化理论足够的检验证明，相反还带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等系列矛盾。于是，在批评古典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依附论”兴起。他们反对古典现代化论者将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前现代”，而是认为这是由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造成的，并提出“去依附”的脱钩战略。萨米尔·阿明就明确指出“与世界市场的决裂是发展的首要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非西方现代化，破解了外源型现代化面临的历史难题，实现了向内生型现代化的飞跃，其开创性贡献之一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拓新了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从社会形态更替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的继承物。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科学设想了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指出落后国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相反，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存在的前提是，在共时性上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在历时性上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可见，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则必须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地拿来复制，而是要继承性超越。
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目的在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并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超越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前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面对既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汲取先进文明成果，同时又要摆脱资本主义霸权钳制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自立自强是对外开放的基点，以自立自强谋求独立自主、公平合理的发展，避免陷入依附性的积累；同时，又以对外开放反对脱钩式的发展主张，从而充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更好地自立自强。以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取代西方现代化，而是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到一种更加适合当今世界发展需要、更好促进各国探索各自现代化道路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就开辟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利用资本主义又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回答了落后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2.科学对待历史传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外源型现代化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古典现代化理论在如何对待“传统-现代”的关系上是一种进化论视角，秉持“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简单二分法，“把现代化的世界性进程解释为传统社会向着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模式（西方社会）发生单线式渐进变化的过程”，将传统视为非西方国家不能迈向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与西方激进的传统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方面地把历史视为累赘负担，而是强调以辩证的视野认识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历史的宝库作用。现代化本身虽然是不断解构传统性、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不会退场，相反会以各种形式对现代化变迁产生重要影响，从而获得生命力不断演进到现代。同时，现代又会因时间沉淀而不断发展衍化出新的传统。所以，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对存在、相互转化的。现代需要以传统为根基才能根深叶茂，传统需要激活才能走向现代。“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展现出“中国特色”，就在于文化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正确认识传统的作用只是第一步，更难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在中国现代化启动之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难题一直纠缠着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属于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中西”之争激发“古今”之辩，造成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加之对西方文明严重缺陷的深刻反思，进一步凸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难题。“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争，“全盘西化”“彻底摧毁与重建”的悲观与“尊孔复古”“回归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固守，都未能彻底找寻到一条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通过“第二个结合”找到了超越东西之分、古今之辩、体用之争的正确道路，实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有机融合，深刻回答了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是不要传统的现代，也不是简单复归传统的现代，而是立足于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重塑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丰富思想资源，为独立自主探索非西方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深厚根基，必须加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社会形态属性看毕竟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不会自动匹配现代化建设需要，亟待转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打破了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历史观，找到了解决传统与现代背后“古今中外”之争的关键，为落后国家处理好接受外来先进文化与保持自己文化的民族独立性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锁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割裂”历史，而是要通过“第二个结合”“缝合”历史，实现从“文明蒙尘”到“文明重光”的飞跃。
3.科学对待自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成型”但未“定型”的现代化
历史是一个不断地生成的过程。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历史总体性的角度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还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来对待，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题的贯通性，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持续性。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的继续。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道路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本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亦是如此。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经历了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飞跃。这一飞跃是在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现代化探索实践基础上的继续，同时又标注了新的历史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既承接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使命，同时又实现了现代化探索的质变，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被动的中国现代化转向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后，一以贯之地推进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党的七大到二十大，除了党的九大、十大等党的代表大会之外，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终结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对于“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形成了更加成熟的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完成时”，恰恰相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开放性事业，现正处于关键的“进行时”中，面临许多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有待解决。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以更强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历史主动不断根据实践发展推进这一伟大进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党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超越意义
立足于社会形态的总体性，在对比资本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现代化中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一种非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超越性意义，能够更为深刻回答“为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资本主义现代化总体性的矛盾分析
不同的社会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总体性。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具有总体性，但其总体性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总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一个受资本逻辑主宰的社会总体：“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资本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总体呈现出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在资本的主导下，社会有机体向总体的“自我”运动、“自我”推进，只能以各要素各局部相互依赖又相互反对的形式来实现，从而体现为一种单极现代化——目标单向度、动力单极化，以及世界文明格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和不断的“文明冲突”。
受资本逻辑主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核心目标。这导致其不可能追求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等诸多要素的耦合、协调和总体的发展，由此必然带来社会发展总体性的缺失，有机的世界被割裂成为碎片化的世界，属人的世界受物的逻辑所统治，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对抗，整个社会沦为单向度的社会。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曾经激烈批判的那样：“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
西方学者一般视工业化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治理的法治化及人的现代性等系列现代社会要素被一一塑造，然而这种发展是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虽然资本对推动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发展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这种进步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且这些危机日益互相交织，形成系统性危机，对生产力形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资本扩张为基础动力的单极现代化出现“反发展”图景，不仅科技进步的历史逻辑被资本外化为封闭性、排他性，更重要的是人作为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力量被片面化，如马克思批判的那样，“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
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图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张力：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全球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联系和依赖加强，但另一方面将现代化的发展、文明的版图框定在资本主义之中，造成世界文明格局“东方从属于西方”，抹杀了发展道路的多元多样和文明的多姿多彩，“文明冲突”不断。
从总体性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的不统一的统一体，“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矛盾和危机就越激化和加剧，由此注定必然会被新的总体性所代替，迈向一个注重各要素、各领域协调发展的更高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其对于人类总体性建构的历史使命是相辅相成的。”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的开创者，但不是现代化的终结者。
2.苏联模式现代化总体性的失调分析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如何实现现代化方面形成了苏联模式。该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驱动力、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苏联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以及政权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随着历史发展，其逐渐僵化，暴露出严重弊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是一种总体性失衡的现代化。
首先，从发展目的看，苏联模式是强国而不是富民的现代化，没有解决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将社会作为有机整体，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强调把社会作为有机体，而且更注重对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分析。社会形态发展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的过程。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二者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并提出离开了个人的集体是虚幻的集体。然而，在苏联的现代化建设中，作为社会前提的现实的人长期被忽视，只注重社会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没有把发展的成果落实到人的共享上。
其次，从社会布局看，苏联模式是一种结构失衡的现代化，没有处理好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苏联将现代化整体目标定位于追求军事强国，赶超英美。这导致其在现代化布局中只注重经济，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忽视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民生发展。
再次，从发展动力看，苏联赶超型现代化模式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要驱动力，没有解决好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虽然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一条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比较合乎实际的途径，但可惜很快被放弃，经济的方法逐渐被行政命令所取代，社会发展由一系列宏观的社会发展指标所框定，单一所有制代替多种所有制，社会发展失去活力。
最后，从对外关系看，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是一种封闭的现代化，没有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虽然列宁提出了“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斯大林执政初期也注重利用西方先进技术，但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冷战铁幕落下，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关起门来搞创新，不仅“导致苏联模式的日益封闭僵化”，而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失去竞争力和吸引力”，最终“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较量中败下阵来”。
3.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超越性分析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集中体现。文明形态本质上就是社会形态，“是对内嵌在社会形态之中的文明之类型与特质的概括”，“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是基于人类社会形态总坐标而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最新表达”。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单向度的总体性、苏联模式失衡的总体性，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总体性，超越了“畸形、残缺、片面发展的现代化”，走向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从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归根到底在于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从最根本的层面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为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于现实的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以“政党、市场、人民”的合力为动力，重塑社会内部结构和外部全球格局，逐步建构起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相较于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文明，从目标上超越了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实现了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高度重视物的现代化，但物的现代化服务于人的发展逻辑，在这里，“人的发展-物的发展-人的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代替了人仅仅作为手段的“物的发展-人的发展-物的发展”的物本逻辑。
二是超越了“消灭资本”和“以资本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在平衡好“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关系中创造了“利用资本”但又“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能否驾驭资本，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评判不同现代化道路孰优孰劣的重要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提供根本政治保障：一方面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极力摒弃资本的野蛮面，从而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超越了物质主义的单极化发展，实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从“两个文明”的强调到“政治建设”的纳入，再到“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扩展，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统筹推进的阶段，这与单纯追求物质的膨胀不同，是一种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机协调基础之上的社会全面发展。
四是超越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冲突图景，勾勒了多种文明互学互鉴的共生图景。“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是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两种典型观点，前者强调同质的最终趋势，后者强调异质的文明冲突。无论哪种观点，实质上都抹杀了人类文明共存交融的可能性。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文明的平等性和互鉴性，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多种文明共生共荣的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图景，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超越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重塑了人们对世界文明格局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认知，使现代化由“单数”变为“复数”。
正是基于对社会形态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总体性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内生型现代化的自觉，改变了以往外源型现代化的被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扎根于中华文明，同时又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协调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创造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
（作者简介：王静，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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